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
[ 2010年第5期 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周 拓 ]
《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民主的对立面不是专制吗》一文在国内的刊物上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有彻底澄清之必要。本人不揣冒昧，谈一点浅见，就教于方家。
首先，我们要弄清“民主”的涵义。
当今世界上一般提及“民主”，是指目前已扩展到一百多个国家的所谓“主流民主”，即自由民主——法治、宪政、人权保障基础上的民主。这是“民主”与“自由”结婚所生的混血儿，或者说，是受法治和宪政约束的民主。这里的“法治”，英文是rule of law，即“法律之治”，法律至上，每个人、每个党派和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之下活动，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而作为下位法的一般“法律”不能与上位法“宪法”相抵触。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则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制宪原则，其核心是，每个国民在宪法所列举的“基本自由权利”即人权（比如我国宪法35条所列各项）上都必须享有平等权利——除非因违法犯罪而依法剥夺一部分基本权利。权利是rights，“我所享有的”；不是“权力”power，“我施加于别人的”。
历史上，这一系列基本自由权利即人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所谓“三代人权”。第一代人权包括平等的人格尊严，平等的法律保护，生命权，人身自由安全权利，财产权，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和从事经济活动的种种自由（迁徙、择业、创业、订立契约……），但不包括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主要是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三代人权即平等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核心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权。
仅有原则、原理还不行，还必须有制度措施加以保障和落实，这就是宪政，完整表述是“自由宪政”。各自由民主国家的宪政设计可以有许多形式上的不同，但基本内核都不能背离限权、分权、制衡（制约与平衡）这一条。这是因为，凡有至上性一元绝对权力，即没有限权、分权、制衡的地方，必定只有专制，没有自由。对于每个人来说，“专制”就是“来自他人的强制”，这“他人”可以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当你以外的“他人”有绝对权力时，就会变成施加于你的，一个人的专制或少数人的专制，或多数人的专制。所以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第一必须分开，不能集中在一人、一些人或一个机构手中；第二，这些分离的权力既要互相监督、“制约”，又要相互合作，这就需要“平衡”，畸轻畸重就无法有效地相互监督、约束与合作，因为一旦失衡，太重的那种权力就要压制其它权力。
法治、宪政和自由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体：自由是价值目标，法治和宪政是保证自由这一价值目标得以实现的制度措施。
自由民主是自由加民主，所以很显然，自由与民主是两回事。只不过，西方人习惯成自然，就把“自由民主”去掉修饰词“自由”，简称为“民主”了。久而久之，许多人甚至忘记了这是两回事。
那么，和自由相区别的、“不加修饰词的”“民主”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务必要清楚区别“民主”的两种涵义。第一种，本源民主。“民主”的本源来自古希腊城邦，就是“人民的统治”：democracy的“demo”是“人民”，“cracy”是“统治”。这里的“人民”，是指与“贵族”或“富人”相对立的“平民”或“穷人”。贵族、富人、社会上层是少数人，平民、穷人、社会下层是多数人；于是，“人民的统治”实际就是“多数穷人的统治”。
“民主”还有另一个涵义，是指“平等的政治权利”。如上述，第一代人权是不包括平等的政治权利的，第二代人权才有这个东西。以英国为例，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开始，英国就确定了法治和宪政，但享有政治权利的全权公民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直到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才开始扩大享有政治权利的全权公民的范围，开始“民主化”。直到1918年给了妇女选举权，才实现了以全体成年公民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为主要标志的民主。从1688年到1918年，这两百多年英国都是“有自由，无民主”（香港至今仍然如此）。1918年之后，才变成既有自由、又有民主，这就是自由民主。
很明显，民主的这两个涵义——“多数穷人的统治”，或者简化一点说，“少数服从多数”，和“平等的政治权利”是不相容的。因为，“少数服从多数”当然意味着少数人低于、受制于多数人。这就既不公平，又不正义。“本源的民主”如果不受法治、宪政的约束，就不但不是专制的对立面，反而成为“多数穷人（或各种情况下的多数人）的绝对权力”，这本身就是专制——多数人或多数穷人的专制。
因此，第一，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不是民主。第二，宪政本身一定不是专制，但有可能是有自由、无民主。第三，民主的第一义（“人民的统治”、“多数人的统治”）如果是指人民的、多数人的、多数穷人的不受限制、至上性的绝对权力，那么，这种民主本身就是专制，是自由的反面。第四，民主的第二义“平等的政治权利”，本身就是平等的自由权利即人权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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