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化的几个问题

2010-05-15 作者: 何方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10年第5期 关于全球化的几个问题·何方 ]

新中国诞生以来的六十年,先后经历了国际化与全球化各为三十年的两个时期。头三十年是国际化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我们采取了消极和抵制态度,执行了闭关锁国政策,因而丧失了一段良好的战略机遇期。后三十年,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化已转变为全球化,我们适时采取了积极参与态度,实行对外开放,这才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现在,全球化正在迅速发展,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和是否愿意,都已被越来越深地卷入其中。虽然人们对全球化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但是有些方面的经验教训还容易被忽视,因此值得一再提出并进行新的探讨。下面就谈点个人对全球化几个问题的看法,供大家讨论。

一、从国际化到全球化

全球化这个名词,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在这之前,人们把各国之间的相互交往、合作与融合的过程称为国际化。它是同资本主义共生共长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既然叫国际化,自然是在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之后,否则也产生不了“国际”这个名词。而民族国家的形成,又正好是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同步。因此,人们就把国际化的源头定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初期发展比较缓慢,国际化在很长时间也发展得很慢。直到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国际化才发展得快了起来。这首先表现在国际贸易的大幅增长和对外投资的开拓。但是这一趋势,不久又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打断。战后,资本主义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国际化也出现萎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情况才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化得到快速发展,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这正是新中国建国的头三十年。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自由竞争的传统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干预和调节的现代资本主义。这一转变,使资本主义摆脱了经济上的长期停滞,促成一轮经济和科技的空前大发展,把人类社会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也说明资本主义仍然具有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既没有垂死,也不完全腐朽,还没有为其他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取代的迹象。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引起一些人关于资本主义行将崩塌的议论。其实,这种议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时也曾出现过,后来被90年代的高速发展把它从人们的记忆中给冲淡了。

上世纪70年代前后,除发生“滞胀”外,一个更重要的历史事态就是: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崛起和飞速扩展,很快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内容和国际经济关系。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也掀起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高潮,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世界贸易,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谈资本输出(还多为间接投资)完全不能相比的。据一项研究报告,90年代中期,全世界一百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已有51个是跨国公司。

人们看到,跨国公司越来越代替国家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发挥主要作用,再加上各种国际组织的作用大为提高,人类相互间的交流和融合,已非国际化所能涵盖的了。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经济学家T.莱维在1985年提出全球化这个名词并很快得到普遍使用。从此,全球化风靡世界,已经很少人再使用国际化的老概念了。

至此,我们就可以为国际化和全球化简单归纳出几点区别。第一,国际化的行为主体,主要是主权高于一切的民族国家。全球化的行为主体,则除了国家外,还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以至个人。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与扩大,国家的作用还在不断减弱,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却越来越大。第二,国际化实际上缺少对各国都有严格约束力的规章制度和必须遵守的国际法规。全球化则有越来越多和越来越严格的国际制度、法规和组织,约束着各国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促进传统的国际关系不断地和迅速地向全球化转变。第三,国际化不要求各国对本国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也不一定要求各国和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对世界经济和其他公共事务进行协调、规划和监管执行。而全球化除需要各国对本国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外,还一定要求它们对越来越多的世界问题,包括经济、政治、环保、气候、卫生等,进行越来越深入的协调和越来越严格的履行。第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形成全球性的意识、观念、伦理、价值等构成的全球文化。人们在保留民族文化和国家意识的同时,也要从全球利益考虑问题。“保护地球”成了所有人的共同责任。

二、全球化的基础与动力

其实,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主要区别还在于世界各国是否都要实行市场化。在国际化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进行市场化改革,没有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当时的苏联、中国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由于市场化在全世界得到迅猛扩展,不但推进全球化出现高潮,完成了从国际化向全球化的过渡,而且也为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形成和发展做了夯实和扫尾的工作。所以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就在1995年11月1日的一次会上说:“将来,当历史学家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视为突出的事件也许不是两个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束。这么多的国家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也许是更震动更大的变化。这是一场把亚洲、东欧、拉美和非洲几十亿人送上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的运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验证了萨默斯的预言。中国的改革只比印度早十年多,就从经济上人均GDP落后于印度而很快赶上和超过了它。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时期也为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改革。这场波澜壮阔席卷全球的市场化运动,是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的。只是有些人淡忘了,不是想继续努力,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市场化,而是要停止前进,甚至实行倒退了。

市场化不只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和参与全球化的起点,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每个国家,要求得到经济迅速发展和赶上世界潮流,就必须对内和对外都尽快实现和不断完善市场化。中国曾经耽误了一段国际化的黄金机遇,成为全世界的最大落伍者。后来多亏实行了改革与开放,才没有再次掉队。但由于市场化过程中没有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就不但妨害了市场化本身的完善和成熟,而且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制度性腐败,为今后社会发展留下极大隐患。

如果说市场化是全球化的基础,那么,信息化就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由于信息化具有传播快和普及快的特点,就迅速以电脑、互联网、传感器等手段织成了一个把世界所有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囊括在内的大网,几乎没有什么人群和事物可以漏网在外。1995年,非洲只有5个国家与因特网连接,三四年后就已经是47个国家了。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加上交通工具的日益便捷,就使人们发现,世界原来是“平”的,整个人类都住在一个“地球村”里,无论远近,大家都成了“邻居”。这既便利了世界一切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交流与来往,同时也对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作出一定约束。原来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已经远不够用了,而应以全球社会或世界社会的命名所取代。原来所说的参与国际社会,现在也就是参与全球化了。在当今世界,过分强调民族特点,自外于全球社会,那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了。

三、全球化并不限于经济

大概是为了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不受外来影响,我国的舆论导向一直把全球化限制在经济范围内,每谈全球化,前面必得冠以“经济”二字。其实,这是违背事实,也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早就说得很清楚,“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单方面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经济固然是全球化的基础,但全球化并不限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也在或快或慢地“化”着。而文化本来就无疆界,所以“化”得最快。

就以政治来说,全球化所表现的国内政治国际化和超国家权力的日益加强都是很明显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也必然会反映到政治上来。所以,伴随全球市场化潮流,也兴起了全球民主化潮流。对此,我们以前曾在别的地方谈过,这里不再重复。总之,如同市场化一样,民主化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再艰难也得走,只能是早走或晚走的问题,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

民主化不单表现在各国内部,同时也表现在国际关系中,而且两者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使人民群众更多地关心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活动,更积极地参与外交决策和对外活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新兴国家的崛起,也打破了美欧几个大国控制和主导国际事务的格局,国际关系越来越走向民主化了。而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的民主化,反过来又会推动各国的民主事业。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不断提高各国人民的政治觉醒,使许多国际活动成了大众性的共同活动。不但在国家之间建立起各种越来越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法规和组织,而且成千上万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活动,也都早已超越国界,实现全球化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交往和活动超出了国家管理范围,成为人民之间的事了。外交的性质和内涵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文化的全球化也许发展得最快最明显。知识的全球传播和普及,使后进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可以走很多捷径,缩短追赶发达国家的时间。而且文化的全球化,还表现为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不但后进国家吸收先进国家的文化,而且后进国家也可保护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并将其中的优秀成分融合到全球文化中去。所以文化的全球化,就是融合与多元两种趋势的并存。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无法阻挡,文化的全球化就更无法阻挡了。这里可以举一个属于文化现象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曾提出要来一次服装革命,用西装代替中山装。此事遭到陈云的批评,说“送煤球也得穿西装?”由于邓小平、陈云二老都不穿西装,害得胡耀邦也不便于在正式场合穿西装,只能在家里或其他非正式场合穿一下。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服装革命到底阻挡不住,没过几年,大约连最反“西化”的人也穿起了西装。

四、全球化对谁有利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国家领导和舆论导向,长期以来总是强调:全球化只对发达国家有利。典型的提法是十多年前主要领导人在一次外事会议上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紧跟的说法就更多了,如全球化就是西化,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我们应该支持反全球化的群众运动等等。直到不久前,还有人说,“现在,全球化进程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这些国家从全球化中得益最多,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受惠很少甚至其利益不同程度地受损。”(梁守德、李义虎主编:《全球化与和谐世界》,2007年版,第70页)。2008年7月17日《中华读书报》上登了一篇《经济全球化:谁是赢家?》的书评,也说,“总体而言,发达国家是这一过程中明显的‘赢家’,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都是‘输家’。”如同从来没人总结一下国内历次反世界潮流的教训,所以现在竟然还有反普世价值的逆流存在一样,在宣传教育上讲了多年的全球化对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利的说法,还真值得重提一下。

与我国的上述舆论相反,西方一些学者早就指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最有利,而对发达国家不利。例如1998年5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经合组织一项研究报告表明,一些成员国表现出强烈抵制全球化的迹象,把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扩大等都归因于全球化。这当然也有点偏。全球化开始时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完全吃亏,它们不会干。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即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和世界形势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无论什么国家都阻止不了的。实际上,全球化对多数发达国家还是有利的。20世纪末和2007年前这段时间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是证明。即使对一些国家不利,它们也不得不积极参与,以适应潮流和从中谋利。反其道而行,只能给自己带来失败和损失。历史表明,全球化相对来说,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些。全球化在整体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加速发展,增加了他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据世界银行资料,从上世纪90年代起,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已经是发展中国家,它们贡献的比重那时就达到70%,也扭转了整体上南北人均差距拉大的趋势。

全球化不但促进了发展中国家整体高于发达国家增长速度的发展,还在发展中国家里缔造了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一批新兴大国。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几个新兴大国,能够抓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呢?以中国为例,除了本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我们的低人权、低劳动成本和高投入、高资源消耗等国内条件以外,还由于遇到了好的国际经济环境。这主要指:“二战”后第三次技术革命提供了大量成熟技术可供我们采用;又碰上发达国家在进行产业升级转型,我们填补了它们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和产品。

而且说实在话,就是“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安排,对发展中国家也是有照顾和优惠待遇的,并不像以前极左宣传所说,完全是为了剥削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积极要求参加关贸总协定(后改为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并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原因。

如同说全球化只对发达国家有利一样,我国领导人和舆论导向还长时期以来强调南北差距的扩大。直到最近,一些书刊还在做这样的重复。其实,就在上世纪后半期,南北差距(总体增速而不是人均)也是一直呈缩小的趋势,只有一个很短的时间除外。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新兴大国,更是在带领世界经济增长,用事实回答了差距扩大的论断。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有个小小的教训,就是在观察国际问题时要允许并听取来自下面的不同意见,不能总是盲目地只唯上不唯实。

五、全球化的趋势和前景

在这个题目下打算谈下面几个问题。

(一)全球化将进一步加速发展

说全球化的趋势和前景,就是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不然。因为不论中外,悲观论和唱反调的还不少。例如英国的戴维·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的一本《全球化理论》,就在《引言:危险中的全球化》中提出了许多“全球化消亡”的观点,如“全球化时代结束了”、“全球化的尽头”、“正在沉没的全球化”等。国内反对全球化和认为全球化因引起的矛盾太多而不能持续的看法也不少。所以谈这个问题并非多余。

经济全球化仍在迅速发展,不要只看各经济实体间的竞争和争夺,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协调、合作和融合。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没有也不会发展成1929年的大萧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要国家没有完全采取上次那种以邻为壑和单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是实行了国际协调与合作。而且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还往往在“润物细无声”中进行着,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已分不清国货和洋货了。例如在日常生活用品上的中国名牌,已多为外国资本经过控股或收购所拥有。中华牙膏早已为荷兰人所有,金龙食用油属新加坡公司,娃哈哈为法国人收购,汇源果汁为可口可乐收购,南孚电池为美国吉利集团收购,等等。可见,在日用品上要想支持国货,表现点“爱国主义”,已经很难了。其他机电产品更是如此。其实,这也是参与全球化的必然现象,对我们并不完全是坏事。如果我们不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经济也不可能得到快速发展。而且这种渗透是相互的。我们在经济发展起来后已重视对外投资,特别是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

经济的全球化一定会反映和影响到政治上来。政治全球化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全球化主要表现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相互交融,超国家权力的不断加强,全球社会的逐渐形成。传统上属于国内政治的一些事务,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干预和介入。同样,参与国际事务的除国家外,还有团体(特别是各种非政府组织)、企业以至公民个人,而且参与的程度越来越深,范围也越来越广。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超国家权力,不同于主权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权威,而属于全球公民社会。它虽然没有主权的刚性,但约束力已越来越大,国家、团体、企业以及个人都要受其制约,国界、国籍的重要性则在减弱。

文化的全球化也不仅表现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更表现在各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逐步合成包括一切文化精华的全球文化。原来的一些民族与地区文化则渐次消失。例如世界上的语种就在逐步减少,世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在日渐趋同。

总之,全球化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阶段,是长时间持续的宏伟世界潮流。事实证明,对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而言,积极参与全球化,各方面都得利;过分强调民族国家和地区特点,无论全面地还是局部地抵制全球化,都注定失败。全面抵制,全面失败;局部抵制,局部受损。这是不会有例外的。

(二)全球化与和平发展时代

全球化跟和平与发展时代是相辅相成的。世界不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自然就不可能有全球化。道理很简单,没有世界处于和平状态(局部冲突不算,它们也确实没大碍),就谈不上全球化;而没有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也全球化不了。反过来,全球化又更有利于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

全球化有可能使人类争取到持久和平,避免世界大战。这有三个明显的原因。第一,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沉痛教训,人类理性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已在反对和避免世界战争(即大国之间进行的使用毁灭性武器的战争)问题上达成共识,任何有资格挑起世界大战的国家都不敢贸然行事。民族矛盾、领土争夺、宗教冲突、反恐等引起的战争仍将不可避免,但会限制在局部范围,不可能酿成世界大战。第二,全球化就是全球走向一体化,各国和各地的利益已越来越交叉重叠在一起,这就限制了大国和地区之间的战争。例如在欧盟内部发生战争已经不可想象。第三,科技的迅速发展也是避免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更新更具威慑力的武器还会不断出现,实际上的军备竞赛也还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既是防卫问题,也是国际和国内的政治问题,还是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但研制和使用终究是两回事,到一定时候就又会协议裁减。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展,各种裁军问题终会提上议事日程,并会逐步缔结出一些裁军协定来。

至于全球化促进发展,那就更明显了。例如:全球化极大地开拓了市场,以信息和交通的革新压缩了时空的限制,加速了新技术、新产品的传播和普及。全球化把人类带进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使各种发展周期,科学—技术—生产,产业的转型和升级等,都大大缩短了。人类历史上,从天文革命到工业革命,用了几百年时间。但从量子科技走向信息革命,只用了几十年时间。现在互联网、手机等传递方法和手段,更是日新月异,发展变化得十分神速。全球化不只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交换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以至思想观念。全球化日益突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人们不但要放眼世界,而且可以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例如1949—1979年国际化时期的三十年里,中国出国人数总共只有28万,每年不足1万。可是2008年一年就有4000多万人出国。全球化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是全方位的,其速度之快,是人们都能看到和体会到的。

(三)世界社会与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与国、人与人的相处越来越接近,交往越来越频繁,接触越来越密切。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国际化时期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已经不适应和不能涵盖新的形势和新的内容了。全球化以后,世界上的国际、人际关系已发生巨大变化,虽然人们还在使用国际社会这个概念,但内涵已经是全球社会和世界社会了。

人们看到,全球化的生产力已经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国家界限,世界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各国经济都从整体上在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例如中国出现两亿多农民工这个新的群体,就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结果和表现。他们为中国三十年来的快速发展立下了最大功劳,但也因给世界提供廉价产品而为全球化做出了最大牺牲。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仍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中国正是靠廉价取胜。与过去不同的是,国际间的协调与合作已经越来越占上风。各国的参与全球化,也就是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

在政治上,全球化就是国际政治国内化和国内政治国际化。以前,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和争夺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现在,人类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因此需要寻求尽可能多的互助合作,求得共同发展。在大国之间,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手段,不但极其不得人心,而且各国都已经不再定为基本国策了。现在,以至今后相当时期,许多国家还在增加军费、加强战备。这既有国际政治上争强好胜的惯性,也有国内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对这种多少带有军备竞赛性的事态发展,人们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应对。但也要看到,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大战和大国之间的战争已很难打起来,各国都在把争取和平发展定为基本国策。

在文化上,由各民族文化中先进和优秀部分形成全球性文化的过程仍在继续,这就是文化在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的交流与传播,既是本民族本地区文化向全球文化的扩展,也是全球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为本民族本地区的采纳。人们在保留自己民族和地区文化的同时,也都承认人类文化的共性,从而正在逐渐形成与全球文化相适应的新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而生活方式和日常消费上的相互学习和模仿也许来得更快。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政治协调的加强和各民族文化的趋同,使以全球化为基础的世界社会逐渐显露出雏形。国家与社会不同,国家关系与国际(或世界)社会也应分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人们就有了两重身份,既是本国公民,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又是世界公民,要为保护地球尽责。所以还在全球化初期,邓小平就说:“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他也一再强调,在珍视国家独立主权、树立民族自信心的同时,要为世界尽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首先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这也是世界公民最多的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所应承担的光荣任务。

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社会的形成,说明国际化时期的国际机制,即为稳定国际秩序和规范国际行为建立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和交往规则,已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而必须经过不断改良和革新,逐渐建立起新的全球化机制。这就是人们说的全球治理。新旧机制的替代是渐变的,所以人们容易不大在意,其实差别并不小。例如,参与旧机制的成员主要是国家;新机制就扩大到全球的和地区的各种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以至个人。旧机制建立在大国操纵和传统均势的基础上,第三世界没有多少发言权;新机制则以多极化和多元化为基础,并在逐渐走向民主化。旧机制管辖范围有限,涉及的方面也较窄;新机制涵盖全球,管辖范围也越来越宽。旧机制遵守主权不可侵犯原则,新机制则要求让渡一定主权,并日益介入各国政治。旧机制的强制性较弱;新机制的超国家权力却在不断加强。

如何面对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有两点注意事项。

其一,必须更新观念。也就是周有光老人所说,“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认识。”(《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例如过去只替国家民族着想,现在就必须同时为整个世界着想。如果说,过去在民族还没有完全独立时,提倡民族主义有进步意义;那么,在全球化和国家已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时,还强调民族主义,颂扬排外,到处说“不”,那就只能是反动的了。

其二,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社会,既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和世界社会赋予的权利,也必须为全球化负责任和尽世界社会成员的义务。国家、个人都应该如此。不但观念必须更新,而且实际行动和具体做法也必须改变。例如,过去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认识,对一些灾害、事故、疫情等尽可能秘而不宣;现在就应主动、透明、及时向外通报。实际上,随着人类共同利益的增多和技术的发展,过去许多保密的事情也应当公之于世,不能再采取鸵鸟政策了。既然已经融入世界社会,那么政府行为就不仅要接受本国人民的监督,而且也应该接受世界人民的监督。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就是要自觉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主动为世界做贡献。

六、全球化冲突

全球化是一种社会进程,不是一种社会状态。全球化进程没有也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矛盾、冲突以至二律背反。所以我们这里借用美国学者霍夫曼的话作为本节标题。而且全球化即使在不出现大反复的情况下,也顶多是进两步退一步的局面。整个说来,它的总趋势可归纳为:长期的发展和短期的倒退。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矛盾和冲突极多,我们这里只能谈其中的几个。

(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全球化发轫之初,就出现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参加的主要是各国的弱势群体。因为全球化进程确曾给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失业率上升和两极分化加剧的现象。身受其害的人们及其代表反对全球化是很自然的。当然,参加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分也很复杂,除上述受害的弱势群体外,还有不同人群中的加入者,如社会极端保守势力、反对外来文化和普世价值的狭隘民族主义、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无政府主义、某些不满现实的非政府组织,还有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等等。他们的动机和目标不同,但在反对全球化上却走到了一起。前面提到的世界各国中最大的弱势群体中国农民工,却并没有参加反全球化运动。这是因为,一则中国的社会环境不允许,他们或许并不了解全球化是怎么回事;二则他们还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算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试想如果没有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来料加工、扩大出口等措施,他们也就没有机会外出打工。正是由于可以利用低人权和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参加国际竞争,就使中国成了所谓的“世界工厂”,影响到外国的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水平产业的工人就业和收入,促使他们参与反全球化运动。所以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是一对非常复杂的矛盾,两者无法以正义与否来分。

但是正如前面一再论证的,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进程,既不由人的意志决定,更不是人力所能改变。因此,不管反全球化的一些弱势群体多么值得同情,他们的呼声多么响亮,但是就整体而言,这个运动是违背历史潮流、没有前途的。正像产业革命初期手工业工场工人起来砸机器一样,最后只能从历史上逐渐消逝。近几年,反全球化潮流有所减弱,也许就是兆头。

其实,认为上面提到的失业率攀升和两极分化加剧等问题由全球化带来,那也只是表面原因,根子还在各国的制度和政策。如果政府能够适应全球化潮流,及时改变不合时宜的制度和政策,就有可能妥善对付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例如中国改计划经济制度为市场经济制度,就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还避免了大失业浪潮。但由于缺乏政治改革的配套,又使两极分化之快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据联合国开发署2007年8月的《人类发展报告》,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是0.469%;资本主义的日本只有0.249%,反倒是亚洲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

又如巴西,长期以来都是以贫富差距之大、失业率之高和贪污腐败之严重,在拉美以至世界上出名的国家。前些年的几次世界反全球化大会,也是在那里举行的。可是自从七年前卢拉当选总统以后,适当地调整了经济社会政策,就使巴西的经济得到较快增长,基尼系数有所下降,贪污腐败问题有所好转。结果,巴西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得到显著提高,国内形势稳定,增强了团结,竟出现几乎举国一致要求修改宪法,以使卢拉总统在二届任满后可以继续当选执政的呼声。只是这遭到了卢拉本人的拒绝。

(二)全球化与民族化

这里说的民族化主要指民族国家,同时也指民族主义。整个说来,全球化对国家和民族都是严峻的挑战,既限制国家主权,也削弱民族特性。全球化虽然没有改变主权的基本原则,但却使它的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如跨国公司对主权的侵蚀;国际协调和超国家机制对主权的干预;参与一体化和与国际接轨,限制国家某些决策权;对外开放,影响国家资源与领土的管辖权等。而且全球化还使主权的属性遭到削弱,如参加世界组织、国际合作和地区一体化,都会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主权的最高性、排他性、不可干预性和不可让与性。总之,全球化既然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那么,国家主权受限制和民族特性遭削弱就成了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同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发生矛盾以至对抗。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化发展以来,引起了新一轮民族情绪高涨的原因。

新一轮民族化的加强,不仅表现在冷战后一批新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争取经济独立开展的斗争上,还表现在各国为维护本国本民族私利而采取或加强的各种措施上。例如,全球化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但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却受到各国,首先是发达国家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原来对外来移民采取较为开放的国家,现在也在不断收紧。还在许多国家的人民群众中产生和增长了一种严重的排外情绪,以至出现专门排外和欺凌非本族居民的极端主义组织,如俄罗斯的光头党、德国的新法西斯团体等。

很明显,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民族主义。但在今后长时期参与全球化的主要行为体又只能是民族国家。著名学者汤因比说的,“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一切都要服从于全球世界政府的主权”,只能是一种梦想。民族主义和国家还有旺盛的生命力,爱祖国是人的天性,每个人也都应当为自己国家的繁荣昌盛尽力。但同时必须看到,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进步的;而民族主义和国家崇拜则是落后的,它们的逐渐削弱和减退也是必然趋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反对全球化,提倡民族主义,夜郎自大,盲目排外,那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名曰爱国,实则害国。至于呼吁“军事崛起”,鼓吹加强军备,要走富国强兵之路,争当第一军事大国,取代美国领导世界的思潮,那已经是超越民族主义界限,走向军国主义化了。这是东邻日本一百多年前开始走过的道路,并没落得好下场。“殷鉴不远,在夏侯之世”。无论是别国还是本国的经验教训,都应谨记,因为忘记过去就是背叛。

(三)全球化与地区化

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地区一体化发展得反而更快。这是在全球发展不平衡和跨国界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相邻和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联合起来,便于发挥地区优势,加快区内各国的发展。不过地区一体化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上世纪90年代曾经如雨后春笋,但后来有些不是名存实亡,就是发展很慢,甚至连名也不存了。这种现象在拉美、非洲居多。

地区一体化的典范当然是欧盟。它在全面合作上已经走得很远,在国际关系的许多方面成了一个单一的行为主体。但它的发展进程仍经过不少波折,也经常是进两步退一步。近些年由于贪大求多,东扩过猛和欧元准备不足,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就遇到特大困难,导致人们对欧盟发展信心动摇。其实这也是多虑。欧洲的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总会在克服困难中继续前进。而且欧盟在很多问题上都在为全球一体化探路,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欧盟在处理发展均衡化上,就为全球化起了示范作用。它使原来后进的国家可以得到集体帮助,加快发展步伐,赶上先进国家。爱尔兰从后进变先进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也是为什么大批东欧国家急于要求加入欧盟的原因。

但是怎样使一体化和均衡化更有利于推动竞争和发展,却似乎是一个并未完全解决好的问题。这或许是限制整个欧盟竞争力的一个因素。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情况。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是礼崩乐坏、战乱频仍,另一方面却是社会繁荣、文化昌盛。等到秦始皇实现了统一,中国社会反而从此发展缓慢,几乎停滞了两千年。

当然,在全球化和地区化的进程中,还会出现很多矛盾与冲突。但从发展的观点看,都是会得到解决的。例如,由于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地区化就克服了地域的限制,使原来的自由贸易区演变成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延伸到全球各地。

地区化和全球化看似一对矛盾和悖论,但终究会统一到全球化上来。因为地区化实际上只是全球化的发展阶段或组成部分,它们的进一步交叉、重叠和扩展,就已经是全球化了。毫不奇怪,在这之后还会有新的分化,出现新的矛盾和冲突。人类历史和世界万象本来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循环往复中不断进步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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