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救了我一家
[ 2010年第2期 胡耀邦救了我一家 姜达雅 ]
1954年我与爱人赵维田分别在团中央和中国少年报社工作。老赵是党员，我是团员，三个孩子是少先队员。这是一个奋发向上、幸福美好的家庭。
没料到1967年风云突变，在那个黑暗、恐怖的年代，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我的家也在劫难逃。老赵被打成反革命，漏网右派、叛徒、特务的帽子戴了整整10年。其实，他是南京地下党员(中央大学学生)，曾于1948年被捕，但他矢志不渝，被营救出狱后仍坚持斗争，以实际行动迎来了南京的解放。这在1955年肃反审干时，早已有结论。可悲可叹的是学生出身、经历简单的我，不久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诬陷我14岁(读初二)的时候，担任过比三青团区队长还要大的官，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荒唐之至。3年后，因查无实据，才解除了对我的专政。
但是“风霜刀剑严相逼”，没想到在云南建设兵团的女儿赵薇患了精神分裂症，在病中被打成反毛泽东的现行反革命。闻讯后我有如五雷轰顶，简直快要疯了。这真是奇耻大辱，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考初中的作文《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文笔流畅、热情洋溢，获得语文98分(数学100分)的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市重点中学女二中。当年，她仅有15岁，本可以不去插队，是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写下血书争取去的。如此热爱毛泽东的孩子，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第二年，她被摧残得病情加重了，生活不能自理，兵团为了甩包袱，将她送回北京，一推了之。当我与她重逢时，眼前的她与过去判若两人：过去，她聪明、文静、漂亮，而眼前的她，双目痴呆，疯疯癫癫，自言自语自笑，没有片刻的安宁。作为母亲，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为了治好她的病，我四处奔波、求医求药。但高昂的医药费(每月100多元，而我月薪仅有78元)全家不吃不喝也支付不起。政治上蒙冤，人格失去了尊严，加上债台高筑，我真扛不住了，曾想自缢，求个解脱。但一想到老赵，他劳动繁重，吃不饱，靠我补贴粮票，3个孩子中最小的才12岁，没有娘怎么活?我走投无路，不得不去找老赵的领导——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那时，他的处境并不好，造反派勒令他闭门思过，说他“走资派还在走”。
一个初夏的上午，我找到了耀邦家，门前冷冷清清。我悄悄地走进他的书房，只见三面墙壁全是高大的书柜。50年代我曾听说，他作报告，宣传鼓动性很强，据说与他挑灯夜读，博览群书有关(说他困了就用冷水浇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眼下，他身处困境还能安下心来读书，我由衷地钦佩敬仰。
是我的脚步声惊动了他，他抬头问：“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说：“我是赵维田的爱人。”他听了微笑着招呼我坐下。没想到他是那样平易近人，我见他就像见了亲人一样，一诉衷肠。当他听到赵薇在病中，双手被绑吊在橡树上鞭打，至今手腕仍伤痕累累，惨不忍睹时，他沉着脸站起来说：“简直是法西斯兵团!”当他听到赵薇受摧残致使病情加重，生活不能自理，兵团甩包袱，一推了之时，他义愤填膺，右手握拳说：“我要为青年一代打抱不平。”他同情地给我出主意说：“首先，要求平反，这样才能解决治疗费，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当时一听“平反”二字，我简直吓了一跳，那年头是要冒杀头危险的。再一想，耀邦说得对，平反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大智大勇，敢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作为孩子的母亲，孩子的监护人，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耀邦的一席话，点燃了我要活下去的希望和申诉的勇气。
关于怎样写申诉书，他手把手教我说：“中央首长很忙，年纪又大，因此，申诉信要简短，不要超过500字，用毛笔写正楷，字写得大一些。”临别时，还叮嘱我：“要兵团负责赵薇的治疗费和生活费，一直负责到病痊愈能参加工作为止。”
耀邦给我做主的信息不胫而走，亲友们胆子壮了，纷纷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中国青年报社社长余世光要帮我写申诉书，胡克实同志有哮喘病，但仍带病领着我去王府井购买特效药……
在那漫长的黑夜中，我仿佛看见了一线曙光。
不久，我持申诉信来到了耀邦家。他看完以后，挥笔写了一封介绍信，内容是：王震同志，今介绍姜达雅同志来你处，她持有申诉书，请接待。最后署名胡耀邦。那字迹流畅而又苍劲有力。没料到红小鬼出身的他，竟写得这样一手好字。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信中居然称我为同志。当时，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我是“反革命家属”和“有历史问题的人”，可老首长却称我为同志，这对我是多大的安慰和支撑!
当天，我兴冲冲地来到了王震同志家。他看了耀邦的信与我握手说：“你个人不幸，家庭不幸，不过孩子回来了总是好事，有的还被打死在外地。”当时，王震是国务院业务领导小组组长，他在我申诉信上作了批示，批转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处理。从此，由北京市东城区知青办公室负责人宋常生出面和我一同去与兵团交涉。虽然阻力很大，但每次交涉都能解决部分治疗费。
四人帮粉碎后的一天，老赵去看胡耀邦。耀邦关切地问：“你怎么样?”老赵委屈地说：“被专政了10年，还不平反，看来阻力很大。”耀邦听了站起来，右手挥拳激动地说：“你给我挺住，坚决地给我挺住!”他愤然地说：“全国像你这样的，不是10万，40万，而是上百万。”
回到家来，老赵精神焕发，仿佛打了一剂强心针。他喜形于色地告诉我，赵薇平反有希望了。我诧异地问：“你听谁说的?”他说耀邦已亲自出面要云南省委书记李启明伸张正义，为赵薇平反。果然不久，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传来了为赵薇平反的消息。我惊喜地问自己：时隔6年了，他怎么还记得赵薇，他为啥亲自出面为她平反?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曾经说过：“我要为青年一代打抱不平!”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耀邦恢复工作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老赵的沉冤才获得昭雪。从此，我们一家人才从苦难的深渊中被拯救了出来。胡耀邦是我家的大恩人，大救星。全家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十年浩劫过后，除了赵薇因受迫害终身致残，做了时代的牺牲品之外，我们一家人对过去的创伤没有一声叹息，相反却是奋发图强，努力成才。届时年已52岁的老赵转业学国际法，著名国际法专家、北大教授赵理海说：“你曾是南京市学生运动的领袖，搞了多年团中央的工作，转业是得不偿失的。”但老赵不畏艰难，他前十年磨一剑，写出《国际航空法》(54万字，台湾水牛出版社1991年出版)，该书填补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空白，是航空界的经典之作，至今仍被人奉为该领域的旗舰。赵理海赞叹不已，指定该书为学生必读课本。后十年他又磨一剑，专著《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2000年出版后，被举为“中国WTO的理论泰斗”。他是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国际法专家、博士生导师、中国WTO法律研究会第一副会长。中央下发红头文件特聘他为对外经济贸易部WTO法律顾问。小女儿当年才15岁，因受家庭株连，不让升高中，在街道一小厂当童工。恢复高考后，她自学高中课程，读完大学，又读研究生，曾在海外银行工作了6年，现任某市银行行长。儿子初二文化，在农村插队8年，上了大学数学系，并从研究生班毕业，现在联想公司工作。
2002年12月中旬，老赵应邀去南昌大学讲学，我陪同前往。“高山仰止”，我俩专程赴共青城胡耀邦墓地谒陵。
墓地气势磅礴。老赵深有感慨地说：“耀邦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浩气长存。”我凝视着墓碑上的遗像，默默地思念着：耀邦同志，当年，你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挽救了无数个苦难家庭，挽救了无数的人才。你不愧为当代的伟人，人民心中的丰碑。你的名字将载入史册，永放光辉。
(责任编辑 李 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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