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毛主席塑像的建造
[ 2010年第6期 沈阳毛主席塑像的建造·叔 弓 ]
1966年，随着一纸《五·一六通知》传下来，人们“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文化大革命”风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发不可收。“造反派”们因袭《毛泽东选集》描述当年湖南农民运动打土豪劣绅的方法，又戴高帽子又挂木牌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继而借助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把锋芒转向了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进而殃及各地方、各部门、各级别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们。那时间，真可谓“造反派”风起、“专政队”林立，“专案组”如网，而且是“网大眼小，一个也跑不了”。
“有破有立，先破后立，为了大立”。“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大立、大树特树个人权威的运动。这一场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就是因为“他们要树一个人，我们也要树自己”。(毛泽东接见外国记者谈话大意)
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
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曾被塑为“红太阳”托出的“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可他本人一直谆谆劝说人们：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1950年5月，毛泽东收阅沈阳市政府一份反映人民代表会议决议的请示报告，在“修建开国纪念碑”几字旁批道：“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像”几字旁批示：“只有讽刺意义”;最后在报告上端挥毫：“铸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毛新宇《爷爷毛泽东》一书544页)。”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讲话说，“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这不是谦虚，而是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他说，“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7页与131页)。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不久，苏联报刊开始批评个人崇拜;1954年底，中共中央通知全党“不再使用(1943年首次提出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1956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后，各国共产党都在减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个人崇拜之嫌。
可是在中国“文革”期间一反常态，大树特树“大救星”形象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长江南北与大河上下，“红卫兵”、“造反派”浪潮排山倒海，“红宝书”、“红海洋”铺天盖地，“三忠于”和“四个伟大”、“四个无限”噪声四起，“早请示，晚汇报”童叟莫逆，捧送芒果、写效忠信如醉如痴，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若狂若癔，油漆楼面的“红海洋”淹过一切，画像、像章、塑像充斥寰宇。某火车车长在车厢内悬挂没露右耳朵的毛主席侧身相片，某人腹泻急跑厕所时顺手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叛、特、反”牌子放在了领袖像前，某人参加广场集会顺手把印有领袖相片的报纸垫在了屁股之下，某人对映太阳透视报纸所见编辑人员把第二版上民兵习武照片的枪口对上了第一版上的领袖相片，某人手持红色圆珠笔在闲聊中乱写乱画污染了报纸上的毛主席像，统统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了。这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我身感莫名不由己的神经紧张，行走坐卧、念书读报、举止言谈、说今论古、喜怒哀乐……都千忌万讳半个“不”字，也似乎受了“怀疑一切”传染病的影响，生怕万一被周边什么人举报了出来而有嘴说不清楚。
1968年夏，悬挂毛主席画像的风气盛起于中华大地，沈阳如同全国一样，城乡内外都在默默比赛“忠”心，一时间社会画家一人难求。我所在的工作部门借助职业方便，特别找来服刑犯人中的画匠帮办，在机关球场搭起画棚，登梯挥笔作画两天两夜，终于应时把两层楼高的画像“请”上了北陵大街岐山路临街的办公楼顶上，10月又敲锣打鼓把另一幅等高的巨幅画像，挂上了军管会主导在宁山路借用省粮食厅办公楼开办“学习班”的楼面上。
形式上，“在大军事机关大院和城市广场都要竖立毛主席塑像”，是林彪发出的指示。他发明印发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亲笔写下了4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伟大统帅、伟大领袖”(刊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1967年，沈阳各“造反派”组织“抓大方向”争第一，都在中山广场打派仗，竞相依托塑像为自己正名“真造反”而树立不朽的纪念碑。
军政领导机关操控塑建权，昼夜兼行
由沈阳部队司令部、政治部暨辽宁省革命委员会、辽宁省军区、沈阳市革命委员会联合成立“敬建毛主席塑像指挥部”把住了塑建权。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担任总指挥，决定由著名雕塑家、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田金铎领衔，抽调同校的和下乡的教师杨美应、高秀兰及10名学生，组成13人创作组。他们昼夜兼程，设计了《像身骨架结构安装图》、《塑像环氧玻璃钢模具制作图》、《环氧玻璃钢塑像及浮雕表面处理工艺图》，以及“骨架总图”、“柱脚节点图”、“立柱节点图”、“右手反模型安装图”、“头部反模型安装图”、“像身模具卧式安装图”，还有毛主席塑像四周群雕的白描草稿，以及塑像泥样照片，40多张，不一而足。
1969年5月17日，沈阳“一一二厂(今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革委会敬塑毛主席塑像小组”撰写的《总方案》是：使用专建厂家生产的经过海南岛暴晒考验合格的稀有合成树脂(俗称“玻璃钢”)塑成，总重量约两吨。整个造价180万元，当时说来或谓“天文数字”，据说动员全体市民男女老幼每人“敬献”一元钱而凑集的。
耗时3个多月，最后耸立广场中心的塑像全高20.5米，毛主席本人像高10.5米。基座高约8米，宽11米，周长23米。当然，不及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新复旦师”修建的第一座塑像“三数模式”那样充满政治意义：毛主席像高7.1米，象征中共的诞生日;塑像底座高5.16米，纪念毛泽东主持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7.1米×5.16米=毛泽东生日12月26日，可谓煞费心机!
沈阳独创的完美形式，在于由4部分组成高3.5米的群像：后部为《建立共产党》(1921);左侧为《井冈山星火》(1927—1936)、《抗日烽火》(1937—1945)、(注：今为“1931-1945”)、《埋葬蒋家王朝》(1946—1949)3组;右侧为《社会主义好》(1949—1957)、《三面红旗万万岁》(1958—1965)、《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1966—)3组;正面两翼分别为工农兵学高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革命委员会好”的牌子，表现紧跟毛主席前进(参见1970年11月1日《辽宁日报》)。它们体现主办单位主张临摹林彪手书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9字为主题，以沈阳东塔机场新建军用机库为工场，最后按照沈阳一一二厂革委会敬塑小组总体方案，采用玻璃钢反膜型、环氧玻璃钢及浮雕表面处理工艺塑制而成。主雕与群雕联体在当时是全国独一份，也是最大玻璃钢塑像，用艺术手法把政治激荡固化成形。
1971年夏，我这个“老五七战士”，到沈阳郊区看“小五七战士”(儿子，下乡青年)。我顺路观赏红旗广场中央的那尊毛主席塑像，背向新建的省电子工业局(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原址)，左侧为沈阳市总工会(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原址)，右侧是沈阳市公安局(日伪奉天警察署原址)，面对辽宁宾馆(1931年日本人密谋“九·一八事变”所在的日本大使馆原址)，所感四周一片平静。又见从沈阳火车站一直延伸到广场北后百十米处，大路两侧街树统统更换成了等高划一的成年松。步临其中如入古陵松林甬道，高峨的塑像也被葱绿的松柏簇拥着，显得额外神经兮兮的肃穆而庄重。回城恢复工作后，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曾安家在广场东南百米外，晨操夕练在塑像前，心旷神怡，每生敬意。
香火浓烟熏染佛像脸庞，老人家不悦走下人为神坛
对待全国如此“大颂扬”的塑像潮，毛泽东本人多表不悦，埋怨“不该让我昼夜为你们在外头站岗”(大意)。他还针对用造飞机的铝材做像章的现象说“还我飞机”。1968年10月14日下午一点钟，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问到会的人：“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无一作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151页，新华出版社，1998.5)。1976年毛泽东重病期间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床边会议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毛新宇《爷爷毛泽东》一书756页)”。人们认为，即使毛泽东本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或确实错了，但现代迷信的统治仍被当做永远没有错误的神仙。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得毛泽东有幸解脱人为意识捆绑而走下虚拟的“神坛”。中共中央决定拨乱反正，排除“大颂扬”个人崇拜狂潮，要求清理整顿塑像数量多、布局滥、质量差的不严肃行为。作为省级媒体代表之一，我同新华社辽宁分社负责人一起，列席中共辽宁省委常务委员于1978年10月举行的一次专题会议，旁听了关于存留或废弃红旗广场毛泽东塑像的讨论。会上，有的主张有令则禁，大刀阔斧地废止清除，有的主张拆除主体塑像而保留基座群雕，最后听取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民主集中后的决定。
任仲夷默思历史，集中群众意见如是说
任仲夷没有急于表达意见，而是过电影似的默思省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感受，像他后来系统说过的那样：(一)1943年11月参加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初受“左”害，后来毛主席向所有无辜者鞠躬道歉。“也许由于心上烙印太深，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对于运动中的某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我在思想感情上往往有些反感，而没有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感觉”。(二)“土改运动是必须的，但有些过火‘左’的做法是不应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共和国诞生之初，也是完全应该的和必要的，但在具体执行中仍有‘逼供信’的现象，错捕、错杀了人”;“1951年到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也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在很多地方重复了‘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做法，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三)1954年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也牵连和冤屈了一些好同志，使我终身感到内疚和悔恨的是对××同志的批判，比我自己在‘抢救运动’中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折磨和迫害更加感到痛心。(四)反右派斗争，“我也整过人，但担心市里副局长以上干部不了解中央意图，不能领导好这次运动，竟擅自向他们传达了‘引蛇出洞’的两个文件，并要他们不再往下传达，结果副局长以上干部没有出一个‘右派’。‘文革’批我保护‘大右派都漏了网’，我也‘罪责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五)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反党集团，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是一个忠实执行者。作为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对于受到冤枉的同志负有重要的责任。我公开检讨，赔礼道歉”。(六)1963年至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刘少奇的做法有些‘左’(集中表现在‘桃园经验’上)，而1964年中央制定的《二十三条》比刘少奇更‘左’，最后‘左’出了个‘文化大革命’。怎么也不会想到，刘少奇被定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我自己也成了哈尔滨市的最大‘走资派’”……
任仲夷沉重地想过：“时间是公正的，历史是无情的。许多历史事件，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历史事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历史的鉴别，才能得出公允的评价。吾老矣，这样的任务只能期待于21世纪的历史学家”(参见《独立史料典藏·当年事》一书225页)。可今天，常委们要听他对塑像处理的意见，迫在眼前，不容辞后。但他没有简单化采取“令行禁止”的态度一个“不”字(或不除，或不留)了之，而是冷静地综合大家意见，瞻前顾后、去芜存菁地坦言道：
红旗广场上的毛主席塑像及其基础浮雕，主题内容和艺术水平尚好，是雕塑家和鲁迅美术学院师生心血之作。沈阳市有选择地留存一两个塑像不算多，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作为创作艺术品予以保留。
现在的内容不合适的要修改，比如群雕前体部分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还高大的“革命委员会好”大牌子，还有什么《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倒‘走资派’”的口号，高举《语录本》造反的“红卫兵”，而且浮雕中没有“八一南昌起义”……
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看过了这些塑像，还拍了照片。修改前要发个文件，向干部群众说明白。要批判后再改正。改后的质量，不只是政治上，而且在艺术上，都要比过去的好。(据本文作者的会上记录)
任仲夷，中国共产党资深的高级干部，1980年由北国调去南疆主政，使广东尤其是特区成为中国的“窗口”，被誉为改革开放“真正的先锋之一”。正是因为他认真反思历次政治运动的得失，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是忽“左”忽右瞎折腾，才使先进的共产党人凝聚了共识，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推进了共和国60年中后期的巨变。
今天，我们看到修改后的四周托起毛主席塑像的浮雕群，不免残留些许激昂的“文革风”的痕迹，但是面貌大大革新了。看吧，那行临摹在基座正上方涂金的林彪所写9个字不见了，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不见了，那位女学生的“红卫兵”袖标及其手提贴大字报用的浆筒子、浆刷子不见了，那几个代表性人物人手一册“小红书”不见了，那块位高一切、权大一切的“革命委员会好”大牌子也不见了，只留下衬托大牌子框架的彩绸与花球(注：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修正《宪法》决议，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标志花簇锦绣的中华大地复归人间正道，亿万人民沿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大方向与时俱进，健步进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大道，迈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
仅有资料说，全国尚存露天毛主席塑像三十几座，虽然不及大洋洲和南美洲之外全球3200座(据俄罗斯《劳动报》，其中俄罗斯2100座)列宁造像的1%。据知在辽宁，丹东火车站站前广场上也有一座毛主席塑像。那是我从盘锦的省“五七干校”派下凤城农村插队落户以后，第一次也是在邻近城市看到的老人家塑像，那是背东(鸭绿江)面西的挥手像。或存？或废？丹东市请示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多、乱、差”的指示精神，出于处在边境城市的考虑，决定保留了下来。
(责任编辑萧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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