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灭私有制到以人为本
[ 2010年第6期 从消灭私有制到以人为本·林蕴晖 ]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从建国以后第三年(1952年)秋季，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算起，经过30年的实践，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向全党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1邓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的最早反思。此后，1984年邓在同外国朋友的一次谈话中说道：“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注21985年，邓更向人们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3
搞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竟然说没有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在批判赵紫阳的时候，有人质问赵说，你是党中央总书记，竟然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实际是在质问邓小平。可以认为，1978年以后30年的改革开放，党内不断出现姓“社”姓“资”的争论，正是这种质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回顾一下这60年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过程，对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会是有益的。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
首先得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对社会主义是怎样认识的？这个问题过去没有人作过回答。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刊登了一篇署名笑蜀访问李锐老先生的文章，标题是：《宪政主义与现代中国》，副标题是：《李锐访谈录：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史》。
访者：早年你参加共产党，肯定是向往社会主义的，那么你当时想象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
李锐：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
访者：为什么？
李锐：因为苏联强大。当时我们认为，苏联强大是计划经济的成就，对计划经济是正面理解的。苏联那时候被我们看成是人类未来的样板。
访者：你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在到延安之后？
李锐：到延安之后也只有一些很粗浅的书可读，那时我们接触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联共党史》，这本书是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也是相信这本书的，尤其是《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这是当年的干部必读书。
关于《联共党史》里所表述的社会主义，概括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舆论一律。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这可以说是前提，所以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搞社会主义主要是把原来存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建立由国家统一管理经济的计划体制。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说，研究马列主义，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注4
1953年，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所反映的正是这样的理论认识。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注5后来又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注6
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就是消灭“私有制”。对这一点，周恩来和刘少奇也都有过说明。
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说：
“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注7
1954年1月20日，刘少奇在纪念列宁逝世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总路线作了理论说明。他首先指出，“列宁主义过渡时期的学说对于我们是完全适用的。”毛泽东同志最近所规定的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按照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运用列宁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而提出来的。接着说：“列宁教导说，决不可以把建设社会主义看做成是轻而易举的事。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最后消灭一切形式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要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成为全社会的唯一基础。”注8
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夏季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后，掀起一个热潮，人们对十五年要做的事，一下子在三年的时间就要完成提出了疑问，刘少奇解释说：“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于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形式，用多少时间来改变这两种所有制，特别是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可以根据各国的客观条件来决定的。注9
刘少奇的以上论述，可以看成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当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真实理解的集中反映。
基于以上的基本认识，当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的时候，中共八大正式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
社会主义要有点资本主义作补充
就在1955年冬到1956年初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党中央领导人已经发现，把所有的行业都改造成公有制，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都由政府来管，完全打乱原有的生产经营链条，造成了供、产、销脱节。由于实行统一计划安排生产、产品统一计划包销，生产单位不必关心市场需求，导致商品品种减少、规格单一、质量下降;统负盈亏、固定工资(农民按工分计酬)，也使原来的个体手工业者、原有的夫妻老婆店和农民因吃“大锅饭”而失去了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既影响生产，又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作了《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和罪行。更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注，毛泽东由此提出要：“以苏为鉴”，对苏联走过的弯路，我们要引以为鉴。此后，中共八大就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基本构成提出了新的设计，这就是有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具体内容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补充。注10
同年12月，毛泽东同工商界负责人谈话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11刘少奇也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注12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必须允许个体经济、市场调节和自由市场，甚至还可以又搞资本主义，当年只是作为克服暂时出现的困难，弥补目前制度的某些不足而提出的政策措施，并没有作出理论的论证。相反，中共八大在提出一系列新政策的同时，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则继续写道：“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继续采取正确的方法，把资本家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因此，八大前后所产生的上述新思想的萌芽很快夭折，就不奇怪了。这说明，要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观念中突破出来，并非易事。
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
这个话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讲的，原话是：“什么叫共产主义呢？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是为公的。”注13
从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来看，正是这样认识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注14
在超英、赶美的战略思想指导下，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经济建设“大跃进”运动，与之相应的是在农村建立起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当年人们的认识是，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农业社纷纷合并组成人民公社(中央北戴河会议决议就规定户数可以从2000户到6000户或2万户以上)，取消自留地，组织公共食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提倡吃饭不要钱，实行供给制，还要破除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消除各种差别。当时，把人民公社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状况下，实行平均分配的办法，看成是已经找到了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1958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人民公社时就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注15并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主要是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改变成全民所有制，这种改变大概需要三四年，或五六年时间。根据这种认识，会议通过的决议宣称：“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1958年到1960年三年“大跃进”造成的损失达5000多亿元人民币，导致了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3000多万人口。本想创造一条自己独特的建设社会主义和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结果是在原有苏联模式的基础上越走越远，企图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通过实行单一公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胡绳称这完全是一种“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注16，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面对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和人民饿饭的现实，1961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一些环节作了松动，具体说就是“三自一包”——给农民发放“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让个体经营的手工业和商店实行“自负盈亏”，农村搞“包产到户”。对如何能更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陈云更主张“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当面向毛泽东提议。对这一历史情节《陈云传》作了详细叙述，时间是1961年，毛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作农村调查后，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谈到农民和农村干部提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要求。毛对田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包产到户就不能听。”田将这个调查报告送给陈云，陈读后说：“观点鲜明”，并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提分田到户。”陈要姚依林帮他算一笔账，分田到户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粮食。姚依林担心地说：“这个问题，毛主席怕不会接受。”陈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6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他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先后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周恩来交换意见。刘表示同意，林彪也同意。邓说这是一种方式，可以用各种各样方式。周第一天听后说要考虑一下，到第三天周说耕牛农具等已经合了，不应再散。7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恢复农业，群众中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7月6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讲了自己对恢复农业生产想了一些意见，希望当面与毛谈谈。毛即约陈谈了一个多小时。毛当时没有表示意见，第二天早晨，毛很是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注17
以上表明，毛泽东当时虽然对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表示同意，但绝不允许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所以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严厉批评了所谓的三股歪风，即“黑暗风”(把形势说成一团黑)、“单干风”(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翻案风”(翻1959年庐山会议批右倾机会主义的案)，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是主要矛盾，重申“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3年，毛多次把所谓的“三和一少”(指对当年称之谓的帝、修、反采取和缓政策，对正在兴起的民族独立国家的援助要量力而行)“三自一包”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和国内纲领;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更向人们提出：“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各省委要顶住!”1965年制订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正是为了捍卫单一、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分配大体平均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当中，除了打倒所谓“走资派”外，就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还提出“要斗私批修”，强调要做到两个“决裂”：与私有制决裂;与私有观念决裂。就毛泽东而言，这是为实现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理想蓝图而进行的战斗，而且不只一次，要隔七八年就来一次。
对毛泽东所要追求的社会主义，胡乔木在1980年6月9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谈话时说：“仔细研究一下中央一九七六年四号文件(毛泽东关于“批邓”的谈话——引者注)，一九七四年理论指示，一九六六年五七指示，可见这三个文件确实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多少带有纲领性的东西，相当带乌托邦色彩。”注18
“五七指示”，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林彪送来的总后勤部一个报告上写的批语，毛称赞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他强调各行各业都要像解放军那样，以一行为主，兼学别样，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红色江山不变色了。
1974年12月，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注19
可见，毛泽东所要建设的是一个在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基础上，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否定市场经济，否定物质利益，收入大致均等，以平均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带有更加浓厚色彩的军事共产主义。林彪所说的“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可谓是点眼之笔。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从以上这段历史，人们可以看到从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都把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基本制度。实践证明，当年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剥夺剥夺者，即没收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由国家来统一安排和调节生产，以为采用这样的办法就能调动全体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分配，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这只是一种主观设想。但从斯大林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来，人们不顾本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简单地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当成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显然是本末倒置，把手段当成了目的，这就大错特错了。实践表明，原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商品短缺，老百姓都在过着穷日子。
所以，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不得不对30年来我们所搞的社会主义进行反思。
1978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讲话中就提出：“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注20当年农村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万里说1977年他在安徽农村看到的是：“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注211980年4月，邓小平在同外宾的谈话中说：“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注221984年6月，邓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更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注23
但是，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以后，几乎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包产到户、个体经济、开办特区、八个以上的雇工、私营企业、市场经济等等，都有人提出姓“资”姓“社”的质疑。邓小平坚持“不争论”的原则，倡导“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为什么？19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我们骂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修正主义，苏联骂我们引经据典是教条主义。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谈到当年争论的教训时说：
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
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注24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党内、甚至中共高层很多人并没有理解邓的这一席重要谈话，一直到1992年邓的南方谈话之前，都在姓“资”姓“社”问题上喋喋不休。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专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25
邓小平这一段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由实现公有制，转向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其中，核心是“以人为本”。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把关心人、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把以人为本提升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高度，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可以认为，这是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真谛。
在过去的长时间里，一直把人性论、人道主义，当作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上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批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个重要内容。“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曾经有过一场生产目的讨论。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为的是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可笑，但是在长时间里，这个问题确实没有解决。建国初期，因长期战争的破坏，经济亟待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很多基础工业要建设，所以在那个时候强调要“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把这作为长期的方针，就有问题了，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老百姓连饭都还吃不饱，能行吗？所以当时不少经济学者在讨论中就批评了上述观点。
于光远指出：我们的生产活动要符合社会主义的本性。以前流行的是看生产增长的速度，也对，生产是个基础，但光那样看是不够的，生产不能包括一切。要从人的角度、从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角度、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角度来看问题，这就是人本主义。过去把人道主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从来是关心人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是人的幸福。
王惠德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了什么？就是为人民过幸福生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谈“异化”问题，就提出这样的思想：人本身就是目的，人不是完成别的什么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就是把人看成是完成什么任务的手段、工具，好像人只要不饿死，只要吃饱了就行，然后就去完成什么任务。这个“左”的指导思想一直这么继续下来，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注26
从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初阐述的思想中，不难看出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意义。当然，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远远不只限于经济上的意义，而是指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要遵循公正、公平的原则，尊重不同群体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和独立人格，为人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与舞台，人人都享有有效的人权、民主、平等，具有同等受教育的机会，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不断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谐发展。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
由上可见，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60年的摸索，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过程，而开始逐步觉醒了。
李锐先生在接受访问中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弯路，说明不仅有后人的问题，经典作家的理论，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也有问题。比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主张，就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有问题，并不科学。恩格斯晚年对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有反思的。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发表谢韬老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引起了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有些人坚持过去的传统观念，大批修正主义，甚至对谢老进行咒骂。诚然，如邓小平所说，搞社会主义，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是不能成功的;但是，邓小平又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注27李锐先生在答问中提出了以下看法，他说：
“在上一个世纪，第三国际领导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已红旗落地，而第二国际传统的欧洲有社会党的国家，社会主义都在生长和发展中。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不能性急，社会主义不是强制推行的产物，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自然演进的结果。马克思讲过，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再不能发展了，生产关系才能改变。所以发达国家最有资格搞社会主义，现在看来也是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元素最充分。我看过一个材料，瑞典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个人收入差异本来高达300多倍，但经过国家税收的平衡，下降到4∶1，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也没有腐败，三十多年没有贪官。不止瑞典如此，北欧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
李老说：“我上世纪50年代去过苏联两次。1979年后，去过美国两次，去过巴西，去过瑞士，经过日本、法国、比利时，还去过澳大利亚，这使我大开眼界，启发思考。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有国际视野，关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关注社会民主主义，思考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我现在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就是大家过得好一点，共同富裕，生活有保障;社会生活讲平等与公正，人权有保障;真正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
应该说，李老的说法与中央对“以人为本”的解释是一致的。温家宝总理今年在人大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也正是这个意思。由此，是否可以认为，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价值观，而不是一种什么具体的制度，更不是建立了一种什么制度就说明实现了社会主义。这种价值观在不同国家，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用不同的具体制度去逐步实现，而要完全达到人们期待的社会主义目标，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种以为只有按马克思最早的主观设想去做，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完全是一种理论的误区，是对实践的误导，它已经被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
注释：
注1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注2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2页。
注3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注4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2～803页。
注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
注6毛泽东：《关于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10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359页。
注7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9月8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5页。
注8《新华月报》1954年第2号第11～12页。
注9刘少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1955年11月16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77页。
注10《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注11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0页。
注12《刘少奇年谱》1898～1979，下卷第383页。
注13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注14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25～326页。
注1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参见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下册第106～107页。
注16胡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994年6月。《胡绳文集》197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注17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卷第1321～1323页。
注18《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注19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4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13页。
注20陈云：《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1978年12月10日。《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36页。
注21田纪云著：《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515页。
注22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
注23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64页。
注24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
注25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373页。
注26转引自冯兰瑞：《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
注27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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