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上访记
[ 2010年第1期 1978年上访记 冯冠扬 ]
1978年春天，我在山西农村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报告”的消息之后，敏感地意识到我有出头之日了，二十多年的罪也受到头了。
1957年6月22日，我在河北宣化工作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因而被打成右派，时年20岁。后来因为我父亲解放前给陈立夫领导的“导淮委员会”当会计主任，因此定我为官僚家庭出身。1958年2月2日被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8年徒刑，送龙凤山采石场劳动改造。1966年2月刑满释放后，仍戴有现行反革命帽子，被送到山西省阳曲县的一个小山村里监督劳动改造。1976年经村里的贫下中农审议批准给我摘掉帽子，但仍留在农村里劳动就业，只是不受管制了，比戴帽时有些“自由”了。
判刑后，因为有很多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严重与事实不符，有些更是“莫须有”罪名，所以我向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后被中院合议庭驳回，维持一审原判。在劳改队里我也几次提出申诉，换回的是“你再不服判决无理取闹，给你加刑”!
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多次用双挂号信函向宣化区革命委员会寄去申诉材料，大喊冤枉，要求对我的案件进行复查，但每次寄出的申诉材料，都如同泥牛人海，没有一点消息。公社里的邮寄员在办理挂号邮件时说：“你办这些事靠写信根本不行，必须亲自去河北才能解决问题。”这时有些和我一起下放到农村改造的“四类分子”，有的跑到太原去落实政策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离开山西农村外出上访。
去太原
我当右派那年才20岁，还没有结婚。劳改8年，在农村被管制12年，这时我已是40岁的人了，但仍然是无牵无挂的光棍一条。收拾了几件替换的衣服，拿了一条毯子，随身带了80多块钱，把窑洞的门一锁，钥匙交给房东，向生产队长请了假，告诉他我去太原落实政策。
还有点事需要说明，当时父亲在山西省商业厅工作，所以1966年我刑满释放之后，仍戴有“现行反革命”帽子，劳改队派人把我送到太原，交给当地派出所管制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太原市疏散人口，把我连同其他“四类分子”统统疏散到农村，我被送到阳曲县东凌井公社河村大队花沟小队，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在那里呆了12年。
到太原后我住在当教员的妹妹家中，父亲在文革期间去世了，母亲随妹妹一起生活。我先到山西省革委会信访处，上访的人真多，排了很长时间的队，等了半天接待人员答复我说：“我们不管你的事，只管山西省内的案子，你的事得回河北省解决。”我碰了一个钉子回来，又到太原市公安局庙前派出所，是他们把我疏散到农村去的，“右派”摘帽了，应该叫我返回太原。派出所的所长答复我说：“我们是执行单位，是河北省给你戴的帽子，我们按‘四类分子’对待你。你只有回河北才能解决问题。”这位所长的一番话给我指点了迷津——只有回河北去，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母亲和妹妹都坚决不同意我回河北上访。母亲说：“你戴了十几年‘帽子’，弟妹们也受很多株连，这回好不容易把‘帽子’摘了，就安生的过日子吧!你不服气闹上访，再给你戴上帽子，我们全家人就不认你了!”妹妹也在一旁劝我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反右运动中受委屈的人多了，不只是你一个，你就老实安分点吧!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你，缺什么东西上这来拿。”多么令人伤心难过的劝阻，这一代人被历次运动吓破了胆，他们认为你越不老实，越不服，越要对你实行专政，直到你服了为止。那时我有一个弟弟在太原一家大饭店里工作，有一些上访的人生活没有着落，到饭店里帮助收拾碗筷干些杂活，捡些客人吃剩下的饭菜填饱肚子。他们有时也和饭店的职工谈谈上访的经历，比如坐火车、坐汽车都不买票，向售票员说声我是上访的，售票员就不管了。还有些人到过北京上访，说了很多北京的情况，因此弟弟主张我到石家庄上访。他懂得政策，决不会因为我上访再戴上帽子。他给我些钱和全国粮票，并给我买了一些路上吃的烧饼，送我到太原火车站。我没有买车票，虽然身上有钱，但前途未卜，不知道上访的路有多长，能少花尽量少花。
去石家庄
从车站后边，我拎着小包走进了站台，一会儿过来一列从西安到石家庄的列车，我随着人群登上了车厢。人不太多，找个空位坐下，列车行驶了一会，车长开始查票。当查到我时，我说：“我是上访的，没有买票。”并随手掏出了我的上访材料，他扫了一眼装在衣兜里说：“一会到8号车厢去找我!”随后又忙着查票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找到8号车厢车长办公室，他正在专心地看我的申诉材料，看见我来了，把材料还给我说：“我们是凭票坐车!”“我到石家庄上访，没钱买票”。他又说了一句：“我们是凭票坐车!”然后说：“你上访的材料太简单了!”我为了便于坐车出行，简单地写了一个申诉书，上面写着：“冯冠扬，男，40岁，因‘现行反革命罪’冤案到河北省革委会落实政策，1978年5月13日。”“我有详细的申诉材料”，说着从身上掏出了我的申诉书，车长也没有看，就办自己的事了。我又站了一会，他也不管我了，然后我回到座位上，坐到石家庄车站。
到石家庄已是夜里11点多钟了，我没有跟随旅客出站。为逃避出站时查票，我从车站旁的一个小门出了石家庄站。车站上的人很多，一些人躺在候车室里睡觉。我也找了个空地，铺上毛毯躺在上面，但怎么也睡不着，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洗洗脸，漱漱嘴，坐头班车到河北省革委会信访处排队等候。信访处的接待人员看了我的申诉材料说：“凡经过法院判决的案子，归口到省高等法院去解决。”随后发给我一个路条，上面印着坐几路车到省高院的路线图。我按着路条上的走法到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信访处”。填好了表，交上了申诉材料，在外面等着接待人员的传唤。等到11点40左右快下班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男接待员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这时其他工作人员已经下班回家了，在路过他门口时别人问他：“怎么还不下班呢?”他说：“处理完这个案子就走!”他草草地看了我的申诉材料说：“你的案子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不会有什么出入，法院判案是严肃的，即便有些差错，也与大局无关，不会影响判刑。现在群众给你摘了帽了，不受管制了，你回去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不要到处上访，对你没有好处!”几句话把我给打发走了。
出来上访时我的情绪很高，希望自己的冤案能够平反，这下给我当头一棒，受了很大的挫折。这时我想起母亲和妹妹的劝阻，不要我出外上访，这下碰了个钉子，怎么办呢?是回山西农村老老实实地劳动干活，还是到北京继续上访?我考虑了很久，一不做二不休，已经走上了上访之路，决定再去北京上访。
去北京
没有心思在石家庄逗留，下午赶到了火车站，仍没有买票，从昨天出站的小门里混进了站台，坐在树荫下等待去北京的火车。不大一会儿，开来一列成都到北京的特快列车，停在站台旁，乘客下完车之后，列车员把在门口，对乘客逐一检票上车。我没有车票，列车员肯定不让上车。等乘客全部上完车后，火车马上就要进京了，列车员开始打扫车厢外面的卫生，有的喷水，有的擦玻璃。列车在石家庄站停车15分钟，车上的乘客，下车买食品、冰棍，在乘客上上下下之际，列车员也不管了，我拎着包乘机上了火车，找个空坐下来。不大一会儿火车开动了，特快列车上不查票，2小时中间不停就到了北京。
坐在车上我自己考虑，如果能给我落实政策，那是求之不得的事，一旦像在河北高院那样碰个钉子，我就不回山西农村了。过去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全家人都受株连，不去农村不行；现在帽子摘了，上哪儿不愁找碗饭吃。
火车在北京站停稳后，我没有从检查口出站，因为无票乘车，肯定会找些难堪。在火车快进北京站时我就看好了出路，从火车站南边绕到崇文门，再走一段路就到了站前的广场了。那时北京站前进京上访的人真多，有男有女。有穿得干干净净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有穿着旧军装胸前戴满军功章的转业军人，有一身农民打扮的老者，有衣着褴褛的“叫花子”，有邋遢的残疾人，也有衣着入时的青年男女……他们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北京，向中央各个部门申诉自己的冤情。据说华国锋主席从北京站坐火车到朝鲜访问，看见车站上这些各式各样的人，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随从人员告诉华主席说：“他们是上访人员。”华国锋说：“这些人从全国各地来京上访，必定有很大的冤情，通知信访部门要很好地给他们落实政策!”
很快我在北京站上找到了一个同病相怜的上访者，他是河南某县商业局的干部，因为右派问题劳教了几年，后来又下放到农村，转来转去现在连户口都没有了。他来北京上访一个多月，各个信访部门的接待站都去过，知道从北京站坐几路车，怎么走法，是个“上访油子”。最后公安部信访处答应他，只要回河南愿意去哪个县都给他落户。他不愿回去，在北京呆个时期再说，反正一个人吃饱，全家人都不饿。说着天黑了，他要找个地方吃饭去。我从提包中拿出几个烧饼，叫他敞开肚子吃，不要客气。他一边吃一边说：“还是咱们难友好，讲义气。”
吃完饭我俩又聊了一会，各自说说上访的原因。到晚上十点多钟，他带我到车站二楼的候车室里，躺在没人坐的椅子上睡了一觉。
天亮了，北京站里有洗漱的地方，有开水喝。我俩又吃了两个烧饼，他领我到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去上访。从北京站坐上20路汽车，上车后他主动向售票员打招呼：“我们是上访的。”售票员也不再要我们买票。到天安门广场下车往东走了一会，就到了正义路1号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院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争先恐后的领登记表，趴在一溜长桌子上填写，填好之后交到工作人员手里，等待工作人员挨序叫号。我想这么多人什么时候才轮到叫我。陪我同来的那位“老右”，碰到一个河南老乡，他乡遇故知，俩人谈得来劲哩。他和我约好办完事一起回车站，怕我初来乍到的认不得路。
等了一会，小门开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同志把我叫进了她的办公室，屋里地方很小，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我俩面对面的坐着，她认真地看着我的上访材料，随后她问我：“你是什么成分?”“我是城市平民，可判决书上硬说我是官僚家庭出身。”“你父亲在旧社会干过什么事?最高职务是什么?”“我父亲是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学生，解放前当过导淮委员会的会计主任，解放后在山西省商业厅干部学校教书。”这位女同志听了我的回答“哼”了一声，从她哼的一声中，我听到了希望，感到我的问题能得到解决。我父亲解放前的官职，充其量是个处级干部，根本算不上什么官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把人划成不同的阶级成分。同一个人，阶级成分不同，问题的性质就大不一样。有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则变成了敌我矛盾。我的阶级成分变了，案件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
那位女同志认真地看完了我的申诉材料之后对我说：“我们只对省高院，一般不对地方法院，考虑到你在石家庄和宣化之间来回跑很不方便，我给宣化法院写一封信，叫他们对你的案件进行复查。”这时我一颗紧绷的心总算落到肚子里了，我从农村出来上访就是希望复查我的案件。
女同志把信写好之后，又到旁边的办公室里盖了一个公章，然后装到信封里用糨糊粘好，交到我的手里，我向她鞠了一个躬表示感谢。
我离开了办公室，不放心信上的内容，要是写些对我不利的话，是不能交给宣化法院的。趁着糨糊还没干，我把信拆开看了看。上面写着：“宣化区人民法院：冯冠扬来我院上访，希你院对他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章)，1978年5月15日。”我放心了，然后小心地将信封粘好，装在贴身的口袋里，找到了河南的那位“老右”，一起回到了北京站。
北京站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它有几个特点：一是不要介绍信，不用登记，不收费就可住宿；二是地铁、公交车非常方便，可通往北京各地；三是洗漱、饮水方便；四是二楼上有餐厅，上访人员可以捡剩饭剩菜吃。所以上访人员无论到那里都是“蹲车站”。
我上访进行得很顺利。回北京站后河南“老右”说不吃烧饼了，他要带我去车站二楼餐厅吃饺子。他叫我找个地方坐下，然后他就到餐厅里到处找，看见别人吃剩下的饺子就倒到一个盘子里，一会就端了满满一盘饺子来和我一起吃。他一边吃一边说：“捡人家吃剩下的饺子也不算错，不然服务员端回去也是倒，我们吃了省得她们去倒，还节省粮食。”我说：“我可不好意思去捡。”他说：“你还不到时候，拖你半年时间不解决，身上的钱花光了，看你怎么办?”吃完饭，他像东道主似的带我到王府井、天安门广场逛了逛，晚上仍然由他去“捡”饺子吃。
第二天，河南“老右”说：“游泳池那里还有一个邓小平办公厅接待站，负责接待上访人员。”又由他领上我去“邓办”。“邓办”门口有两个持枪的解放军站岗，非常威严，但不阻拦上访人员。进了二门就是“邓办信访处”，信访处办公室的门关着，由几位穿着军装的接待人员站在窗口，只接上访人员交来的申诉材料，不听本人的陈述，交了材料就叫离开窗口，再接待第二个上访者。我交了早已准备好的上访材料，有点不放心地问：“这就行了?”接待人员说：“行了，我们负责督办。”后来我回宣化落实政策时，“邓办”真的把我的上访材料转到宣化，督促办理我的案件。
向“邓办”交了我的上访材料之后，又在北京逗留了两天，20多年没有来北京了，来一趟也不容易，反正现在坐车、吃饭、住宿都不花钱，这回也算来北京旅游一趟。
回宣化
我拿上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批文”，急于回宣化落实政策，不愿在北京逗留了，准备从永定门坐车回宣化。临走时河南“老右”说：“别看你来得快，走得快，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地方给办不办还是另外一回事，第二次、第三次上访的人有的是，上头批了，底下顶着不给办还得回来。”
我仍然没有买车票，最高人民法院的信函好像通行证一样。坐永定门车站到张家口的火车，晚上到了宣化，在车站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进了阔别20年的宣化。
我到了宣化区人民法院，院长接待了我。他看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信后对我说：“我们这的‘落实政策办公室’刚刚筹建，人员还没有配齐，暂时还不能开展工作。你先回家吧!等到时候我们找你。”真应了河南“老右”的话了，“上面批了，底下办不办还是另一回事。”我说：“我没有家，回哪儿去?”“你从哪来的，还回哪儿去，等我们叫你再回来。”他要我走，我不走，俩人僵在那里。我要求再回看守所，他说：“看守所不是旅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们又僵在那里，双方都不说话，后来进来一个老干部，听见我们的对话，为打破僵局说：“你过去的很多同事，现在都当了厂长、经理，你去找他们想想办法。”我知道再去看守所是不可能的事，就照那位老干部的提示，去找过去的老同事想办法。
经过这些年的反思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一些老同事都认识到当年对我的处理太重了，太过头了；还有些人这些年失去了联系，以为我死了，这次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真是感慨万千啊!
在一位老同事的帮助下，我在煤运公司当了一名临时工，每天一元八角工资，有食堂吃饭，有宿舍居住，直到1979年春天才给我摘掉右派帽子，冤案平反，恢复工作。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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