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段回忆
[ 2010年第3期 我的一段回忆 ]
编辑同志：
我读了贵刊2009年7月号上刘济生写的《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一文，其中第四部分有一段写道：“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解放先驱究竟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1979年以后，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搜集了各地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到1981年，陆续出版了三本书，书名分别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划破夜幕的陨星》。这几本书列举的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人物有44人被处死刑杀害了，只有个别几个人幸免于难。各地公安部门还有一定数量的这样的“反革命”，没有人通过媒体表彰他们。所以说，究竟有多少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就是个未知数了……
这段文字勾起了我40多年前的一段回忆——
我工作在东北边陲的一座煤城，这里的政治神经并不敏感，可就是在这里，于1968年7月2日，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大街的醒目处，有人张贴蜡纸钢板油印的传单，贴传单者自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其内容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迷信，反对大学停办。并引经据典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鼓动人们抵制这个运动。这在当时，不啻于晴空响了一个惊雷，弄得人们如临大敌，当时被定为“6872”重大反革命案件，限期破获。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于是，就由造反派们负责地毯式的排查，各单位、机关、学校、街道都掀起了揭发检举高潮，人人都必须说明白，搞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还好，毛泽东思想又一次取得了伟大胜利，不几天案件就宣布告破。人们才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敲锣打鼓地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并更加证明了阶级斗争没有熄灭，搞“文化大革命”十分必要。
原来，这个“共产主义小组”是由几个工人和几个学生组成，其主犯为马俊发、王成福（工人），成员有卢雪玲（马之妻）、吕守福、程佳生（66届高中毕业生）、马俊生（马俊发之弟）、闫胜官（矿工）、李国志、宋永安（中学生）等十多人。其中马俊发、程佳生、卢雪玲、吕守福等人贴完传单后自知罪责难逃，便从密山国境线越境逃往前苏联。据宣判时称，苏联还为他们提供了电台，让他们在电台上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实属十恶不赦。后经我国外交途径交涉，苏联将马俊发、卢雪玲等递解回国，但留下了吕守福和程佳生。在国内的当然都一一抓捕归案。
全市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马俊发、王成福、卢雪玲、闫胜官、李国志、宋永安等六人被判死刑（军管会首长宣判），当场枪决。卢雪玲时值预产期，即将分娩。宋永安只有十六岁。马俊生等人分别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不等。
时过一年左右，程佳生潜回国内，据说是受苏联派遣充当苏修特务，一入境便被抓获，当然死罪难逃，枪毙了事。至此，这个小组只有吕守福一人逍遥法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时，马俊生等人均被释放，并都安排了工作。死者平反与否，因未公布，不得而知。
还有余音需说明一下，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到处招商引资，吕守福从俄罗斯回国探亲，据说是他在俄罗斯娶了一个俄罗斯女人为妻，并当上了一个皮革厂的厂长。回来时市政府曾设宴款待。昔日死囚犯，今日座上宾，因祸得福，让人嗟叹。
我写此信的目的是借贵刊一角，让那几个游魂的名字留下一点痕迹，也是对他们的一点安慰，他们是普通人，也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此文如有不实之处，愿负全责。
黑龙江读者 任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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