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片《反击》的来龙去脉
[ 2010年第3期 文革大片《反击》的来龙去脉·刘立强 ]
1976年，“四人帮”在短短的6个月零20天的时间内，紧锣密鼓地炮制了一部名曰《反击》的影片。在后来全国上下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这部影片曾作为反面教材，先后在北京等大中城市组织过巡回“内部放映”批判。我的父亲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他本人在《反击》影片中给设定成了头号反派角色即“黄河省的省委书记韩凌”的原型。这种规格的“特殊礼遇”可以说是空前的。当时，以他为代表的河南省各级领导干部向“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和抗争，因而成为“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眼中钉。
下面所写的，就是我自己亲历和了解的有关《反击》影片的一些情况。
“这个电影是反你爸爸的！”
1976年10月8日前后，我从部队到北京出差，住在李先念伯伯家里。那时，距离“四人帮”被党中央隔离审查刚刚没两天。作为核心决策人之一，李先念虽然每天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但精神却格外的好，和我在一月周总理逝世时见到他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 一天吃饭时，就像那些日子许多寻常百姓家里一样，他与我们共同品尝螃蟹。老人家不喝酒，但他并不阻拦我们以酒佐餐。席间，大家话意正浓。忽然老人家话锋陡转，扭脸问我：“你看没看过《反击》呀？”我回答道：“没有！”李先念随即大声地说：“要看看啊！这个电影是反你爸爸的！”
忘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下午一两点钟，办公室的秘书就来通知了。我和周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赵炜乘坐一辆轿车，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礼堂，一起观看了《反击》影片。赵炜曾经长期担任邓颖超同志的秘书，后来还连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
就在车上闲聊中，赵炜感慨地对我说：“先念同志就是有水平、有经验。年初那段日子里，我们给王震等老同志送文件，王震同志憋不住，当着我们的面就开骂（四人帮）；可是先念同志却沉得住气，给他送文件时，有时遇见他正在院子里散步锻炼身体，他总是笑眯眯地说，我已经向中央请假休息了，送么事文件啊！不要送了吧，送了也不一定看哦。其实他是深谋远虑，早已经谋略在心、成竹在胸。关键时刻，先念同志协助华国锋、叶剑英，他们共同决策，在取得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和同意的情况下，最后不费一枪一弹，一下子就把‘四人帮’彻底解决了。真是太棒了……”
得知我看过《反击》后，李先念问我：“是不是反你爸爸的啊？”
我说：“爸爸算老几呀？实际上还不是对着你们中央来的啊！（四人帮）他们也忒下作了，什么黄河省，含沙射影，不要脸！（影片中黄河省委书记韩凌的儿子）连我的小名都用上啦！一模一样，叫小强……”
李先念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还没等我“发表”完观后感，老人家早已乐得呵呵大笑。 “我对这部电影提出了批评……”
父亲临终前，在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中也简明扼要地报告了这件事。父亲的信里是这么写的：“当时，‘四人帮’还在河南拍摄反动电影《反击》，使我和省委压力很大。于是我就在三所一个几百人的会议上对这部电影提出了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他们。”（引自《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
那时父亲的这个讲话，很快就传到了北京。1976年8月20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的一个副书记给迟群、谢静宜写信打小报告，说我父亲“在一次省委干部会上讲：‘你们为什么对《反击》这样感兴趣？！……中央还要审查嘛！’”他还汇报说有个持“闹派”观点的人也曾当场起立，反过来质问父亲：“你为什么对《反击》这样不感兴趣呢？！”……
可见，尽管《反击》影片尚未出笼，在河南的干部群众中，围绕着《反击》是好还是坏，针对各级党组织是闹还是保，两种观点已经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了。
“刘建勋不批邓不转弯，进不了八宝山”
当时，《反击》影片的宣传可谓铺天盖地、来势汹汹。河南各地的闹派分子把《反击》的剧情介绍、演员台词印成传单、抄成大小字报，在机关学校、厂矿农村到处张贴。影片中的人物对白录音也被他们想方设法从摄制组弄出来，在全省的许多城市乡镇播放。他们的终极目的就是一个——搞乱前一年各项整顿后初定的人心、搅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趁乱上台，篡党夺权。
而首当其冲的,当然还是当时担任着河南省党政一把手的父亲,闹派分子在全省各地的大街小巷、高楼大院,贴满了“刘建勋不批邓不转弯,进不了八宝山”之类的标语口号。各地市县乡、各厅局委办、各企事业单位……依此类推,就像串糖葫芦一样,许多领导干部都成了闹派分子口诛笔伐、狂轰滥炸、批斗围攻,甚至抄家游街的目标。
郑州市委第一书记张俊卿,六十多岁了,造反派在他的脖子上挂了铁制的二十多斤重的“黑牌”,然后推上卡车,游街示众转了半个城区。没过几天,闹派分子又强行把他从市直机关领导干部大会上绑架走了。我父亲和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司令张树芝闻讯立即下令,迅速派人将他从秘密关押处解救出来。(引自梁心明:《名如其人》,见《走近大海》第55页)
洛阳市的闹派分子纠集上千人,乘坐了近百部汽车冲进郑州的省委大院,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攻击谩骂,他们还抄了省委秘书长王大海的家,要把他揪回洛阳批斗。幸亏父亲事先得到了消息,将王大海悄悄藏到黄河岸边驻军弹药库的军事禁区内,后来又转移到了外地。(引自王力著《怀念大海——感悟他的百姓情结》,见《走近大海》第302页)
多年之后,曾任纪登奎的秘书、当时任河南省委常委的赵俊峰回忆道:“1976年批邓时,省委领导人里,人家反对得最凶的,一个是刘建勋,一个就是我。有些人闹得很厉害,我们俩怎么也过不了关,建勋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我也让闹病了。后来,我们两个躲进离郑州市区三十多华里的省委三所,就在那儿呆着。这么大个省,几千万人,有许多工作呢,我们心里也着急。可那一阵,外面闹得很凶,又是静坐,又是罢工,建勋要是折磨得受不了,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可怎么交代?所以,我也出不去,也不能让他出去……”(纪坡民著:《听父亲谈往事:“唐山地震”的回忆与反思–政治斗争中的抗震救灾和抗震救灾中的政治斗争》,第39页)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上的极“左”思潮当时也在省委领导集体中找到了应和者和代言人。4月前后,河南省委做出决定,把郑州市闹派代表人物四大金刚、土司令张永和等坏头头抓了起来,唐岐山就幕后操纵组织大批人马到郑州市公安局静坐示威,向河南省委和郑州市委施加压力。接着,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上,包括郑州市委领导张俊卿、王均智等在内的全省各地、市委书记们都一致坚决不同意释放张永和等坏头头。但是,“文革”期间始终负责全省宣传、文教和政法工作的副书记戴某某随后却在省委常委会上突然站出来,提出要释放张永和。他的理由是“张永和是批邓的,现在邓出了问题,主罪消失”。戴某某的这个提议被省委领导集体否决了。
在此之前,带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县委书记杨贵已经由周总理提名,选进了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成了候补中央委员,之后不久他又被周总理提名担任了公安部的主要负责人。这时杨贵已由中央派回河南帮助省委工作。于是杨贵就以这种身份,代表中央对省委的决定表示明确支持,在干部大会上当众宣布:“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张永和不能放!”话音刚落,立即引来全场同志的掌声一片。会后,为了支持各地、市委与闹派分子做坚决的斗争,省委决定所有的常委们一律分头下去开展工作、加强领导。可是戴某某一到了平顶山市,就公开表态支持闹派分子反对省委和平顶山市委,给平顶山市委书记张成国等领导同志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加剧了当地的混乱局面。粉碎“四人帮”后,张成国同志曾经在党的会议上对戴某某那时的表现提出过批评,不料这却成了日后他自己挨整的口实。
对于戴某某的这些言行举止,父亲在1982年底《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中都向组织作了报告。虽然调到中央工作,但自7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一直还兼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纪登奎在父亲去世半年以后,看到父亲的这封信,他提笔写下的批注里记述得更为详细具体。
《反击》是“文革”期间阴谋电影的“重中之重”
一位资深的影评人在多年研究“文革”电影史后指出:“文革”期间,真正能够算做“阴谋影片”重中之重的就是《反击》。(引自翟建农:《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台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页)
“四人帮”正是《反击》的幕后总导演。江青说:“我抓了七年电影,王洪文抓了三年。”“我呼吁多拍故事片!”“要写同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迟群、谢静宜等则是台前的指挥者,他们给《反击》定的基调就是所谓“无产阶级的一个拳头,是一枚重型炸弹”(迟群),是“打在敌人的前沿上,爆炸力要强,杀伤力要大”的“排炮”(于会咏)。
认真盘点一下就能够发现,《反击》出笼的时间表与当时全国的政治气候同步,与“四人帮”的夺权计划同步,也与河南“闹派”制造的动乱局势同步——
1976年2月,江青找到河南的唐岐山,告诉他“河南省委不行了”,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不行了”,要唐“到省委主持工作”,“当省委第一书记”,还要唐“管一管湖北”,当两省“总督”。(引自《乱我中原意在篡党夺权》,刊登于《河南日报》,1977年3月16日)
3月1日,党中央召开的“转弯子”会议刚刚结束,迟群就急急忙忙布置赶写剧本,文化部、电影局也很快批复了。
3月12日,迟群给《反击》的主题、人物、情节定下调子:“要写出走资派比还乡团还厉害!走资派就是法西斯,应该抓起来枪毙几个!”
3月13日,迟群一天之内两次下令,先将《反击》中的第一号反面人物从大学党委副书记升为省委副书记,后来又进一步明确:“一定要把省委副书记改为省委第一书记,写大的,写一把手,这是一条原则,现在有些走资派还在走。”
3月底,剧本由《占领》改名为《反击》。迟群批示要求点明省委第一书记韩凌的五大特点是“走资派、第一把手、不肯改悔、比还乡团还厉害、反革命分子的后台”。为什么要把黄河省委的第一书记取名叫韩凌呢?对他们来说,老干部就如同冬天的寒凌一样。
6月初《反击》开机不久,剧组到河南三门峡市拍摄外景,“四人帮”把持下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破例组成了联合记者团随行采访,由电视台拍摄了长达近一个小时的专题节目,进行前所未有的重点介绍。他们还提前搞剧照,提前写评论文章,提前改编京剧,提前绘制连环画。(引自《“反击”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宣言书》,刊登于《南方日报》,1976年12月3日)
《反击》把黄河大学所在地的省委第一书记作为“走资派”来刻画,河南又地处黄河流域,河南省委本来就担着心,预感到闹派分子可能会牵强附会,果不其然,摄制组里的个别成员下车伊始,与当地的闹派分子里应外合、推波助澜,使原先就存在两种不同政治观点的河南局势,进一步出现了混乱。
得知《反击》在河南产生了影响,迟群兴高采烈地说:“《反击》在走资派那里已成为强级地震。”
过了快三十年后,我在采访《反击》的导演李文化先生时,他对《反击》摄制过程中那些闹派分子给河南许多地区造成的动荡和破坏记忆犹新。
时任河南省委秘书长的王大海在晚年写的《艰难的步履》一文里,有更为详尽的回忆:“‘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把我在讲话中批评派头头时的话:‘欺负老干部欺负透了,整整受了八年气,挨打受气,像个小媳妇’等话作为原型,写进他们炮制的电影《反击》中,在全国播放。洛阳的派头头更是将广播车开到省委大门口,用高音喇叭对着省委播放《反击》的电影录音。”(引自王大海回忆文章《艰难的步履》,见《走近大海》第520页)
8月中下旬,迟群看了手下人员写的河南情况汇报,兴奋不已,他批示:“对这些人,这个片子是一次强烈的大地震!……是赶走资产阶级老爷的保证。”
9月21日,刘庆棠、迟群、谢静宜审查影片后表态:一次通过,国内外发行,并决定在国庆节公开上映,而且布置提前于9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布广告。
《反击》终成覆灭的挽歌
就在此时,河南省委不断向中央报告申诉,认为《反击》是影射河南政治状况,而且由于摄制组中一些人参与了当地“闹派”的行动,已经造成了河南的不少地区局势紧张,倘若影片上映,势必造成全省大乱。
由于河南省委的不懈努力,迫使张春桥向文化部下达了一个指示:“能否避免不要引起不必要的反应,修改掉影片太像河南的部分?”9月26日,张春桥调看了《反击》后,再次打电话通知文化部:“上映先停下来……先不见报,也不宣传。要选一个适当时机再拿出去。拷贝继续印。”
《反击》被推迟公开放映了。10月4日的晚上,预感末日即将来临的迟群哀叹道:“我们可能看不到《反击》上映,自己的头就被倒挂在天安门上了!”
48小时后,华国锋主持,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等人协助,一举擒拿了“四人帮”。《反击》影片也连同它的炮制者一道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最后,我还想起两段轶闻小事:
其一,父亲去世前,在聊天时他曾告诉我,当年在中央正式传达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他和刘子厚、张平化、赵辛初等许多在“批邓”期间被整得死去活来的省委书记们不约而同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家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经久不息。
其二,著名围棋国手罗建文是父亲的忘年交。父亲去世后,他写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在文中,罗建文老师说到:“……76年10月8日,聂卫平正在河南代训,那天吃过晚饭,建勋同志突然来到我们的住处河南省体育场。由于主席的去世,我们已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见面后,他告诉我们一件惊人的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我和卫平都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因此,听到这一消息后,自然是十分振奋。而建勋同志的振奋程度更甚于我们。那天,我们聊到很晚,由于高兴,还喝了点酒。我心想,四人帮倒台了,以后刘书记可以更加支持我们的围棋事业了……”(引自罗建文著《刘建勋同志与围棋》)
(责任编辑萧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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