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
[ 2010年第3期 《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李 逊 ]
柯庆施与批《海瑞罢官》似无关
1965年初，江青来上海。目的有两个：一是修改京剧《林海雪原》；二是秘密特色人选批判《海瑞罢官》。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是柯庆施。不过，此时的柯已身患绝症。他1964年3月底住进上海华东医院，4月20日做手术，6月初出院，7月14日晚饭后离开上海，坐火车去北戴河休养，9月18日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月23日离开北京去广州疗养，直至1965年4月去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这个日程表全部引自邓伟志著：《如何评价柯庆施》，《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柯庆施的女儿柯六六著：《爸爸的身影》，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红星照耀的家庭》） 江青在上海找到姚文元。有人说姚文元是柯庆施推荐给江青的。有回忆录说，柯庆施在北戴河休养期间，曾专门将张春桥叫去北戴河，交代张春桥“让姚文元全脱产，为江青同志写文章”。（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所著《我的文革岁月》）
其实即使柯庆施曾经要张春桥支持江青批判《海瑞罢官》，柯的支持大概只止于此。因为柯庆施此时已经不再主持上海工作，甚至从此没回上海。身患绝症的他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实质性参与。据不久后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杨永直说，柯庆施离开上海去外地疗养，直至1965年4月去世；外出养病期间，跟随柯的机要秘书从未接到过上海方面任何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文件和电话（邓伟志：《如何评价柯庆施》，载《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而且，《海瑞罢官》所谓要害问题“罢官”，至1965年才提出，彼时柯已去世多时。
当时，这种批判很多，连比吴晗地位更高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也因其“合二而一”的哲学思想在挨批判。柯庆施即使支持，也只是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安排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夫人要求的事宜。如果说有什么超出共产党行事规则的地方，那是毛泽东让夫人越轨插手党务，应该不予理睬，但柯庆施包括全党，无人敢这样做。
张春桥当时是市委分管宣传口的书记，具体负责批判《海瑞罢官》，从市委书记的工作分工来说，名正言顺。他与江青结帮是后来的事情。
张春桥认真完成江青交办的事，甚至还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套《明史》。当时曾使一些干部纳闷，张春桥怎么忽然对明史感起兴趣。
柯庆施逝世后，江青又找续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她对陈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李希凡不接受，才来上海。她还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她要陈丕显也支持她。（《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柯庆施对张春桥上升起了关键作用
1965年4月柯庆施去世时，张春桥也已经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江青到上海都与张春桥联系。
张春桥的提升，与柯庆施不无关系。
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生于1917年，1935年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1938年到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从事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那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长。共产党执政后，张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又任社长兼总编辑。柯庆施1954年调任上海时，张春桥已经被免去上海所有职务，正将被调离上海。起因是张未经请示便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还打算点名批判上海副市长潘汉年，被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陈毅和谭震林发现制止，并拟将他调离上海。柯庆施留下他。
和张春桥长期共事的当年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对张春桥的印象是：
平时不苟言笑，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张春桥不苟言笑是几乎所有和他有过交往人的印象。张春桥不与人往来，除了布置工作，不与人多说话，更别说聊天，从来没见他与上海市委的其他领导们有谈得来的时候。他与当时的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长李家齐办公室门对门，但从来不和李聊天。给李的印象是“高深莫测”，“阴”。（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长的李家齐2009年对笔者的回忆）
“阴”，是几乎所有与张春桥有过交往人的印象。就连后来和张春桥一个阵营的毛远新，多年以后当毛泽东向他询问对张春桥的看法时，也说对张“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江青文革初期的秘书阎长贵著《问史求信集》第418页，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
张春桥给市委干部的另一个印象是比较“左”。例如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上海市委为了活跃市场，打算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决策前先向区、县负责干部征求意见。但作为市委领导的张春桥，会议一开始，下面干部还没有发表观点，便首先发言表示反对。吓得有的区委干部不敢再谈自己的看法。
不过，张春桥的生活很简朴。长期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徐景贤文革后回忆，文革以前，他几次和上海一些党员老作家们春节期间到几位市委书记家拜年。别的书记家多少有些摆设，有的墙上还挂着字画之类，招待客人时总有些拿得出的食品；唯独张春桥家陈设简单，且只有两盘花生招待客人。张春桥总穿着一条藏青色旧呢裤，屁股上打着两块补钉也不以为意。 张春桥出名是在1958年“大跃进”。柯庆施去参加当年8月北戴河会议，回来后，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告诉张春桥。在这个讲话中毛赞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对1949年后实行八级工资制所造成的等级差别表示不满，怀念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张春桥从柯庆施处知道毛的这一想法后，根据毛的这些话，连夜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发表在《解放》杂志6月号上。《解放》是上海市委在大跃进中创办的理论刊物。
张春桥对经济是外行，他这篇文章算不上论文，充其量只能算是政论文。因与毛想法合拍，受到毛赞赏。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引出党内和学界大讨论。毛泽东也因此知道张春桥的名字。同年10月，毛泽东点名要张春桥和陈伯达一起去河南遂平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考察。毛开始注意张。
这年年底,张春桥被提为上海市委常委。在讨论此事时,市委中有人提出张春桥妻子李文静有叛徒问题,被柯庆施当场打断,说此事不要再提。柯庆施不搞家属株连,显示其胆识,更显示他对张的器重。
“金棍子”姚文元
江青找李希凡写文章,李希凡婉言拒绝。李希凡毕竟大学科班出身,多少还从学术层面考虑问题。姚文元是机关干部,习惯从政治层面考虑问题,写批判文章只问符合不符合当前政治,不管学术层面能否自圆其说。
姚文元资格比李希凡老。
姚文元生于1931年12月。1948年时还是中学生的他,便已加入中共地下党。1958年,柯庆施点名将姚文元调往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1961年底,《解放》半月刊停刊,经张春桥提名柯庆施同意,姚文元被调往中共上海市委党报《解放日报》社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姚文元当时已经是一个有名气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文革前已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多本文集。他1956年6月30日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以及1957年6月10日刊登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曾经引起毛泽东注意。这是柯庆施将他调往《解放》半月刊的原因。
但在文化圈内,姚文元口碑不太好,被称作“棍子”。因为他文艺思想核心,就是反对文学固有的人文关怀,艾青、巴金、丁玲,这些著名文化人都挨过姚文元的批判。文化界和新闻媒体对执政党的态度,是姚文元特别敏感的,捕捉此类信息,是他的特长。他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就是这种敏感的产物。又例如,姚文元曾对人说,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又是开会,又是出纪念文集,可1961年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40周年,却冷冷清清;你想过没有,这是为什么?!(李逊、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5月16日对王知常的访谈)
姚文元的“棍子文章”,如果只是个人观点,也只能是一家之言。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姚文元的“棍子文章”成为党的棍子,挨棍子者没有辩解商榷余地,更不用说反驳和批判。
不过,生活中的姚文元不像他的文风那样咄咄逼人。他个子不高,胖胖的,才三十多岁便已谢顶;他不喜欢说话,几乎没有私人交往,很少与人起争执,写作班的青年喜欢开他玩笑,他嗫嚅着不知如何回嘴,但也不生气;他生活随便,外套可以穿到油光鉴亮仍不换洗,书包里吃剩的油条大饼可以放到发出异味,被人掏出,方才发觉;他会郑重其事请人吃饭,但请吃的却只是碗阳春面。姚文元的这种特性一直保持到后来。姚文元完全是个政治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工作写作学习。后来给他当助手的朱永嘉谈姚:“不苟言笑,讲话很谨慎,没有一句题外的闲话。这是我对姚文元的最初印象,这一印象以后一直也没有改变。”(以上都是朱永嘉对笔者的回忆。)不过,他的棍子文章,虽然有揣摩局势投当局所好之嫌,但这是当时各行各业尤其是政治、文化界的潮流和大趋势,包括吴晗写《海瑞罢官》,张春桥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都是唯毛泽东所思为思,唯共产党所想为想。人们觉得应该站在党的一边,和党与领袖保持一致,唯恐跟不上。
在阅读爱好上,姚文元特别喜欢科普和科幻读物。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苏联作家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等等,都是他的最爱。文革结束,姚文元被判刑关押,他在写交代之余,写出三本著作,都是关于人类的科学认识史的。一本是人类对天体形成的认识发展史,一本是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发展史,还有一本是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发展史(这三本书著作的手稿,笔者曾经都看到过)。一生以写作文艺批评和政治批判为己任的姚文元,最后的写作却是“天、地、人”的形成,显示了他的某种无奈,也显示他对科学领域的由衷爱好。只是时代将他塑造成棍子,他自己也选择棍子人生。这是一个历史的缩影。
朱永嘉告诉笔者,1965年3月的一天,姚文元上午刚到解放日报社上班,张春桥电话来了,要他马上去。姚文元要向报社打招呼,张春桥说不必,随便找个理由,此事要保密。姚文元到了指定地点,进门见到张春桥和另一个中年妇女正等他。经张春桥介绍才知道她就是江青,是江青要找他。江青要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临走,交给他一本1961年第1期《北京文艺》,上面刊登着吴晗剧本。(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版。作者王文正当时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姚文元当时兼华东局“内刊”《未定文稿》编委。接到写作任务后4月,正值华东局《未定文稿》与市委写作班对换办公场所,《未定文稿》从原来丁香花园搬入宛平路11号。姚文元办公室在三楼,他让工作人员搬入两张大写字台,他喜欢大台子,可以随意摊开资料。他当时人事关系还在解放日报社文艺部,张春桥替他向解放日报社请长假,报社五一节以后的稿子他都不看了。所以,姚文元应该是从1965年5月以后开始正式动笔写作。彼时柯庆施已经去世。姚文元对明史不熟,江青又催得紧,他对张春桥说,希望再有个熟悉历史的人,帮忙查阅和核对资料。几天后,张春桥告诉姚文元,人已选好,让他去一次。姚文元赶去见到张,张告诉他,为他找的人是朱永嘉。姚文元联系上朱永嘉,他对朱说,是市委安排他为自己当助手。
朱永嘉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讲师,对明史很熟,当时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而且是组长。毛泽东说写《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时有一个班子,其实只有两个人:写文章的姚文元和帮他查材料的朱永嘉。姚文元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将文稿给朱永嘉看,只是经常向朱永嘉询问具体史实。
最初姚文元只对朱永嘉说市委让他写明史方面与海瑞相关的文章,朱永嘉没有想到姚文元的批判对象正是吴晗,给他找的资料就是吴晗编的《海瑞集》:“我将吴晗的书和文章拿给姚文元看,不是作为反面的要批判的东西,而是作为正面资料给姚文元的,因为吴晗是明史权威。”
姚文元在写作班办公楼写作,写作班的朱永嘉又被抽去当其助手。为防止行动泄露,张春桥通过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告诫文艺组,不要上二楼历史组的办公室串门,不要过问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
张春桥动笔前要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
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对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批判《海瑞罢官》他起初不知道:“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但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在审阅江青的这个讲话稿时,删去了“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句。(见《问史求信集》)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的参与?让后人费尽猜详。
在开始批判前,张春桥有些顾虑。海瑞戏是在毛泽东提倡下写的,批判海瑞戏,毛是否同意。张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
据我知,主席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早有意见,但我们也知道北京对此戏评价分歧很大,甚至有人说此戏是根据主席指示写的。我曾问过林默涵到底分歧有多大,他说很大,也未详细说明。我们还是想研究一下,一研究,就发现海瑞的宣传出乎意料的多,剧种很多,什么京剧、沪剧,各种剧都在演海瑞。上海广播电台六四年还在广播此戏,《生死牌》搞了电影。出了盲人故事。中小学课本有海瑞,大学就不要讲,一大堆连环画、小人书,各种宣传工具都用上了。
我到北京请江青问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说,他没有提倡过写海瑞,只是在湖南彭德怀叫他看《生死牌》,戏里谈到海瑞。主席回来就查明史,说海瑞未在湖南作过官。请同志们看看,如此而已。(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周良霄、顾菊英编著,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
毛泽东一口否定自己曾经提倡过海瑞精神,江青和张春桥没有了顾虑。究竟批判哪个海瑞,上海的,还是北京的?
我们考虑过,究竟批评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影响大的。(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张春桥所说的“我们”,究竟是他和江青,还是再加上毛泽东?不得而知。暂存疑。不过,张春桥说他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海瑞罢官》,至少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张春桥和姚文元动笔之前,是通过江青向毛泽东请示过的。不像他自己说的“开头写我也不知道”。
而且,早在张春桥通过江青询问毛泽东之前,江青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个部长要他们批判《海瑞罢官》遭拒绝后,毛泽东指示将《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虽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但毛泽东此举足以证明,他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和真正推手。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稿出来是1965年6月间。江青为此以观看现代京剧《林海雪原》为名特地来上海,亲自审稿。她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没深度,不能就事论事批判。她要姚文元再修改。
以后,江青又几次来上海,审阅姚文元的稿子,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
张春桥也多次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去北京江青处。江青后来说,张春桥每次去见她,都装着是为样板戏的事。
上海市委与批判《海瑞罢官》
一至六稿是张春桥与姚文元搞的,都没有给市委看过,直到七稿时才给市委看。陈丕显回忆录说,开始他一直不知道此事,直到柯庆施逝世,江青才告诉继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他,她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批判《海瑞罢官》的一些情况,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和姚文元。陈丕显回忆,江青就是这时告诉他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陈丕显也能支持她。江青还一再交代陈丕显要保密,陈觉得蹊跷,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心想不就是篇批判文章,大概江青想出风头,先保密,发表时一鸣惊人”。(以上江青的话均见《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28-29页)
整个写作过程确实搞得很神秘。姚文元的底稿送去市委印刷厂排版印刷时,全都是密封,直接送车间,没有任何手续。而通常,市委文件必须送市委秘书长批后才能送印。(李家齐2009年对笔者的回忆)
9月,陈丕显要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行前,张春桥将姚文元文稿交他,让带给在北京的江青。陈丕显后来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稿子。
陈丕显回忆说,自己带稿子去北京时,一路心中不安。因为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写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却又不准上海对北京方面打招呼,这会影响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关系,也不符合共产党组织原则。
到北京,陈丕显将稿子交给江青,又将自己的顾虑告诉同去开会的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魏也觉此事不妥。两人商量半天,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恩来或陈毅汇报。
没等他们汇报,毛泽东已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透露自己要批判吴晗的打算。那是在会上,毛泽东忽然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正当与会者对毛这句话费猜想,毛又转向彭真,问:“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被毛泽东突如其来问话问住,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
陈丕显于是认为毛泽东向彭真发问,一是征求意见,二是打招呼。魏文伯也这样认为。会后,他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我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28-29页)
文章发表前,张春桥提出要听听学术界意见,于是于11月5日和7日由文汇报社出面开了两次座谈会。
第一次座谈会对象是党内专家。上海社科院院长李培南提了些意见,内容尖锐。这个发言后来几次被张春桥点名,李以后被打倒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次是党外专家会议,参加者有史学界权威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等,以文汇报社名义在泰兴路的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主持会议。
不知就里的周予同在会上为吴晗打抱不平,说吴晗是个好人,不能这样给他戴帽;周谷城也发言不同意姚文元观点,虽然说得比较宛转。会上大多数人都非常同情吴晗,尤其反对姚文元文章第四部分,认为硬把吴晗剧本与单干风联系起来,太牵强武断。(以上材料引自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及李逊、顾训中2005年7月23日对朱永嘉的访谈。)张春桥收去会议原始记录,写进会议简报,直接报毛泽东。
不久文革全面发动,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成为上海报纸点名的8个“反动学术权威”中的两个。
上海市委讨论姚文元文章
1965年11月8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的文章。在此之前,市委已经讨论过几次。这次参加会议的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主管此事的文教书记张春桥、分管教育卫生的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常委王少庸等,加上作者姚文元,协助姚文元写作的朱永嘉,还有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会议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一间大会议室里召开。曹荻秋站着,很仔细地将姚文元文章看完,在资料引用上提了几个问题。陈丕显没好好看文章,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对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情,你要好好抓好!”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问:“戴什么帽子妥当?”姚文章中没给吴晗定性戴帽子。姚答:“看事实吧!何必我们给他戴帽子呢!”在场的朱永嘉当时觉得杨的意思,是要姚文元考虑文章分寸,不同意这样批判吴晗。
张春桥也站着,没坐。
参加会议的朱永嘉后来回忆说,整个会议给他印象是开得松松垮垮。陈丕显、曹荻秋他们似乎没太把文章当回事。(李逊、顾训中2005年7月23日对朱永嘉的访谈记录)
曹荻秋此前曾经提出姚文牵强附会不实事求是,而且后来对张春桥再送去的修改搞根本不看,张几次催问看法,曹都没回答。(糜欣祥:《铁骨铮铮,正气浩然——记曹荻秋同志同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这次因是市委书记处讨论,曹才又仔细看一遍。
市委领导干部们都以为姚文元只是批判吴晗的剧本。1949年后这种批判太多,尤其60年代以后,今天批判著名哲学家冯定,明天批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一会儿批判经济学泰斗孙冶方,一会儿又批判史学权威周谷城。上海市委干部们可能以为这次批判和那些批判差不多,批判一阵子,职务上调动一下就结束了。
即使上海市委领导觉察到什么,也无法明说。此时,毛泽东已决定发表姚文,上海市委对文章有什么态度,根本无力回天。
文章发表前,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主张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张春桥不同意,招呼没打成。(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宣传组:《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摘编》,1967年5月)
曹荻秋后来承认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
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打不打招呼,不打不好,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都是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1967年1月8日“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委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主办的《红卫战报》?第16期:《砸烂反对毛主席的上海市委》,作者是“市委文革小组办公室革命造反派代表”)
张春桥也说过,同北京市委的关系是他当时的顾虑之一:
还有一顾虑,即和北京的关系。我们当时不敢打招呼。文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来,我们考虑不必要送审了,主席九月会议已经讲了话,可以批评吴晗嘛,这时如再问彭真好不好?我们反的是资本主义,如彭真说主席已批准,为什么还问我。所以就未打招呼,还有批评周谷城也没给上海打招呼嘛。虽不是副市长,周谷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协副主席。我们看到批判周谷城的文章以后,因为准备不够,也很紧张,周谷城要自杀,我们毫无准备,但无怨言,因为周谷城应该批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不过,张春桥自己在姚文发表前,还是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打了个招呼。他和邓拓是老同事,张1949年前在晋察冀日报工作时,邓拓是社长兼总编,张的上级,张当时是理论部主任。张春桥说:“我和邓拓是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这话张春桥对陈丕显和朱永嘉都说过。(《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36页,以及未刊稿《己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朱永嘉2006年8月著)
所以,如果说当时保密得滴水不漏,上海市委除张春桥外都蒙在鼓里,有点言过其实。如前所叙述,首先,上海市委从姚文元开始写文章时就知道,而且文章也经由上海市委集体讨论;其二,毛泽东在姚文发表前,向彭真透露过要批判吴晗;其三,张春桥曾向邓拓打过招呼,邓拓应该会告诉吴晗。
本来,新闻报刊应该有批评当政者的权利和自由,但是,1949年后这类批评根本不被允许。批判有一定职级的党或行政干部,必须经由相关部门允许,这是中共中央自己制定的程序,也即“组织原则”。所以,即使是毛泽东在讲话时向彭真提了一下,彭真并不认为这样就是通知北京市委,他后来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
彭真的愤怒还有另一个来由,因为就在姚文元发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吴晗这一年,1965年上半年,中央曾两次发文规定报上点名要经过中宣部,还要求学术批判不要戴帽子。
定稿后的文章,毛泽东“看了三遍,认为基本还可以”。(毛泽东1967年5月1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张春桥建议,文章首先登在《文汇报》上。他认为文章刊登在这张非党报上,首先不会引起人们猜测,因为这份民间报纸过去也发表过一些学术争论文章;其次这张上海报纸在全国特别是知识界拥有广泛读者,可以引起争论。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头版发表。
文章发表那天,姚文元自己还不知道。11月10日一早,姚文元还在睡觉,一个电话打到他家。他妻子金英接电话,是陈丕显打来的,告诉说姚文元文章今天在《文汇报》发表。陈丕显还向姚文元表示祝贺。(据朱永嘉对笔者说,这是姚文元女儿告诉他的)
姚文元的文章,就这样在上海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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