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孙起孟老
[ 2010年第6期 悼孙起孟老·吴 象 ]
2010年3月2日12时30分，孙起孟老逝世于北京医院，享年100岁。
这位百岁老人，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曾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为筹备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也是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的起草人之一。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出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
3月10日举行庄严隆重的追悼会。会上印发的《孙起孟同志生平》指出：“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共同的事业中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这样高的评语决非轻易判定，而是经过慎重考虑、仔细斟酌才确定下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想到的是近年颇受热议的“协商民主”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党的领导”和“两会”应该说是最基本的东西。“人大”系仿照前苏联的苏维埃而来，政协则是新中国的创造。历经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大跃进”、“坚持三面红旗”、“十年浩劫”、“市场经济改革”，一直沿袭了下来，基本体制未变。其实变化和小的改革还是不少，“党的领导”和“人大”更是如此。既有执政的共产党，又有参政的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对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到底利弊如何？是利多弊少还是利少弊多？孙老晚年对此似有志加以探索研究，惜因年老多病未竟。我想，总结“协商民主”的丰富经验与历史教训，应该是促进政治体制深层次改革的重大课题之一，而孙老留下的一些实践体会和设想建议，又是研究这个课题的重要参考资料，只可惜鲜见存留，整理成文字。
青年睿智有为，遇挫不屈不挠
孙起孟1911年生于安徽休宁县商山村，长我11岁。他父亲孙培钦是位中医，早年迁居苏州。他母亲汪景秋是我外公汪静安的堂妹，我母亲汪玉蓉的堂姑，我叫她素姑婆。我外公家是个大家族，十多户老小分灶而同居于一个大宅院里，称“承志堂”。我幼小时常到外公家住，素姑婆家在苏州，有时也回商山住一阵，我刚会说话时就认得她了。
小时候我是个受宠的孩子，只怕祖父一个人。到苏州后，我对他的管束常感到不自在。他对我说，你看人家孙起孟，初中毕业没上高中，自学了一阵，就以同等学力考上了东吴大学，18岁就大学毕业了，还正式出版了两本佛学的专著。我到苏州念书时，起孟叔已毕业应聘到江苏省立女子师范任教，不几年又升任训育主任。在上海就听父亲说过，祖父喜欢藏书，曾邀起孟叔来家在书房里小住数日，自行阅读，并与他倾谈心得。祖父对我说，一般人是“三十而立”，孙起孟不到二十就立起来了。1935年起孟叔举行婚礼，他特地携我同往。我想大概不仅是“走亲戚”、“吃喜酒”，而是期望我找到一个学习的楷模吧。
起孟叔的婚礼非常简单朴素，只请了两桌至亲好友，自由交谈或几个人一起攀谈，气氛亲切而又热闹。我一看都是大人、老人，只我一个小孩，谈话根本插不上嘴，显得有点拘谨甚至窘迫。倒是起孟叔主动来找我攀谈，说了几句就问起了读课外书的问题，幸而我那时半懂不懂地刚读过几本鲁迅、郁达夫、冰心的小说，便信口开河地和他瞎扯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和他的直接交谈，他谈话的亲和力消除了我不自在的感觉，不久便使我融入了整个屋子欢乐的气氛中。我看到起孟叔非常善于应对，好像学问挺大，和谁也谈得来，而且时出妙语，引发阵阵笑声。从此对起孟叔有了好感，一种钦佩、敬重和向往之情。
不久突然就出事了。江苏教育厅竟把起孟叔革职查办，并通令全省教育单位永不录用。后来想背景很明显：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侵华野心膨胀，步步进逼，民间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浪，国民党当局却对日坚持妥协退让政策，对内加以压制，省教育厅便抓住向学生灌输民主思想、宣传抗日救亡的孙起孟下手开刀。
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来说，这显然是巨大的甚至毁灭性的打击，亲戚间渐有所闻。祖父没有和我说过，我是在学校里从侧面隐约听到的。大部分人同情孙起孟，也有人说他少年得志，锋芒毕露，咎由自取。后来知道，他毫不气馁，沉着应付。得好友相助，远走贵州，任师范学校校长。1936年又应黄炎培邀请，回上海到中华职教社任教，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为活跃分子。
“七七”卢沟桥事变炮声响时，我还在南京安徽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正在期末考试。放暑假先回到苏州祖父家，又回到上海父亲家，正是“八一三”的当天。连租界上也流弹横飞，人心惶惶。不久，祖父从苏州转来学校迁移皖南屯溪的紧急通知，祖父预料战事将扩大，嘱我速离上海，到老家找外公，继续学业要紧。于是我又随亲戚逃难，经杭州回到徽州继续读高二。1938年我结识了三个青年，决心相伴远行。经地下党同志指引，辗转数千里，于9月到了陕北抗大，年底又东渡黄河，到了敌后太行山区。烽火硝烟隔断南北，从此与家人完全失去联系，互相不知生死。敌后游击区发展成根据地，也有了报刊，但很少登大后方的事情，更难见到孙起孟的活动，偶尔见到了，总是仔细地看，好像可以从中找到家人的消息，因此曾惹起我一缕淡淡的思乡思亲之念，不过很快也就过去了。
大批著名民主人士支持新政协来到解放区
1948秋季，我作为华北《人民日报》记者到太原前线采访。一天，突然听到新华广播电台发布的消息，国民党区一大批著名民主人士，经由香港安全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大连。谁都知道，这是表明人心向背、影响时局发展的大事件，显示着蒋管区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力量的团结与强大，使人预感全中国将要发生大变化，莫不为之欢欣鼓舞。对我尤其如此，因为从长长的名单中，我发现了孙起孟的名字，渴望与他相见，探寻家人消息。此后不断有这批民主人士在东北解放区参观访问的报道，我追随他们行踪，寻求与他联系的渠道，苦无结果。最大的困难是我早已改过名字，他怎么找得到我呢？战争岁月紧张繁忙，变动性大，慢慢我把这事也就放了下来。
岁末年初，中央军委为配合平津、淮海战役，命令围攻太原的部队暂缓总攻，一线部队从东山前沿撤下，在榆次附近村庄中休整。我忽然接到一封信，正是起孟叔写的。他说：“到解放区后，几次托人打听你的消息，均茫无头绪。最近看到人民日报上太原前线的战地通讯。有次闲谈，偶然听说作者是徽州人，又托人探询，果然是你。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禁大喜过望。”我当然更是大喜过望。信中对我当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果敢行动大加赞许，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我自己长时间对这一点内心里也是很得意的。经过整风学习，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参加革命，主要还不是信仰、理论这些因素，而是求生存找出路，在时代热潮的影响下，选对了路罢了。当然，能得到起孟叔的赞许，我内心还是非常高兴的。但我最想知道的是家中的情况，信上只说：“子鼎伯(注：我祖父)已于1945年去世，你奶奶和父母都还健朗，弟弟上了中学，又添了三个妹妹，不必担心。”我还想知道得更多，却没有了。十年离乱，战火纷飞，这两三句话怎么满足得了思亲之念，但毕竟有了消息，比我想象的要好。冷静一想，可能他知道的也不多。大后方不像敌后，但他也是在担惊受怕中忽而重庆，忽而上海，忽而香港，可能连家里也未必去过。我赶紧写了回信，按他信上告诉的渠道邮去，并附了封平安家书，托他设法捎回上海。我想，一有机会我就请假去看望他。
可是这个机会并不容易得到。因为这时我已奉令调离《人民日报》，参加《山西日报》筹备工作。入太原后留在山西，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一直到1949年夏，才有机会初次来到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我在《人民日报》住下，便打电话同起孟叔联系，他接到电话很高兴，说素姑婆也到北平来了。邀我当天下午就去，他在宿舍里等我。我按时到一座宿舍楼里找到他家。他在客厅里和我握手寒暄，没有多说几句就起身对我说：“咱们先去看老人家吧，她正急着等你哩!”我跟他一起走进最里面的一间，素姑婆已笑吟吟地起身，双手抓住我的手不放，叫着我的乳名，对着我的脸和全身，上上下下端详了好一阵，才说：“瘦弱，还是瘦弱!这些年的苦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呀？你爷爷、奶奶可急坏了!想坏了!”我笑着不知怎么回答好，起孟叔在旁笑着看完了这一场“见面礼”，便说：“妈，你们慢慢讲徽州话吧，我还要赶着去开个会，晚上回来陪你们吃饭。”
起孟叔把她接来北平，正是最繁忙的时刻，一天很少能在家里停留。培公早已过世，起孟叔侍母至孝，只要在身边同住，早晚必去请安，说几句徽州话。
素姑婆说，苏州沦陷之际，我们两家先后逃难到了上海租界，后来他们家去了重庆。日本投降之后，才先后又回到了苏州。你爷爷总是挺精神的，不是作诗就是画画，老说不能当亡国奴。可是太平洋战争后，日本接管了租界，亡国奴的命运仍然难逃。再见面时你爷爷显老多了。他晚年有两大愿望，一是想看到抗日胜利，这实现了。二是想看到长孙还活着回来，却没有实现，他先走了。国共和谈时，收到过你一封信，是从河北邯郸寄的，虽然是用假名说做生意的事，但从字迹上一看是你写的，虽然他写的回信刚寄出就被退回，他仍然坚信你还活着，还为这事写过一首诗。她还说，合泰(我父亲)抗战后不久就失业了，后来只好去经营你爷爷那家衣庄，那个年月生意怎么能兴旺，五间门面缩成四间，又缩成三间，还想缩。广仁里租的房子也退了，又添了你三个妹妹，一大家人在衣庄阁楼上隔开挤着住。你弟弟读书聪明，上中学了，可是物价飞涨，日子艰难，谁也不能像你小时候那么开心了。
素姑婆尽其所知，一一娓娓道来，使我多年压抑在心底想见亲人的渴望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简直像回了趟家，见了亲人又悲又喜，不知该哭该笑。
素姑婆说，她们一家在战争中也没有一天安稳过。逃到上海租界后，培公去世早，起孟夫妇又去了大后方，她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在清贫拮据中挣扎。后来经过长途颠沛流离，艰难困苦，千里迢迢到了重庆，得以全家团聚。日本投降后重回苏州。你祖父逝世，我还带着昌治去你家悼唁。起孟回到上海仍然忙着四处奔波。
她讲起儿子的事更显得神采奕奕，掩饰不住一位母亲对儿子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她说：“忙啊，忙啊，每天总是忙。你们共产党什么都好，天不怕、地不怕，日本人不怕，国民党反动派不怕，不贪财，不图利，不算计人，什么都好，就是一条不好，不顾家。整年整月，在家里急急忙忙吃了顿饭就又忙着走了。”
我记得原话，说的就是“你们共产党”。在她看来，我小小年纪老远跑到延安去，当了八路军，当然是共产党。她儿子虽然被称作民主人士，在她看来也一定是共产党。那时候共产党还不能完全公开，却受到老百姓拥护、热爱。
没有几个月，新中国成立了。孙起孟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当时新政府人才济济，阵营强大，全国振奋，世界瞩目。党内有种种议论，有人说什么“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经批评、解释后很快平息了。其实，对民主人士安排的高低，也有不少议论。有人认为人事部门掌握用人权，不能随便交给党外人士;有人猜测孙起孟可能是个地下党员。我又想起素姑婆的话，心想：“我也有这个疑问。”那天素姑婆说“你们共产党”时，我听出了她话的意思，当时觉得不便问她老人家，她也未必清楚这些事情。只是心里想起孟叔可能是地下党员，带有点年轻人的好奇。上世纪80年代后，正式知道他这位民主人士是党员，有次谈到党籍问题，曾问他何时入党，他说：“我入党时间很晚。”只淡然一笑，没有多说。我意识到这可能涉及党内机密，也没再追问。追悼会印发的《孙起孟同志生平》中有一段话：“1939年夏，他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同志鼓励他服从革命需要，并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相勉。此后，他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和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斗争。1942年至1946年，在昆明中华职业社任职期间，他不顾自身安危，帮助了不少共产党员，并掩护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为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长期的民主斗争实践中，他更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更自觉地为实现党的主张而奋斗。”我想，周恩来善于慧眼识人，并敢于放手用人。经过那些年艰苦复杂的斗争实践，起孟叔必定是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许、自勉，独立思考，埋头苦干，业绩卓著，不愧是“党外布尔什维克”，而且影响到全家的人。多年后昌治表弟同我说过，他们家住在昆明时，掩护过共产党地下电台。这位同志化名钟钧，是红军中的电务人员。上世纪40年代他转到上海秘密电台工作，一度因受国民党特务追捕，又逃到孙家。恰恰起孟叔到香港去了。幸亏素姑婆认得他，二话不说就带他到苏州乡下一个熟人家躲了一阵。后来才知道他原来就是担任新中国成立时北京第一任电讯局长沈志诚。孙老在新中国成立时如此受到党中央的倚重，并在1950年入党，是毫不奇怪的。我的谜终于解开了，也对起孟叔多了一层亲近和敬重。
新中国成立后，我虽然长期在太原工作，但每到北京开会或办事，往往要去看望素姑婆和起孟叔，像过去走亲戚那样。素姑婆病逝后，每到北京，仍然要去看望起孟叔。有时谈话时间比较长，感到很愉快、很受启发。
坦然淡然对待个人处境
没有料到和起孟叔的交往又中断十年以上的时间。
“左”倾错误终于不可避免地陷入乌托邦泥潭，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了。首当其冲的是全国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我在《山西日报》任总编辑多年，当然在劫难逃。先是大字报炮轰，接着批判、斗争、挂牌、戴高帽、游街，终于彻底打倒，关进“牛棚”去了。传闻孙老也受到冲击，心想他是民主人士，不致严重到何等程度，但从此便失去了联系，不能也不便探听。
1979年我从山西被调到安徽工作，一年后，1980年5月又被调到北京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随后全家也迁来北京定居，便去看望孙老，重新有了来往。
在此之前，1975年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领导干部增加了许多新出来的人，我见报上名单里也有起孟叔，心想他的命运就要好转，这是一个准确无误的标志，可以不必再为他担心了。多年以后才从他的儿子昌治表弟那里得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孙老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七年。到底为什么呢？又怎么没事了？连家属都不知道。据说是“四人帮”要从他那里搞周恩来的什么材料，搞来搞去毫无结果。1975年周恩来已经病重，国庆节上天安门的名单仍然是他草拟的，原本写不写孙起孟，周颇犹豫，送给毛泽东审定时，周问：“还有个人要不要考虑一下？”毛问是谁，听到是孙起孟表示同意，自己拿笔就加上了。原来如此，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1980年我哪知道这些内情？再去探望他时，还是1949年的老办法，只打电话问清楚宿舍地址就去了。他好像很高兴：“赶快来吧，见面再说。”见了面互相确实都很高兴，久别重逢么!他已经复出了几年，身体经过调养，恢复得不错，气色也好，还是那么谦和的笑容可掬的样子。我不免问到他“文革”受到冲击的情况，他只说：“冲击还能没有？也就是那些吧，大字报，围攻，批判，口诛笔伐么!”好像那些早过去了，不值一谈。根本没提秦城监狱四个字，他大概也已经了解到我这几年的概况，反倒关切地对我询问起来。我曾经长期困惑过、迷惘过、痛苦过。经历了那么一场是非颠倒，敌我混淆的暴风雨，见识了那些出卖和背叛，时代倒退，沉渣泛起，确实心情沉重。痛定思痛，对为何陷入乌托邦也有了一些初步的反思，又投入了正在艰难中摸索的改革。
记不清是1980年冬或是1981年春的一天，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林涧青通知我与另外几位室务委员一起到政协去开会。会议是政协倡议的，主持人就是起孟叔。他当时是政协党组副书记，政协方面参加的人数相当，都是党组成员，这次会议主要是商谈双方如何紧密合作，加强交流情况的渠道，对某些调研课题进行协作，供中央高层抉择。大家谈得很愉快，许多人都发了言。
他在这个会上的两段话我至今未能忘却。
他说：“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在许多事情太不实事求是了，完全走到了反面。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按现实情况办，按中国国情办，回归实事求是的传统。陶行知原来叫陶知行，他深知实践第一的重要、深知行的重要和困难，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
他说：“下情上达，了解群众真正的困难和需要，很不容易。有些人认为，把意见反映到我们这里，就算‘通天’了，就能够解决了。其实哪有这回事？从我们这里‘通天’比从他们那里反映给我们，困难程度至少不相上下。所以，对各位我们真心诚意寻求帮助，多多拜托!”
这两段话，夹杂在许许多多的话里并不显什么特别，但我以为针对性、现实性很强，甚至有“刺”。他同许多老同志一样，走了一大段弯路，急切地要总结教训，加快改革，把失掉的时间赶回来。“不用扬鞭自奋蹄”，这句话他用了两三次。他待人谦和，彬彬有礼，表达意见重视掌握分寸，所以容易与人达成共识，取得一致。我后来离开了书记处研究室到了农口，不知事情进展结果。
上世纪80年代前期，正是农村改革的黄金时代。家庭承包责任制得到中央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之后，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国，取代了农村人民公社。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蓬勃迸发，显示出无穷的生机与活力。但是，来自旧体制、旧观念的阻力还是很多很严重。“包产到户”从“复辟资本主义”变为“农民的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之后，广大农村中出现了许多“种粮大户”、“专业户”、“重点户”、小商店、家庭工厂，带动了全国商品经济最初的发展热潮，成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前奏。这时，“雇工剥削”问题又被尖锐地提了出来，甚嚣尘上。中央不急于表态，而是先派人下去调查。有次在起孟叔家里谈到这个问题，说起调查中了解到的各种复杂情况。他插话说：“人数不是最重要的。从经济发展来看，资本家的定位首先应该是工厂的管理者，是生产要素。作为资本的钱也是生产要素。改革就是要促进这些要素的流动和合理配置。为什么一说雇工就是剥削，不能不看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后遗症，你想想，这个口号1962年就提出来了，强调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连续讲了几十年，是多么深入人心，哪能一次会上宣布取消就取消了。要做长期的艰巨的工作，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事情。”这些话他以平静的语调随口而出，我当时就感到很有启示。我如果就此提出什么问题，讨论还会再深入下去。我们一般谈话都是讲徽州话，真是随口而出，随后忘掉，只有印象深的留下点记忆。从来没做过笔记、追记，次数多了，受到的教益是不知不觉的。我感到起孟叔是勤奋学习的，他的秘书说：“孙老直到晚年病重，每天还要在桌子边、藤椅上翻阅报纸、文件，桌上总放着那本辞典，时不时就要查一下。”
我从多次交谈中感受到他为人处事的原则性。我们是亲戚，过去谈话拉拉家常，很少涉及彼此的工作和政治，后来熟悉了，也更随便了，有疑问就想问他，他总有回答，并不避讳，也不乱说。我发现他绝少背后谈论人，更不用说是有意的吹捧或贬损。不少人都知道黄炎培十分器重他，1936年当他遭到打击、身处逆境时，黄炎培热忱邀他到上海中华职教社任教;抗战爆发不久，就派他到重庆任职教社四川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邀他共同筹组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负责主持日常工作。1947年被推派为民建驻港代表，建立与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的联系;1948年5月，又代表民建赴东北解放区，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秘书长，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和《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这些事都和黄炎培紧密相关，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多次长谈，也曾涉及黄炎培和民建，我回忆他的话都是比较得体的，表现了谦虚和实事求是。著名的大诗词家赵朴初是他东吴大学的老同学，俩人情谊甚笃，家属子女来往亦密，我在他家案头、墙头偶见赵朴老的诗作，也没有听他说过他们间的私人交往。
我还知道，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不少被批判、打倒的右派家属生活发生困难，他曾尽其之所及，默默无闻地做过一些救助工作。
社会主义改造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十年动乱中不知怎么就把“定息”取消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些民族资本家及家属也发生困难。他对这件事很重视，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促成了补发“定息”的实现，解决了他们的困难，这对私营企业重新崛起显然是有好处的。
他早年是个教育救国论者。在抗日救亡时代大潮中，一直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许自勉，入党以后又以共产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认为，他的一生应该称为一个与时俱进的思想者、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坚定不移的改革者。
晚年致力于民主的理论探索
本文开头提到，孙老晚年对协商民主的实践和理论有过作一番探讨、研究之意，这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前期的事情。他已经是八旬老人，仍兼任几个领导职务，时间却比较充裕了。我也已入古稀之年，还不时应邀到外地参加研讨会或做一点调查、考察，自由支配的时间却比较多，经过多次倾心交谈，我们好像缩小了年龄的差距，情意更加融洽，可以随意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往往都是说徽州话，上年纪的人用家乡话静坐对谈，真有种说不出的惬意。此事就是一次在交谈中提起的。
孙老颇有理论素养、理论兴趣。出任民建主席之后，曾聘吴敬琏、董辅礽、厉以宁等一些经济学家为顾问，我也在其中，还到中央统战部会议室开过一次座谈会，正式发了聘书。我到外地时间较多，并没有多参加活动，倒是到孙老家看望，大概一个半月左右就有一次。新加坡帮助我国合作创办新型工业园，是改革开放中很引人关注的大项目。有次我从南方回来，看望他时顺便谈起，因为提到苏州，他说：“有个材料你不妨看看。”说着便从抽屉里找出一个大信封，里面却不是什么工业园材料，而是当年苏女师闹学潮的几个学生所写的回忆文章。这篇文章写得很生动，不仅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慷慨激昂，也可以看到那位思想民主作风也民主的青年教师如何向学生做工作。我想，起孟叔阅历丰富，如能写出来很能感动人启发人，也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那一段历史，便建议他写本回忆录。他却说：“不急，也没有多少值得写的。这几年国内外风波不断，苏联解体，东欧变色，我们却继续平稳较快发展，靠的是什么？‘发展是硬道理’起了大作用。但是，长时间过分强调难免发生另一方面的问题，追求GDP的声音压倒一切，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过多，就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扭曲、变形，在二元结构下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扩大，贪污腐败日益加剧，成为令人担心的突出矛盾了。”我很赞成他的看法，便也说了些意见。
他忽然问我：“徽州有句老话，叫‘前有孔夫子，后有朱夫子。’你听说过没有？”我说：“听到过一点。”其实，我对此了解甚少，既然问到便不能不知一说一，知二说二。于是，把我了解的朱熹理学、“三纲”、“五常”、“明天理、灭人欲”及其对巩固封建专制制度、加强皇权主义意识的作用说了一些看法。他说：“对!”接着，他说了一大段话，大意是，“三纲”孔孟都说过。孔子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儒学内涵很丰富。值得重视的，是孔子对人的概念是平等的，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尊重、互助互爱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人的本质就是“仁”。他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秦始皇建立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封建政治已相当成熟。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说是封建统治者利用了儒学。此后，儒学为皇权主义服务的色彩越来越浓。近500年明清时期，中国治乱兴衰的历史已经走过几个循环，始终走不出小农经济、封建王朝的框框。而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进入工业文明，商品经济促成生产力空前未有的大发展，西方列强称雄全球，中国却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侵略战争不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而知识分子中的仁人志士，发奋图强，追求现代化。应该说，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康梁维新，就开始了向西方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1919年五四运动是思想文化革命，打倒孔家店，请来德(民主)、赛(科学)两先生，实质是启蒙。不料日本人来得那么快，要独吞中国，不能不集中力量先抗日救亡。以后的事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了。回顾历史，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工业化的道路也应与西方有所不同。既要学西方，又要重视自己的国情，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传统，走自己的道路。我最近常想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大家都熟悉的话，方才问你朱夫子也是为了这句话。我国封建社会极权统治的理论框框是以“君”为中心的“三纲”。然而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只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互相都有责任和权利，是双向的关系。孔子说“克己复礼”，又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要作修改，这都体现了他的人本思想。他强调修、齐、治、平，目标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而朱夫子对“三纲”赋予客观真理的哲学形式，使“五常”成为与“三纲”相应的伦理道德体系，于是，人的价值就在于实践“三纲”、维护“三纲”。“三纲”、“五常”就成了人的最高价值目标，也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稍有违背，就为社会所不容，所以要“灭人欲”。说穿了皇帝就是天子，皇帝高于一切，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朱熹理学后来成为儒学的正宗，成为历史前进的最大阻力。最近我读了几篇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章，又翻查了几本书，才领悟到列宁主义不是至少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发展的，马、恩本人对前期作品中的一些观点作过郑重的反思。重要的是我们学的甚至还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所以，我们不仅有两千年以上的皇权主义的老传统，又有不到百年却更为直接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传统。两者相距十万八千里，却又紧密结合，纠缠不清。改革开放初，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思想解放，没有这种非凡的理论勇气，就不可能有扭转乾坤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如今这巨大辉煌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这也就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当前政治体制改革要走出困境，加快步伐，思想理论方面非进一步正本清源不可。也就是要弄清楚民主是什么？到底怎样落实民主集中制？前提是怎么认清自己的国情？怎么认识和学习西方的经验？怎么认识和继承发展自己的传统？他一口气说到这里，才稍作停顿。我赶紧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应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写出一篇文章来。”他却平静地说：“刚刚提出问题，自己还没有想清楚，怎么能写文章？”话虽如此，我相信他对此已作过相当长时间深入的思考了。
1993年，孙老在民建内部经过一系列讨论和研究，3月1日，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3月18日，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作为补充条款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孙老认为，这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特点就在于这个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是共产党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与八个民族党派亲密合作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点就在于这个政党制度有利于维护、巩固和发展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增强我们国家处理应变的巨大民族合力。孙老认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一个坚持一个发展，两者缺一不可。不坚持，发展就会失去前提和基础，正确的方向也难以保证;不发展，坚持就容易流于僵化，丧失其生命力。
一次我外出回京又去看望孙老，他把多党合作制写入宪法的事谈了一下，就又谈到政治改革的问题。他说：“上次我们谈的题目不好下手，不如先找些资料，研究点具体经验。建国初期，政务院每周必开一次政务会议，是周总理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形式之一。作为副秘书长，我必须列席会议，因此手头还有些残存的资料。新中国的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权机关，政务会议又成为推进多党合作、贯彻统一战线政策的最高活动场所之一。研究这个问题，我想就从整理残存的材料入手，我写了一小段，你拿去看看，提提意见。”我正想看，他说：“这份复印稿是送你的，回去再慢慢看，先谈谈你新的见闻吧。”
回家我仔细看了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短文——《罗隆基眼里的政务会议》。这个题目就吸引了我。心想，罗隆基鼎鼎大名，民主同盟的负责人，1957年的大右派，高傲自大，目中无人，谁不知道？他眼里的政务会议能有什么客观公正的看法？
起孟叔的文章说：
我同罗隆基40年代在昆明就相识，可以随便交谈。有一天我问他：“努生先生，你为什么住医院还要参加政务会议呢？”他稍微沉吟一下，讲了一段话：
——说实在的，有些会我并不乐意参加，觉得参加没有多大意义。可是政务会议在我心目中却大有不相同，不论我怎么忙，身体怎么不好，总要参加。这是为什么呢？不是政务会议上的什么事情我都有兴趣，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讲话，我都喜欢听，而是有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得到的教益很深很深，对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课，所以我舍不得不来，周总理的讲话见解精辟，纲举目张，其水平之高是一般领导人所达不到的。然而它的最大特点还不在此，而在于周总理在讲话中把其他人发言时哪怕有一点可取之处，也吸收进去，加以肯定，同时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实际上加以纠正，使人真正心悦诚服。
读完这篇短文，当时我的感受是：一，罗隆基这个人比较客观、比较实事求是。我和他并未接触过，可说不了解，为什么一见到题目上的名字就有“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印象呢？显然是反右派斗争留下的成见即“左”的遗毒作祟，值得我自己反思。二，文中说罗对周恩来的崇敬有可信度，是“心悦诚服”，也就是孟子说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逮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三，最重要的是论证了执政党与参政党搞民主协商关键在执政党平等待人。平等才能显示尊重，形成民主，能够协商，解决问题。如果居高临下、颐指气使，那当然不行。但表面谦虚，内心仍然我是老大，得听我的，也还协商不好，不能解决问题。这才是要旨所在。
这次我又找出这份材料看了一遍，最后周恩来的那段话，初看时觉得比较熟，便忽略了。这次仔细品味，才领悟这段话更加精彩、深刻，堪称经典。起孟叔引用周恩来的原话说：
“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要开一次呢？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好处在哪里？从根本上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是按宪法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国家事务。从作为建设国家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完全有必要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兼听的过程中，还得“分辨出哪些意见是对的，哪些意见是不对的”，周总理把这看作对共产党员的“锻炼、教育和学习”。政策的要求到这里还没有打住。按周总理的分析，至少还有两件事要做。一是按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摆事实、讲道理，帮助同盟者接受真理、修正错误;同时，同盟者也可以对居于领导核心地位的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实行民主监督。二是经过民主协商，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同盟者取得共识之后，通过他们“把党的政策传达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中去”(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232页)，共同努力，把国家的事情办好。那样，这部分同盟者就成为建设国家的动力。(1994年5月25日刊于《光明日报》)
这段话朴素实在，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又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可惜只见到这一篇，没有再读到别的。此后他住院的次数渐多，时间越来越长，但是我相信他一定继续在想、继续在写……
这位百岁老人走了，中国改革的实践还在不断地发展。就在孙老逝世的三月，又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两会”。今年的“两会”较往年有明显的进步，特别是选举人民代表的人口，城市和农村原有的4∶1的差别，这次修改《选举法》，把这个差别取消，城乡一律平等了。这大概是孙老在天之灵也会感到高兴的吧。四月七日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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