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与右派八弟傅作恭
[ 2010年第7期 傅作义与右派八弟傅作恭 ]
傅作义兄弟十人,排名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都以“作”字为名首,作义排行老二。他八弟作恭从小天资聪明,好学上进,幼年跟随二嫂张金强在太原上学,人说“从小看大”,傅作义就看上八弟是个人才,十分喜爱,精心教诲,希望他将来能够学有所成,能为国家建设作些有益的事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作恭正上高中,随学校迁到成都。而后入金陵大学,学的是森林园艺专业。1945年抗战胜利时毕业,回到西安,1946年回到山西老家考察,就看望姑母(笔者祖母)。笔者陪同他到邻村屈村黄河滩头吃杏子,他壮志满怀地说:“咱家这个地方多好呀!河滩可以种植庄稼果树,东面梯田种庄稼,沟里植树造林,这么好的条件,水又能灌溉,完全可以建成山川秀丽的农业风景区。”
刚由学校毕业的傅作恭,抱着满腔报国热情,接上姑母到了西安,与亲人团聚,分别八年后重聚,自然是格外亲热。
随后作恭去到绥远,见二哥作义谈起他的想法。无奈二哥正在忙于军务,全国内战风起云涌。傅作义很是赞称八弟学成有志。可就是国无宁日,内战烽起,哪有和平建国的条件,只好安排八弟到河套经营一个农场,为发展那里农业生产做点事情。
1949年以后,政府任命傅作恭为农场场长,他的许多想法,有些地方不合上级领导人的意图。他对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内行意见有些看法,对于一切必须听党的话的政治化的环境很不习惯,因而心情不舒畅,告诉二哥。遂于1952年把他调到甘肃,很可能是通过邓宝珊(甘肃省长),安排到甘肃省农林厅工作。
傅作恭性格耿直,脾气暴躁仍然不适应那里的政治环境,对1958年“大跃进”睁眼说瞎话,大吹大擂很是反感,说了一些维护科学,得罪领导人的话,被划定成“右派分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实际上是进了无期劳改的集中营,
傅作义知道了以后很是伤心,很是为难,他又不好回信给带着几个孩子的八弟妹潘翠竹,也深知她在兰州没有工作,生活肯定困难,却又不便多汇钱资助。
那年代傅作义十分担心他的亲属,也担心我这个表侄子内侄婿是不是被打成右派。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我刚做完手术,趁手术后休养之际,去北京看望表伯傅作义,他深怕我是逃亡“右派”却又不好直问,便巧妙地让他的警卫秘书段清文要我在家吃饭交粮票。我领悟到这是表伯的授意,随即掏出二斤半北京粮票交给段清文,并说明我此次前来,完全是为了看望表伯的,不多停留,还要回老家去。接着我又明确说明我不但不是“右派”还是给别人划“右派”核心组成员呢。当时我正在交大上学,担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反右结论是“反右初期认识模糊,后经组织帮助,能够站稳立场与右派分子坚决斗争”。我把这些全部讲给段清文听。
果然第二天清早吃完早点以后,在客厅里傅作义对我说:“其实你们来都吃我的粮,再困难国家对我还是很照顾的。让你们交粮票主要是体现国家政策,咱们应该模范地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你看人家毛主席,都让孩子在学校与大家同甘共苦。”
我立即掏出五斤一张全国通用粮票说:“我打算明天就走,这几斤粮票留给你们用吧!”他摆摆手,会意而放心地一转话题。
对于“鸣放”、“反右”,傅作义心里明白得很,不“鸣”吧说不过去,“鸣”吧该说什么话,他十分慎言。曾记得他在一次人代会上发言提到:“我以人民代表身份去到各地视察,发现有些地方对抗日烈士纪念碑保护的不够好……”有人回应说:“你所指的抗日烈士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他只好屈在心里任人家瞎说去吧!
黄绍竑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被划成“右派”以后还去傅作义家里走动。傅作义婉言劝阻说:“我们都年纪大了,以后就少走动吧。”
傅作恭在劳教期间给他二哥去信没有我不知道,但给我来过信,让我给他寄上15元。我以匿名“石修”的名义给他汇了15元,不知收到与否,未见回音。他妻子潘翠竹前往去看他的时候,刚一见面他怒气没处发,打了妻子一个耳光,而后抱头痛哭。
潘翠竹回来,她又没有工作,带上五个孩子,生活已经到了断炊之时,只好上京求二哥帮助,给出个主意往后日子该怎么过呀?
傅作义对八弟妹一直印象很好,知道她是个贤惠的女人,如今八弟出了事好歹也得管,他很伤心地对八弟妹说:“老八打你耳光不是打你哩,那是打我哩”,由言有衷,自责无能为力。只好给了八弟妹一些钱,让他们回山西老家,自食其力在生产队劳动度生。
傅作义知道八弟妹一个文弱女人,带上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劳力不够生活肯定困难!时而寄一点钱回去。有一次我去北京,傅对我说“老八女人和孩子在农村就是要让人同情哩,我不好多寄钱给他们,绝不能显得一个右派家里比别人强。”
潘翠竹在老家再苦也要让孩子上学,她盼望丈夫早日能够释放,她哪里知道那儿是个无期劳改集中营,一天一天饿死许多人,她丈夫也在苦苦挣扎,期望二哥能够救他。不料她等到的却是一张丈夫死亡通知书。傅作恭活活饿死在夹边沟,通知书却说是“患病死亡”。
潘翠竹绝望了,她来信告诉二哥,刚巧我在北京,那天我从外边回来时,看见了表伯坐在秘书办公室里,我推门进去表伯手里拿着信说:“增印,老家来信了,老八不在了……”我走近坐在表伯旁边,只见表伯激动伤心地对我说:“……你说老八就这么不争气,两位老先生(指坐在办公室里的杨格非、赵伯纯秘书)为他动了多少笔墨,很快就把他放出来了,可他……他就连这几天都没能等到,真是……”
傅作义悲痛已极,我又能说什么好呢?只淡淡地顺口说“凡事要争取主动哩”,没想到这句话恰恰说到了他的心上,他立刻说:“增印你再把刚才说的话说给两位老先生听听,你说的是对的”。
对于八弟的死,傅作义不单是难受兄弟之情,他何尝不更多的是忧国忧民啊!他只好写信劝慰八弟妹“……老八已经走了,命已如此,再不叫你牵肠挂肚了,希望你保重身体,把孩子照护好。”
(责任编辑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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