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王宁：研究中国经济十法
科斯、王宁：研究中国经济十法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3期 出版日期2010年03月01日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王宁
静态世界中的资源分配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想象中的世界，商品和服务的种类都是既定的，甚至允许把未来的商品和服务以跨期贸易（intertemporal trade）的方式计算在内。此外，生产技术也是给定的。所以，无论从整个系统还是从参与者的角度出发，这都是一个静态的世界。
就系统的层面看来，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封闭的，并不存在奈特（Knightian）或者凯恩斯（Keynesian）理论所述的新变化或不确定性。未来世界与现行世界一样可以被明确规定。在个体层面上，经济主体并不考虑创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方式。前提是所有经济主体皆可平等获得既定的生产技术，这样，研究者不必考虑经济主体的学习空间。
在这个静态的世界，任何资源的配置都将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有潜在的交易收益都将在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实现。这种均衡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价格向量：包含生产要素在内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供求形势共同决定了价格。由此看来，这种理论被称为价格理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价格理论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一个封闭且分权化的体系内的资源配置问题。亚当·斯密的经典思想是，一个纯粹的分权化的经济体系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神奇地引导着秩序。而价格理论将这位经济学家洞察力强大的成果进一步理论化了。不过，现代的价格理论固然更为严谨，却也存在盲点和纰漏。这一理论最明显的疏漏在于，它没有体现生产的作用。
在实际生产中商品和服务是怎样产生的？新型商品和服务以及新的生产方式如何创造并传播？生产和创新应如何组织？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以及新产品的发明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这一系列问题很难通过经济学通常的研究议程解决。其特殊之处在于，经济学理论很少涉及生产过程的研究。
当经济模型中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作为给定条件时，生产的过程就几乎被完全忽略了。似乎只需使用一个生产函数就足以将生产要素转化为相应的商品和服务。但是，对于任何现实世界中的经济体系，企业在考虑资源配置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决定生产哪些商品和服务，并学习相关生产技术。此后，企业必须实际组织生产过程，毕竟它们并不能魔法般地将生产要素转化为消费者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上述的每一步都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差错，比如选错目标商品，高估或低估消费需求，处理雇佣关系或客户关系不当。因此，很多新兴企业纷纷折戟商场，销声匿迹。这些企业的错误或许拖累了其他公司，但是同时也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前车之鉴，帮助它们存活得更久。
挑战传统理论
生产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的生产性或创造性。正是生产的这种特点才产生了新的产品。其实，它挑战着经济学的首要假设：稀缺性。的确，如果不是受到这无处不在的稀缺性的限制，人们就不必做选择。要是没有选择的必要，也就没有了经济学存在的意义。不过，生产的的确确就是稀缺性的对立力量。尽管生产不会否定稀缺性的局限，但它会不断向外推移稀缺性的限制边界。
生产通常包括两个过程，产品开发和生产组织。产品开发涉及运用想象力设计新产品（以及思考其生产方式）。之后便是实际的生产过程，或者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经济组织。如果经济分析仅仅关注资源配置，而低估组织生产的重要性，那么产品开发也仍旧不会受到太多重视。产品开发环节在经济学和商界中往往都是被保守的秘密。由于主要涉及思维的展开和发散，这一环节充满了不确定性。此外，产品开发也是一个不存在标准答案和无法预测的过程。许多创新产品其实都来自于意外的发现。基于生产过程的以上特点，要在主流经济学的概念框架下对其进行研究十分困难。
稀缺性使选择成为必需，从而引发了利益冲突。通过产权界定和竞争来化解冲突的方法长久以来就是、也还将继续作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生产的某些方面是可以的，的确也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生产，特别是产品开发环节，实质上是由另一种动力驱动的——往往是思想的碰撞超越了利益的争夺。人类产生想法的能力似乎是无限的，这意味着需要竞争来实现优胜劣汰。在稀缺性的限制下，传统的、基于权利的研究方法可能管用。这一理论却并不适用于研究生产环节。
生产过程的初期是开发生产商品和服务。在产品开发环节，首先是想象和设计新产品。然后企业家们学习、试验继而实现实际生产，并由企业组织生产、彼此协调。最终包括创意在内的生产要素都被汇集、转化成为了实际的商品和服务。在整个过程中，企业不得不与不同经济主体签订合约，以获得各种的投入原料，这包括生产要素以及中间产品。因为所有合约的不完善性不可避免，所以它们通常被非合同关系纳入和补充。另外，即使企业是生产游戏中的焦点，它们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其他经济主体独自运作。其他经济主体包括家庭、工会、银行、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政府及非政府监管部门、学校和其他研究机构等。企业和这众多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同时，出于各种原因（如扩张自身利益，减少贫困，或者以某种道德标准或社会价值观为原则整顿经济），其他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某种利益立场。因此，它们试图在各种议题上与商业公司合作。结果，企业的作为和做法以及行为的后果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社会中各种运作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政府、法律法规、社会传统和道德准则等。
这样看来，经济体系显然是机构性密集行为的结果。要在此强调的是，机构并不是惟一的。现实世界中经济体系的运作，涉及和依赖各种机构组织的参与。很少有机构是可以被指定或固定的。经济主体常常被迫临时与新建机构合作，并不断学习以改善机构运作，使生产实施顺利、经济继续发展。这些机构的失败对于经济的深远影响不言而喻。即使近来各机构的经济角色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甚至被经济学家理论化，但经济学的理论导向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经济学仍然是一门关于选择的科学，资源配置仍然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此框架内，各机构的参与很可能被当作固定的分类变量，而不会被认为是一个使贸易分工成为可能的实验和学习的环节。
要广义的理解生产结构，市场与国家相对的两分法观点现在十分流行，人们普遍认为市场和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彼此分离。但这却是个大错特错的观点。自由市场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市场运作完全不受国家政治影响力的干预，也不等于人们可以任意开设和经营市场。自由市场只表示市场对所有经济主体都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个人或企业都享有进入和退出市场的自由。在这里，市场的含义拓展了，它不仅包括流通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常规经济市场，而且还强调生产结构的市场自由，即参与者可以自由尝试和选择组织协调生产。从广义上理解，自由市场的存在不可能脱离有力的政权、运作良好的法制，以及其他的基础制度。从这个研究项目的角度出发，政权、法制和其他制度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正好认可、保护并拓展了此处定义的广义市场，同时也降低了这个市场的经营成本。显然，这个角色的意义远比提供第三方执行力或公共商品更包罗万象。但这恰恰涉及了一个经验性的问题：我们再也不能依靠单一的理论来为国家干预披上合理的外衣，无论这干预是为了保护产权，或者为了纠正市场失灵，还是为了供给公共商品，抑或为了外部性的内在化。
由此看来，生产结构为经济学家提供了可供深入发掘的研究议题。以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的确大大拓展了经济帝国主义旗帜下的研究领域，但是却轻易忽略了首要的生产问题。如果某个经济体系不能持续创造和生产商品和服务，并以日益低廉的价格提供给消费者，那么这个经济体系就是失败的。如果经济学不重视经济的脉搏——生产问题，那么这种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就是被误导的。
为了让经济学转向研究生产的结构，我们可以将这一学科由不使用数字的应用数学转化为一门实证科学。这样一来，研究者将把经济体系看作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发展的系统，它与人类的身体或者其他有机物非常类似，其内部包含很多相互依存的子系统——也许是法律系统，政治系统，教育系统等——不同系统间又彼此相联，皆嵌入更大规模的社会系统之中。这个开放的世界充满生机，与静态或机械的世界截然不同。
我们以往对于经济的分析早已人为地分解为零散部件，需要用将经济体系视为有机活体的综合性眼光来平衡。各种产品、资本设备乃至生产知识的积累并不能使经济体成为有机物。经济是由人来经营的；所以不管属于合约性质还是非合约性质，人际关系都将渗入整个经济体系。而无论好坏，正是人的参与使得经济体系成为了富有活力不断发展的系统。做经济研究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是兼具社会性、政治性、道德性和情感性的动物。
由于对生产结构这样的现实议题的关注，我们提出的研究项目将带来另一裨益。一般来说，实际经济理论（相对于分析工具或抽象原理而言）的发展或多或少都是由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驱动的。该理论的大致方向和其参数的设定方式都明显受到当时特定社会条件和主流文化预设价值观的影响。自西方经验中发展而来的现存经济理论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阐释中国经济的现实，这是个需要谨慎对待的实证性问题。如若将中国经济研究视为应用或检验现存经济理论的途径之一，那就是错上加错了。如果把中国经济硬套入现有理论，研究者一则无异于冒着削足适履的风险；二则也错失了拓展经济理论视野的宝贵机会。我们认为，以中国经济为大背景研究生产结构（包括中国市场变革中出现的新挑战）将为丰富经济理论及深入理解经济运作带来极大的可能。
研究中国的十个方向
生产结构研究的层面是多样的，从公司、产业到区域经济、国家经济甚至全球经济都可以入手。研究者可以针对特定历史时间点或者时间段的情况进行调查。当然，下面的十个问题并不能囊括所有研究方向，只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就此次专题讨论会研究项目的范围和特点提供建议。由于很少有研究会关注生产结构的问题，在此列出的大多数问题在本质上都是基于实证经验的。一方面，在阐释问题和理论推理之前，研究者首先需要查明事实；另一方面，如果对探寻的方向没有一个大致的概念，研究者很容易迷失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和庞大杂乱的事实数据中。
本文旨在协助各位展开研究之路。这趟智慧旅程固然不需要路线指引或者蓝图规划，但是正确的研究方向以及开放好奇和切合常理的态度却必不可少。
1.企业内部是如何组织的？尽管任何正式组织皆具有其层级结构，但它们的运作不可能仅仅或者主要依赖于命令和服从。激励和人际关系对企业的运作同样不可或缺。企业的这一特性是如何与其他特性以及其整体运作情况（生产力和创作力）相关联的？中国大多数私营企业都是在过去20年间发展起来的。如果能对中国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做一个系统的研究，那一定会非常有趣。
2.企业如何协调彼此之间的交易？合同在构建商业关系中固然起到了作用，但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合同往往是不完善的。而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企业管理者间的个人关系可能比定义企业间的商业关系更为重要。那么企业协调彼此交易的方式又是怎么影响到其与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及竞争对手打交道的成本的呢？
3.至少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劳动分工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企业中的劳动分工模式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这种模式的确存在，那么它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当生产线中出现进一步的专业化分工，业内现有企业是否会迅速占据一席之地，还是会让位于新出现的公司（而新公司很可能是从现有企业分拆出来的）？如果专业化分工存在局限性，那么这种局限性取决于什么？
4.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早已指出，现代经济的发展与有机组织的演化相似，一方面不同部门间越来越专业化，另一方面又要求各部门间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这种矛盾是如何反映在生产结构中的，又是如何被生产结构所解决（注意不是消除）？
5.企业如何在创新力竞争中出奇制胜？尽管经济理论几乎只强调价格竞争的重要性，但产品创新方面的竞争对企业的存亡却更为重要（在这里我们指的是广义的创新）。创新很少凭空出现，它更有可能是基于已有的想法和元素的重组。同时，由于任何知识都只能学习而无法复制，所以企业为了能够更加“巧妙地”模仿，也必须多少有点创新力。因此，将这些企业所谓的“生产”称作“创造”或者说“创造性破坏”，也许更为贴切。“创造性破坏”将生产要素转化成一系列固定的商品和服务。那么这种广泛意义上的“创新”又是如何实现的？
6.长期以来，创业精神一直被认为是经济活力的终极动力，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就与之密不可分。从生产结构的角度来看，创业精神是一个经济过程，而不是某种心理特征。因此，新产品（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出现和过时产品的消失不仅仅可以为分析动态生产结构提供有趣的角度，还会为研究创业精神提供肥沃的土壤。不妨以某个行业为例，研究在众多企业盛衰沉浮的大背景下由技术创新产生的新产品如何与现有产品竞争。接下来，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企业家和创业精神来自何处？它们又是如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变革？
7.产业的本土化在中国或其他国家都是普遍现象。不同情况下的产业本土化是如何运作的？本土化并不是在华企业所独有的，这意味着必然存在某些普遍的经济力量导致了生产的地理集中。另一方面，中国当地政府在促进产业本土化的进程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在中国，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是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共塑生产的本土结构的呢？
8.由于经济是一个保持开放和不断发展的体系，它必将受到社会中各种运作因素的影响。在诸多因素中，法律法规、文化规范和信任机制会对企业、地区或国家的生产结构和经济形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既然经济总是在不断变化，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上述因素又会如何影响生产结构变化的方式？
9.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国家权力的强大影响力无处不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状态，以及各地方政府间的相互较劲，又进一步让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实际上，这并非仅仅是“中国特色”。在18世纪-19世纪，美国各州政府也曾以同样积极活跃的姿态参与到经济活动当中。从何时起，政府对待经济的态度只是保持活跃参与而不是人为干扰呢？中国政府的存在又将在哪些方面改变我们对前面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10.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加之地域差异性大，分权化特征明显，这一切使中国经济具有了丰富性和多样性。区域竞争被广泛认为是了解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不过，至今尚未出现从地方各级的层面（乡镇、县、市、省、地区）对中国经济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比如，通过横向比较100个县的经济情况，可以为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提供充足可靠的数据库。
本文将用做2010年度芝加哥“生产的工业结构”讨论会的与会指南。讨论会将于7月19日至23日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行。届时，数位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将应邀出席，共同探讨“生产的工业结构”议题。与会者将就中国经济的语境下，生产的工业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并提交相关论文。本文旨在帮助读者明确该讨论会关注的研究领域。
以百岁高龄组织这场研讨会，科斯教授坚信，通过研究生产结构，中国的经济学家定能为经济学发展贡献独创性的理论与思考，而这将是世界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界的双赢。科斯教授认为，如果中国国内能开展此项研究，未来的50至100年间经济学能藉此发展得更加完善，也更能反映经济活动的真实面貌。 （龚橙 翻译）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宁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策及全球研究学院助理教授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