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
[ 2010年第3期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李继华 ]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长河中，曾经滋长和发展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迷信，并酿成严重后果。这些严重后果和极大危害，给今天的人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对党和国家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为了深深地汲取这些教训，就要了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怎样滋生与发展的。
从六届六中全会到1943年3月之前对毛泽东的颂扬与个人崇拜的滋生
虽然都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从此开始到1938年初，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不像后来那样稳固，对他的赞扬比较少，个人崇拜则基本上没有。对此，1936年在陕北保安访问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美国记者斯诺，有一段颇有意味的描写：“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念叨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个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直到1938年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才稳固下来，才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从此开始，对毛泽东的赞扬也越来越多，并急剧升温。
就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张闻天（洛甫）在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有着克服困难的优良的条件，这就是：……⑵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王明在发言中也肯定毛泽东是“我党的最著名领袖”，并指出：“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这些，还是张闻天和王明在当时特定情况下的“表态”，未必就算是个人崇拜；但是在当时的中央内部，已经比较突出毛泽东个人，则是可以确定的。
1939年1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第3版报道：《边区党政群众团体及全体人民新年节向毛泽东同志致敬联名致信：努力抗战响应两大号召来当作献给领袖的新年礼物》。致敬信中讲到：“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你，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中国人民所爱戴，全世界朋友所景仰的领袖。”“你是被压迫者胜利的旗帜！你是光明的象征！……在这里，敬祝你的身体健康！”
3月12日，延安举行了纪念马克思孙中山诞辰的盛大晚会。《新中华报》在16日第3版的报道中讲到：“毛泽东同志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步上了台子。他讲述了纪念两位伟大革命导师的意义。如雷的掌声冲破了会场上的肃静。”
5月4日，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作了关于青年运动政治方向的讲话。毛泽东演讲完毕，接受了延安青年的献旗。为献旗而写的致词中说：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谨向您——中国革命领袖致崇高的敬意，并献旗一面，写着新中国的火炬！
你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毛泽东同志！我们向您宣誓：……
祝您的健康！
6月1日，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的纪念大会，在毛泽东作了关于“抗大”政治方针的讲话后，也向中共中央、毛泽东、边区政府、八路军献旗致敬。献给毛泽东的旗子上写着：“你亲手抚育抗大，抗大日趋于壮健”。献旗时的致词是：“你，人民的领袖，革命的导师，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亲手抚育的抗大，已诞生三周年了，他将要更加滋长，更加健壮！我们谨将此旗献给伟大的领袖……”
7月18日的《新中华报》，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在边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总结开荒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也称颂毛泽东为“伟大领袖”。
7月20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讲演完毕后，全场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呼：“女大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开学典礼后，又举行了庆祝晚会。“晚会舞台顶上正中耸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毛泽东的肖像，西边则左是朱德、王明、项英、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刘少奇等，右是周恩来、洛甫、博古、康生、陈云、邓发等同志的肖像……”据笔者所见的资料，这是中共历史上，特别是1938年底六届六中全会后，最早对毛泽东喊“万岁”的。另据“文革”初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在1966年5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已经受到批判并被罢免职务的彭真，再次受到一些人的攻击。“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说：‘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至于彭真是在什么时候最早喊毛泽东“万岁”的，现在还未查到原始材料。如果确实是他最早对毛泽东喊“万岁”的话，应该是在1939年7月20日之前。当然，在对毛泽东喊“万岁”之前，先喊“女大万岁”，表明当时对“万岁”这个字眼看得还不像以后那么神圣；在挂马、恩、列、斯、季、毛肖像的同时，还挂了其他许多中共领导人的像，也表明对领导人的崇拜比较普遍，还不像以后那么专一。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受到了特别突出的个人崇拜，则是显然的。
8月13日，陕甘宁边区学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毛泽东登台讲话时，“掌声又继续的象春雷一样的响了起来。毛泽东同志屡次想开始讲话，都被这绝大的声音所阻止了。”
1940年1月9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新落成的延安女子大学礼堂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讲演。讲演完毕，“会场顿时沸腾起来，掌声阵阵，高呼‘乌拉!乌拉!(俄语‘万岁’之意)……’”
194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即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青年干部学校(到1941年前后，山东等解放区还成立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分校)。5月3日，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未讲话，王明则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他指出：“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副其实，就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他说，从建党以来，“毛泽东同志便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毛泽东同志“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王明对毛泽东的这些赞扬，并非出于真心，而是一种无奈的迎合，但在其用语上，又确实包含了个人崇拜的意味。这些话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出，四天以后(1940年5月7日)又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反映了当时对毛泽东的赞扬已经到了较高的程度，也表现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明显地滋生。
当时，还创作了由胡乔木作词、冼星海谱曲的《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歌中唱道：“生在英雄的时代，长在人民的旗下，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同年，由胡乔木作词、李焕之谱曲的另一首歌《青春曲》则唱道：“可爱的青春发着亮光，我们的生命像大船在海上前航。英明的舵师给我们掌舵，指挥着我们去冲破险恶的风波”。
同年7月，郭化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八路军的军事理论》一文，其中讲到：“八路军军事理论体系之奠定，应归功中国共产党领袖，八路军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天才的战略家毛泽东同志。”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人们也开始称颂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导师”，颂扬“毛主席”的“辉煌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
12月25日，王若飞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八路军与抗日根据地》一文，开始称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这是就笔者所见而言，最早这样称颂毛泽东的史料。实际上，这种称呼可能开始得更早。
大约从1940年12月29日开始，周恩来在许多份致中央的电报中，都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这是在称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了“中央书记处”的前面。尽管最早这样做的未必是周恩来，当时的人们对这种称呼在以后产生的危害也很难看得清楚，但这种做法的不当之处还是明显的。到了建国以后，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文革”结束以后的1978年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也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提法要改变”，过去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提法)就反对过，不能把个人摆在中央之外之上。”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的论著也尖锐地指出：“这种(称呼)把‘主席’凌驾于‘中央’之上，是完全违反了领袖和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个人崇拜的明显表现。”
1941年3月，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中共的教育人才应该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5月17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关于皖南事变的高级干部会议。陈毅在报告中指出：“毛是例外天才，他在井冈山上就已有现在他的一套政治军事战略战术的理论轮廓。”
同年7月7日，《十八集团军抗战四周年战绩总结》指出：毛泽东是“天才的政治家战略家”。9、10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详尽地检讨过去的路线问题。与会者对毛泽东都作了高度评价。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李维汉)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这些发言，既是言必称“毛主席”的，又是对毛泽东热烈颂扬的。
综上所引，尽管不能说每一句话都是个人崇拜的语言，但在对毛泽东的逐渐热烈的颂扬中，的确已经滋生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在当时的抗日战争中，这种个人崇拜，很快就被敌伪利用，攻击延安整风。在1942年11月对鲁中解放区的“扫荡”中，在政治麻痹欺骗方面，敌伪“捏造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同志实行独裁的手段”。
1943年3月以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较快发展
如果说在1943年3月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处在滋生阶段；那么从1943年4月开始，这种个人崇拜就有了更快的发展。
1943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了中央机构的组织调整和精简问题。16日，任弼时在会上说：(原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各部的联席会，性质和责权不明确。他提出书记处应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遵照政治局的方针和决议，负责处理一切日常工作。书记处的主席由政治局会议决定，他在书记处有最后决定权。20日，刘少奇提出：书记处设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毛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决定和处理日常工作。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重新明确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在人事方面，一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也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尽管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之权”，仅指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权限，而不是指政治局对大政方针的决定权，但是在“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其他书记又仅为毛泽东“助手”的情况下，这种“最后决定之权”也是相当大的。因此，这次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却没有同时建立起对他的明确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在此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严重滋生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就不可避免地对这种个人崇拜产生强化作用，使之在此后有了更快的发展。
会后不久，1943年4月22日，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说用人行政是领导者的任务，这是真理。”“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同年8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又指出：“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同年7月2日，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八路军在敌后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钳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
7月5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22周年，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一方面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以后被全党广泛接受和运用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把毛泽东称为“英明领袖”，并说“毛泽东同志自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便在中央工作，参加制定了第一次大革命中共的政治路线……在中国在中共是第一个把农民土地问题提到中国革命中应有的位置。”在这里，王稼祥把毛泽东称颂为在中国在中共高度重视农民运动的第一人。
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其中讲道：“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7月8日，林枫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晋西北根据地》一文，其中讲到：“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杰出人物”。
8月间，山东解放区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大会召开。8月20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黎玉在《山东抗日民主政权三年来的总结与今后施政之中心方案》的报告中讲到：“我们有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团结在他周围的中共中央的英明领导。他们的预告和指示，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争取最后胜利的南针和方向。”这里说中共中央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有颠倒领导集体和个人关系之嫌。
10月2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管理下的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一些纪念十月革命26周年的“基本口号”，第一次提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而且把毛泽东个人摆在共产党之前。随之，从陕北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普遍唱开了由陕北佳县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的称颂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的《东方红》。
12月5日，《中央对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方针的指示》，号召“各根据地党委……详细检查自己的生产、工作与工作作风，是否符合于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必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实行一个彻底地转变，并把这种方向与作风运用到发展生产的工作及一切其他工作中去。”同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宣言》表示：“感谢我们劳动人民的救星毛主席从1944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一方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起草和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45年4月2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决议》被原则通过。“《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文革’时就造成一个结果，好像一讲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
七大以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限度
从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虽然已经滋生和发展，但与七大期间及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相比，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其原因和表现，大致上有三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自己还比较谦虚谨慎。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指出：“现在的青年学生，懂得的道理更多了，比我当青年学生的时候聪敏得多了。我起初读几年书，只知道‘诗云’、‘子曰’那一套，心里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人个个是好的。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x加Y等于z，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现在你们不仅懂得这些东西，而且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我那时就不懂得什么马克思。”
1941年8月2日，在给萧军的信中，毛泽东写道：“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
1943年4月，党内有人提出为毛泽东祝贺50周岁生日，并大力宣传毛泽东的思想。4月22日，毛泽东复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何凯丰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4年3月，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的周扬，主持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周扬还为该书写了编者序言。为此，毛泽东于4月2日致信周扬：你写的序言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者注)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同年11月21日，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指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1945年4月20日，在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时指出：“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段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到：“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此时的毛泽东，正值52岁的盛年。20多年后的1966年，毛泽东在73岁时发动了把整个中华民族拖人内乱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不幸而言中，真是因为随心所欲而大大地“逾矩”了。
在随后接着召开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又反复强调：“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这些论述，表明了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的清醒和谦虚谨慎。这种清醒和谦虚谨慎，自然是以允许个人崇拜的存在和蔓延为前提的。但他在此时和以后一段时间内(大约到建国初期)的谦虚谨慎，再加上革命战争环境的制约，使这种个人崇拜在建国以前和建国初期没有发生太大的危害。
其次，颂扬者的颂扬还是有限度的。从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以前，虽然已经出现了对毛泽东的过分颂扬和个人崇拜，但颂扬者大多出于衷心的钦佩和敬仰，较少有违心的迎合或屈从；在颂扬的语言上，也较少带迷信或神化的色彩。加之毛泽东自己还比较谦虚谨慎。因而七大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一段时间内并未产生很大的危害。
再次，对领导者的颂扬还不仅仅限于毛泽东。当时，党内个人崇拜的客体还比较宽泛，在对毛泽东的颂扬和崇拜逐渐升温的同时，对其他领导人也有一些崇拜和颂扬，而不像建国以后只能对毛泽东表示崇拜。
如前所引，1939年7月20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在对毛泽东喊“万岁”之前，先喊“女大万岁”，表明当时对“万岁”这个字眼看得还不像以后那么神圣；在挂马、恩、列、斯、季、毛肖像的同时，还挂了其他许多中共领导人的像，也表明对领导人的崇拜比较普遍，还不像以后那么专一。
1943年8月，《山东省临参会致八路军电》中也讲到：“华北人民依八路军为长城，颂朱彭总副司令为救星”。
在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43年3月以后到七大之前，为什么会在党内迅速滋长和发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呢?这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论述，许多论著也已作过分析，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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