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 2010年第4期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杜奎昌 ]
上个世纪初以云南为中心发生的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运动,打倒了废弃民国、卖国求荣、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为捍卫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先行者,在中国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开创的民主共和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曾参与过其事的大学者梁启超,在护国运动期间或护国运动结束之后,通过写文章、发表讲演或与记者谈话等各种方式,说了不少有悖于护国运动真实情况的言论,这就为后人如何正确认识或评价护国运动留下了许多谜团。本文笔者近年来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对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有关言论作了一番研究,于此产生了一些我自己的看法。现将这方面的情况简要介绍于下,敬请方家指正。
(一)发哿电催促蔡锷及云南军民匆忙起义
1915年8月,当杨度等人在北京成立筹安会,为民国总统袁世凯紧锣密鼓复辟帝制的行径制造舆论时,梁启超便在他的天津寓所同前云南都督、时任北洋政府经界局督办的蔡锷,以及前贵州巡按使、时任北洋政府参政院参政的戴戡等人,商讨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问题,并决定由蔡锷回昆明依靠具有革命思想的云南军民,首先在云南发起讨袁的军事行动。据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府公报》第43册收录的资料表明,蔡锷是1915年11月中旬在向袁世凯请假并得到批准后到天津治病的情况下,由戴戡等人陪同于11月19日离开天津潜往日本,继而从日本经上海、香港以及越南海防等地,于12月19日这一天到达昆明的。
蔡锷出走日本之后不久,梁启超也离开天津于12月18日到了上海。当梁启超获悉蔡锷已经到达昆明的消息后,便前往南京,通过由冯国璋执掌大权的江苏督军行署,于12月20日给蔡锷发来谎称冯国璋已起兵讨袁,催促蔡锷和云南军民也要赶快揭竿而起的电报。梁启超的这个电报是这样行文的:“宁已起兵,望公速发。”按当时用韵目代日标明发报日期的做法,20日的韵目为“哿”,所以梁启超把他的这个电报称做“哿电”。电报中的“宁”字,是南京别称的用语,这里用来指代冯国璋。当时坐镇南京的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尽管他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径持有不同看法,但不论是当时还是在整个护国运动期间,他都没有起兵讨袁的这种迹象。
与梁启超、蔡锷等人在天津商议讨袁的同时,云南督军唐继尧以及云南军民,也正在采取或明或暗的方式酝酿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问题。按照唐继尧及其僚属拟订的计划,先把滇军以剿匪的名义移到滇川交界的地方,待1916年元旦袁世凯正式登基做“洪宪皇帝”之后再来宣布对他进行讨伐。蔡锷是辛亥革命后云南的首任都督,他的到来对云南军民的反袁斗争无疑起到了推动和鼓舞的作用。当蔡锷收到梁启超12月20日由南京发来的电报之后,他和唐继尧等人便决定把起兵讨袁一事提前来进行,12月22日晚间,39名省内外军政要员聚义于昆明五华山光复楼督军行署礼堂,歃血盟誓,共商有关事宜,然后于次日以唐继尧、任可澄(云南巡按使)两人的名义,向袁世凯发去劝告他取消帝制、惩办杨度等帝制祸首,并要求“于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的电报,25日不见袁世凯有任何反应,于是于当日发出由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贵州督军)、蔡锷、戴戡共同署名的讨袁通电,从而揭开了云南首义护国运动的序幕。
时隔不久,当梁启超发觉他的哿电可能会对云南起兵讨袁造成不利影响这种情况时,便在1916年1月8日给蔡锷的一封信中作了这样的检讨:“吾今所首宜请罪于诸公者,则在前托宁代发之哿电。”“二十一日尊电言,二十日内揭晓。其改早之故,想是因吾哿电,不审曾缘改早而生军事计划之支障否?果尔,则吾罪真未由自赎。”
云南揭开护国运动序幕之后,由蔡锷统领的护国第一军下辖的六个步兵团和一些炮兵部队,便陆续向川南进发开始北伐讨袁,但由于遭到北洋军的抗拒,除了唐继尧最先派出的两个团于1916年1月21日攻占宜宾外,其余部队均被堵在泸州外围长江以南的纳溪等地。3月初宜宾、纳溪被北洋军收复后,蔡锷只好命令护国军后撤到大洲驿等地防守。因此,蔡锷在他1916年3月31日发给梁启超的一封电报里说了这样的话:“此次出征,师行未能大畅,实因宣布过早,动员缓慢,出师计划未尽协宜,以致与京津所预想者竟相凿枘。”
(二)抢先发表代云贵两省起草的讨袁电文初稿
蔡锷、戴戡1915年12月19日到达昆明的时候,带来了梁启超事先代云南、贵州起草的三篇讨袁电文初稿:《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云贵致各省通电》。是梁启超一厢情愿代云南和贵州起草了这样三篇讨袁电文初稿,还是云贵有关人士通过何种渠道托他这样做的,其历史依据现在都已无从查考。
蔡锷收到梁启超12月20日由南京发来的哿电之后,云南正式把起兵讨袁一事提到日程上来,匆忙间将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前两文合并在一起,经过删节、补充和修改,并按照当时正规电文款式的要求加上必要的用语,形成了于12月23日以唐继尧、任可澄两人名义发出的《致袁世凯请取消帝制并严惩帝制祸首电》这篇电文。12月25日云南发出的《为讨伐袁世凯背叛民国复辟帝制罪行致各省军政长官电》这篇电文,也是在梁启超代为起草的第三篇文稿的基础上,经过删节、补充和修改,并按照当时正规电文款式的要求加上必要的用语后而形成的。由于当时时兴用韵目代日来标明发报日期的做法,因23日的韵目为“漾”,25日的韵目为“有”,所以云南这两通讨袁电文被分别称之为“漾电”和“有电”。
当年曾参加过云南首义讨袁几次会议的但懋辛,后来在他撰写的《护国军入川及四川招讨军司令部的成立》一文中,还记述了当时与会人士争论要不要对梁文加以修改的一段小插曲:“随后由戴戡将梁启超所拟的讨袁通电稿拿出来念了一遍,大家都说好,但认为目前情况与拟电时稍有不同,须略加修改。戴戡说任公(梁启超的别号)的文章,旁人何敢改动一字,须电请他自己改。有人说这不是改文义,而是人事变动,只改点名词,时间迫促,无须周折。李烈钧说,可以不必,在座的任可澄先生就是大笔手,请他改几个字,恐怕任公也不会不满吧?大家同意而罢。”现在将“漾电”、“有电”与梁启超代拟的三篇初稿相对照,当时改动的结果并不仅仅只是“改点名词”、“改几个字”,而是动了比较大的手术。
护国运动初期云南发出的“漾”、“有”两电,由于遭到袁世凯北洋政府和其他省份的严密封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被公诸于世为众人知晓。当时昆明出版的《义声报》虽然刊登了“漾”、“有”两电,但由于云南闭塞和政治上的因素,该报发行范围极为有限,在全国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当梁启超得知云南起兵讨袁的消息后,便将他代为草拟的《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两文,在未标明发报日期的情况下,于12月26日抢先同时在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上刊登出来,接着又于12月28日以同样的手法将他代为草拟的《云贵致各省通电》一文,在《时事新报》上加以发表。护国运动刚刚结束的1916年秋天,梁启超在编辑出版他的《盾鼻集》一书时,尽管在上述三文的题目下分别冠上了“代”字这样的名分,但仍将这三篇电文初稿原封不动地编入该书,在全国广为流传。这就给后来研究护国运动的史学家和关注这段历史的人们造成这样一个错觉:到底哪才是真正的云南首义讨袁的电文,有的人甚至干脆把梁启超代拟的电文初稿,当成云南首义讨袁的电文来加以引用,并由此做出梁启超“策划和领导了讨袁护国战争”这样的结论。
(三)贬低唐继尧为自己和蔡锷开脱责任
云南在酝酿护国讨袁之际,时任云南督军的唐继尧认为蔡锷过去曾经是他的上级,现在远道而来,身体又不大好,因而力主由他带兵出征,让蔡锷坐镇后方统筹一切;蔡锷为了避免“占位置”之嫌,则主张由他带兵上前线去打仗。最后按照与会各军政要员的意见,唐继尧留守,蔡锷作为云南护国第一军总司令,统率大部分滇军经四川北伐讨袁。
当时,云南组建有八个步兵团、一个炮团和两个警卫团,总计不到两万兵力的正规部队。起义之后,唐继尧除了把事先已经出发的步兵第一团、第七团划归护国第一军建制外,还把步兵第二团、第八团和新组建的步兵第九团、第十团,以及大部分炮兵部队也划归第一军建制。护国军兴,云南将团的建制改为支队,将旅的建制改为梯团,所以护国第一军由六个支队、三个梯团组成(每个梯团下辖两个支队)。为了支援贵州北伐讨袁,滇军第四团开赴黔北松坎地区,其余三个步兵团和两个警卫团,则分别编入由李烈钧任总司令、向两广出兵的护国第二军,以及由唐继尧兼任总司令、负责保卫云南后方的护国第三军。
在梁启超哿电的催促下,云南匆忙起兵讨袁,这就给部队的调动和军需物资的准备,造成了一时难以应付的种种困难。比如,滇军步兵第二团是1916年1月10日才从昆明出发的,由朱德任团长、新组建的滇军第十团,则是到了1916年的1月18日才从昆明出发的。蔡锷本人,也是到了1916年的1月16日才离开昆明赶赴前线。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起兵讨袁之后,袁世凯很快调动北洋三师、六师、七师、八师,以及广东陆军第一师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开赴前线,分别从四川、贵州、广西三个方向形成包抄云南的态势。因此,当1916年2月上旬蔡锷跟随云南护国第一军的另外几个支队赶到川南纳溪,与刘存厚率领的四川护国军汇合向泸州发动攻击时,北洋军和部分拥袁川军已基本上在泸州布下坚固的防线。这之后护国军与敌军各有胜负的战事,在长江以南的纳溪等地成胶着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护国军和其他进步力量的反对声中宣布取消帝制,蔡锷于是派人前往泸州同北洋七师师长张敬尧商定,从3月31日起彼此停战一周,继而双方的停战一直延续到6月6日袁世凯病故。
蔡锷率领的云南护国第一军在川南作战失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梁启超从南京发来哿电催促蔡锷及云南军民匆忙起义,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可是,梁启超却把这方面的责任,全都一股脑推到唐继尧的身上。1922年12月25日他在南京学界作《护国之役回顾谈》的讲演时,就闪烁其词说了这样一段影射唐继尧的话:“我们这几个月的计划,本来预定举义后半个月,我们的兵便到重庆,料定袁世凯调将遣兵,抢不过我们的先着。但起义后有许多意外的障碍——我现时也不忍多说,总之因为这种障碍,弄到蔡公要从大理府一带调兵,耽搁了十来天的日子。而且好的兵都留在省城,蔡公所能带到前敌的只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1926年梁启超在为蔡锷编辑出版《松坡军中墨迹》一书时,又在编入该书的一纸所谓《泸州会议兵数计划稿》这样一个材料上,作了这样一段签注:“此一纸非函非电,乃最初由滇出军时所编梯团之分配单。偶藏杂其他纸堆中未散失者,辄附印于此。此即致余书中所谓第一梯团、第二梯团也。滇中所拨予松公之兵止此。以三千一百三十人当大敌十余万,志决身歼军务劳,悲夫。”
护国运动期间,梁启超并未到过云南,虽然他通过蔡锷、唐继尧等人写去的信或拍发的电报,略知云南起兵讨袁的一些概况,但许多事理他是不知底细的,上述两段引语表述的内容就跟实际情况相距甚远。当时,云南的兵权掌握在唐继尧手上,恐怕蔡锷也不便避开唐继尧就往大理府一带去调兵,况且当时驻大理的滇军第四团,后来并不是编入护国第一军序列的一支部队。据蔡锷当时的副官邹若衡和其他一些当事人后来回忆:“蔡锷统率的第一军总司令部所属部队共三个梯团”,“人数总计不到一万人”,这支部队使用的枪支大多数是从德国或日本进口的新式武器,而且还配备有大炮和机关枪,并不是像梁启超说的是一支由“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组建起来的不成体统的护国军部队。另据蔡锷当时的随员石陶钧后来撰文介绍,梁启超所谓《泸州会议计划兵数稿》这个材料,实际上是1916年3月上旬护国军从纳溪等地败退到大洲驿之后,蔡锷在3月12日召开的一次作战会议上所作的记录。当时,云南护国第一军在川南作战一月有余,人员已经有很大伤亡,何况这时又被北洋军打得五零四散,蔡锷笔下的这个记录恐怕也不周全。至于梁启超干脆把这个材料里统计的“三千一百三十人”,当作蔡锷从昆明带出去的所有滇军的兵力总数,那更是出于他中伤唐继尧掣肘蔡锷出兵讨袁这种用意的一派胡言乱语。梁启超一面把蔡锷统领的云南护国第一军的兵力尽量往少里说,一面又极力夸大当时在泸州一带的敌军的兵力。据有关资料提供的情况表明,护国战争期间在泸州一带防堵护国军的北洋军及部分拥袁川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三四万人,根本不存在“大敌十余万”这种情况。
(四)把广西起兵讨袁的功劳全揽到自己身上
云南于1915年12月25日揭开护国运动序幕之后,尽管贵州于1916年1月27日才正式响应,广西到了1916年3月15日才宣布起兵讨袁,但从此云南、贵州、广西联成一片,壮大了护国运动的声威。
梁启超与广西起兵讨袁的关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一是他于1916年1月25日给未曾见过面的广西督军陆荣廷,写了一封约三千字(实际不到两千字)的长信,力劝陆荣廷权衡利弊得失,继云南之后早树义旗;二是他于这年的2月下旬应陆荣廷代表陈协五、唐伯珊之约,于3月初与汤觉顿、吴柳隅等一行七人,从上海经香港等地前来广西襄助义举。
对于广西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一事,梁启超在他1916年3月17日写的《从军日记》(即记述他从上海前往广西的过程中由沪至越北帽溪山庄这段经历的作品),以及护国运动结束之后他撰著的《国体战争躬历谈》和讲演稿《护国之役回顾谈》这三篇文章中,都抓住要害作了概略的交代。在《从军日记》一文中他是这样写的:“二月十九日,吴柳隅介见一客曰陈协五(祖虞),自言奉干卿(陆荣廷的表字)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发矣。’”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中他这样写道:“至今年二月下旬,陆君遣人来迎余入广西,谓俟余至,乃宣布独立,余闻令即行。”1922年12月25日在向南京学界作《护国之役回顾谈》这一讲演时,梁启超又这样说:“到三月中旬,陆君忽然派一军官姓唐的带着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我到广西去他才独立。我早上到,他晚上发表;晚上到,他早上发表。”梁启超这里所说的“发表”,即发表宣布起兵讨袁的通电。由此看出,梁启超把他对于广西起兵讨袁的身价说得再明白不过的了,似乎离开他梁启超,广西起兵讨袁的事情就搞不起来。
应陆荣廷之约,梁启超于1916年3月4日带领汤觉顿、黄孟曦、蓝志先、黄溯初、吴柳隅、唐伯珊乘日轮离开上海,3月7日他们到达香港后面对袁世凯密探的监视、办理护照也相当困难这种情况,只好分散行动。于是,汤觉顿带上梁启超把他的名字列于陆荣廷之后而起草的《广西致北京最后通牒电》、《广西致各省通电》两文,同唐伯珊一起乘船经广州前往广西梧州、南宁;梁启超和黄溯初藏匿于一日本人运煤的轮船舱内,由香港前往越南海防;黄孟曦、蓝志先、吴柳隅继续留在香港,待机行事。3月16日梁启超、黄溯初到达海防后,黄溯初按原计划乘坐滇越铁路火车来昆明,梁启超则由海防转移到越北帽溪山庄一日本人开办的牧场里住了十来天,然后经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广西,于4月4日到达南宁。
广西有如“十月怀胎”经过较长时间准备而起兵讨袁的行动,除了它自身的因素外,还与各方面反袁人士的大力促进有关。1915年冬天,正当各种进步力量酝酿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罪行的紧要关头,黄兴就从海外致信陆荣廷,动员他“早兴讨袁之师”;国民党方面还专门从香港派遣钮永建、林虎冒险潜入南宁,间接向陆荣廷转述了兴师讨袁的种种信息。1916年2月中旬,陆荣廷也派他的亲信曾彦来到昆明,跟唐继尧联系过广西起兵讨袁的事宜。但陆荣廷的行动,也受到了袁世凯的钳制。云南起义之后,袁世凯除了调集北洋三师、六师、七师、八师等部,组成由四川、贵州两个方向包抄云南的一二两路人马外,还于1916年1月23日任命陆荣廷的滇籍亲家公、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觐光为“云南宣抚使”(继后又于2月8日改为“云南查办使”),让龙觐光带领四千广东部队并携带大批武器、军服进入广西,然后在广西境内招兵扩军,组成近万兵力的包抄云南的第三路人马。1916年2月底3月初,当李烈钧率领的云南护国第二军进至滇东南和桂西地区时,陆荣廷这才命令他的部队和云南护国军一起解决了龙觐光设在百色的征滇指挥部。与此同时,陆荣廷利用袁世凯任命他为“贵州宣抚使”的这一机会,摆出讨黔的架式,于3月11日由南宁带兵前往柳州,并于3月15日在柳州向全国发出讨袁通电。陆荣廷还另发电报,将该电全文分别向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以及滇黔护国军各司令作了通报。3月15日这天,广西第一师师长陈炳、第二师师长谭浩明、桂平镇守使莫荣新及全体军民,也在南宁向全国发出了宣布起兵讨袁、拥戴陆荣廷为广西护国军都督的通电。广西的这两通讨袁通电,都是用表示(3月)15日的“咸”这个韵目来标明发报日期的,所以当时被人们称之为“两咸电”。
陆荣廷以及陈炳等人分别在柳州、南宁于1916年3月15日发出的讨袁通电,当时昆明出版的《义声报》就刊载过,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护国运动资料选编》、1985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护国讨袁亲历记》、1991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这三种典籍,也都分别一一加以录入。细观见诸于上述报纸、典籍的广西起兵讨袁的两通电文,其风格及行文用语跟梁启超在香港交给汤觉顿带往南宁的《广西致北京最后通牒电》、《广西致各省通电》这两篇文稿中的任何一篇都全然不同。据广西有关人士回忆,陆荣廷以及陈炳等人的讨袁通电,分别是他们各自的秘书起草的。可是,当广西宣布起兵讨袁之后的3月20日和21日,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在没有标明发报日期的情况下,抢先依次发表了梁启超起草的两篇广西讨袁电文。1916年9月,梁启超在编辑出版他的《盾鼻集》一书时,不再像收录他为云贵起草的三篇电文那样,还分别在每篇文章的标题下加上个“代”字,而是以主事人的身份直截了当地将这两篇文章编入该书。
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一书,其作者在谈到梁启超跟广西兴师讨袁的关系时这样写道:“早在梁启超抵海防前的14日,汤觉顿一行已抵达南宁,谒见了陆荣廷。陆得知梁启超已在赴桂途中,遂于3月15日发出了由梁代拟的广西独立通电。”陆荣廷已在3月11日这天由南宁去了柳州,汤觉顿还哪里能在南宁“谒见”陆荣廷呢?陆荣廷家乡的广西武鸣县政府和县政协,曾于1995年邀集区内外百余名学者举办过一次陆荣廷学术研讨活动,并将部分论文结集为《陆荣廷新论》一书出版行世。可是与会学者仍把梁启超起草的两篇文章当作广西起兵讨袁的电文加以大吹特吹,而对体现陆荣廷自身在护国运动中一大亮点的那份广西真正的讨袁通电却只字不提,这就更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五)《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并非讨袁序曲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写于1915年秋天,并刊载于当年8月22日上海出版的《大中华》杂志第8期。对于此文,梁启超在护国运动结束后撰著的《国体战争躬历谈》一稿中说了这样一段话:“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题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当吾文草成,尚未发印,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余婉谢之,且将该文录寄袁氏。”1922年12月25日在向南京学界作《护国之役回顾谈》这一讲演时,他又说了这样一段话:“袁世凯总算一位有眼力的人,他看定了当时最难缠最可怕的,就是我和蔡公师弟两个。当我那文章还没有发表以前,有一天他打发人送了十万块钱一张票子和几件礼物来,说是送给我们老太爷的寿礼。他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后来一想,我们还要做实事,只好忍着气婉辞谢却,把十万块钱璧回,别的礼物收他两件,同时即把那篇作成未印的稿子给来人看,请他告诉袁世凯采纳我的忠告,那人便垂头丧气去了。”大概由于当时梁启超这么一吹,所以最近一些年来不少史家也就把该文的出现,评价为“犹如金鸡一鸣,给帝制派当头一棒”;“成为护国讨袁斗争嘹亮的序曲”;“标志着梁启超公然亮出了反袁的旗帜,公开走上了反袁的道路”。本文笔者则认为,这是一篇以反对帝制派变更国体的某些行径做幌子,实为鼓吹梁启超主张让袁世凯在现行国体,即共和制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其统治地位,让他等待时机和条件成熟之际再来复辟帝制这样一种宗旨的文章。
该文在反驳帝制派认为“共和绝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这一论点时,这样写道:“我欲问论者:以将来理想上之君主为何人,更质言之,则其人为今大总统耶?抑于今大总统以外而别熏丹穴以求得之耶?如曰别求得其人也,则将置今大总统于何地?大总统尽瘁国事既久,苟自为计者,岂不愿速释此重负,颐养林泉。试问:我全国国民能否容大总统以自逸?然则将使大总统在虚君之下而组织责任内阁耶?就令大总统以国为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国托命之身当议会责任之冲,其危险又当何若?是故,于今大总统以外别求得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不能成立也。”
该文在反驳主张变更国体的人担心如果继续实行共和制则在“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这一论点时,这样写道:“今幸也,兹事既已得有比较的补救良法。盖新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制,则今大总统健在之日,此种危险问题自未由发生,所忧者乃在今大总统千秋万岁后事耳。”“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若昊天不吊,今大总统创业未半,而遽夺诸国民之手,则中国惟有糜烂而已,虽百变其国体,夫安有幸?是故,将来中国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而国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
细读《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尽管梁启超在自相矛盾的狡辩中极力摆出捍卫共和国体的架式,振振有词说了类似“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孰谓共和利害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这样一些豪言壮语,但他内心深处隐藏着的仍然是敌视共和、希望恢复帝制这种意识。当他处于“既深感共和国体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难以规复”这样一种绝望心境时,便把复辟帝制的理想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于是他这样写道:“是故,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具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则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据割,剪灭之余,乃定于一。夫使出于第二途耶,则吾侪何必作此祝祷,果其有此,中国之民无孑遗矣。而戡定之者,是否为我族类,益不可知,是等于亡而已。独至第一途,则今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
本文写到这里,笔者心里不禁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我这样来看待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大作对吗?
(作者为新华社云南分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杨继绳)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