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新旧说的政治背景
[ 2010年第3期 三民主义新旧说的政治背景·匡萃坚 ]
学术界有种长期居主流地位的看法：“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之前，“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是新三民主义”。“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
如何看待这种关于三民主义的“新、旧”说？我以为，此说适应了当时政治的需要，有历史贡献。
“新三民主义”词语早在大革命时期已经出现。那是共产国际代表在说明对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成绩时的偶尔用语。作为按共产党人的理论对三民主义作出完整解说，并成为党的主导见解的三民主义“新、旧”说，则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初。
此说出现前，流行的是三民主义的“真、假”说。孙中山去世之后，左右派斗争剧烈展开。大家都打“孙文主义”、“三民主义”旗号。老右派戴季陶，以“孙文主义”名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借口确立“共信”、建立“纯粹的国民党”，大造分共舆论。对此，当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也不得不讲，“反共产这个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总而言之，总理定下来的主张，我们是不可以违背的，如果不然，就无论你如何信仰三民主义也是假的了。”（1925年9月）后来，他成为右派势力的中心，便在保卫“三民主义”的旗号下反苏、镇压工农运动、实行暴力“清党”。这时，左派以“三大政策”予以反击，指斥其为“假三民主义”，可谓击中要害。抗日战争爆发、新的国共合作建立后，则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共产党把坚持抗战置于首位，再三表示对蒋介石领导的服从和对三民主义理念的忠诚。另一方面，蒋介石在三民主义旗号下既要抗战、要国共合作；又害怕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千方百计要“防共”、“限共”，其如意算盘和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通过“两党合组”、“永久合作”的方法取消或溶化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为此，蒋介石有两个说法：一是一般地说，真信仰就要一心一意，“在同一主义之下”（1937.2.22），达到对三民主义“真诚一致的信仰”（1937.9.23）。二是具体地说，三民主义“完备”，“能涵盖一切”，且“伟大悠久”，其他主义“皆有缺点”，应被取代。（1939.5）结论就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追随他们的御用文人循此发挥道，“中国有三民主义就够了”；它是“集合了各种主义之大成的真理”，“其它任何主义都不应该有。它们是没有历史使命的。”还有人要求中共“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对此，中国共产党首先在政治上作了回击，一再明确表示，绝对不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至于在思想理论上的回击，则要求进一步划清一些原则界限。这样，仅仅分辨三民主义的真、假似乎就不够了。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强调真信奉就要信“同一主义”，虽然别有用心；但如果他们只是倡导一致，并非禁止其他，只是“溶化”而不是排斥，那就难以说他们违背民权主义，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假”。他们宣称三民主义最完备、最伟大，从而认定对其他主义的明智选择就是自行放弃，这自然是其偏见，是对三民主义的拔高；但不能说他们如此尊奉的三民主义本身是假的。蒋介石过去主张“分共”，与孙中山的“容共”主张公然对立；而现在则不仅不讲“分”，还大讲“合”，不止于“容（纳）”，还要“溶（化）”；其手段也由“打”转为“不打”，貌似走向开明。对于这种变化，人们自然不能视而不见，乃至不加区别地将其归于一类，以一个“假”字囊括一切。
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真、假的范围。如何回答？一种新的提法在不断地酝酿着。毛泽东1937年5月3日指出，“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提出要“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肯定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手定了“三民主义新纲领”，“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10月12日，他在《论新阶段》中指出，抗战胜利后出现的“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1939年6月10日，在《反投降提纲》中，他对人们言及的三民主义的状况作了新的划分，指出除“真三民主义”、“假三民主义”之外，还存在一种“中间性的”即“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这表明，对三民主义只作真、假二分已经不够。在这里，他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同“中国人民的三民主义”并在一起，划入“真三民主义”之列。至于在这种“真三民主义”中是否还要作进一步的区分，他当时未作回答。而提出“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问题，主要为揭示隐藏在抗战队伍中的投降危险，并不是对作为既抗战又建国的指导方针看的三民主义的全面概括。因此，当涉及对完整的三民主义的认识和评价时，这种分析框架便显得不够了。近两个月后，周恩来对人们所称的三民主义作出了多重划分，即孙中山是“真正的三民主义”；汪精卫是“伪三民主义”；戴季陶是“修正三民主义”；还有我们同志“企图马克思主义化的三民主义”，即把三民主义“解释成共产党的东西”。在这份报告提纲中,他实际上指出了当时国民党所主张的不与共产主义并存的三民主义中的严重问题:或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没有分别,共产党大可不必再相信共产主义”;或者认为“三民主义既可包括共产主义,则共产主义在中国无存在的必要”。不过在这里,他只是点出了问题,并表明问题超出了真、假的范围,却未作出进一步的概括。张闻天半个多月后谈了“个人见解”。他同毛泽东一致,对三民主义也作三重划分,即“假三民主义,如汪精卫的三民主义;不彻底的三民主义,即一民主义;真三民主义。”他强调,“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真、假三民主义的斗争,彻底的与不彻底的三民主义的斗争。”这里 “不彻底”的提法显然是对“真三民主义”所作的再次区分,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真假二分说。可是,到年底,毛泽东在涉及对三民主义的区分问题时,用的依然是真假二分法,如号召青年“造宣传假三民主义的人们的反”,“实行真三民主义”。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文件的正式提法也还是“揭穿汉奸的假三民主义”, “为实行真三民主义而斗争”。这种情况表明,至此分析三民主义的规范提法依然是“真、假”说。新的规范提法,不久后为毛泽东所首次提出。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再次提出,为共产党人所承认的三民主义究竟是“哪一种三民主义”的问题。他的意思很清楚,“这种三民主义”不仅是真的,而且是与共产主义相容的、接受共产党帮助的三民主义,因而是在共产党出现后才有的、是与新时期相适应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明确表示,提出此说针对的是资产阶级顽固派,说他们知识贫乏、不知道历史的变化,“不知道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别”。而半年前,他在批评人们对三民主义的误解时,说的则是他们“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
三民主义“新、旧”说是对蒋介石“一个主义”和“溶共”论的系统有力而又恰到好处的回答:既坚持了原则、坚持了共产主义信仰;又注意了策略, 在斗争中把握了分寸。这就是:既要驳倒他,又不针锋相对地把他列入假三民主义之列,甚至不说他“半真半假”。如说他“假”或“半假”,那就与汪伪或准汪伪并列了,置于异类,分量太重,也不合乎实际,混淆了基本界限。说他“旧”,就是只说他不合时宜,带有规劝、敦促其识时务,不要落伍之意,不那么咄咄逼人。关于问题出现的原因,毛泽东说,他们“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变化”,将问题归结于大环境。意思是,一切皆时代使然,跟上就好。这是开导,而不是追究。在具体的解说中,则追溯到孙中山、三大政策及“一大宣言”,说明“新三民主义”早已有之,信奉它是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这就牢牢抓住了孙中山的旗帜,具有雷霆之力。
如果说,分辨真、假是为了名正言顺地举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的话,那么,区分新、旧就更进了一步:既充分表达了对三民主义的忠诚,举起孙中山的旗帜,又理直气壮地坚持了自己的独立信仰,更高地举起共产主义旗帜。在这里,区分三民主义真假、新旧的标准都是它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与共产主义无关的是旧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的是假三民主义;只有与共产主义并存、视共产主义为朋友的三民主义,才是既“真”又“新”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的新旧说在此时出台并非偶然。因为正是在此时,党的理论通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已走向成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理论进一步确认,中国革命分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阶段;而在民主革命中又分为新、旧两个阶段。与此相联系,三民主义也被区分为新、旧两个阶段。既然新民主主义是民主革命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那么新三民主义也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通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桥梁,于是有了“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的提法,将“新三民主义”等同于“新民主主义”。这样通过“新三民主义”就将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进而和共产主义联系了起来;从而不仅使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而且中国的全部革命运动都得到了系统的理论说明。
“新旧说”与“真假说”相比较,有多处不同。主要是:辨真假与分新旧,二者指向的虽是同一对象(三民主义),然而对象自身的状况不一样;与之相应的认识和态度也不相同。真假说,以对不变的对象的崇信和尊奉为前提;新旧说则承认主义本身是发展变化着的。争辩真假是为了表白自己的忠诚;区分新旧则足以彰显自身的高明。在这里,一个是仰视,一个是俯视。俯视表明的是对忠诚境界的超越,由此就将主义从信仰的对象转变为分析、研究的对象;随之而来的就是,由简单的去伪、示忠,转变为客观的审视、评述。
具体说,三民主义新旧说较之真假说有如下几点变更:
1.进一步突出并拔高“三大政策”。原来为了给维系国共合作提供权威依据,一直强调孙中山确立了三大政策,说明没有这种政策保障,三民主义就难以贯彻落实,就会沦为空谈,成为所谓“名词运动”。现在则提到了新的高度: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义本身的一个根本特征,离开三大政策就谈不上什么新三民主义。而承认三大政策就是承认了共产党存在的当然理由,就不存在什么收起共产主义的问题。
2.从突出“三大政策”的背景,进到突出世界革命的新时代。突出三大政策,那在苏俄与共产党诞生之前如何解释?这就牵涉到时代问题。在新的时代出现了新的阶级力量,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就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变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即中国与苏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在旧时代不存在这个问题;到了新的时代这就是个突出的问题,成为三民主义命运的主宰,即成为新三民主义之所以为“新”的决定因素。
3.进一步突出国民党“一大宣言”。宣言是在鲍罗廷主导下起草的。毛泽东说,“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原来共产党人一直看重这一宣言,现在则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由于“一大宣言”使“三民主义”的面貌发生了由“旧” 到“新”的根本性变化,成为三民主义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这里的政治意图是明显的:突出与拔高三大政策,就为了说明原来在国民革命中,国民党离不开共产党的帮助;现在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更离不开与共产党的合作。突出时代,就是要进一步论证实行三大政策是一个不可改变、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突出“一大宣言”,就是为了证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主张的正确性,三民主义只能循此精神的方向发展,自觉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总之,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政策结出来的果实,是经过了与 “俄”与“共”密切相关的主义的改造的三民主义。如果真假说是要解决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的话,那么新旧说所要解决的就是确立共产党在合作中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权。
应该肯定,新旧说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尽管不为他们所接受,但剥夺了他们“限共”、“溶共”的口实。其次是,在思想理论上武装了共产党人和先进的中国人,从而推动了,至少是有利于其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核心和基础的作用。再次是,在中间派面前显得理直气壮。虽然这一论说并不为三民主义者所认可,但他们由此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既不搁置其共产主义旗帜,又不丢掉三民主义旗帜的态度是真诚的。自然,这种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它毕竟不过是对思想信仰的一种理论解说,在国内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而且有一定的副作用,即被国民党顽固派利用来证明:共产党人信奉三民主义是假,借此来宣扬共产主义才是真,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变相地搞共产主义。
(责任编辑萧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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