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志恒之死
[ 2010年第6期 邢志恒之死·王金屏 ]
阅读了《炎黄春秋》2009年第八期上赵遐秋的文章《跟风整人的懊悔》，我彻夜难眠，无法抑制悲伤心情，灵魂激烈颤抖，流淌着泪水饮泣，眼前总是飘浮着邢志恒的身影……他可是我的同乡，又是同小学、同初中、同大学同系同年级同学，更是我情同手足的兄长啊!
六十年前我们在德州中学(现德州一中)读初中时，连同霍宪义大哥，被人称为“夏津县三小友”，相处如亲兄弟，只差没拜金兰谱，我喊邢志恒为“邢哥”。1953年毕业后，邢哥考上济南三中，我考入北京一中，难舍难分的依依惜别之际，我俩曾不知天高地厚地相约：“三年后北大中文系见!”1956年8月28日，竟然真在未名湖畔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能上北京大学的美梦;且以为从此前进的路上铺满鲜花，只要努力学习，肯定飞黄腾达，鹏程万里。当时的踌躇满志之状，得意忘形之态，难以用语言描绘，可见多么幼稚可笑和愚昧无知。但是，我们没有忘记刻苦读书和课业：邢哥床头贴着音韵对照表，连吃饭睡觉都琢磨以济南为代表的山东话与普通话有规律变化及无规律变化——这个自命的课题深受汉语老师的嘉许;不久我又在《解放军文艺》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赶庙会》，还有两篇散文刊登在这年《北京文艺》第12期和《中国红十字》第10期的副刊上。家乡的亲朋师友们闻讯一时间传为佳话，引以为骄傲，因为这是我们县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有人考上北大，还是两个人，又是竞争激烈的汉语和新闻专业，县教育科还将我的作品收入了《乡土教材》。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后我们这两个曾为家乡争过光彩的青年，居然还会给乡亲们的脸上“抹灰”：一个成了“右派分子”;一个“自绝于人民”……
我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主要“罪状”：一是“污蔑党不关心少年成长，摧残儿童心灵”——上高中时我作为优秀青年团员曾当过交道口旁的东宫小学的少先队校外辅导员，见有些活泼可爱、学品兼优的小学生，由于家庭或社会关系原因不仅戴不上红领巾(当时正值“肃反”时期)，过“队日”时还要求“小白脖儿们”必须参加，而这类小朋友大多表现得谨小慎微，缩手缩脚，连唱歌跳舞做游戏都笑得不自然。我认为这会使“祖国的花朵”产生自卑感，影响幼小心灵的健康发展，不应当因为大人的个人问题而牵连孩子，人为地分为“红”、“白”两类。在班内的“鸣放”会上，经主持人再三动员，我才抱着忠诚于党就要知无不言的想法热心地提了这个“意见”，呼吁过“救救孩子”。二是“攻击党的农业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我曾以“美中不足”为题谈过农村干部存在作风粗暴、多吃多占现象。三是“在《红楼》编辑部当编辑时与‘右派分子’同流合污，疯狂地向党进攻”(后被开除出编辑部)。四是“翻身忘本，背叛贫农家庭，蜕化变质”……
在我遭隔离挨批斗期间，邢哥一直提心吊胆地关注着我的命运，可又爱莫能助，连面都不得相见。我接受“开除团籍，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宽大处理”后，遣送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公社西斋堂村“革心洗面”和“脱胎换骨”——亦即将光荣的劳动作为“苦役”和惩罚手段来迫使我“赎罪”，折磨得我经常腹疼难忍，修水渠驮不动200斤的大石头，被“护送”回学校医院看病，确诊为亚急性阑尾炎开刀割除那天，邢哥才于1958年7月2日晚间，避开众人耳目来医院看我，听我哭诉了一次。又谁知这竟然成了我俩永诀的最后一面啊!
赵遐秋和她丈夫曾庆瑞也是我同学，与邢哥同在汉语专业一班，曾跟我比较接近，二人毕业后分配人大中文系任教，我复学人大时赵已成为我的古代汉语授课老师，我应邀去他俩新组建的小家庭做过客，从未谈及邢哥的话题，此后多年没有联系。赵在文章中写道：“出身富农家庭的同班同学邢志恒，一天深夜，在一场闹剧式的批判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也留下不再申诉，而且当时也无处申诉的冤屈，跑到邻村南独乐河路边的一棵大槐树上上吊自杀了……”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邢西岳伯父去北京为儿子收尸回来，很快便和伯母一同追随邢哥而去了;小女儿投奔了邢哥“前妻大姐”，总算有了着落;年轻的教师邢嫂刘庆龄只好改嫁，去了外县，将小儿子送给了一位尚无子嗣的一位公社领导;公社领导后来有了亲生之子，我那可怜的小侄儿受尽虐待又遭遗弃……这一系列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后果，远在千里外的赵女士可能没有想到吧!所幸的是，这个衣食无着、到处流浪的幼童却天资聪颖，竟会无师自通地哭泣着跪地恳求县工商局工人孙师傅，许诺“像亲儿子那样孝顺，给你老人家养老送终”，慈善的老人立即将面黄肌瘦、穿着破衣烂衫的弃儿搂抱在怀中收为义子，致使他免除了冻馁而死的下场!1980年我回乡探亲时，经辗转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位曾被命运抛弃、已是煤炭公司主管会计的贤侄。他长相酷似乃父，中等身材，圆头圆脑，两只眼睛距离较远，小而亮，如果不是留着分头而是留短发小平头的话，我真会扑到他怀里喊一声“哥哥!”同时，我了解到孙师傅待他犹如亲生，供他读书，让他接班，给他盖房子娶媳妇，当可告慰邢哥在天之灵吧!这些事实我已写在《邢志恒之死》一文中，附录于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的《金屏诗词选·西苑草》一书。
然而往事似梦似幻，有许多问题依然似是而非，我还有很多话想说。
首先，我要说我佩服赵女士的坦诚和勇敢，并向她致以衷心的敬礼和谢意!她在文章中说：“我不会忘记，那是批判邢志恒的第三天，我不能不发言了。我知道，发言不发言、发什么内容的言，都在表现自己的立场，关联着自己的政治前途。发言吧，明明邢志恒所说的，符合农村实际，我怎么说呢？要说只能说假话。不发言更是个态度问题，至少是政治立场不鲜明不坚定。那天中午，左思右想，我竟为个人的政治前途，迈错了一步，作出了一个不能原谅的抉择——下午，我发言了……为了表现自己的‘觉悟’，我的发言调子之高，帽子之大，嗓门之响，结束语里一改批判邵家基时所说的‘我提醒……’而用了‘我警告……’‘我正告……’，俨然是个‘斗士’的模样。”如此痛心疾首地对半个世纪前的“跟风整人”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沉痛的忏悔，敢于正视那时代许多人都犯过而又不敢正视的错误，并从中汲取警惕自我和鉴戒他人的惨痛教训，不惮于严厉解剖自我的灵魂，深挖羞于明言政治动机和思想根源，大胆地承认这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我认为真实可信，全是肺腑之言，绝无虚情假意，实在难能可贵。这样审视自己的人，必然具有相当的精神境界、渴求净化灵魂的愿望、宽广的胸怀和面对事实的勇气，并与“理直气壮”、“讳莫如深”、自欺欺人、闪烁其词地辩解和文过饰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祈求人们都像赵女士这样光明磊落和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评论上世纪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还每个历史事件以原本的真实面目。
其次，我感谢赵女士揭示了邢哥“非常死亡”的社会根源，并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第一次有人肯定那样的“牺牲”也存在着正面因素，记录了“一个无辜的人为我们时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当时的北大党委害怕事态扩大，终于召回了自己的学生，我们的‘反右倾’运动戛然而止”这个事实，证明邢哥以死相争还有“现实意义”——即使这点小小的“让步”，难道也非得用鲜活的生命来换吗？
同时，赵女士为我提供了有关邢哥死亡的一些信息：一、时间是1959年秋天——她没说具体日期，但我很想知道，待同赵、曾二位取得联系后，相信他们会告知我;二、地点在北京市平谷县(现为区)南独乐河村旁路边的一棵大槐树上;三、挨批斗的“原因”是他“代表农民的利益”说了“符合农村实际”的真话。有了这三条，我就可以进一步向父老乡亲们多“交代”些悲剧发生的某些细节——因为邢哥去世时我还在北京，按说我有这个“义务”，许多人曾三番五次地询问过我。殊不知我那时正在深山老林里“炼狱”，每天早起晚睡，外加连续夜战着打眼放炮，劈山修路，淘粪喂猪，或叼了电石灯光着屁股下小土窑，傍了小毛驴爬着往外拖煤和石棉矿石，终日干又累又脏又险的活儿，晚上还要写“交代材料”和“自我检查”，或参加相互指责的“评判会”，还失去了行动自由，没有休假时间，而且山高路远，五十里内不通汽车，我确实不清楚邢哥是如何地走向了那条不归之路的。直到1960年10月25日我复学人大新闻系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急忙去北大寻兄，问遍他们班的同学，那回答不是摇头便是不语，且匆匆地走开。我找到邢哥的同班、也是德州中学毕业的张曰凯，才听到“他上吊自杀，死了”几个字……此后我与《小说选刊》编审的张曰凯相逢于德州市文联，又于2002年5月去北京市潘家园专程登门拜访他，他仍然闭口不言此事。
多年来我一直清晰地铭记着邢哥的形象和言谈举止的特点，经常在梦中相会和哭醒，永远不想承认那个残酷的事实，怀念和痛惜之情难用语言表达——一条五尺高的堂堂男子汉，一副健壮的身躯，一颗装了不少文化知识的头颅，连同我们的兄弟情义和他的语音研究，竟然没等到开发其积累和潜在的能量，施展其才华和特长，结出累累的硕果，就化作了一抔黄土，能不让人惋惜和心疼吗？在我印象中他生性并不怯懦，是个富有进取精神、有理想抱负的青年，有实例为证：一、作为封建包办婚姻受害者的“小女婿”，他十几岁就敢于反抗传统的陋习，以新颁布的《婚姻法》为武器，既解放了并不幸福的“大姐”，且为自己以后与刘庆龄自由恋爱结婚扫清了障碍;二、是他将原名“兹蘅”改成了“志恒”，摒弃脂粉味道，呈显阳刚之气，表达着百折不挠的信念……可如今又“志”在哪里，“恒”在何方啊？
当然，邢哥自杀不能完全归罪于社会，他自己也有过错。我曾怨恨过他，怨他糊涂，恨他分不清轻重缓急。我当时以为“反右倾”挨“辩论”不会像“反右派”遭批斗那样激烈(若干年才知道原来“辩论”和“批斗”是同一“整人方式”的两种说法)，“右派”比“右倾”的“罪孽”更深重，咱们学校不是只枪毙了几个，逮捕法办和“劳动教养”的也不多，大多数是像我这样“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吗？“自我解脱”，不仅辜负了国家的培养和父母的养育之恩，更是软弱的表现，是对命运的屈服。放弃的不仅是个人的性命和学业，还有时代的使命和家庭的责任——作为匹夫应该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力所能及的奉献;作为人子应该孝敬和赡养茹苦含辛养育自己长大成人的父母;作为人夫应该珍惜爱情，同甘共苦，相依为命，贫贱不移;作为人父，应该扶养和教诲年幼的儿女，而不该给最亲近的人们造成巨大的痛苦和重重灾难!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他会冒出“生不如死”的想法，并且付诸“实践”？是不是因为见我和其他的“右派学生”的遭遇太残酷无情，临到自己头上便产生了畏惧心理，导致了思维混乱，“钻进牛犄角拐不过弯儿”，感到绝望才走上了那条绝路？我对那些来势猛烈的“教育”和“帮助”，即“批判”和“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遥遥无期的“改造”，深有体验，感受痛切而刻骨铭心;尤其是那种人人喊打的“口诛笔伐”，比肉体的摧残更难以叫人承受，极可能引发出“彻底解脱”的念头。我也曾萌生过“自我了断”的想法，只因为一想到年老多病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子，怕他们经受不起天塌地陷般的沉重打击而有些犹豫，才没有“一了百了”。邢哥之死促使我昼夜冷静地思考，逐渐地看清了以言获罪的人比比皆是，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全是“在劫难逃”，每个人都在“过关”;进而认识到社会上不可能存在这么多的“阶级敌人”，如此“阶级斗争”有悖常情，真理一定战胜荒谬，迟早会还无辜受害者一个清白。
总体看我比邢志恒和一般“右派”还算幸运些：其一、出生贫农家庭，祖辈务农，不是1945年9月八路军解放了县城，分到了田地，家里不再饥寒交迫，我根本没有机会上学，更甭说考上北大。其二、处分中保留了学籍得以复学，1961年较早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64年拿到了毕业文凭。其三、在西斋堂“劳改”和在人大读书时，多数人对我还较宽容，特别是分配到沈阳市毡业生产合作社继续进行工人阶级监督下的“劳动锻炼”，在灰尘飞扬的车间弹回收羊毛的那十五年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幸亏有工人师傅暗中保护，只“批斗”了一次，向毛主席像“请”了半年“罪”，从没触及皮肉，工厂还为我治好了肝病，不然当体弱多病、身为“牛鬼蛇神”的我，很可能过不了那一关啊!其四、1979年2月北大给“改正”了“错误的政治结论”，我正式调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后称辽宁省作家协会)工作，文学爱好和谋生手段结合一起，总算是为国家做了些有益的事情，后半生还能出版几册著作，实现了部分理想——假如步了邢哥的后尘，这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便无从谈起，亦可谓之“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此生总算没白活!
作为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将耳闻目睹的事实写成文稿，使后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汲取惨痛的教训，我责无旁贷。于是，我记录了“知识分子的早春”、“百花齐放的初夏”、“风狂雨暴的金秋”和“冰天雪地的寒冬”，如实地写下了北大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换，“引蛇出洞”和“阴谋阳谋”的实施，闹剧和悲剧上演的场景及严重后果，从而揭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命运遭遇、思想冲击和精神状态——他们当中不少人既热情又单纯，既真诚又固执，既是国之娇子、时代的宠儿，又是“阶级斗争的对象”。做这样的事，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回首大半生的“右派岁月”，我早已无怨无悔，“右派”二字也许会成为光荣的标志吧!
(责任编辑萧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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