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度根源
[ 2010年第4期 计划经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度根源 孙 康 ]
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反右派斗争算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掐头去尾,阶级斗争扩大化在中国也延续了20年之久。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时间如此之长,涉及面如此之广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最权威的解释莫过于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并未设专节论述此问题,但通过回答“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而间接地从三个方面做了解释:一是毛泽东判断失误和领导错误;二是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容易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三是毛泽东的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错误的发生。20余年来人们对此问题的探讨也基本上在这个框架里进行。作为党的政治决议,这种解释有它的道理,也代表了改革开放之初全党和老百姓的认识水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再来反思那20余年的左倾错误,尤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决议》中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解释便显得不够全面和深刻。这种历史局限表现之一,是未能将20余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实践联系起来考察,没能揭示这种错误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笔者不揣浅陋,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与计划经济体制联系起来考察,力图揭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经济体制根源。
计划经济是一种以行政指令强制性配置资源为手段,以完成计划目标为宗旨的一种经济形式。它客观上要求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有一种稳定的制度安排,以确保供需之间成为持续的常态现象。按此要求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功能和作用就是以计划来代替市场,并通过计划使资金和资源能够按照政府的发展指向得到合乎要求的配置。计划经济体制不是一种经济运行自发的产物,而是人为设计并依靠政治力量强制性地建立起来的。经济愈落后,物质愈匮乏,它愈容易建立起来,并有着当时当地的合理性。但就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它是一个“非常态”。这种非常态、非生长性的体制必须依靠人为的力量加以不断的维护才能延续下去。
一、阶级斗争是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工具
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违背了价值规律,违背了社会大生产的内在要求,将其强制性推向整个社会经济领域,必然会带来不满和抵制。人们会不断地对这样的生产关系和管理方式提出疑问,人们在实践中会自发地要求按价值规律办事。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这种体制就是社会主义的,就是正确的,就是代表社会发展要求和方向的,那么说有一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就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这种倾向实质是一种要求进行商品生产、等价交换,尊重价值规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把计划经济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束缚下,是不可能看到这一点的,那么只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思想凝固会带来判断上的失误,而这种“判断失误”又恰恰是维护计划经济体制所极为需要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的分歧和争论,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其实质是“计划”与“市场”之争。若“计划”到底,也就只能紧紧握住阶级斗争这柄利剑。当年一再祭起“阶级斗争”这面旗帜,用意之一便是用它来维护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
“阶级斗争”,可以从两个方面有效地维护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可以对一切对计划经济体制不满和抵触的思想及代表人物进行打击和斗争,遏制一切企图走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要求。“阶级斗争”在提供理论解释的同时,也就提供了打击和遏制的正当理由和打击的办法。阶级斗争的开展压抑住了人们对价值规律的尊重。其实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是不相容的;如果讲求价值规律,讲求等价交换,就无法依靠行政指令进行资源配置,使计划体制运转不灵甚至失效。然而“大敌”当前,“阶级斗争”如此激烈,政治目标高于一切,还讲什么价值规律?甚至讲价值规律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开展还会有效地压抑和淡化人们的物质欲求,淡化和压抑人们以劳动换取自己利益的渴望,使人们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而不惜代价,从而不再“斤斤计较”变得极为崇高。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鄙视一切物质利益的正当理由。鄙视物质利益,哪里是人的要求,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是为了维护这种体制的要求。因此,这种体制需要有“对立面”,需要有“敌对势力”的存在。它存在时要时时强调它,它不存在时要“制造”它。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写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论著而后来重提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巨大疑问。
进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不仅在国内重提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且在国际范围内强调阶级斗争,造成国内国际阶级斗争都非常激烈的紧张社会氛围。
我们都知道“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对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新概括,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基石。其实“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趋势早在50年代初已露端倪。为什么毛泽东就没有觉察出时代潮流的变化而一味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呢?应该指出,这有极为重要的客观因素,冷战的格局和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都会影响到他对时代潮流的判断。但我们仍可从计划经济体制的角度做一些探讨。
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条件来看,它需要一定的封闭性。我们撇开那些政治因素不谈,单就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只有相对封闭,才可能是形成相对稳定有序的内循环系统。这几乎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前提性的限定,否则无法“计划”,即便“计划”也难以实施。这从我们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到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加入WTO的历史实践,也可反观相对封闭对于计划经济体制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那么我们要问,相对封闭的理由是什么?理论依据是什么?当然,没有什么比“阶级斗争”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了,况且这种解释又并不是毫无客观依据。然而“扩大”的后果则会产生层层递进的效应:首先是满足了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封闭性的要求,免遭“开放”带来的威胁;其次,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维逻辑指引下,会更加有力地证明我们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当时认为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最后,在外在的巨大压力下,这种封闭性的体制反而更具凝聚力,为实行进一步的高度集中统一找到了理由,包括国内、国际“阶级斗争”都异常“尖锐复杂”的政治氛围都会从不同的层面上维护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固然相当程度上遮蔽了毛泽东对世界潮流的认知,可毛泽东也是体制中人,他不能不考虑、不能不适应体制自身的要求。可以说毛泽东及其晚年思想的追随者们,非常清醒地看到了“阶级斗争”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性:不搞“阶级斗争”,计划经济体制是难以维持下去的。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动力缺乏,需要用“阶级斗争”来“补充”
计划经济体制的相对封闭性不单纯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即体制内也要相对封闭。只有进行系统与系统、单位与单位、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条块分割,杜绝其横向往来,才会有个相对的稳定性,才能构建起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不仅如此,还需要有一种固定性,即人员不能随意流动,否则“计划”无法制定,也无法实施。适应这种体制的需要出现了一系列的束缚性政策和规定,如户口、档案、粮油关系、单位等等。这样一种结构的社会当然是一种毫无生气、死气沉沉的社会。可以说它已将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剥夺殆尽。那么,广大人民群众凭什么有劳动积极性和创造热情?特别是劳动成果的分配主要由权力进行配置,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时候,怎样维持劳动纪律和激励干劲?经济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用“阶级斗争”来激活这个缺乏活力的社会,来给这个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这一发展模式后来被高度概括为六个大字:“抓革命,促生产”。
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促进生产,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当然失败了,但它有力地抵御了走向市场经济的趋势,捍卫了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理论引入到经济领域甚至整个社会,起码有两个效用。一是缺乏劳动积极性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剥削阶级思想在做祟,而不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这就避开了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怀疑和不满,又为在更大规模上开展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斗争找到了依据。从而为扫除一切与当政者意志不符的思想和现象提供了理论前提,实现高度统一,保证令行禁止,按计划行事。二是可以使社会有一定的“压力”,从而形成一种“驱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实践上表现为一种间歇性的政治运动。一场运动来了,打倒了一批人,又起用了一批人,这样社会便有了一种“张力”,它通过调动起人们的“仇恨”甚至“恐惧”来进行驯从的劳作,从而使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去。如果不进行阶级斗争,不搞那么多的政治运动,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维持不下去。因此,毛泽东晚年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七亿人口,不斗行吗?”就绝不是老人家的梦呓和疯话,而是对这种体制深刻洞察的结果,是他晚年无限忧思的根源。
三、计划经济体制派生出的弊端需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清除
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动力缺失,且会派生出一系列弊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邓小平曾以愤慨的心情列举这些弊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同上,第327页)邓小平指出的,最根本的是高度集权而权力又几乎支配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只要看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例如前苏联,不是都具有邓小平说的这些难以克服的痼疾吗?
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派生出的种种弊端,不仅是后来的邓小平所不能容忍的,也是毛泽东所绝不能容忍的。然而不同的是,邓小平用体制改革的办法,从根本上一步步地解决和消除这些弊端,而毛泽东则将这些现象纳入阶级斗争的视野予以解释和惩治。
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再次回避了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质疑,而又暂时地遏制了这些弊端。其结果是更加有效地保护了计划经济体制本身。
四、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应该进行阶级斗争的假象,提供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社会基础
前面已经说过,计划经济体制是人为设计并依靠政治力量强制性地建立起来的。可是一旦建立起来,它便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或规律向前发展,获得一种近乎本能的向全社会扩展的要求。很好理解,只有这样才可能对全社会实行有效的控制,才可能更好地按集权者主观意志的“计划”行事。因此,以“阶级斗争”为开路先锋,不断变动生产关系,即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扩大公有化范围等等就不单纯是“决策失误”所能解释的,更大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意志使然。这样一种扩张趋向显然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或说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必然会遇到来自党内党外甚至基层社会的抵制和反抗。这种抵制和反抗既然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就得用阶级斗争的办法与之斗争,越斗争阻力和抵制越大,阻力越大越要斗争。这正像一个灯影愈往黑暗处扩张它所面对的黑暗越多一样,结果是“阶级敌人”越斗越多,阶级斗争愈斗愈趋激烈。计划经济体制所要求的不断变更生产关系,即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扩大公有化范围的趋势,是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趋势相一致的,正是这种恶性循环的表现。
再看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生态和个体处境,也是耐人寻味的。前面已说过,计划经济体制需要一种“固定”性,每个个体几乎都被户口、粮油关系、单位、档案牢牢地束缚在一地,他们几乎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而每次政治运动的发动,都意味着一种重新洗牌,都意味着一批人将倒下去,另一批人将冒出来。政治运动几乎成了改变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地位和命运的唯一机会。有谁不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即使改变不了,能看到那些春风得意者顷刻垮台也是一种心理满足;即使改变不了,能趁运动之机挟私报复打击怨敌也是一种收获。计划经济体制加阶级斗争,必然会滋生出一批大大小小的政治赌徒和装腔作势的“左戏子”。他们上窥风向、下摸苗头,时刻准备进行政治投机,其对政治舞台动向的关注热情绝不亚于现在一些股民对股市行情的关注。在最崇高的“革命”名义下,掩藏着的却是最最卑下的私欲。他们,就是为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社会基础和领头羊。政治一旦变成赌博,这种政治也就变得肮脏不堪,这种政治也就走到了尽头。但它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它败坏了社会空气,腐蚀了人的基本品质。正直、诚信、平等、合作,勤勉而不是投机,实干而不是空谈,追求正义而不是追逐权力,这些走向市场经济必备的精神资源几乎被耗蚀殆尽,至今我们还在为这种政治后遗症支付着高昂的社会成本。
概言之,计划经济体制需要阶级斗争来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动力缺乏,需要阶级斗争来补充;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需要借助于阶级斗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生态,为开展阶级斗争提供了社会基础。这些便构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经济体制根源。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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