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眼中的文革岁月
[ 2010年第3期 孩子眼中的文革岁月·张 刃 ]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13岁,在天津读小学,正准备毕业升学考试。“革命”打乱了一切,大人们自顾不暇,我们无学可上,成了四处游荡的“野孩子”。那时,我家分居京津两地,我来来去去,目睹和体验了种种荒唐、丑恶和无奈。
红卫兵与“破四旧”
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随着人流挤上了去北京“串联”的列车。说是“串联”，其实是“回家”，坐车不要钱，还挺新鲜。只是那车上太挤了，根本没地方坐，连行李架上都是人，而且走走停停，我站了5个多小时才到北京。
北大附中去看姐姐。她说，学校的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子弟成立了“红卫兵”，把同学们也分成了等次。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打入另册，我们这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非红非黑，属于“外围”，暂时还没有受到冲击。但她说，红卫兵拿着铜扣皮带抽打“黑五类”的同学挺可怕的。那时，我第一次觉得，人不再是平等的了。
哥哥所在的北京63中面目全非。到处是大字报，教室里的桌椅都拼成了床铺，革命学生留宿学校。楼道里，不时走过被学生押解的老师，一个个灰头土脸。记得最清楚的是校长被墨汁、墨水涂得满身满脸，头上扣着一个纸篓，外面糊上白纸，写上“打倒”之类，很像电影里演的当年“打土豪、斗地主”的场面。我既好奇又害怕，心想，曾经被学生敬畏的老师怎么忽然间就成了这个样子？这世界真是变了。
8月18日，凌晨三四点钟我们就起床了，走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百万红卫兵集会，据说毛主席要检阅。我们被安排在纪念碑北侧，离天安门城楼远着呢。天亮之后，人越聚越多，我却越来越困，直想睡觉。前面人声鼎沸，大家都向前涌，说毛主席走到红卫兵中间来了。我根本挤不过去，几乎原地不动地在那里听完了林彪的讲话。前面的红卫兵“幸福”得泪流满面，后面的我们却懒散地或坐或卧，无所事事。这就是我参加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全部经过。没有激动、没有兴奋，更是连毛主席的身影都没看清楚。我想，那天的百万之众，绝大多数恐怕和我一样，有幸走近毛主席的微乎其微。但那毕竟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许多人都曾把它作为自己的光荣，向别人夸耀。
北京开始“破四旧”了。哥哥毁掉了家里的手摇留声机，砸碎了妈妈收集的几十张老唱片，封存了大部分书籍。街道上商店牌匾、路标，只要是没有“革命”色彩的，统统砸掉，重新命名，以至到处都是重复的革命性名称，以致只听名字却分不清哪是工厂、商店、学校了。 北京乱起来了，我回到了天津。家里也在“破四旧”。所谓“四旧”，是指一切不符合“革命”要求的东西。精神上的“四旧”很难说如何破，破到什么程度；但物质上的“四旧”则很容易破得非常彻底。
那年，奶奶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为了不给儿孙找麻烦，她带头“破四旧”，每天都在悄悄地但很迅速地消灭家里所有可能招来是非的东西。她怕人看见，就每天不停地点炉子，把能烧的东西都烧掉了。我记得比较珍贵的有：我家几代人的所有照片（包括清末时外曾祖父留洋，五四时代祖父在北大读书、南开任教以及父亲在抗日战争战场上的留影），家里所有的名人字画，祖传的刺绣、首饰以及祖宗的牌位等等，连仅有的几件清代瓷器也砸掉了。至于爸爸的书，更是在“剿灭”之列，只剩下了毛选、干部必读（建国初期指定的干部读物）、联共党史、马恩选集之类。书架很快变得空空荡荡，并以杂物填充了。可以说，短短的几天，我家几乎完全“革命化”了。
爸爸的日记、剪报是他亲手销毁的。一天夜里，我陪着他到了海河边。他从黑书包里掏出来一册一册的本子，默默地撕碎，悄悄地撒入无声的河水里。没有犹豫，没有惋惜。我不做声地看着他机械的动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只知道，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向这海河里扔过多少东西，不仅有文字，而且有珠宝，甚至包括自己的躯体。在那段日子，海河边几乎每天都会拖上几具自杀者的尸体，最多时可以排成一排，无人认领，无人管理，有的还盖上一块破席，有的则完全暴露，加之夏季天热，尸体变形、发臭，现在想起来还有恐惧之感。
社会上开始了抄家行动。红卫兵与街道居委会联合起来，排查管内所有的“黑五类”，并且把“黑”者扩大到了资本家、小业主以及一切可以视为“有钱”的家庭。（后来把“黑五类”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连同知识分子并称“黑九类”，就是知识分子“臭老九”的由来）排查之后就去抄家，除去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统统抄没，能烧的、能砸的，当场烧、砸，其余的全部运走。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凭据，也没有任何可以辩白的机会，真正的无法无天。 抄家之外是批斗，二者同时进行。所有被批斗者都被称为“牛鬼蛇神”，无论男女老幼都被剃成阴阳头，即一半寸发一半光头。在那种形势下，人格、尊严、羞耻完全被“革命的暴力”毁灭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活下去，如小说《芙蓉镇》里右派分子所说，“像狗一样活下去”。不甘受辱者，只有走自杀之路。即使自杀，也要落下一个“自绝于革命，死有余辜”的罪名。好在死者无知，不再为此烦恼。我家一位邻居，曾用几寸长的铁钉往自己的头颅里砸，以求解脱，结果“自杀未遂”，人却落下了残疾，而且被斗得更苦更惨。
血腥的“红色恐怖”
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天津铁路一中的红卫兵突然包围并占领了市工商联、民建的机关大院，扣押了所有在场的人员。那天恰好是学习日，平时不来机关的前资本家、现工商联和民建成员也按时到场，结果一网打尽。“冠生园”老板石某迟到，推门探头就揪了进去，人说他是“自投罗网”。
我父亲时任市民建副秘书长兼史料委员会负责人,当时还在塘沽搞四清,侥幸“漏网”。而我家原来就住在机关后院,搬出去不过半月,仅一街之隔, 也算幸免于难。我几乎每天都去那院里玩,没想到亲眼目睹“**”,受到一次强烈剌激。
资本家们(包括当权派)被拘押在大会议室里写交代材料。连续几天时间,除去拉到外面游街、批斗,就是坐在那里,不准躺下睡觉,每天只给两顿窝头咸菜,上厕所也要由人押解。
天津工商联机关是一座英式楼房,非常考究,在天津的洋房里也堪称一流。那做工精细的门窗地板,拼出各种图案的彩色玻璃和迷宫一样的几十个房间,曾是我十分喜爱玩耍的地方。那些日子,一切都变得那么丑陋、那么肮脏、那么昏暗。几十人挤在一间会议室里,日夜困守,气味实在难闻。
因为是孩子,红卫兵似乎并不把我放在眼里,有时候我还可以和机关食堂的齐师傅、李师傅去给拘押者送饭。那天,我送饭后刚要走,忽听有人报告 “上厕所”。不知为什么,红卫兵竟指着我说:“小孩,你带他去。注意,防止他干坏事。”我回过头去,发现那人竟是王光英。刚想叫“王伯伯”,忽然想到这场合不对,他是“阶级敌人”啊。不过,我太熟悉他了,前两天还在院里和我说笑,他能对我干什么坏事?
短短几天时间,王光英明显地苍老、虚弱了。他步履沉重地在我的“陪同”下走向厕所。出来时,他突然轻轻地叫着我的小名,问可不可以给他搞点水来喝。我连忙点头,推开一间办公室,打了一杯凉水递给他,他竟一饮而尽。那一瞬间,我竟产生一种感慨:无论当初多么潇洒、倜傥之人,到了这步田地,也只有最低要求了。想起他被红卫兵连踢带打赶到外面批斗,手里拿着自己的皮鞋在地上爬,嘴里还要不停地自报“我是臭资本家王光英”时的情景,我真有些可怜他,可怜那房间里我熟悉和不熟悉的所有被凌辱的人。但我帮不了他们。我只是个孩子,孩子能懂什么、做什么?况且是在那样的环境中。
除了写交代材料,就是轮番地游街、批斗。工商联人才济济,许多人是在天津以至全国数得上的名流,如毕鸣歧、朱继圣、董晓轩、王光英等等。而工商联机关地处市中心,位于花园路,那路环绕当年的英国小花园而筑,呈圆形,正好用来游街。名人加闹市,那场面可想而知。每次游街,都是瘦高的董晓轩排在最前面,加上纸帽子,愈发显现,他被冠以“妖道”之名,后面便是牛鬼蛇神方队,人人带高帽、挂纸牌,浩浩荡荡,每次都会引来成千上万人围观。
红卫兵打人真狠。我至今弄不懂,要怀着什么样的仇恨才可以下那样的黑手。令我没齿难忘的,是那些红卫兵痛打资本家车重远的场景。车重远并不是什么大资本家,当时约五十岁,胖胖的,人很和善,平时常与我们小孩子说笑,谁也想不到他会死于非命。红卫兵用棍棒打他,他起初并不吭声,后来开始哀嚎,惹得红卫兵不高兴了,愈发打得重。终于,他被打出血来。也许是血腥冲激了兽性,那些人简直像疯了一样,不分部位地乱打。夏季穿着本来就少,衣服打烂了,露出皮肉。不知是不是铁器所致,那一下,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皮开肉绽,伤口外翻,渗出了鲜血。车重远没有了声息,直至不再动弹。一条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他是被活活打死的。
也就是从那一刻,我意识到了这“革命”是带有血腥的,照应了毛泽东所说“革命是暴动”。那是我一生迄今唯一的一次亲眼看到人被活活打死。即使在今天,当我把它落在文字上的时候,我仍感到恐怖,同时多了一种当时没有的愤怒和慨叹:这就是“革命”么?这种“革命”怎么可能把人们带向光明?
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不知使多少人死于非命。能够活下来的真是幸运。1993年3月,我采访“两会”时,当年在天津工商联被拘押的人中,王光英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国权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在人民大会堂巧遇王光英夫人英伊利,按小时候的习惯,我称她“英姑姑”,彼此问候了工作、生活,感叹彼此变化,但谁也不提那段往事。不堪回首啊。
全面“内战内乱”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率先夺权,掀起“一月风暴”,迅速引发各地“全面内战”。那时,几乎天天听到武斗的消息,经常可以在街头看到身穿工装、头戴安全帽、臂佩袖章、手持各种械斗工具的造反派,一队队,一车车,很是威风,也很令人恐怖。
就武斗的程度和范围而言,天津还不算惨烈,至少我没有亲眼看到过动枪动炮,最多是铁器。况且,那时家长一再嘱咐,看到武斗赶紧跑开,否则,误伤是没人管的。
各地传来的消息就不同了。今天说这里开了枪,死了多少人;明天说那里坦克上了街,造成流血事件。武斗带来了社会的混乱,各种刑事犯罪乘势而起,而且多为抢劫、强奸等恶性案件。市公安局门口张贴的各地布告,从一个侧面印证着这些消息。那些布告一张挨一张,贴在公安局围墙外,长达数十米,并且不断更换。每张布告上都有判处死刑的罪犯名单,每个名字上都印上了大大的红色斜叉。天津市也不时召开公判大会,尔后将死刑犯用大卡车拉着游街示众,最后押赴刑场枪决,引得成千上万人围观。
我们无所事事,家里也还暂时平安,于是每天出去看批斗、看游街、看大字报、看辩论会。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只是觉得挺热闹。当然,看到流血的场面,看到人折磨人,心里也不舒服。但那时到处如此,也就见怪不怪了。
偶尔也回学校去看看,那里已是破败不堪。许多教室都被五花八门的什么组织占据为“总部”了。那年月,除了“黑五类”,似乎是个人就可以成立个组织。于是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决定也成立一个“造反团”。很快就买来了红布,做好了袖章,那袖章足有20公分宽,戴在胳膊上很“神气”。只是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当时那钱怎么来的?又凭什么手续就办成了?真是匪夷所思。
有了“组织”总要干点什么。没有地盘、没有经费,连人都极少,把自家弟弟拉上也不超过10人,能干什么?去别的单位“造反”?没那个胆量,去了人家也不会搭理你的。上街去辩论?自己连个“观点”都没有,找谁去辩?在学校“造反”?老师们都回家了,同学们都在忙自己的事,连“革命对象”都找不到。因此,除了涂抹几条标语,我们基本无事可干。
商量来商量去,我们决定去串联——只有脑袋和身体是自己的。当时,全国大串联的高潮已经过去,白坐火车已经很难,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是返回原籍去闹革命,车站才会给你一张返程并且直达目的地的车票,并标明不准中途下车改变路线。于是我们决定徒步去北京,按照当时流行说法,这叫“革命小将新的长征壮举”。
夭折的“长征壮举”
1967年1月初的一天,天不亮我们就出发了。天很冷,我们穿着棉衣,背着背包,足足走了一天,黄昏时到了距天津60华里的杨村,当地人看我们几个孩子竟然要走到北京去,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有吃有住,我们酣然入睡。
第二天就不那么美妙了。又走了一天,到了河西务,再往前就是北京地界。但是,河西务住满了人,都是从天津来,到北京去的造反派工人,好像去上访之类,途中住了下来。我们几个人转了半天,竟找不到可以吃住的地方。怎么办?一番磋商,大家决定连夜行军。
河西务地处京津中间,前面还有一半的路程。我们进入北京管界之后,天已经完全黑了。公路上没有路灯,只有偶尔经过的汽车扫过一道光束。天越发冷了,我们饥肠辘辘,越走越慢。最要命的是,我临行前新买的解放胶鞋夹脚,疼得厉害,以致一拐一拐的。终于,我们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商量新的对策。继续前行几乎无望,在野外过夜,不冻死才怪;惟一的办法是拦截一辆汽车把我们拉到北京去。
我们试图拦车了,但很不成功。远远看到一束灯光,我们就在路边扬起手来,但那车呼啸而过,连减速的意思都没有。
队伍中有人哭了,后悔不该出来;有人抱怨应该在河西务凑合一夜,也不至于这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受罪。我只好鼓励大家,这里离北京不远了, 肯定能搭上车。到了北京,我熟,负责找地方吃住。现在的关键是拦住一辆车。扬手的办法不灵,我们决定几个人一字排开“封锁”道路,不信谁敢从我们身上轧过去。
这招果然奏效,一辆卡车终于停在了我们面前。司机对我们的举动大发其火,骂我们不要命,“黑灯瞎火的撞死几个算谁的责任?”我们连声叫着叔叔、师傅,说我们去北京串联,有人病了,走不动了,帮帮忙吧。好说歹说,司机总算同意了,但声明,只负责拉我们到大北窑,剩下的事他就不管了,我说“没有问题,我们自会想办法。”几个人争先恐后地爬上了敞篷车厢,司机临上车时还嘟囔了一句:“这叫嘛玩意儿呢,弄一帮孩子到处乱串。”我们没人应声,裹了裹棉衣睡着了。“新长征”壮举就这样夭折了。
司机还是个好心人,多开了一段,把我们直接拉到了天安门旁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那里设有外地学生接待站。我们千恩万谢地下了车,走进了文化宫。接待站里到处都是人,横七竖八地睡在地上。深夜,工作人员已经下班,无人接待。好在北京的许多学校都住有外地学生,我从北京转学去天津才一年多,就带着同学们到我原来的学校住了一夜。第二天,大家各奔东西,天知道谁真的去串联了,串什么联。反正我回了母亲所在的外交学院,被管束起来,再没去乱跑。
我们这个“造反团”惟一的一次行动就这样结束了,自动散伙,再也没有联系。我们的“组织”存续了个把月,真是短命。
有意思的是,那双在天津买的穿了两天夹脚的“新”鞋,我拿到北京西单商场向售货员说明了情况,她居然给我退换了一双合脚的鞋。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
张闻天是条汉子
外交学院是外交部直属院校,是培养外交官的地方,陈毅副总理曾兼任院长。一天下午,有消息说晚上要召开批斗大会,把外交部的当权派们拉来示众,可能还有陈毅元帅。那时候关于陈毅的传闻很多,特别是他对造反派的“不客气”更被许多人传为美谈。再说,他是刚刚发生的“二月逆流黑干将”,这次批斗怕是躲不过的。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天黑之后,我就早早地跑到图书馆去了。批斗会场不大,挤满了人。主持人照例带领大家朗读了毛主席语录,敬祝万寿无疆之后, 一声断喝: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闻天押上来!张闻天?!在场人群一阵骚动。原来,陈毅元帅没有被造反派搞到手,他们就把时任副部长的张闻天弄来了。
张闻天穿一件灰色对襟的中式棉衣,棕色制服裤,脚踏棉布鞋,神态安详,微微低着头,站在会场中央。从他放下围巾,解开领扣的动作中,看得出, 他对这种场面处之泰然,内心毫无惶恐。造反派轮番发言,指斥他推行“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指使薄一波等61人集体叛党等等。他默默地听着,没有任何反应。当造反派就上述问题指着鼻子要他做出交代时,会场上一下子静了下来。张闻天的声音不高,语速平缓,但很清晰:“我们国家的外交路线、外交政策, 都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和批准的。如果说有错误,也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负责的。我个人认为,外交工作中个别的失误是有的,但说路线错了,我不同意。”“薄一波等人出狱是党中央批准的。我当时是中央负责人,当然知道并签了字。这件事当时就有结论,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知道。现在说他们是叛徒集团,不符合历史事实。”
张闻天的这番“交代”,无疑是与造反派针锋相对的,是对他们的反驳。在当时的条件下,说出这番话是需要勇气的,要冒更猛烈的批斗,甚至人身伤害风险,但他说了,平静而且坚定地说了。
“张闻天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张闻天负隅顽抗,死路一条!”的呼叫声淹没了张闻天的声音。批斗会不得不草草收场。他很从容地转身走了,留下了一个年过七旬老共产党人的背影。
42年前的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始终记着它。张闻天是我亲眼见到并且亲耳听到讲话的、党内资格最老、地位最高的领导人,而且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说了那样一番特殊的话。在当时,以我的年龄、心理,我很佩服他。因为他与那些在批斗中吓得胡乱认罪,自轻自贱,以求宽容的人太不一样了。张闻天是条汉子。
“逍遥派”在运动中
1967年,全国到处都在夺权,到处都在武斗,局面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老百姓弄不懂千变万化的政局,夺权也没有自己的份儿,于是出现了大批不介入派别斗争的“逍遥派”。风靡全国的鸡血疗法、制作和交换毛主席像章以及自制家具等等,都是那时百姓们的“时尚”。女孩子们还发明了在塑料纱窗上绣毛主席像,并戏称“造反派搞路线斗争,我们搞线路斗争”。我也是“逍遥派”之一。
我热衷于收集各种内部出版物,无非是毛主席讲话、**语录、文化大革命文献汇编以及各类组织的小报、刊物。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到和平路汽车站去,那里有一个自发的“市场”,有一批专门从事这门行当的人,悄悄地进行暗中交易。我与他们混得挺熟,但从不知道姓氏名谁,他们彼此也很少提名道姓,只是悄悄地相互递送各种版本的材料。我至今也不明白,这些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还是以交流为乐趣。据我所知,那里的《毛主席文选》已经出到了十二卷!现在想起来,不能不佩服当时的人们,竟能够在那时就编出多卷本的毛泽东文集。
民间编辑的《毛选》收录的都是正式出版的四卷之外的文章,很多是讲话记录稿,非常口语化。就是在这些文章里,我读出了毛的渊博、文采、风格, 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认为,在这些方面,毛身后的领袖们没有能够超过他的。
抢传单、撒传单是文革中一大“景致”。熙熙攘攘的街头,忽然有人向空中抛撒出传单,如片片雪花,漫天飞舞,路人争相拾取,颇似在电影中看到的我地下工作者与敌人斗争的场面。
我曾经抢到、拾到不少传单,其实也看不大懂,大多都订成本子写字了。后来表姐她们厂也造反了,也搞油印的传单,她请我帮助刻写蜡板,自然我也有了成沓的传单,于是带着弟弟跑到天津最繁华的劝业场去。我不敢在人群中撒,怕的是传单没撒出去,自己就会被大人们撕碎了。我们爬到劝业场的最高层——八楼天华影剧院,从窗口往下撒,看着自己的举动引来那么多人疯抢,真是很开心。
文革中“培养”了不少刻印传单的“高手”,但更多的是写毛笔字的人才。每天写,一写就是几十张,有些人的毛笔字练得相当不错。这可是发明书法的前人没有想到的“用场”。不过,写大字报练出的毛笔字没有“体”,若归类也只能算“大字报体”。
(作者为《工人日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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