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近百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 1998 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将在 2009 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 47 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能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 2005 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 2007 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 2000 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 2001-2003 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没有粮食吃。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 2007 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出评价，客观上能够提供一个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百姓能够看到自己的城市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和其他城市相比做得怎样。这样的信息无形之中会对当地政府产生竞争压力。不过这样的竞争压力不是短时间所能够建立起来的，这需要多年的资料积累。第二个用场是给干部评价增加一个信息源。干部工作的好坏非常需要客观评价。然而在正式体制内的信息容易有偏差，由于各种利益的牵扯，信息很容易被扭曲。由一个独立民间研究机构来做，信息不大容易失真。客观真实的信息对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是一个宝贵的基础材料。
最初，我们计划以一个省为对象。后来发现农村的调查十分困难，所以就压缩为对省会城市的调查。调查采用入户面对面访问的方法。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问卷的设计上。最近几年有许多单位为了不同的目的做了问卷调查，如世界银行、中国社科院、国民经济研究所，他们的研究给了我们很有用的参考和方便。确定了问卷，以后的任务就是入户采样，取得答案。这个工作我们委托给我国享有盛名的零点调查公司去做。他们富有经验，有庞大的专业调查队伍，能够保证取得可靠的真实信息。在数据整理上 2007 和 2008 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我们又拿同一年的数据用不同的数据整理方法做了比较。 2007 年通过访问获得了三千多个有效答卷。 2008 年获得了六千多个答卷。抽样方法 2008 年比上一年有了改进，使样本的覆盖面更广一些。最后我们把两年的调查结果按照得分高低将各个省会城市排序，分出一、二、三、四等等，又对两年的排序做了比较。
在这一类调查研究中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讨论。最根本的是这一类调查对象是否可能被认知。对一个客观事物作观察，在每一步的信息采集时都会引进误差。如何防止误差的积累，以及如何解读所采集到的信息。我们用面对面的问卷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除了问卷还可以通过客观的观察，记录公共治理方面的事实。哪种方法更好一些。这些问题在我们设计问卷时反复地遇到过。我们请了清华大学的贾西津老师，人民大学的周业安老师和赵坚毅老师，中国社科院的罗楚亮老师参与了研究，对这些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并写出了报告。
调查分四个方面（ 2007 年）或三个方面（ 2008 年）。他们是公民政治权利、社会权、程序正义、综合（ 2007 ），或者是：公民权利、公共服务、治理方式（ 2008 ）。每个方面包括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问题。在整理数据时，把每个答案化成数，然后求平均。我们没有采用加权平均，因为根据过去大量调查的经验，当问题的数目很大时，加权与不加权的差别很小。而且权重也很难客观确定，还不如没有权重。原来还准备对企业和政府官员作类似的问卷调查。但由于经费不足就没有做。我们相信对居民的调查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是政府直接的服务对象，对政府的服务水平最了解，也最有发言权。
在数据分析上，我们比较了同一年几个方面的数据的相关性。比如公民权利和治理方式有没有相关性。又比较了两年的排序结果有没有相关性，是不是第一年排序高的城市第二年排序也高。还比较了各城市的排序和人均 GDP 有没有相关性，是不是人均 GDP 高的城市公共治理就比较好。这些研究分析由下面的报告提供。
天则所做这项工作有了两年的经验。我们会一年年做下去，以求越做越好，成为一个值得公众信赖的，有价值的信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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