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耿飚领导的中央宣传口的日子
[ 2010年第4期 在耿飚领导的中央宣传口的日子 江春泽 ]
1977年初某日,北京大学人事处通知我:“中共中央宣传口来函,借调你去工作。你明天上午9点钟去钓鱼台报到,有人在东门口等你,领你进去。”对于这个通知,我虽感到突然,但觉得,动乱结束了,党中央夺回了被“四人帮”把持的宣传阵地。在这个时候能有机会为党出力效劳,也是很荣幸的,立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第二天,我按时到达钓鱼台东门口,果然有人在等候,领我入门,去钓鱼台内的17楼报到。在“文革”期间,17楼曾经是江青活动过的地方,现在是中央宣传口临时办公场所。按照指引,我先去办公室办了必要的人事手续,领了钓鱼台的出入证,看了分配给自己的一间办公兼卧室的房间。然后,被领到业务处处长办公室,听候分配具体工作任务。业务处长王揖原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他向我扼要地介绍了中央宣传口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任务。他说:“由于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十年动乱中被‘四人帮’诬称为‘阎王殿’,被彻底砸烂了。现在百废待兴,来不及恢复宣传部的正式机构。在粉碎‘四人帮’后第10天,中央决定由中联部部长耿飚兼职,牵头组织个临时班子,协助中央统管全国的宣传工作,这个机构就暂称为中共中央宣传口(部)。起先,是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后来迁到钓鱼台17楼。它具有临时性,机构是很精简的,全部人员只几十人,没设什么司局,只设办公室和业务处两个摊子。办公室负责文秘、人事和行政等工作;业务处负责理论、新闻宣传、文艺等方面拨乱反正的调研工作、组织起草和审查重要稿件、了解全国报刊动向等,定编20人,都是从部队和地方临时借调来的干部。”他告诉我,我被分配在业务处,主要是关注理论方面的调研工作。因为人少,分工不能太细,其他方面也要关心,每天都要浏览全国的报刊,协助领导发现和评论问题。
当时,中央宣传口的领导小组成员有: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等5人,由耿飚牵头。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朱穆之和王殊。
根据当时的文件规定,中央宣传口的任务是,协助中央掌管宣传工作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具体工作大致是:第一,了解和研究全国宣传工作的情况,向中央提出加强和改进的建议;第二,了解和研究社会各阶层思想动向,向中央提出一个时期或某一重大事件的宣传意见、要点和计划,并检查实施情况;第三,协助中央组织审查中央报刊、通讯社、广播的重要社论、文章、报道、图片、电影与电视的新闻纪录片等;第四,了解和研究对外宣传的情况,向中央提出加强和改进的建议,协助中央审查对外宣传的重要稿件、图片和新闻纪录片等;第五,了解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刊的内容,发现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并提出改进的建议;第六,协助中央向中宣口所联系的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红旗杂志社、光明日报社、外文出版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等机关传达中央指示、组织落实和检查执行情况;第七,协助中央处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向中央提出的有关宣传工作中的问题。此外,还执行中央临时交办的任务。围绕着以上任务,我们的经常性工作,一是评阅报刊,每天都要浏览全国各地送来的报刊,从中发现宣传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二是对中央级报刊送审的社论、评论文章等协助领导进行初步审阅,提出修改意见供宣传口领导参考;三是参与起草一些有关宣传工作的文件或参与筹备一些重要会议等等。
中央宣传口的工作制度规定,每周一上午开办公会议。除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外,所联系的中央单位的负责人都来参加。当时,经常来出席办公会议的有: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华楠(兼)、红旗杂志社总编辑王殊(兼)、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文化部负责人黄镇、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临时负责人林修德,以及国家出版局负责人等。通常,由耿飚主持办公会议,主要讨论一些重大的宣传工作问题。有时讨论某个特殊议题,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也来参加。胡耀邦在发言时,往往站起身来,离开座位来回走动,富有激情,手势很多,给人印象很深。为了便于工作,王揖和业务处的工作人员每次都要听会和做记录。所以,那个时期的办公会,我都在场。
当时,中宣口的内部学习制度是,全体工作人员在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耿飚也经常参加。只要他到会了,大家都是听他发言。我记得,在学习会上,耿飚曾经很具体地描述过他参与粉碎“四人帮”行动的过程。他说:10月6日中午1点钟,叶剑英给他打电话问:“交给你一个任务,怎么样?”耿答:“坚决完成。”叶帅说:“好,待命吧!”晚8时,耿飚由卫戍区一位武官陪同,带着华国锋的介绍信,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邓岗办公室。耿向邓岗出示介绍信说:“华主席派我们来协助你工作。”接着又补充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给姚文元去电话。”邓岗拿起电话筒,正想拨号,但立刻就放下了话筒,连声说:“不用了,不用了。”看来,邓岗是个明白人,他立即醒悟过来,知道完全没有必要再给姚文元打什么电话了。确实,此时此刻,党中央已经对“四人帮”采取了果断行动,姚文元已束手就擒了。耿飚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接收顺利,未遭遇任何反抗。耿说:“那好,你通知核心组成员立即来开会。”核心组成员被紧急召来以后,当晚就在会议室和衣而眠。当时,广播电台是最重要的媒体,是机要重地,把核心组成员集中控制起来,同时在技术上再采取些其他安全措施,媒体就不会大乱了。当晚10点钟,中央在玉泉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叶帅的建议:华国锋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数日后,华国锋指派耿飚负责中央宣传口。耿飚对华国锋说:“我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打仗可以,搞宣传工作恐怕不能胜任。”华国锋说:“你主要管管大的方针政策,再找几个笔杆子协助你。”所以,就找来了朱穆之、王殊等协助他。就这样,搭起了临时的中央宣传口架子。
这段时期里,耿飚和宣传口的一般工作人员是经常见面的。当时,他还同时兼任中央联络部部长。有时候,中央宣传口的干部也集中到中央联络部去,听耿部长传达文件或做报告。十届三中全会上,耿飚被选入了政治局,分管国防与外交方面的工作,就不再兼管宣传工作了。中央全会后,他还来过一次钓鱼台,与宣传口的工作人员道别。但这次来,与以前来不同了,有一个连队的卫兵把17楼整个围住了。大概按照保卫制度,政治局委员就不那么“自由”了,一般工作人员也不可能与他一起学《毛选》了。
1977年7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大人出山”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的前奏。会前,我就隐约感到,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以及邓小平再次复出工作问题,上层似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后来,我听到机关党支部非正式地传达过一个文件,是邓小平与胡乔木的谈话,邓自己说,他即将重新恢复工作,而且还是“当大官”。十届三中全会决议公布,“邓大人”再次出山了。对此,中央宣传口业务处的同志们群情振奋,欢腾雀跃。在党支部书记何凤岐(原中央联络部五局局长)的领导下,大家自发地买了啤酒、凉菜,在办公室叙谈庆祝。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回顾十年动乱以来惊心动魄的历史,惋惜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的全面整顿被夭折,又庆幸小平同志能再次恢复领导职务,中国从此有希望了。大家热血沸腾,信心满怀,那天的欢庆会一直畅谈到深夜。
当时,凡是中央一级党报党刊的重要社论,或者重大事件的评论文章,一般是请人民日报社的大手笔来钓鱼台执笔。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朱穆之、王殊以及业务处领导王揖,要与他们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每修改一遍即送红旗杂志社印刷厂排出清样,对清样再讨论、再修改、再排印。如此反复多遍,直到中央政治局审阅、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批示同意后才能发表。我记得,十届三中全会的社论,是请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若水住入钓鱼台来执笔的。先后修改了26稿,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夜向全国广播、次日中央一级党报发表,执笔人才得以“解脱”回家。
由于宣传部门的工作性质和这种工作程序,在国内重大事件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发表时,我就不是把它当做新闻来阅读,而是要了解这篇社论经反复讨论,最后是怎样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定稿的,尤其是对一些有过争论的问题最后是怎样说的。我从中学习到许多东西,也加深了我对许多问题的思考。这期间,为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推动实际工作,于光远同志曾领导和组织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举行了四五次关于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以及其它的专题讨论会。我参加了第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曾将讨论情况和观点归纳整理为一篇内部报告,于1977年11月14日呈交中宣口领导。朱穆之在此报告上批示:“这是所见同类报告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并转其他领导阅。
除了评报,业务处的工作人员还要参与起草一些文件。我记得,王揖曾请人民日报国际部资深记者王英秀来钓鱼台住了一段时间,主笔写一个《宣传工作十要十不要》的文件,并指定我参与。当时,写这个文件的背景是,继续肃清“文革”时期新闻宣传假、大、空的遗毒。对外宣传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文革”中把国内一套“左”的观念强加于外国人,而且不加区别对待。针对存在的问题,王揖要求写出一个既破又立的文件。我记不清这个稿子有没有被通过和下发。在同王英秀共处的日子里,我还听她说了不少新闻界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冷西如何受毛主席信任和重用,如何有才华,文笔如何流畅。“文革”前,吴冷西常常随毛主席外出巡视,一路上毛主席指点江山的谈话,吴冷西都记录下来。回报社值夜班时,他边写边送去排印,写一页送一页,不必再作修改,次日就见报。在当时报社人们的心目中,吴冷西是真正的“无冕之王”。王英秀还说过,吴冷西如何赏识邓拓的才华,等等。
那段时期,钓鱼台17楼的电影厅里经常放电影,往往一次要放映两个片子。有些新片是外国片,就通知中央各宣传单位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来观看,使他们了解外部世界,改变原来的封闭状态,如《巴登将军》、《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等。放映这些影片的目的是,决定哪些影片可以公演;这也是中宣口业务处的工作内容之一。由于在十年动乱期间,除了八个样板戏以外,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被打成“黑线” “毒草”,几乎所有的著名作家和著名演员都被打成“牛鬼蛇神”,许多非常优秀的影片被禁止上映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单调枯燥,急需精神食粮,文艺界人士也急需昭雪伸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宣口对17年的电影片子一部一部地重新审视。每看完一个片子后,业务处工作人员要整理出该片的有关材料,包括:该片的原作者、改编者、主演者,剧情主题和中心思想,何时首映,“文革”前哪位中央领导人看过,有过什么评论和批示,文革期间在什么场合遭到批判,是批判剧作还是批判人,是批判作者、编者还是批判导演或主要演员,批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等等。把这些材料搜集、整理好,再请有关当事人来开座谈会,讨论如何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就这样,一部一部的片子先后获得了“解放”。我记得,当时有个21岁的打字员看了《洪湖赤卫队》、《刘三姐》、《铁道游击队》、《上甘岭》等影片后,惊叹道:“哎呀!原来“文革”前还有这么好看的电影呀!”因为她太年轻了,从懂事的时候起,除了八个样板戏就什么电影也没有看过了,现在才了解,建国前后,党在文艺战线的成绩也是辉煌的,而不是被“四人帮”妖魔化的“黑线”与“毒草”。
1977年12月,中央宣传口协助党中央在钓鱼台召集社会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党内外知名人士开座谈会,总计330人。这次座谈会是分界别举办的,在12月13—14日、21—23日、25—26日,共搞了3次座谈。与会者根据切身体验,进一步揭批“四人帮”的流毒,提出改进社会科学研究、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的意见。在这次座谈会上,我直接接触到不少德高望重、学艺高超、誉满神州但在“文革”期间却受害深重的大名家,如胡乔木、于光远、钱锺书、周扬、齐燕铭、薛暮桥、陈翰笙、许涤新、孙冶方、严中平、尹达、刘大年、黎澍、王惠德、陈岱荪……领略了他们的风采,也聆听了他们的高见。座谈会的记录都归档了,我个人没有保存下来。
由于宣传工作的时效性,文稿修改的反复性、审批的严格性,工作人员加夜班是经常的。况且每天该阅读的文件资料量很大,可以说简直看不完,所以,工作人员平时一般都住宿在这里,周末才回家。我们不仅每天必须浏览全国各地的最新报刊,还需阅读大量内部文件和资料。其中,包括当时只供政治局委员以上干部阅读的《动态清样》,内容是新华社记者对24小时内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道。我每天从清晨阅读和工作到深夜。我感到,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处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里,不了解国内外全面的真实的情况,怎么可能探求社会发展的规律呢?又怎么可能超前提出可供操作的决策建议呢?因此,我很珍惜这一工作条件,在繁忙工作之余,抓紧时间多学习多思考,努力充实和提高自己。我从一个封闭的学术环境转到主管全国宣传工作的首脑机关,能阅读到大量内部文件和广泛的国内外新闻,及时摸到国家大事的脉搏,了解世界发展的动向,真是茅塞顿开,大大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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