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王佩英
[ 2010年第5期 寻找王佩英·郭宇宽 ]
疑问与追寻
张大中递过来一份复印的判决书，里面记录着一个叫王佩英的女人，“系地主分子”，罪行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押期间还“疯狂地咒骂我党，气焰嚣张到极点……民愤极大”。结论是“依法判决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落款的盖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27日。([70]刑字第19号)
“她是我的母亲，”张大中说，母亲成为现行反革命给他们全家带来灾难性的打击，直到1980年母亲被平反，才不再受到政治上的歧视，他最初创业的钱就来自于母亲的一千元抚恤金，“没有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
改革开放之后，从最初的个体户成长为有数十亿资产的成功企业家。在有名的大中电器公司，张大中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席店小二儿”。
张大中又递给我一份再判决书，这是1980年的，在他的反复上访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王佩英从1963年开始患精神病。原判认定王的罪行是在其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应负刑事责任。”([80]中刑监字第295号)
“她对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好，没有什么不正常啊。当时就听说她的所谓反革命言论是，批评毛泽东，让毛泽东退出历史舞台，说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是我党的杰出领导……文革的时候，国家给搞成那样；今天看来，她说的都没有错啊!”
在张大中眼中，母亲很平凡，就在铁道设计院当一个清洁工，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搞政治的。他记得在母亲被判刑之前，曾经有一次对他说：“孩子，妈妈做的事情可能要连累你们，妈妈对不住你们啊。”说明她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如果她是一个捍卫真理的烈士，她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刺激了一位七个孩子的母亲，对一个时代的最高权力，发出最坚决的异议？
王佩英一共有过八个孩子，头生女儿后来夭折了，接下来六个都是男孩：张运生、张贵生、张大中、张大江、张大路、张大圃，最后一个小女儿，是她最疼爱的，她对朋友们都说，这下可是可了我的心了，于是就叫张可心。
张家老二、老五已经因病去世了，我只能采访其遗孀。老大张运生，前些年中风丧失了语言能力，张家往事只能由其夫人杨永茹讲述。在采访杨永茹的过程中，张运生坐在旁边，他不能说话，但是提到很多事显得非常激动和悲伤，时常掩面老泪纵横，有些地方似乎想补充什么，但只能发出含混的音节。采访结束时，我和他握手告别，他捏住我的手，非常用力，还一边在点头，我第一次想把手抽出来，都没有抽出来。
张家的几个孩子性格都不一样，在那段历史的体验也不一样，对母亲也都有独特的回忆视角。老四张大江是个活生生王朔笔下的“北京顽主”，对政治毫不关心，但是对朋友非常仗义，在街坊的年轻人甚至小混混中间颇有一些威望，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母亲被关押期间和枪毙之后家庭并没有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老六张大圃当年是个积极的红小兵，在学校是班长，文革一开始就跟着一些大人到处去“抓反革命”。母亲一出事，他班长就被免了，大圃含着泪叙述，当时有一次在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批判大会，他想能不能主动要求在大会发言，批判母亲，和她划清界线，这样就可以得到组织的认可。回家和大哥讲了这个想法，大哥当时脸色非常难看，但也不说他错了，就是不让他去。大圃说，“假如那次我去了，以后我这一辈子都会活在羞愧之中。”
更难采访的是其他旁观者和当事人，王佩英的友人大多已经过世，健在的也都八十多岁了，直到现在，他们也往往为其60年代的政治立场感到恐惧，或者说他们也难于理解王佩英为什么要批评毛主席。最难采访的是她的同事，他们中的不少人或多或少的对王佩英的死负有责任，有的检举了王佩英的“反动言论”，有些人甚至直接就是打手。这些人大多数都拒绝接受采访，接受采访的，也在问及关键问题的时候反复说“老了，糊涂了，想不起来了”。张大中说，就算那几个当时就是主动参与迫害了他母亲，他今天也不会记恨他们，而且想劝他们别太过意不去，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都只是被利用的老百姓。
但我有些怀疑，有些人真会为他们做过的事情感到过意不去吗？
王佩英的青少年
王佩英1915年出生在河南开封，父亲是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她是家里的独女。据文革前的外调材料，王佩英的童年过着“剥削阶级生活”，家里有两个保姆。7岁那年，生母去世，父亲续娶了继母，12岁那年，父亲也过世了。留下的遗产，还有20多间房产，3亩多坟地，应该还有一笔钱和家当。14岁那年继母也病故了，但一直有一个老妇人在全方面的照顾王佩英的生活。
16岁那年王佩英考进了静宜女子中学(这段教育经历，是在王佩英的档案中查到的，包括张大中在内的子女均不知道母亲曾在教会学校上过学，可以理解的原因是1949年之后，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办学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这所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王佩英是该校的第一届学生。据一些校友回忆，这所学校重视英文教育、体育教育、科学教育，在1933年的“训育规程总纲”中，即提出一些现在看来都颇为先进的教育理念。比如教育目标是“以期养成忠实健全之公民”，教育要目有“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
王佩英的求学之路到初中毕业就终止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恋爱了，一个叫张以成的大学毕业生走进了他的生活。王佩英1934年和张以成结婚，当年就抛家舍业，义无反顾地陪张以成来到北京发展。
张以成，1911年出生的河北人，朝阳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毕业以后，他通过校友的关系，到开封做律师。他在帮王佩英和她的远房亲戚打官司时尽心尽力，官司打赢了，两人也恋爱了。
婚后生活
根据张以成自己的档案记载，原来张以成生活困顿，结婚后王佩英“对我生活稍有帮助”，每个月仅是出租一些空闲的房屋就是稳定的二十多元收入。年轻的张以成心高气傲，不甘于靠老婆生活，到北京谋求发展，但“谋事未成……回到家乡”，这期间，王佩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11岁夭折。1937年，张以成再到北京找工作，一个多月还是找不到，张以成化名“路平”当小贩卖药，每个月有几元钱的收入。
同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更加凋敝，张以成的卖药生意也收入微薄。1940年，大儿子张运生出生。张以成记载，“穷的住在北城边板桥三条12号半间小土棚子里，每天只有一两顿窝窝头或小米稀粥”。王佩英自己都吃不饱，还要给儿子喂奶，十分艰难。
1940年冬天，王佩英和丈夫、女儿玲玲，还有怀中的儿子运生，回到了家乡。此时的开封也已经被日军占领，但一家子的生活安定了下来。
1941年秋天，张以成终于谋到了一份正式工作，在中华通讯社当明码译电员。但是就在这年的冬天，一群日本宪兵把张以成抓走了，说他开枪打死了日本人，严刑拷打之后，又被押解到了北平宪兵队，押在监狱里。起因是，他的一位在北平当巡官的大姐夫有一把德国造的盒子枪，离开北平时存在了张以成处，张以成离北平时又保存在了一个舅父那里，日本宪兵搜出了这把枪，他舅父吓慌了，就说是张以成的(张以成恰好在那时离开了北平，也许因此成为被重点怀疑的对象。在张以成的档案中出现这一段的详细叙述，也符合那个年代的特点，对于所有有过监狱经历的人，都是被调查的重点对象，害怕是变节分子)。
这段时间里，王佩英变卖家产托人疏通。后来，打死日本人的那个好汉被捕了，张以成被放回了家。虽然生活平静了，心理还是不平衡。有时候会和好朋友感慨“报国无门啊”，“男子汉大丈夫真该马革裹尸还啊”。这被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开封情报站的地下党注意到了。一个有文化的青年，有强烈的爱国心，又在敌人的通讯社当译电员，这难道不是最值得发展的对象吗？
1943年，张以成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有一个对外身份是中国记者协会理事，记者身份是打探消息最好的掩护，却无实际收入，张以成这时外出交际应酬的开销，都依靠王佩英家产的支持。
这时期张以成常常在外工作，佩英带着孩子，让丈夫免除后顾之忧，除了支持、掩护自己的丈夫，有时还帮助传递情报，在地下党碰头的时候，她还承担放哨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王佩英和曾洁光、郭鸿文、胡俊三、周舟等战友及他们的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王佩英对于共产党最初的印象，大概就是通过这些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们建立了。
陈克强记得一个细节，可以了解王佩英那时的政治立场。陈是1945年认识王佩英的，他的父亲陈振洲后来也成为八路军的外围情报员，是张以成的下线，而陈振洲是先认识王佩英，再由王佩英介绍给张以成的。
1948年，陈克强中学毕业，卧病在床，为前途发愁，王佩英刚生下老三，抱着孩子来到他床头，跟他讲八路军的故事，告诉他“八路军是真心为了穷苦人的队伍”。介绍他去解放区八路军办的“中原大学”，说去了那里“不要钱，管吃，管住”，并且给他准备了介绍信。
王佩英在入党申请中，自我介绍：“那时我的精神和我的思想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早有信仰。”此时张以成的正式身份已经是郑州地下党的负责人。
在这一年王佩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此时的王佩英心中，共产党就代表着解放和人民的福祉。
解放了
1949年之后，劳动最光荣，妇女也能顶半边天，王佩英在自述中说她“离开家庭”，参加郑州邮局的工作，“业务不熟悉只有埋头苦干，有时带病亦上班，处处愿做一个模范”。她还参加了邮务培训班，“毕业成绩是85分”，应该是比较好的。
1950年，王佩英提出入党申请的当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转正本应该是在1951年5月，不过在她档案中查到另一条记录，“因候补期间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在某些方面群众影响很不好，还表现虚荣，爱面子，接受意见不虚心等”，因此候补延期一年，到1952年5月才正式入党。
王佩英当时在理论上大概并没有什么深入的想法，但她在天性上和这一套组织文化有些格格不入。当然她是热爱党的，她对党的理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5年，王佩英全家从郑州搬到了北京，她从郑州铁路局调到了铁道部的专业设计研究院工作。在郑州局的时候，王佩英因为深受同志们的信任，保管局的印章和文件，类似于机要秘书的工作。到了铁道部，大概是没有类似的工作安排，让王佩英到机关幼儿园当保育员，56天以上的小孩就送托儿所，这个岗位非常辛苦，值夜班是经常的事。
不过这个阶段，家庭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张以成的工资有138元，王佩英有约70元工资。而且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经济条件可以让家里请一个保姆。
据张家孩子们的回忆，这个阶段，家庭气氛非常欢乐，每个星期天，全家都会出去游玩野餐，天坛、地坛、动物园、北海公园这些地方都逛遍了。1956年12月31日，王佩英终于生了个女儿，孩子的名字是王佩英取的，叫可心。
大约是1958年以后，张以成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后来知道大概是肝硬化一类的疾病，时常看病吃药，有时还要疗养。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政治运动显示出非常荒唐的一面，各个单位都大炼钢铁，连铁道部专业设计研究院也不干正经事，架起了土高炉，王佩英把家里的大铁锅也捐出去了。
丈夫住院，王佩英要去照顾，单位又经常要值夜班，还整天搞政治学习。据一些同事回忆，那时候幼儿园几个党员搞成小团伙，斗争来斗争去。王佩英是个党员，所有组织活动都要参加，于是便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有同事回忆，那时候的王佩英，就是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在单位不爱多说话。
大约在1959年初的时候，王佩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有一天白天，小孩们在户外活动，王佩英和同事高淑琴打扫室内卫生，王佩英烧了一锅热水，就在她端着一脸盆热水到另一个房间的时候，一个小孩突然冲了进来，王佩英避让不及，结果有一些水泼到了孩子身上，据高淑琴讲，小孩并没有受伤，只是肚皮上烫出一小块红。
原本是一件小事，但按照“狠挖思想根源”的逻辑也可以上纲上线。据说在会上，有人反复责问王佩英“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啊？”同时也有人开始挖王佩英的出身问题，说她是“地主丫头”。不久王佩英被调离托儿所，转而到单身宿舍当清洁工，这显然是在政治上被打击。
此时张以成的病情也在恶化，1960年下半年，张以成已经出现了肝腹水的症状，11月的一天，张以成去世了。
张以成去世后，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王佩英每月的工资收入是48.5元，好在大儿子运生已经在政法干校工作，每个月有37元可以贴补家用，但是还有6个孩子，生活非常拮据。几个月后，不得已把家里的保姆送回了原籍，接下来为了孩子上学自己上班方便，换了一处2居室，小一些的住房。
地下党时期张以成的上级和老战友曾洁光当时是北京铁路分局的党委书记，同情她家里的遭遇，专门找到专业设计院的工会干部，请他们关心王佩英的生活。后来组织决定每个月给王佩英额外补助30元，直到几个孩子成年。
张以成病重到去世的阶段，也是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开始爆发的时候，国家经济体系完全混乱，一方面农村生产被人民公社的瞎指挥和浮夸风搞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放卫星又带来高指标的“征余粮”。城市的基本供应还是保障的，在农村饿死人情况已经相当普遍。但报纸上还说形势一片大好。
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王佩英也并不了解。在张以成去世后不久，她去买了一尊白瓷的毛主席像放在家里，文革前个人崇拜的氛围并不那么浓厚，买毛主席像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这也说明了王佩英在那个时候的思想认识，她对孩子们说，“毛主席可是我们的恩人啊。”
王佩英对刘少奇也非常崇敬，她不叫刘主席，而叫少奇同志，非常有感情的样子。大圃回忆说，母亲在家里常爱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来被称作“黑修养”，她有时会一边带孩子们洗脚，一边捧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出声来。
讲真话的“疯子”
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期间王佩英思想转变，从把毛泽东视为恩人到直接批评毛泽东，是让人困惑的最关键问题。
王佩英的家乡开封和张以成的家乡保定地区，都是饥荒的重灾区。农村的亲友为了生存，即使不敢透露饥荒的真相和批评人民公社政策，也一定会想尽办法和城市里任何能攀得上关系的亲友寻求联系，应该也有亲友会找到王佩英“借粮食”，在后来总结王佩英罪状的材料中有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现在老百姓非常困难，我也困难”，应该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说的。
铁路设计院有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暴天成，也是开封人，按照他的说法，王佩英这个人“胆子大，别人不敢说的，她都敢说，一点儿都不避讳什么”。按照档案材料中对这个阶段的调查，“王佩英时有反党的话，总是先找群众，荣胜男，灵雪露(此人是1958年在职工人，对党不满)，刘辉，现在经常找的徐金琛(国民党骨干干部)。”这些被提到的人都是王佩英被捕期间的调查对象，其中有些人显然为保护自己，检举揭发了王佩英，比如在档案材料中，荣胜男就检举了王佩英的言行，并表示和她划清界限，斥责王佩英“你胡说”。
这些信息可以看出，当知道中央政策在基层造成的悲剧后，王佩英是相当不满的，并且她有话就直说。
但是这还不足以解释，王佩英为什么直接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毛泽东。那个时代大多数老百姓就像今天一样，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策略需要，即使遭受切身苦难，也会说，中央政策是好的，就是到了下面走了样。比如王学联就说“王佩英真了不起，我们当时谁都觉得社会不对劲，可我直到文革后期，都是只是恨江青，觉得她太不是东西了。”
到了1961年底和1962年，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逐渐公开化。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61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会”。在大会上，刘少奇公开说：“全国总体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王佩英在了解了分歧之后，认为刘少奇是对的。有这样的语言被记录了下来“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王佩英在被关押期间，还说过“赫鲁晓夫说得对”。
对于态度如此明朗的王佩英，最尴尬的大概就是她单位的领导。刘少奇毕竟还是国家主席，毛刘对立的形势还不明朗。如果处罚王佩英，对刘少奇是什么态度？这时，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宣布：王佩英疯了。
1963年3月，王佩英被送去精神病院看病，是用单位的车送去的，但并没有看出什么病来。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展到当面抬扛。之后毛当着众人的面，训斥刘：“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见薄一波和安子文的回忆。)而王佩英在单位里依然坚决地表达对刘少奇的支持。根据档案材料记载，1965年以来，“多次疯狂攻击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还写了13条反动口号恶毒的攻击我们伟大领袖……”还有“吹捧世界上最大的叛徒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铁路专业设计院的革委员起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佩英主要罪行》)。到这个时候，在单位已经没有人敢和王佩英讲话，而她却更加激烈地到天安门还有灵镜胡同去散发传单。灵镜胡同是中组部所在地。
1965年4月，她做出了今天看来都惊世骇俗的举动——要求退党。根据赵文新到文革期间写的“揭发信”，王佩英在1965年5月初找到他和王世彦，并谈了自己的想法：
“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
“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
“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我坚决退党，从现在起我不参加你们的会了，不交党费，你们也管不了我了。”
“共产党官越大，越骑在人民头上，那些坐小汽车的都够劲……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
张大中回忆，1965年大约是五六月的时候，应该就是在王佩英要求退党之后，单位书记王世彦通知他去办公室谈话，张大中一去就感觉气氛不对，以往王世彦对于他们家都表现出比较关心的态度，而这次说话口气非常严肃，而且关上了房门。问大中，你母亲有反动言论，你们家属知不知道。大中并不知道，就如实回答。他回忆，完了也没有人再提这方面的事情。
大约是得不到答复，王佩英又提出书面的退党申请，“申请退党，理由如下，因无意义，又无目的。自我受罪，何苦而为，因此因此，坚决退党，速办手续。”还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
没多久，王佩英就被单位强制性地送去了安定精神病院，几个月后被转到回龙观的分院。此时刘少奇还没有被打倒，不能说王佩英支持刘少奇就是反革命，这么做也有一些保护王佩英的含义。
曾洁光听说王佩英住院了，买了蛋糕去看望，据说那天王佩英非常清醒，讲到当下，她就开始批评毛泽东。曾洁光不敢接话，匆匆告辞。回到家里，曾洁光流着泪对妻子说：“王佩英真是疯了，她连毛主席都敢骂。”
“反动立场”与舐犊之情
在这个阶段王佩英的很多言论，包括散发的纸条传单，成为后来宣判她的罪证。这些言论，结合当时的情形来看，绝不是头脑不清楚的人所能说出来的话：
“共产党员不管老百姓饥与渴，共产党员把人民利益放脑后边。”
“共党居世，铁打江山。共产党员，着上马衣。升官发财，耀武扬威，骑在民身，作威作福。只顾自己，不顾人民。”
“陈独秀是好人，应该永远纪念他。”
“彭德怀、刘少奇都是我党的优秀领导。”“敬爱的周总理，千辛万苦作外交，一心一意为人民。”(以上言论都被视为是王佩英的反动罪行)
一个带着7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为什么要对高层政治这么坚定地表达异议？张大中回忆，那时候他怪母亲多管闲事，“把咱们家搞好就行了，操那些心干吗呀。”大嫂杨永茹说，她到现在都不能理解，她婆婆一个妇道人家，为了这么些孩子，有再大的想不通，“忍一忍还不行吗？说两句违心的话又怎么样呢？”
这个选择对王佩英来说也很艰难，据张大中回忆，在那段时期，王佩英一度染上了抽烟的习惯。她最后走上了一条绝然的道路，但把各方面的细节和信息凑到一起，她对孩子的保护和爱已经尽心尽力。
张家的孩子们，没有一个知道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也就是说王佩英在单位和社会上挺身而出，在家里从来没有跟孩子们提过这方面的问题，也没表露过这方面的想法。这应该是王佩英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也是对孩子们最大的保护。王佩英在单位要求退党的时候，她的孩子们都还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大圃还是学校的班干部。王佩英挺身而出的同时，和自己的家庭“划清”了界限，这也是她为什么反复强调自己“一人承担”。
王佩英意识到她的危险之后，几乎对每个孩子都做过交代，而且都是结合不同孩子的性格分别私下交代的，很有一些因材施教的意味。
张大江，就是前面提到的顽主一样的老四，记得母亲那段时期曾经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国王要死之前，把孩子们召集到床前，给每人一杆箭，让他们扳断，儿子们轻轻松松就扳断了，老国王又把一把箭拿出来让他们掰，他们用尽力气也掰不断。故事的道理很明显，就是讲兄弟一定要团结，这样才不会受别人欺负。王佩英被宣判以后，张家的孩子们确实没有受到外人的欺负。
最小的可心记得，1965年前后，王佩英常在晚饭后拉着她一个人出去散步，搂着她很认真地说：“妈以后要是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可心当时就哭了，搂着母亲说：“妈妈别瞎说，不会的。”
老六大圃，当时非常积极，是班上的班长，文革一开始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去抓反革命。王佩英大概对他这样的状态反而最放心，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对大圃并没有什么交代。
有一次张大中去精神病院看母亲，时间到了，在他准备告辞的时候，王佩英突然说了一句让他终身刻骨铭心的话：“孩子，妈做的事可能会拖累你们，妈对不住你们啊。”
至死不变
关在精神病院中的王佩英，每天都被喂服或注射大量镇静药物，据张大中回忆，有时候他去看望母亲，会发现母亲有反映迟缓甚至流口水的症状。但王佩英对她最基本的信念始终非常清晰。
1965年12月20日的病历记载：“治疗已达五个月，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
刘少奇被打倒之后，已经不必再把王佩英作为精神病人看管了。1968年6月6日，主治医师写了诊断意见：“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医师：吴志长。”
王佩英被押送回单位，关押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大院宿舍楼第100栋的“牛棚”里，由“革命群众”看押管教。
一天下午，张可心拎着给母亲准备的换洗物品，来到了关押母亲的地方。开门的是一个面无表情的男人，可心说给母亲送东西，那个人接了过去，门就砰地关上了。就在这大概几秒的光景里，一幕景象印进了张可心的脑海。
房间里，对着门有一张桌子，一个背影像是母亲的女人，手被绑在身后，双膝跪地在桌前，身后还站着人。也许是听见了可心的声音，这个女人挣扎着扭过身来，在她侧脸时，可心看清她嘴上戴了一副像是口罩的东西。
王佩英受到的待遇，除了毒打，还包括饿饭，手反绑，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王佩英在被关押期间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
王佩英还要被“劳教”，王佩英当时的状态是“脸色蜡黄，被折磨得瘦弱不堪”。可劳动的时候，她却一点儿不偷懒，甚至常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
这时的王佩英，用造反派的话说，“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变本加厉”。她的难友们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藏了笔和纸，写了很多小纸条，都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口号。当她们被看押一起去食堂的时候，王佩英就偷偷把这些纸条塞到有人能看到的地方，甚至在1968年的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在食堂“高喊反动口号，疯狂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攻击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更可恶的是，她于9月29日写了大量反动传单预谋在国庆节散发，真是狗胆包天，猖狂之极。”(均摘自铁道部专业设计院革委会整理的王佩英罪行材料)而据难友的回忆，王佩英在食堂的时候，态度非常镇静，当食堂人最多的时候，她起身大声地说“同志们，我有几句话要说……”接下来她的遭遇就是被七手八脚地堵着嘴拖回去，然后被饿饭，被毒打。有几次打得太狠了，几乎是往死里打，王佩英的难友都哭了，齐克琦鼓起勇气抗议“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最后一次大概就是在10月4日，王佩英直接在食堂喊出口号“刘少奇万岁”。那时正是全国上下一片高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疯狂时刻，王佩英却表达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反潮流勇气。
齐克琦、刘克英等难友们都曾劝她，你鸡蛋和石头碰，这是何苦呢？王佩英说“刘少奇是吃人民的饭的，毛泽东也是吃人民的饭的，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我想不通。”她还说“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要把刘少奇整成这样，这么害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
据所有人的回忆，在王佩英被打的时候，都是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人家让她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她顶回去：“谁是叛徒，谁心里清楚”；有人威胁她要坐牢，她就说，“我愿意把牢底坐穿”；人家说，你不怕死？她答，“到这个时候我还怕死吗，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
但是最后有一次，只有一次，在审讯人员面前，她哭了。那一次，王佩英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长了，审讯人员威胁她，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否则她就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女了。这时，王佩英哭了，哭得很伤心。可她擦干眼泪，还是坚持，“刘少奇不是叛徒。”(以上均摘自铁道部专业设计院革委会整理的王佩英“罪行材料”)
1969年的下半年，王佩英参加了无数批斗会，被拉到各个区和农村的大队游街批斗。王佩英每一次都反抗，当大家喊口号的时候，王佩英会挣扎着扬起头来高喊相反的口号。一开始看守她的人没有准备，只有拳打脚踢，情急之下会用抹布甚至泥巴来堵她的嘴，扭着她手的时候“她头发一甩一甩”，很激烈的挣扎，要好几个人才能按得住。(王冠云曹贵芬等目击者回忆)王佩英的表现，自然是“反革命气焰嚣张”，在“广大革命群众”中“影响极为恶劣”。
1970年1月18日由谢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请示，1970年1月22日得到批复，由文革司法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判决书”。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公审”，判处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
在会场中央，王佩英还在挣扎，她用全身的力气，想把头扬起来，又被按下去，大概是既怕她喊出口号，又怕堵住嘴太明显，显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孱弱，所以在最后的公审大会上用了一根比较细的绳子，勒住王佩英的咽喉，让后面的人拽着，这样绳子陷进肉里，既能使她发不出声来，远处的“人民群众”又看不到。后来专案组的人说，王佩英在公审后被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就发现已经被勒死了(这个说法，张大中和专业设计院的很多人当时都听说过，都印象深刻，可没有找到行刑人员的情况下，今天已无法对证)。
我们可以确信的是，直到最后一刻，王佩英并不后悔。
(作者为独立学者、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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