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纪云副总理二三事
[ 2010年第7期 田纪云副总理二三事 ]
最近几年,见田纪云同志出了文集,并频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思想十分活跃,毫无衰老的味道,十分欣喜。在读他的文章时,偶尔也回忆起和他的一些接触。
我接触田纪云,大多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我作为新华总社财贸记者,经常参加商业、粮食、供销社的全国性会议,了解报道这些方面改革发展的情况。而田纪云同志正是分管这些领域的国务院副总理。因此有过一些接触。
上世纪80年代初,各个领域,各个部门都在探索自己部门、系统改革的路子。长期受计划经济的束缚,当时各级干部、特别是一些中央部门的领导干部,思想框框严重。1983年六届人代会上,田纪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当时53岁,是几位副总理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精力充沛,头脑敏锐,经常到基层第一线调查研究,对经济工作,特别是农村经济工作十分熟悉。在大会上或在基层调研时,常常能提出一些针对当前问题,对今后改革发展很有指导意义的意见,受到实际工作者的重视。
为供销社改革指路
中国的供销合作社是一个庞大而松散的组织,中央有全国供销总社,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市、县、乡镇都有供销社。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供销社的改革起步较早,比较早地提出“改官办为民办”,“摘掉二国营”的帽子。但由于整个经济体制、管理体制未变,供销社的改革遇到种种困难。
那是在1984年2月,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负责经济工作的省、市、自治区政府领导,以及各省、市、区负责粮食、商业、供销社的局长、主任参加。我作为新华社记者与几位同志负责会议的报道工作。我们得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要来会上讲话,又听说他正在河南武陟县调查,何时回来,尚不知道。
大体是会议闭幕的前几天,突然听说田纪云刚回到北京,下午来参加会议并讲话。还听说他有一个讲话稿,记者们都放心了。谁想到,刚讲完大好形势,田纪云就离开了讲话稿,讲到他在武陟调查供销社改革的情况。当时记者还没有配备录音机,赶紧记录。田纪云说,当前供销社的改革,关键是要变官办为民办,要真正为农民服务,要不然就萎缩,最终被农民自己的组织替代,丧失独立存在的意义。他提出当前供销社要从五个方面突破。一、在劳动制度上要有新的突破。基层供销社的干部真正由农民选举产生,能上能下,农民有罢免权。供销社的职工要能进能出。二要突破农民入股的限制。农民入股的农户占户数的比重不小,但占供销社资金的比重则很小,供销社经营的好坏和农民的利益关系不大。如果农民的资金占供销社资金的比重更大些,农民就非管不可了。三要突破现有经营范围和服务领域的限制,使得供销社真正做到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办农民想办的事。四、必须解决按劳分配问题,真正体现多劳多得,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五、价格上要让供销社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国家规定的品种范围内,允许供销社按照产品的质量、市场供求情况,实行一定幅度的浮动价。
我采访供销社多年,觉得一位副总理能这样了解一个行业一个系统,讲的意见切中要害,很难得。决定单发一条消息。会后送给驻会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审,不想她不同意发,说是点上经验,没有普遍意义。结果新华社当晚没有发出这条稿件。
当晚,我想来想去不甘心,觉得这五个突破虽然是田纪云在点上调查出来的,但他结合了全国的情况,有针对性,是改革的方向。
思想明确,第二天等田纪云又来会上听讨论。我在走廊上等他,见他走出来,立即迎上去问:田副总理,你昨日讲话中提到的供销社改革要五个突破,我想发新闻,可以吗?田纪云立即回答:可以呀!我一听立即把稿件送回新华社发稿了。
此后改革的实践证明,“五个突破”在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它的精神对国营商业的改革也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现在供销社改革的核心依然是建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依然是中心任务。
支持农民进入流通领域
在采访中听有关同志讲,田纪云经常下去调查研究。有的同志告诉我,田只上过几年抗日中学和一年商业会计学校,他对经济工作的丰富知识,主要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他爱学习,结合实践,读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和经济理论。他在四川担任财政厅长时,跑了全省很多县调研。
一次,我向田纪云的秘书说,田副总理再去基层调研时,我是否能跟着去了解情况,我想去看看他怎么调研,在考虑什么问题。秘书表示,一定向田转达。
1985年暮春时节,国务院田办通知我,次日随田去河北农村考察。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中南海集合地点。随同田纪云一起调研的有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以及供销总社政研室的同志,六七个人坐在一辆面包车里,出了北京一直向河北保定地区蠡县农村驶去。
车开了四个多小时才到达。蠡县曾发生过有名的“高蠡暴动”,作家梁斌著的《红旗谱》就是写这一地区农民斗争的。蠡县当时有35万人,最著名的是它的腈纶市场。市场分散在4个村。全县有腈纶针织生产和销售的专业户万余户,占全县农业人口的12%,占农村劳动力的5%,在专业户的基础上形成联合体有158个。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河北农村形成好几个很大的专业市场,如涿县的沙发市场,徐水的废钢铁市场,安国的药材市场,定县的轴承市场等。我想田纪云可能是通过蠡县的专业市场,了解农村专业市场的发展和问题。我们随田纪云参观了几个专业市场,到专业户家中参观访问,又找了几个购销专业户座谈,和乡村干部座谈。蠡县的腈纶推销员有4万多人,大都是妇女,她们下广州,进四川,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
田纪云了解到腈纶生产和销售,基本是农民自己搞起来的,有的是村干部出面组织的。而当地的供销社却没有理会蓬勃兴起的行业。有的基层供销社还把农民的购销组织看成是对手,加以限制。
田纪云在和乡镇干部座谈时一再提出乡村干部要组织农民成立购销组织,引导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只有农民解决了产品销售问题,才能进行再生产。他还提出在农村改革中起用能人问题,他说往往用一个能人能带动一方生产和市场。在与专业户座谈时,他强调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他说现在的产品质量档次太低,进不了城市市场。他还对参加座谈的河北省供销社主任说,供销社怎么能对农民开展起来的生产不闻不问?不支持呢?供销社要从产供销各个方面为农民提供服务,才能得到农民的信任。供销社只有在为农民服务中才能扩大经营,壮大自己。他还对乡村干部说,部分农民富裕起来,要引导农民正确消费,要扩大再生产,要兴建一些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业。这些意见在当时都是很有指导性的。
到1986年12月,田纪云又在浙江温州调查时再次强调,乡镇企业一定要提高产品质量,才能跻身于国内市场。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要把眼光放远一些。
田纪云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是当时农村经济改革中和乡镇企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希望
我国农村的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曾被誉为“光辉灿烂的事业”。
大体在1978年间,一时忽然有一股风指向乡镇企业,指责乡镇企业与大工业争原料,抢市场,产品质量低,应该限制发展。有位副总理也在内部讲话中列举乡镇企业的几大危害。一时间不少乡镇企业感到岌岌可危。对这一重要问题,一时没人出来讲话澄清。
不久,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田纪云在外地调查时(他那时好像已调到人大),专门讲乡镇企业的发展,提出了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促进农业发展、调整农业结构,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提到乡镇企业是大工业的补充,应该积极引导它健康发展。我当时已不采访财贸系统,看到他的讲话,觉得他是很有勇气的。因为当时的党总书记因政治风波下台了,而当时很多人知道田纪云曾在四川工作过。按一般人的推理,田可能受到影响,不敢大胆发表意见了。没想到田仍然针对这位副总理的错误意见大胆阐述自己的正确意见。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证明田的意见是正确的。
放开农副产品价格
中国的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一直是由政府决定的。上世纪80年代初,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实行双轨制。大体的思路是从双轨制逐步过渡到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五六月份。当时猪肉供给从不足到逐步增多。但价格仍由物价局管死。
有一天总编室通知我,国务院田纪云办公室叫我去田办一趟。我立即要车去中南海田办。我原以为是开会,结果不是,我去秘书办公室坐了一会,田纪云来了。他和我谈起市场猪肉、蔬菜供应情况,他问我,现在如果放开猪肉价格,你觉得怎么样,我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说,现在是蔬菜的旺季,猪肉供应充足,这时放开价格,不会有什么影响。从广州的经验看,在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放开价格是可行的。他表示同意这个意见,又问了问群众对市场的反映。他还说,以后看到什么问题,可以向他反映,我点头同意。
以后,我在采访中发现流通领域的问题,也曾向他反映过。如烟台苹果压在火车站运不出,湖北供销社改革发展中的问题,都告诉过他。烟台苹果运不出问题,很快给解决了。湖北供销社的情况,他曾有过批示。
利改税的积极倡导者
我国的国营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向国家缴利润,财政实行统收统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造成企业缺乏活力。利改税后,企业自负盈亏,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彻底改变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
1981年,田纪云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利改税分两步走的具体建议。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利改税的重大作用。国务院领导采纳他的意见。1982年11月五届人大通过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肯定了把上缴利润,改为上缴税金这个方向,并提出分两步走的方案,从1982年6月起实行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
利改税后,我国税制逐渐健全。现在,已成为调节生产、分配,调节产业结构的重要杠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税收成为政府的重要支撑。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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