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中筠文章的几点补充
[ 2010年第3期 对资中筠文章的几点补充·何 方 ]
资中筠关于“三反”的文章写成后送我一阅，我深有同感，现根据我当年的亲身见闻，再作几点补充。
1953年春，我参加了外交部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组织的驻外使节参观团，“走马看花”似地去了安徽、河南、陕西、察哈尔（后撤销，划归山西和河北）等省。参观目的是了解国内建设情况，便于作外交上的配合和进行对外宣传。虽然人数不多，但由于参观团内有身为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驻苏联大使张闻天，所以颇受各地重视，接待规格也较高，总有省领导人介绍情况和陪同参观。结果就引出了个“中央派人来检查工作”的谎信，在所去地方的一些干部中传开，带来了不少麻烦。当时正是“三反”运动才宣告结束，被整人员的处理大部定案的时候。我们每到一地，就有或多或少的干部前来喊冤告状，大多是要求为个人平反。他们一般都是避开地方干部，专找代表团反映情况的，因此总是在代表团住的招待所和休息时间找上门来。这可给代表团出了难题。张闻天同姬鹏飞等其他几位大使商议，提出不能干预地方工作，也不能承担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义务，劝他们有问题还是找地方党委。最后决定：凡来求见和反映情况的，一律由何方去“应对”，不要耽误大家的参观和休息。我当然只能服从。
其实，我对付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两条。第一，是说明我们并不是什么中央派来的，我们是整年派到外国工作，这次回国休假，趁机会到各地看看国内建设的。我们不但管不了地方上的事，他们的意见也没处反映，因为管我们的是外交部，外交部又无权管地方。第二，是劝他们有问题还得向地方党委反映，只有地方党委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来人总是说，由于他们是地方上整错的，找地方党委政府不解决问题，才找你们北京来的人。但我还是好言相劝，推出去不管。至于他们反映各地“打虎队”如何搞逼供信、如何违法乱纪，说老实话，我连听的兴趣都没有。因为一则讲的几乎千篇一律，我已听到过不少;二则这类所谓的群众运动,我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早已“领教”过了。总之,每位前来告状的人,都在我的好言相劝之下失望而归。但是我还是从这些告状中了解到不少有关“三反” 的情况。
除接触“三反”运动中挨整的人前来告状外,同地方领导的座谈或聊天中也经常谈到“三反”。上下了解到的情况给我的印象是,参观过的那几个地方,好像没有打到几只真“老虎”,花钱费力轰轰烈烈搞了一场“三反”运动,副作用反倒比正面影响大。因为运动搞得太离谱,弄得有点混淆是非,人们搞不清什么算贪污、什么不算。例如历史上著名的“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当时就听到一些不同的传说。一是说后来算做刘张们的贪污款项,大多是他们弄来搞了“机关生产”(这是从抗战时期搞生产运动开始就兴起的给机关单位搞积累、搞福利的传统,所以在解放区和解放初期还有大公家小公家之分,当时倒是很少听说有大干部或老干部搞私人财产的事)。另一传说来自外交部。说刘青山作为中国农民代表出国参加了个什么农民国际组织的会,还当选为执行委员之类的领导成员。还没回国, 毛主席就已批示枪毙。外交部有人反映,对他的处理是否应照顾国际影响。毛主席说,我们中国政府处置中国人,洋人管得着吗?所以还是一回国就被逮捕起来,很快就枪毙了。实际情况到底如何,不太了解。但听说刘张被捕后态度还好,干部中议论这样老的干部可否留下脑袋以观后效,却是确实的。
在各省市了解的具体案例已记不清,但外交部办公厅一件案子却记得准确无误,印象特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部署,一切机关都得打出“老虎”来, 重点是各单位管钱管物的机构和个人。外交部就是办公厅和总务司,而办公厅只有文印处等少数单位能算得上。结果就把突破重点放到了处长——一位老干部余森的头上,成天到晚硬逼他交待贪污的数量和项目。余森被迫无奈,又一时想不开,就用刮胡刀片割腕自尽了。后来虽查出他没什么问题,但由于他“自绝于党和人民”,也得不到平反和家属照顾,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小孩,长期过着凄惨的生活。
那次参观,在听各地领导的汇报和闲谈中,也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三反”中的冤假错案。但由于经过多次运动的“熏陶”,他们也就见怪不怪,“都付笑谈中”了,并不感到惊奇。至今仍然记得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说河北有个县,在“三反”中把一个干部关在办公室,逼他交待问题。他实在过不了关,就乘“打虎队员”一时不在,不知怎么竟能把一盒大头针吞入腹中。人们发觉后立即报告领导。有人献计,不要紧张,强迫他吃下两个大白薯就行了。后来果然灵验,大头针很顺利地被排泄了出来。还有一件,是在山西时负责陪同参观的省委副书记陶鲁笳说的。他在谈到“三反”运动中逼死不少人命时顺便提到,说咱们过去搞运动多了,而且每次运动都要死人。前两年山西搞扫盲运动,地方上也要制定计划、造声势,提出要限期消灭文盲,弄得不识字的老人都有点惊慌。一个农村老太太就吓得上吊自杀了,死前对人说,不要你们消灭,我自己消灭算了。
由于毛主席想象中的“老虎”过多,又勒令各地限期捉到,所以地方上就各显神通。例如他对上海就提出具体要求,在1952年1月24日的电报中说,“上海可能有上千只”,“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于是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在捉不到贪污的“大老虎”的情况下,竟发明了个“思想老虎”。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的顾准就是被定为“思想老虎”打倒的。在这里,我们就从2000年1月出版的《顾准全传》中引证一段作为结束。
“‘文革’结束后,华东和上海在‘三反’中被打倒的大多数高干,如黎玉、顾准、恽逸群、温仰春、黄逸峰(原华东局交通部长,经毛泽东亲自批示,华东捉出来的最后一个‘思想老虎’,开除党籍)、曹曼之、李剑华、王纪华、陈公祺……不仅得到彻底平反,并且成为党内外普遍尊敬和纪念的优秀人物,的确发人深省。可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根除干部腐败,就必须搞一次类似‘三反’的政治运动。不知这些人是否真正了解‘三反’的实际情况。根除腐败,难道是运动可以解决的吗?经过‘三反’,政治上的标准弄得是非混乱;同志间的信任被大大破坏;随便打倒一个人成为风气。‘三反’以后,各种运动接踵而至,直至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中国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
可见,不能再为“三反”运动评功摆好了。借此恢复个人崇拜,就更加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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