新书介绍
[ 2010年第1期 新书介绍 ]
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发动得还少吗?1951-1952年是“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等等，哪一次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呢，运动来运动去，问题总也解决不了，最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文革”搞了十年，要多长有多长，要多彻底有多彻底，除了造成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以外，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辑录了历次运动中一些较典型的亲历者的回忆，作者包括李雪峰(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前北京市委书记)、萧克(上将)、李新(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慎之(原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龚育之(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室副主任)、韦君宜(著名作家)、于光远(著名学者)、李锐(原毛泽东秘书)、李昌(原中纪委副书记)等。看一看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体会一下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凡有人性、有良知者，谁会期望通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运动，来解决我们面前那些令人愤愤不平的社会问题呢?
1980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曾经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你们今后将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邓小平回答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文革”对社会进步的毁灭和对我们个人灵魂的虐杀，早已被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大潮冲刷得痕迹模糊了。
邓小平1980年对意大利记者的谈话显示，他对这个问题也早有认识，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一切问题要通过民主监督和法制建设的办法有序地解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狠抓了经济建设，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但却没有能够下大力气及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和法律保障制度，致使无序竞争恶性发展，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党的十五大已突出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实现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只能照邓小平当年讲的那样，摈弃一切沾染着封建主义痕迹的制度和体制，真正使我们的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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