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和毛泽东的冲突
[ 2010年第4期 梁漱溟和毛泽东的冲突 黄 铭 ]
梁漱溟一生深爱自己的祖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的各个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几个阶段。抗战时期,他奔走国内当时政治对立的各方,呼吁共同抗日。胜利后,他又为和谈奔波,向各方陈述自己的主张。建国以后,他又以党外人士、共产党诤友的身份,为新中国的建立献计献策。可就是这样一位以拳拳之心爱国报国的老人却在建国初期的一次会议上,与他相交数十年,被尊之为人民领袖的也是梁漱溟本人十分尊敬的人毛泽东发生了激烈冲突,乃至毛泽东严厉批评他是“拿笔杆子杀人”,“野心家,伪君子”。这次冲突虽已载入历史,但重提此事,仍有借鉴于后人的意义。本文拟就这次冲突的伏笔,冲突的过程,冲突的内容做一分析,以求专家指正。
一、冲突的伏笔
梁漱溟和毛泽东相识在1918年,那时梁已受蔡元培、陈独秀之聘担任北大文科学院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毛泽东从湖南来找自己的恩师也就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老先生,寄住于杨家,为了糊口在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据载,他也经常去听梁漱溟的课。杨昌济是著名的伦理学家,特别是崇尚阳明哲学。梁漱溟为了了解阳明哲学,经常去拜访杨,向之求教。杨把毛介绍给梁,但梁当时并未在意这个高大长瘦和自己同岁的湖南青年。后来杨昌济去世,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始了革命生涯,梁也离开北大为乡村建设理想而奔波,二十余年二人再未谋面。直到抗战爆发,梁初访延安,才和毛重新见面。毛重提旧事,梁这才记起原来眼前的毛泽东就是当年那个毛润之。梁漱溟这次访问延安,其主要目的是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交流,倾听中共对抗战的看法,主题是抗战,但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交换关于治国建国的想法,这方面也想听听中共领导人的意见。他在延安总共和毛交谈有六次,但主要是刚到时的两次彻夜交谈。
第一晚主要交谈抗战问题,两人相识甚欢。梁本人是主战派,但当时国内主和派、悲观论腔调很盛,梁也有些惶惑。在来延安之前,梁漱溟曾拜访过当时的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第一次从蒋百里那里听到了抗战必胜,抗战必然是持久战的观点,梁感到观点很新颖,也很受启发和鼓舞。在和毛泽东交谈后,没想到毛也是这个观点,而且讲得更系统,更全面,包括战争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等(这些毛在后来的《论持久战》中都有详细论述)。梁听了十分赞同。谈话一直到天明,临走时,梁送毛一本他自己写的《乡村建设理论》,并点明明晚的谈话将围绕这本书。对于这本书,毛泽东在一天时间内,应该说还是认真看了。因为据梁自己回忆,第二次见面时,毛的桌上放了一沓纸,纸上记着梁书中的话,有些还用红蓝笔划了圈。但是第二晚的谈话却没有像第一晚那样投机,两人观点出现严重分歧,虽然谈话的气氛尚可,但分歧毕竟给二人以后的共事产生了影响。谈话一开始,毛就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来说是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性需要彻底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来确定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作用。梁马上争辩:“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梁在此基础上讲了一大通中国“伦理本位”的重要性,而否认阶级斗争的作用。毛听了后认为:“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毛认为梁漱溟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随即反驳,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我以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两人你来我往,谁也没让谁,谁也没说服谁,这就埋下了两人冲突的第一支伏笔。
抗战胜利后,国共开始和谈。梁漱溟第二次赴延安。这时他渴望国共和谈能谈出成果。这时他的身份已是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他的观点代表着民盟的主张。延安热情地欢迎了他。他发表演讲,希望国共双方都互相让一让,不要打仗,在一个统一政府下搞经济建设。这实际上是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让出自己的控制地区,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诚然,后来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打碎了他这一梦想。梁漱溟的劝和也给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留下了印象,这可以说是第二支伏笔。
国共和谈后期,实际上蒋介石在东北和中原的枪声已表明了他的心迹。但和谈这一形式还在继续。美国特使本负有调停国共冲突的使命,担当和谈的第三方调停人,但受美国国内政策的影响过于偏袒蒋方,引起共产党人的不满,只好退出调停人的角色,由国内的第三方面即民盟来充当。梁作为当时民盟的实际负责人即接任了这个角色。在这之前,共产党谈判首席代表周恩来和民盟负责人之一的黄炎培曾商定: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在梁漱溟主持拟定东北停战方案,准备由民盟提出供国会讨论时,却未和共产党方面商量。当时有一个参加和谈调停的东北无党派人士莫德惠提出,可以承认当时已被中共所控制的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为东北共产党军队驻地,但东北铁路沿线共41个县,20个县在共产党方面,21个县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政府可以派县长带警察去接收共产党所控的那20个县的政权,以达到全铁路线的行政统一。莫认为,只带警察不带军队,这可以照顾到共产党方面。这样国民党政府能接受,共产党也不会有太大意见。梁漱溟考虑时间紧迫,就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以民盟的名义,拟写三份提案,一份送给马歇尔,一份送给国民党政府,一份送给共产党代表团。共产党的这份是梁漱溟亲自送到周恩来手中的。周看后,面色骤变。梁要解释,周忙用手拦住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周还问梁:“我们彼此商量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相互关照,今天为何失信?”梁无言可答,只好立即收回提案,并让人从马歇尔和国民党政府处也拿回另两份,此事终未造成后果。但这毕竟不是一件普通的误会,也难怪七年后周恩来能重提旧事。尽管梁漱溟后来为这事一直内疚,但这成为冲突的第三支伏笔,已成为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刚从苏联回来,即邀请梁漱溟到他家里做客。席间,毛邀请梁到新政府工作。梁考虑自己一直是以第三方人士调停国共争端,今后大局如有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出来为国事奔走。而如果进入新政府,就失去了为各方说法的机会。故他拒绝了毛的邀请:“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在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毛遂有不悦之意,冲突发生时,毛也就此事做了阐发。这是第四支伏笔。
建国初期,毛知道梁对农民问题感兴趣,就邀请梁去各地解放区农村考察,没有想到梁考察回来后,即向毛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土改是深得民心之举,但毛病也不少。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亲眼看到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毛并不以为然。他一直是以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来评论自己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因此他认为梁提到的的问题是个别现象,而且情由可原,不必大惊小怪。他说:“贫穷农民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只要我们执行好土改政策,出不了太大偏差。”以后,梁和毛几乎每隔一二个月就会见一次面,深谈一次,类似的问题提了不少。这大概是第五支伏笔。这五支伏笔如果单个看起来,算不得什么,但要联系起来看,就会对一个人的政治倾向产生看法。所以当后来,梁漱溟再要提批评意见时,遭到毛的严厉批评,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冲突的过程
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紧接着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梁漱溟作为政协委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第一天,周恩来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然后分组讨论,梁漱溟在分组讨论时发言。他肯定了周总理的报告,随后又谈到要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向负责人指出,党的政府也要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散会时,周恩来让梁漱溟在明天的大会上讲一讲,梁欣然同意,并做了充足的准备。他的发言是拥护总路线的,并满怀深情地讲述自己一生的建国理想,但他又认为,周总理的报告中只讲了建设重工业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计划,希望想听到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的计划,这是观点一。接下来他调转话头转向农业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他认为发展农业要靠农会,但农会在土改以后作用就减弱了。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但现在的乡村干部,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问题,质量上都不太够,因此要下大力气教育农民,单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这是观点二。第三个观点,梁认为共产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后,乡村变得空虚,近几年来,城乡差别拉大。他做了个比喻,认为城里工人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最后,他又劝诫共产党过去依靠农民,现在进了城,不要嫌弃农民。梁的这三个观点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反感,成为后来梁毛冲突的导火线。9月12日,毛泽东参加大会,在彭德怀做完抗美援朝报告后,即席发言。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政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这时的讲话,还未点出梁漱溟的名字,但梁已听出是在说他,这时他的倔强脾气上来了,他既感意外,也不服气。自己明明是拥护总路线的,只是讲了几句心里话,怎么会变成有损总路线,有损工农联盟呢?他立即在会场就写了一封信,当场交给毛泽东,毛约他当晚谈话,谁知晚上是看京剧,只是在开演前20分钟两人碰了一下头,梁无法讲完自己的观点,只是要求毛消除误会,而毛坚持说梁反对总路线,两人语言激烈,冲突频频,不欢而散。后几天的大会,梁要求发言,在得到毛的允许之后,梁上台发言,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在接下来9月17日的大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用过去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国共和谈的那件事,说明梁漱溟一贯反动。在周讲话中间,毛泽东作了若干后来收集在毛选五卷中的插话,言辞非常激烈。主要观点是:(一)在国共和谈的紧要关头,梁漱溟的立场是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二)梁要多知道些计划内容,我不赞成;(三)梁提出“九天九地”是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四)台湾的香港的电台称“梁漱溟是有骨气的人”,被敌人所称赞,那就只能把梁划入反动一类;(五)梁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乡村建设”,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六)梁讲我们忘了农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拔;(七)对梁不能搞自我批评,而只能是批评。毛插话时,席间一片谴责梁漱溟的声音。对毛这样的批评,梁是更不能接受的,他决心破釜沉舟,视一切而不顾。要求当场发言,得到主席的允许,明天大会发言。大会的最后一天,梁登台发言。他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主席的口气很重,肯定我是恶意。”他认为这证据不足:说我一贯反动,我就要交代历史。接着他就解释了和谈的过程,并要求给他充裕的时间发言,这时场下一些人打断他的讲话,不让他再往下讲。梁就把手伸向毛泽东,说,我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让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毛讲,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又接着说,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如果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接着说,有一点“雅量”,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梁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毛听了非常生气:你如果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梁又接着说,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要考验一下领导党。两人你来我往,一句接一句,会开不下去了。毛要梁再讲十分钟,梁说:“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会场的人反对,最后只好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让梁是否讲下去。投票结果虽然毛也投了赞成票,但反对者终归多数,梁漱溟被轰下台,冲突结束。梁漱溟与毛泽东几十年的私人关系也就结束了。
三、冲突的内容分析
冲突过去后,梁漱溟在家闭门思过。据他后来说,他也有自我批评,他对政协工作人员讲: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望,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当,那也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在后,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大多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后来,梁漱溟为了保护毛的威信,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从未向人提起这桩事,也不解释当时的过程,真可谓是一位顾全大局、品德高尚的老人。毛泽东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和“雅量”,梁的言行仍停留在“思想反动”范畴,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并没有像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戴上帽子,打入另册。这对梁漱溟来讲是幸运的。但这件事毕竟在党内外开了一个先例,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党外的不同声音随之逐步消失,政治空气渐渐死板,僵化。
分析冲突的内容,无非是三个方面。一是历史的原因,其实历史很简单,就是那么几件事,关键是怎样看,带上有色眼镜看,怎么看怎么反动。二是性格使然。每个人都有性格,一旦坚持一种观点,又被争论对方,或是不同意见方面的言辞激烈所激怒,这种性格就暴露出来,梁、毛二人都是有性格的人,都比较认死理,相比较之下,毛作为政治家就欠缺一点风度了,尤其对方还是一位党外民主人士,翻阅毛选五卷,毛能用那么激烈的语词批评梁,联想到后来和彭德怀互相骂娘,就不足为怪了。是个性所致。这两方面都不是本文所要分析的,重点是他们二人的政治分歧。
谈梁、毛二人的政治分歧,无外乎是两点:一是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并用之统帅一切。二是农民问题。阶级斗争理论对于毛泽东来讲,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依据这一理论,联系中国实际,带领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这无疑是成功的。建立新中国后,毛仍然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之后,这个旗帜举得更高,轻易将八大确定的主要矛盾已经改变的结论废掉,以后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无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理论”等等一个接一个,最终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害苦了中国老百姓。对于梁漱溟,早年他是不赞成阶级分析法的,如前所述,在访问延安时就和毛泽东辩论过。但他后来的思想有变化。承认了阶级斗争的存在,但他不赞成用阶级斗争一个道理来证明一切、统帅一切的主张,为此还遭到过围攻。他曾经引用过恩格斯的一段话,即只要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相互斗争,而没有联合起来共同向自然作斗争时,人类就还没有进入自由的王国。他根据恩的论断,联系党的八大《决议》,他说,“我原以为在我国完成所有制的三大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之后,就不应该把人的力量用在彼此间的斗争上,而应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调整,同心协力,把矛盾指向大自然,向大自然开战,这才能使人类做大自然的主人,一步步进入自由王国。因此对大抓阶级斗争的做法,在思想上不理解。
谈到农民问题,实际上对立的梁和毛,在一些问题上是相同的。他们二人都是在20年代末期开始关注农民问题。梁曾经说过:“农民运动是目前中国肯定必须有的,假如有人忽视农民运动,即他就不了解目前情形。毛泽东出身农民,也就在这个时候,关注农民运动,亲自在农村调查,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后又开辟农村根据地,展开武装斗争。二人都认为知识分子不能脱离农民,梁认为“知识分子不能脱离农民把他们变成了不能胜任任何社会教育工作的寄生虫。”毛说:“知识分子要到农村去,和广大农民相结合。”那么两人的分歧点在哪里呢?还是在重视农民的指导思想上,毛主张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梁主张“伦理本位”,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农民。这样一种农民观,在延安访谈时就被毛指为改良主义。毛也不可能接受和理解梁的乡村建设理论。梁一直关注中国的农村,关心农民的生活。也自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点发言权。所以提出了不要忘记农民这样的建议。农民和工人是“九地九天”,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毛对农民运动的基本评论,一直是“糟得很”和“好得很”的模式,对农民的过火行为一直是忽略不计,而认为只要大方面正确就行了。他始终认为90%的农村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坏的只占10%,你梁漱溟把这10%夸大了。再者,你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是不够格的,你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为地主富农服务的,你根本代表不了农民,你这样帮农民说话,目的是挑拨农民和工人的关系,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细分析起来,梁漱溟的用意还是为共产党好,为共产党献计献策,可是他的一番良苦用心完全被误解,今天看来,是十分可惜的。
梁漱溟之所以受人尊敬,是由于他的刚直不阿,为真理而无所畏惧的精神是一贯的。当阶级斗争为纲时,他强调不能用阶级斗争作为一切的立论根据,不赞成大抓阶级斗争。当别人围攻时,他斩钉截铁地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不随声附和。”文革期间,他不理解一下子怎么能把那么多党政要员打成走资派,他认为这些人如果说是早混进来的,还是后来变质的都不好简释。他举例,这些人过去有九十九个小功,难道抵不上当前反党这一大过?1970年修宪时,他又提出:《宪法》序言中写上个人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不妥当,宪法是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要遵循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怎么能有个别人超然在宪法之上呢?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后,有人要他批判林彪的反动路线;他说林彪是鬼不是人,没有人格,哪有什么路线;刘少奇,彭德怀,不管对不对,他们有路线,有为国家设计的方案,而林彪没有。”江青让他批林批孔,还拿北大的一名儒学教授,现在也批孔引做例子。梁漱溟写信批评了这位曾是他学生的著名教授。信中说,因为政治上的压力,许多人原本不懂儒学或所知甚少,便跟着上边呼喊一阵,尚且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位有信誉的学者,长期从事儒家学说的研究工作,是不应该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这封信让这位著名教授十分汗颜。梁自己走上讲堂,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疾呼孔子有功有过,不可全盘否定:“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当有人批判他的言论时,他以沉默来对抗,一再逼问他的态度,梁漱溟脱口说了一句让今人想起来都十分震撼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展现了他本人的铮铮铁骨。
中国应为有这样一位爱国老人而骄傲,中国历史应为有梁漱溟的经历而丰富多彩。
(作者为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干部)
(责任编辑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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