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江青有关的两本小说
[ 2010年第3期 与江青有关的两本小说·小 鹰 ]
我的父母邵荃麟和葛琴是1926年的中共党员，三十年代的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二人因早期的两篇小说《客人》和《贵宾》，涉及到与江青有关的一段公案。
妈妈葛琴是一个三十年代参加过“左联”的老作家，自1961年起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副厂长，这样的人在文革中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
运动开始时，妈妈是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文艺黑线”参与者在北影厂受到批斗的。生性乐观的妈妈那时并不太在乎，回家后常向我讲起，造反派是怎样让他们这些当权派排着队伍，一边敲打着盆子，一边自报姓名和“罪行”，有时还笑着做样子学给我看。但她的问题很快就升级了。1968年3月她正式被隔离审查，在中央文革专案组“一办”立案，内查外调，据说是有叛徒嫌疑的重大历史问题。此后，妈妈在北影便受到严重迫害，有病不予治疗，直到弄得偏瘫失语，还要被隔离关押，谓之曰：“案情重于病情，病情服从案情。” 妈妈只是一个普通的司局级干部，怎么会在中央专案组立案？妈妈在历史上从未被捕过，怎么就成了叛徒？专案组为何在生活和病情上待她如此狠毒，非置其于死地不可？我相信真正的原因是我心里一直记得的一件事。
运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妈妈除了常在厂里受到批斗之外，还要根据“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大量地写“交待材料，检查认罪”。这已成为国内历届运动的常规了。
妈妈有时会被允许在家里写，每写出一些，她就把它们放到抽斗中去，为的是不叫我们看到。有一次我要找什么东西，在抽斗中无意间看到一叠这种材料，出于好奇和紧张我便拿起来看。由于没有得到妈妈的允许，属于偷看，因此我有些内疚和慌张，只是匆匆地看了一些，没有细读。记得认罪内容大致是自己写小说“攻击污蔑了江青同志，罪该万死！”一类话。这种自我责骂的空话，在那种用皮鞭和拳脚“横扫一切”的年代里，实在是很普通的事。
不过，我却记住了其中几个细节。其一，是有“黄女士”的字样，其二，是妈妈在认罪的同时所作的辩解。妈妈写道，“小说里我虽然写过有人说：‘说不定她是毛主席夫人吧？’但马上就有别人驳斥他：‘毛主席夫人哪会是这样的？’所以我决不是在攻击江青。”
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江青在三十年代时曾是上海的一名三流影艺演员，原名叫李云鹤，艺名是“蓝萍”。由于丑闻和绯闻不断，报纸上常有披露，她在社会上的名声并不好。后来去了延安，改名江青，于1938年11月和毛泽东结婚。此婚事当时在党内反应强烈，因事关毛的领袖地位，从总书记张闻天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不少知情人都写信、发电报表示不宜和反对。据说后来政治局做出折衷决定，同意毛江结婚，但限制江青不得参与政治。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国共两党谈判建国，江青由延安两次飞赴重庆看牙科，期间她大量接触云集在渝的各界文化人士，探询影艺故旧，招待社会名流，四处馈赠私人照片，这曾再一次轰动报界。旧日上海滩影星作为中共领袖毛主席夫人的出现，这自然引起不少议论。那时我父母也在重庆，对这些事情都有耳闻目睹。
解放初期的江青并不甘于寂寞，她试图在文化界，特别是电影界，建立和发展她的势力。为此，江青曾经来找过妈妈。
妈妈本来一直写小说，与电影界无关。1949年初妈妈与夏衍一起把她自己的小说《结亲》改编为电影剧本，同年由章泯导演，于南群影业公司拍成了电影《风雨江南》，这个契机使她从此进入了电影界。1949年秋来到北京后，妈妈便在“中央电影局”从事电影剧本创作，根据她的剧本，后来也拍成了故事片《女司机》和《三年》。
1950或1951年的一天，江青忽然亲临我们在东四九条的住处造访妈妈。
“那是陈波儿介绍她来的。波儿是30年代进步电影演员，主演过《桃李劫》等电影，后来去了延安。”妈妈向我解释道，“那天江青坐了小汽车来，穿着还算朴素。我们不着边际地谈了一会儿。”
此后，她们之间再没有过来往。显然，江青并没有看上妈妈，妈妈也无意与她结交。然而从此，我便知道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了。
1951年11月16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胡乔木的建议，由江青出任中宣部电影处的处长，当时她手下只有两名干事。虽然江青在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以及后来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上，均扮演过“兴风作浪”的角色，但是她那时在党内外的知名度甚低，一些中宣部的领导人并不把她放在眼里，只是逢场敷衍一下罢了，这大约使她颇为恼火。后来江青自己称病不来，那个电影处也就不存在了。
文化革命开始后，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自诩为文化革命之“旗手”；此后权势如日方中，“炙手可热”，且处处以伟大领袖的夫人自居，骄横不可一世。同时，她对知其根底的文化界人士又尤其恨之入骨。为了尽其可能消除流散于社会上关于她历史的所谓“黑材料”（包括旧报刊、杂志、照片、私人通信等）,江青假叶群之手,于1966年10月派出军人冒充红卫兵去上海对郑君里、赵丹、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等五位文化名人抄家、隔离。一些对其丑史了解的知情人,像郑君里、孙维世、王莹、徐来等艺术家,在文革中均被江青指使抓捕入狱,迫害至死。就是连当年在上海接济和帮助过她的保姆秦桂贞这样文化不高的人,她也不放过,以至无辜的秦竟也与“政治重犯”一起被关入秦城大狱达七年之久。江青这些“睚眦必报”,甚至於“恩将仇报”的黑心丑事,于文革后期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尽为世人所知。
“四人帮”倒台之后,1977年夏我去看望著名的三十年代老作家唐,向他提起妈妈写的“黄女士”这篇给她带来无数迫害的小说,讲了我所记得的检查中关于“毛主席夫人”对话的一些细节。胖胖的唐凝视我片刻,用和妈妈相似的江苏口音慢慢地说:“哦?我倒不记得你妈妈有过这样一篇小说。不过,让我来找找看。”他随手从书架上抽出几本葛琴的小说集,好像是她的《窑厂》、《磨坊》、《犯》、《结亲》、《一个被迫害的女人》、和《总退却》等。我对他还保存有这些业已发黄的原版书甚感惊奇。唐老先生非常耐心地一边翻阅,一边沉思,好像是在做学问一般。忽然,他笑了起来,说“啊!是在这里了。”他说着便指给我看。那是收在小说集《结亲》里的一篇叫做《贵宾》的小说,那里果然有我记得的对话情节。接着唐又仔细地将小说读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笑着对我讲,“写得倒是蛮像江青的,尤其是在路旁‘颐指气使’地要人服侍吃药那一段;又故作谦虚地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平凡的老百姓’一类的话;还有对区长指控汽车司机要谋害她,说什么‘我把司机交给你,绝对不许他离开此地,你得审问他,他玩忽职务,有什么企图没有?要他老实承认,不然的话──’,完全是一付文革中她那种小题大作、无理取闹、专横跋扈、歇斯底里的样子!”事实上,据“四人帮”倒台之后的揭发,江青身边的护士、工作人员,甚至许多与她打过交道的老干部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和感受。
不过,这篇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并不是“黄”,而是“陆锦霞”。那么“黄女士”又是谁呢?我深信不疑我在妈妈的“检查交待”中看到过这个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唐老先生也相信我,于是又继续查找妈妈的作品,结果没有找到。但他并不放弃,“会不会是你爸爸写的呢?”他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又从书架上抽出几本荃麟的小说集,同样也是那种抗战前后印行的业已发黄的册子。老先生专心致志地翻看着,不久便又笑了起来,说“找到了!”原来那是一篇叫做《客人》的短篇小说,收在荃麟的小说集《英雄》中。
《客人》是爸爸在1939年8月发表于《改进》杂志(第1卷第9、10期)的一个短篇。那是讽刺一位从都市来的叫做“黄”的著名女士,到地处抗日战区的乡下,进行所谓“采访调查”的经历。她的自高自大、自我中心、夸夸其谈的作风与基层人员及贫苦乡民处处“格格不入”,充其量实在只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位“客人”。大凡经过文革运动的人,从“黄”身上不难看到“蓝”(江青)的影子;二者“指手画脚”,“自命不凡”的形象,如此“惟妙惟肖”,令人忍俊。
然而,平心而论,爸爸在1939年写作时决不可能是针对30年后的江青。至于取什么名字不好,为什么偏偏“鬼使神差”地犯了江青有“难言之隐”的忌讳,倒是值得思考一下。
爸妈从20年代起一直在江浙一带从事革命和文艺活动,他们对于上海文化影艺界的人和事是了解的。1938年10月到1940年5月爸爸曾任中共东南局文委书记,他人虽在浙江金华,但与皖南泾县的新四军总部常有请示汇报等工作上的来往。项英时任中共东南局书记,因此,不能排除爸爸知道毛江联姻的事情,甚至支持项英等党内反对意见的可能。但这是否就是他给小说的讽刺对象取名“黄”的背景原因,抑或那只是巧合,现已难以确定了。不过,这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项英当年敢于发电报“直谏”,是代表了党内一批人的忧虑,他们了解“蓝”的历史和为人,反对这场联姻是为了保护党的事业。虽然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的政治敏感不幸被言中,但是这一行动却说明当时党内的生活还算是民主和正常,不像是后来那样,有些话不能讲、不敢讲,只要是批评反对某一个人或一件事就能被定为反党、反革命分子,以“欺君”之名治罪。
事实上,这种愚昧落后的封建主义文化、帝王专制观念,在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颇有市场,特别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名义,它们很容易变相地为大众普遍接受;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则更是被鼓吹、发挥到了极致。其时,全国上下一片“无限忠于红太阳”的狂热,到处都是“誓死捍卫”和“砸烂狗头”之类的怒吼,在这种氛围之下“文字狱”自然十分盛行。所谓“搞专案”就是要把你的祖宗八代都查个遍,凡你说过和写过的只言片语都要拿来仔细地推考联想一番。像是《水浒》中从屏风后闪出个通判黄文炳,来解读宋江的反诗一样,这个“黄”的名字肯定是触动了某些趋炎附势者的神经,于是也成了“攻击污蔑江青同志”的重大罪证而被上报邀功。看来,妈妈的《贵宾》是被逮个正着,接着又“顺藤摸瓜”,来抓爸爸的《客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妈妈的交代检查中也要回答“造反派”关于“黄女士”的问题。可以想象,爸爸也是一定要被迫交代从《客人》到《贵宾》这样“夫唱妇随”的“反党罪行”了。难怪爸爸被隔离之后,“仅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个月,就对他进行了三十一次法西斯式的审讯”。
爸爸和妈妈双双被诬陷为“叛徒”,最终一死一残的悲惨命运,已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事了。
《贵宾》是1949年1月1日发表在香港的《小说》月刊2卷1期上。这篇小说实际上是由主编茅盾促成的,在一次编委会上,茅盾提议写幻想小说,想象全国解放之后,人们会有怎样的变化。在中国社会即将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是“势不可当”、“指日可待”的事,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的确,在一个社会中,生活总有一定的次序,人们也有着各得其所的位置。但是,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特别是政权的更替,这种固有的社会关系就会被打乱了。社会分配关系和人们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剧烈变化,会带来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冲突,这是历史的必然,因而也是可以被预见的现象。
文学上“典型”的创造是一个抽象和具体化的过程,因此,文学不仅可以正确地反映现实,它也具有预见未来的功能。爸爸妈妈在旧时代辗转了大半个中国,接触和了解了各式各样的人物,颇有些阅历和经验。从爸爸的《客人》“黄女士”到妈妈的《贵宾》“陆锦霞会长”,都是作者对社会上常见的一些类似人物所做的概括和集中。我们知道,一个成功的“典型”往往会引来无数的“对号入座”:这句话是在影射某人,那句话又是在暗示什么,以及对人物的身份或原型作各种猜测和联想,等等。但是我认为,作品的原意却是要强调,即使是革命队伍里的成员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尽管也参加过一些革命工作,也有了相当的地位和身份,但他们旧有的思想作风总是同新时代、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小说《贵宾》有着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在来年人民自己的国度里,还会有这样的人吗?”就是要人们警惕这样一种高踞于人民头上的人物,他们“没吃过苦”,“白享革命的福啊!”
历史像是“大江东去”浪淘沙。江青在文革中的兴亡证明她实际上就是这一类人物的典型,人们从她的过去是不难想象她日后的行为。我相信茅盾和《小说》月刊的编辑们,包括楼适夷、巴人、叶以群、孟超、蒋牧良和周而复等人,是看过这篇小说稿子,并同意刊登的。那时国统区的作家们并没有后来那么多的顾忌。如果说,《客人》攻击江青还有些“牵强附会”,那么《贵宾》则实在难脱干系。不过历史证明,父母并没有看错江青这一类人的为人本性。从抗战后的重庆到解放前的香港,当时进步的文化界私下对江青究竟如何议论?母亲为何会有如此大胆尖锐的影射之作?因同时代人多已作古,已很难得知。我们现在所能说的只是,我的父母的确写过这样两篇小说,也的确因此在“文化革命”中被认为是“恶毒攻击江青”而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妈妈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收集了包括《贵宾》在内的十二篇旧作,由老作家骆宾基作序。该集并附有鲁迅1933年底为她的第一个小说集《总退却》所作的序言、茅盾1937年对妈妈小说所作的评论文章《〈窑场〉及其他》,以及妈妈自己于1948年写的《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一文。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三十年代的文学和作家无疑是有价值的。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由于作者的上述遭遇,小说集便以《贵宾》题名。
2007年当我回忆这些历史时,又找出这本集子,重读《贵宾》这一篇。使我吃惊的是,我竟找不到关于“毛主席夫人”的那些对话,而我明明记得唐的确指给我看过的。这使我一度陷入混乱,难道那都是梦境?是我的杜撰不成?
幸好,1995年我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里曾查到收藏有我父母的一些原版小说集,也做了些复印件,其中便有葛琴的《结亲》,那是1949年7月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印行的。我在里面找到了《贵宾》一文,末尾标明它是1948年12月稿,其内容与我的记忆一致。
对比这两个版本的《贵宾》,我发现它们在文字上有相当的出入,所有敏感的字句都被删改了,但小说基本内容未变。最近从家姐处得知,全国解放后母亲自己对《贵宾》一文用毛笔做过仔细的修改,可能是准备出版集子用。我不清楚这是哪一年的事,但可以想象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与1948年的香港已是截然不同了,这样的“直言不讳”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母亲必须把“冒犯”之处改掉才可能出版。这正如战争年代的师哲在报销问题上敢于发火,“仗义执言”直接顶撞江青,而解放后就不大可能这样做了。不过,据我所知,解放后母亲就没有再出版过旧作,此事一定是搁下了。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贵宾》时是根据这份改稿来排印的。据我猜想,当时很可能还是顾忌领袖声望的缘故,没有敢取用“更大胆的”原版。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