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万名干部下放农村
[ 2010年第7期 我随万名干部下放农村 ]
一
人生,三十岁到五十岁,是最好的年龄段,然而,我偏偏在这二十年里,被迫脱离了专业队伍,如果借用陶渊明的两句诗,稍作改动,可以叫做:“误落尘网中,一去二十年”。
说到这里,人们很容易误以为我是右派,不是的。1957年我在中央党校,鸣放时,党校语文教研室每次开会,照例让我作记录,我只管低头写,往往到散会前才问我一句:“你有什么意见?”我摇摇头,就完了。这是因为,我母亲一再教育我在政治运动中少说话。党校也把我看成个娃娃干部,没有诱导我发言。因此,我躲过了“阳谋”这一劫。
1958年,三面红旗、全民炼钢,农业上全国各地竞相吹牛,亩产过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结果是三年大饥饿,全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这种情况下,中央直属机关抽调了一万名干部,下放到全国各地,号称中央万名下放干部,简称“万干”。我是万干之一。
此前,中央党校撤销语文教研室,组织调我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情报研究所。情报所动员干部下放的工作搞得有声有势,热火朝天,在此国难当头,谁能不挺身而出?我写了申请。当时并不完全是假心假意,我有我的想法。我相信我也会按时回来,轮流下放,迟早要去,那么,迟去不如早去。另外,我母亲已过世,我一身无挂碍。下放的名单公布了,果然有我,同事们都向我道贺。
名列“万干”的同志们,从1960年的11月25日,到1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听了中央七位领导的报告,这七位领导是: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安子文、习仲勋、陈毅、周恩来。这是中央万干以前下放的同志没有过的殊荣。
七个大报告的内容大致相同,都是先讲形势,然后交代任务,有的领导又讲了些工作方法和下去之后的注意事项。
至于下去之后的任务,七位领导也大致讲得相同,要我们带着关于农业工作的中央十二条下去,认真宣传贯彻。宣传十二条同时,进行整风整社,解决五风不正,组织不纯的问题。所谓五风不正,是指农村干部中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贪污腐化风”。至于组织不纯问题,是指有些社、队的领导权,落到了封建主义残余势力或阶级异己分子手中。要我们通过整风整社,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
在讲清形势,交代任务的同时,七位领导都不同程度地讲了激励我们的话。如李先念说:“下去任务是艰苦的,但也是光荣的。”李富春说:“你们下去要把局面扭转过来。”谭震林甚至说:“你们是要去扭转乾坤的。”安子文是搞组织工作的,他特别强调了下放干部的质量,说:“这次下放的干部,要政治好、思想好、身体好的,而且要责任心强,有独立工作能力的。这次要做到绝对自觉自愿,有百分之一勉强都不要去,你们自愿了,我们还要审查,看够不够格。”陈毅在报告中说:“人民有苦难,你们是共赴国难去的。要有所牺牲,要准备牺牲你们的健康。”周总理在报告的最后告诉我们:“你们下放,不能带家属。”
七位中央领导的这些话,给了我们很强的责任感和光荣感。但是有一点,我们记得很清楚:那就是七位领导没有一位说过,你们下去了就不再回来,永远脱离了你们的专业。
在听这七个大报告同时,我们就已经不经常活动在自己的原单位了,更多的时间是和万名下放干部在一起。下放干部是从各单位抽出来的,彼此都不认识。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这些任队长的人曾明明白白说过:“这次下去要轻装,绝对不能带家属。”“工资关系、粮户关系,愿带下去的就带下去,不愿带下去的可以留在原单位,每月由原单位给你们寄。”我当时十分留意,也是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确曾说过:“三年到五年,最长不超过七年,待农业过了关,工业上了马,不一定调回原单位,但有专业的,一定让你们归队。”说以上这些话的人,我至今已经说不上名字了,但有一位我能指名道姓地说出:那就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他在1960年12月一个很冷的下午,地点在北京西郊中关村“四不要礼堂”(这个礼堂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不知省缺了哪四种建筑材料,故名)给我们送行时曾清楚地说:“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欢送大家奔赴光荣的下放岗位,几年之后,我仍旧会在这个地方,欢迎大家凯旋归来。”至今言犹在耳,当时中科院下放的几百人,都听到了这句话。
1960年12月20日,我们整顿好了简单的行装,胸前佩戴着大红花,被单位敲锣打鼓地送到了北京火车站。当时大家热情很高,领队的人还领着大家唱“笑洒满腔青春血,一生交给党安排”,气氛十分热烈。有些家属来送行,无论是送行的人,还是被送的人,没有一个掉泪的。
二
1960年12月22日到达成都。到了成都之后,我们被安排住在省委招待所。吃第一顿饭时,服务员让我们八个人一桌坐好,然后给我们端上来几盘简单的菜,最后,用和洗脸用的搪瓷盆一样的盆,端来一盆米饭。吃完了一碗之后,盆里的饭就没了,大家都感到没吃饱,就很客气地问服务员,是否能再添点饭。服务员也很客气地回答我们:“对不起,每桌只能有一盆饭,这是我们这里的定量。要用竹片片把盆里的饭平均划成八牙,每牙是二两,只有这么多,不能再添了。”大家回来之后,不免偷偷议论,在北京,我们的定量都是每月二十七斤,这里一顿只许吃二两,看来定量有可能减少,下到基层之后,还不知是多少。
在成都大约只住了两三天,下达了省委的决定,把我们下放四川的二百人,分到四个县里:即温江专区所属的彭县、新都县和内江专区所属的乐至县和简阳县。然后念了名单,我被分在彭县。分在彭县的五十位同志,原先也都是不认识的,住到县委招待所之后,互相介绍了一下,五十位同志中大多是从农村参军后刚转业的青年人,在中科院他们在治沙队、绿化队、汽车队及房管所工作;其中只有三个人是知识分子,那就是搞哲学的李风山,在中科院学部任学报编辑的李崧生,他是同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此外就是搞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我。我们五十个人,一人分在一个大队,平时是不大见面的,只有到公社开会,或到县上开会时才见得到面,彼此交换一下情况。下到基层之后我们被通知,每月定量为十九斤,每顿二两粮,在哪里吃饭就交十八斤粮票,每月可剩余一斤自由支配。
下到农村之后,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说衣,四川的冬天,虽说地里看得到绿色,似乎气温比北方高,但是人身体上的感觉,却比北京冷得多,因为在京的单位都有暖气,无需穿厚的棉衣。这里却是屋里屋外一样冷,有太阳的日子,甚至屋里比外面还冷些,棉衣棉裤都上了身,还是冷得伸展不开。而且那种冷,带着很浓重的潮湿,在屋子里坐久了,觉得好像有冷水在慢慢地往衣服里浸。晚上上床时,觉得被褥似乎都是湿的,潮润润,甚至一夜脚都暖不过来。
然后说住。队里给我们找空着的房子住,没人住的茅草房,倒是哪个队都有,有些男同志是几个人住在一起,竹瓦公社只分来了我一个女同志,我是单独住的。我在各生产小队住过很多种不同的居室,有时住无人住的草房,有时让我住保管室。在这种像古庙一样的保管室里,我度过了不少一灯如豆,枭鸟夜鸣的夜晚。在北京没有过这样的境况,有时难免害怕,但一想到我是中央下放干部,不能给中央丢脸,自己就想法给自己壮胆。
吃饭,我们下放干部都在队里的公共食堂,每天交六两粮票,实际没有多少粮食可吃,大家都吃糠稀饭,一大锅,百分之八、九十是糠,只看见几粒米。情况比较好的队,还有点水煮厚皮菜(当地人叫它瓢儿菜)吃,情况不好的队,连菜都没有,只吃炒盐下糠稀饭。开始的一个阶段,大家是感到没吃饱,但还没有承受不了的感觉。原来,我们没有过长期挨饿的经验,等到顿顿如此,日日如此,到两三个月之后,就受不了。脑子里总想吃的东西,有时自己有意扭转思绪,不许这样没出息,命令自己想别的,想工作,但一会儿,不由自主地又想到食物上去了。同时还觉察到,饥饿不但会增加身上的寒冷感,入夜之后还会睡不着。平时我们在社员面前,硬绷着劲,不表现出来,可是,下放干部聚到一起开会时,一聊起来,才知道大家都如此。我们还互相告诫,互相鼓励,绝对不能在农民面前说吃不饱,也不能在工作中表现出无精打采,别忘了咱们是中央下放干部!只有当我们自己人聚到一块时,才忍不住要进行精神会餐。
在安排好吃、住的同时,我们毫没耽搁,就按中央领导的部署开展了工作。连续下到各个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宣讲中央的农村工作十二条和四川省委制定的四十一条。然后,我就开始用开小会或个别走访的形式,向社员了解队干部的情况,准备开展整风整社。这可比宣传十二条难多了,社员们开始什么都不敢说,问我:“你们还走不走?”我回答说:“不完成任务我们决不走。”后来,我就想方设法先跟一些女社员聊天,渐渐能摸到一些情况了。公社官家齐书记曾告诉我,大队刘家富书记是可信赖的,于是我就找刘书记帮我,从他那里了解了大部分干部的底细。经过很多座谈访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所在的这个管区,不存在组织不纯的问题,因此不必换干部,这就好办多了。了解到干部中有些刮共产风、多吃多占,瞎指挥,强迫命令等作风,甚至有人打骂社员。对此,我就依靠党组织,多次找他们谈话,待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缺点错误时,再开社员会,让他们自己作检查,社员提批评意见,经过这样的几次,直到社员感到满意为止。
边整风整社,有时我也随大家一起下田劳动。由于口粮不足,出工的人不多,只不过是打打土块,压一压冬小麦,天暖一些之后,跟社员一起种过洋芋。刘家富书记说;“领导农村生产工作,你确实不行,我们开会你可以听,你先帮队干部管管各队的肿病病人,登记一下死亡人口吧!”从此我就专职干起了这项工作。
原先我已经知道,各个生产队都专门辟出了一个地方,大都是几间连通的屋子,用来容纳肿病病人,我轮流下各个队去看,把这些肿病病人都造册登记,姓名、年龄,肿的情况等等。每个队都有,少者四、五人,多者十几人,年老的年轻的,中年的都有,他们大多是腿肿脚肿,一按一个坑,有的脸上也肿了,蜡黄而且发亮。他们集中到队部来,主要是方便食堂给他们送不同于社员糠稀饭的另外一种稀饭,我看到过,只是米的比例比我们多一些,还是加了糠的。在那个普遍缺粮的年月,对他们已经算优待了。我常去看他们,问他们饱不饱,他们不说话,只轻轻摇摇头。我明白他们是在度命,其中有人有什么变化,我马上向队长汇报,看能不能给他们加点什么,大多数生产队确实没有粮食再给他们加,更没有药物给他们。其实他们的病不需要药,只要有足够的粮食,他们都会好转。我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却无法援救。肿病病房里,不断有人死去。于是我手里有了两种花名册,一是病人花名册,一是死人花名册。从这一册入那一册,有时变化得意外迅速。我在日记上写道:“昨暮同为人,今朝在鬼录”。虽然都是素昧平生的人,但我确实为他们悲悼。
女社员除肿病外,还有一种病,就是子宫脱垂,她们不愿集中到队部来,都住在自己家里。队上的妇女主任了解情况,我就请她领我一家家去看,大多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的,脸色很不好。我问她们是否有另外吃的东西?妇女主任说,由于她们不集中,食堂无法给她们送,只能由家里人给些照顾。对这部分女病人,我也作了另一册登记。奇怪的是,子宫脱垂的女病人,却比男性肿病病人的死亡率低,她们往往奄奄一息,都很少死去。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没有集中到肿病病房的青壮年,会突然死去。开始我对这种现象是不解的,问队干部,他们说,壮劳力,正是能吃的时候,他们的亏损比老年人更严重,所以会突然死去。他们还告诉我,今年(即1961年)已经比1959、1960两年好一些了,前两年壮劳力比这死得还多,往往倒在田里就死了。我黯然,无言以对。
其中有一个肿病病人给我的印象最深。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姓陈,以前是队上的篾匠。他告诉我,家里有儿子和儿媳,都对他不好,嫌他没用,不想管他,只好住到队部来,看来只有在这里等死了。我非常同情他,所以常去探望、劝慰。那时,我们中央下放干部每月还由县里配售三、四块甜点心,都是县里食品厂加工的极粗糙的一种,如果在北京,恐怕没有人稀罕,可是到了这种境况之下,可就成了难求的宝物了。我每月买回来,都送给这位陈姓老人吃,他也不大推辞,都收下。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神情特别不好,已经躺着不能起来了,见我进去,从枕下抽出一双竹筷,递给我说:“我恐怕不行了,熬不了多久了,这辈子没法谢你了,给你削了一双筷子,将来你带回北京作纪念吧!”我仔细看看那双筷子,较普通的筷子略长,上端雕刻着一条龙,我知道老人费了不小的劲。我把筷子拿在手里,忍着泪说:“老人家不要乱想,困难会过去,粮食情况也会好转,您的病会好的,耐心地养着吧!”果然,没有几天,老人过世了。那双筷子我一直珍藏着,那是一颗老人的心。可惜在“文革”中抄家时丢掉了。
看到一个一个的饿殍,我头脑中忽然冒了一个问号:我们出京之前在人民大会堂听中央领导的报告,不是说全国有二十几个省市受灾,灾情遍及九亿亩耕地,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总产量还是超过了1957年吗?既然如此,为什么1957年没有饿死人,反右还反得轰轰烈烈,何以1961年反而这样大家挨饿,而且大量饿死人呢?我们下放干部聚到一起时,三、五个人也偷偷议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下来之后所看到的情况,为什么和在京时所听到的不一样?当时,我们天真地一致认为,可能是四川的干部没按中央的政策办,以致弄成这副样子。当时,中央万干中,没有我的熟朋友,我没和别人通过信,所以不了解其它省的情况。和我一起下来的义务兵们,他们的战友却是各地都有,他们告诉我,从战友们的信中得知,其它省也有和四川相类似的情况,有的省甚至比四川还厉害!我大吃一惊,这么说,不是四川一个省出问题了,难道是全国的普遍情况?若真如此,问题岂不出在中央了?……当时不敢想,也不敢信,只是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造成一个人如此盲从,要多强的思想禁锢力,才能锻筑出如此深的奴性啊!
我相信人们常说的人心换人心这句话,只要自己一直以诚心待人,大多数人也会以诚心待自己。在竹瓦公社各个队住了半年多以后,在农民中我已经有一些能谈真心话的朋友了。
首先是大队书记刘家富,年岁比我大不了多少,是个干脆爽快,工作很有魄力的人,我和他有过一次交心较深的谈话。那是在下了一夜雨之后,早晨,他到破草房来看我,我正坐在床板上发愁:屋里进了很多水,床下的脸盆和鞋都漂起来了,坐在床边脚就在水里。他看了看说:“你是在北京长大的,在这样的地方怎么蹲得惯啊?”我抬头看了看他,缓缓地说:“是的,刘书记!我想家,有时候很想,甚至做梦都回了北京。可是,我也想过另一个理儿,我生在北京,有这么一条退路,就有这种跑回去的想头,如果我自幼生在这儿呢?我又能怎么办?总不能说,生在北京就比生在这儿高一等吧?”刘家富十分动容地看了我一阵,深深地点了点头。自此之后,刘书记对我更关切了。
经我半年多的观察,真正的、贫苦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最怕三件事:火烧房子;家里有长期病号;或死猪死牛(四川大多是水牛,有的社员替队里代养)。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尽可能地倾囊以赠,并且告诉他:“这钱不是借,是给你,不要你还的。”我当时母亲已病故,没有经济负担,行政十九级(这个级别是1956年在中央党校时定的,是讲师级),工资要算高的,助人并不困难。农民不会说什么客套话,可是从他们日后的行动看来,他们是很记情分的。后来“文革”中我在彭县被打成反革命,他们之中有人走几十里路,提着竹篮给我送黄豆、酒米和鸡蛋,并对我说:“我们见过反革命是啥样子,你不是的。”
我资助人的事在农民中传得很快,很多农民都对我好起来。譬如割麦子的时候,四川不同于北方,用的是锯锯镰,一旦割了手,那是很厉害的,伤口是一丝一丝的。下田时往往是两个农民把我夹在中间,随时都在注意着我的刀,只要我弯的腰稍向上一抬,他们马上提醒:“孙同志,刀口向下!”以至使我这个生手,从来没割过手。割麦时每人都是五行,可是常割过半块田时,我面前只剩三行了,我明白,两边的农民,每人替我多割了一行。农民对人的关切,往往就是这样无言的,而又实实在在的。
大约是1961年的夏末秋初,上面同意解散公共食堂。社员都回自己家里吃饭,他们都很高兴。可我们下放干部三、五个人调到一个大队,以便我们自己做饭。因为人都熟了,有时因工作回不来,也在社员家里搭伙。只要我们自己不多吃多占,把钱和粮票交足,社员也没什么不欢迎。当时买棉花和布都要票的,我因为第一年下去,不需要添置衣服,所以把棉花票、布票都给了社员,他们自然高兴。
队上常让我做各种统计,所以我常到社员家去。有一次到一个姓曾的社员家,和他闲聊起来。我早就听说土改时,他把分得的浮财,当天黑夜又送回地主家了。就提起这件事,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沉吟了一阵,两眼看着地下,慢慢说起来:“别个都说我害怕地主报复,所以给他送回去,不是的。我爸病故那会儿,我妈带着一群娃儿,我是老大,弟弟妹妹还小,硬是不得办法,没得钱安埋我爸。我妈只好找到东家,东家拿出钱买了棺材,安埋了我爸。后来我也到东家家当长工,人家对我也不错。人嘛,说话做事要凭良心。”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孙同志!我觉得你这个人信得过,我给你说老实话,给地主当长工那会儿,都没得现在这样饿。栽秧打谷收麦子,活路重的时候,三顿饭之外,还有腰抬。”我问他什么叫“腰抬?”他说:“就是两顿饭之间,再加一顿,垫垫肚皮。”这是我第一次从农民口中听到不同的说法。过去在政治学习上和阶级教育上灌输给我的认知方法,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松动,我不能不重新思索,哪个说法更接近真实?更入情入理些?我觉得很难能遇到这样诚恳直率的人,于是又继续问他:“你读过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吗?像周扒皮那样……”不等我说完,他就把话抢过去了:“打胡乱说!弄些来扯!孙同志你想这个道理嘛,天漆墨黑,把长工赶到田头,啥子都看不到,能做啥活路嘛?还不是睡瞌睡?哪个不晓得吃饱睡足,干活路才有力气?地主又不是瓜的(意谓‘傻子’)。”我不能说他这个话没有道理。第一次听到与过去思想教育宣传不相同的振聋发聩的,更接近真实的话,竟是在四川农村这样一间低矮的小茅草屋里。
三
下到农村八个多月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很意外的事。县委通知我们到县里去,说有中央慰问团来慰问我们了。于是分散在各公社的中央下放干部都急匆匆赶回县里,在县委招待所见到了慰问团的人。团长是中科院力学所的黎所长,他带来的几个人当时只作了简单的介绍,我们没能记住他们姓什么。黎所长说;“同志们下来半年多了,中央派我代表中央向同志们表示慰问。”下面说了些客气话,说大家在底下很辛苦等等。然后话锋一转,说:“这次我们来,除了慰问之外,还要通知几件事:一、今后你们和中央脱钩,就算地方干部了,在农村整风整社一年之后,由所在县的组织部门重新分配工作;二工资关系,粮食户口关系留在原单位的,一律转下来;三,动员你们接家属,到当地来安置。”当时我们都愣了,不啻头上响了一个炸雷,这不分明和出京之前说的太不一样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几个敢说话的同志当时就问:“不是说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让我们来改变农村面貌吗?现在不到一年时间,为什么又变了?”黎所长说;“中央说情况又有变化。”又有人问:“当时说的清清楚楚的,我们是中央下放干部,今后怎么算当地干部了?”黎所长说:“你们算调干下放。”我们毫没有思想准备,大家脑子里似乎一时都乱了,好像再问下去,也得不出更好的答复了。我们几个有专业的同志还留了个心眼,等那些原来在中科院搞行政工作的同志散了之后,我们单独找黎所长又问:“原来说,等农业过了关,工业上了马,有专业的下放干部,不一定调回原单位,但一定对口归队。这话还算不算数?”黎所长仰头哈哈笑了一阵说:“这个你们放心,决不会让你们头发白了,胡子白了,还在彭县。”我们只好退出来了,还能说什么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黎所长的回答是耍滑头,是不负责任的。有专业的除李风山因病调回山西老家外,李崧生在“文革”中死得不明不白,我,一直到1980年,若不是自己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到大西北的科研单位归了专业队伍,恐怕到现在仍在彭县,不会有人管我。连彭县的朋友们现在都说:“你所在的医药公司,后来变成了私人企业,几易其主,你如果留在彭县,会又闷又气,恐怕很有可能已经出了东门了。”(县火葬场在东门外,当地人管死叫出东门。)
我们回到各自的队里,越想越不对:什么叫“中央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情况变化”能成为理由,那岂不是任何说话不算话的人,都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
在黎所长来之前,所有在彭县的中央下放干部,无论多么饿,无论农村工作多么陌生,开展工作有多么困难,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过,没有一个人当过逃兵,可是黎所长来过之后,情况就大不同了。大家的心散了,和我同在竹瓦公社的山东的范龙潭、杜守林,贵州的郑天培,江苏的汤可兴,都要求调回自己的家乡了,这些同志的家也同样在各地的县城,他们何苦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四川彭县呢?这是他们合情合理的选择。
我们几个家在大城市——北京、南京、武汉的同志可束手无策了,要求调回去?谈何容易!几乎没有可能。如果不经过组织私自回去,当时的条件却不同于现在,那叫“自动脱离革命队伍”,别说找工作,连户口都报不上,领不到粮票,吃饭首先成了问题。我们不留在彭县听天由命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一直到这年年底,农村未完的工作仍须做完,遇到的意外变故,自然不能和当地的农村同志说,我心里一直惶惶然,有一种被抛在异乡异地,举目无亲,不知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又求助无门,天不应地不语的心情。
即使在归队之后,彭县那二十年,仍像梦魇一样,追随着我,影响着我。评职称,1960年至1980年只能算工龄,不算专业年限,表面看起来似乎很合理,那二十年本来没搞专业嘛。长长的二十年,对我的职称评定自然有伤损。今年,我已将近八十岁了,名与利对我来说已很淡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追求,何苦非要耽搁我那最宝贵的二十年?求学时代我的几位老师,是那样无私无保留地,用心血灌溉我这棵幼苗,希望我成材,希望我对民族、对社会有用,我明白也感激老师们对我的期许。至今屈指细算,我从小学读到大学,十六年,再加上大学毕业后拜师进修将近五年,应该算是二十一年,但真正把专业用到工作中,也差不多仅仅只有十六年!有什么办法呢?“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我七十岁左右时,不少朋友问我索要条幅,我刻了一枚闲章:“深恩负尽,死生师友”。
我也要问:“问苍天,人生有几个二十年?”
(责任编辑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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