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记者尤淇
[ 2010年第7期 老记者尤淇 ]
去年,是曾任我们安徽分社社长的尤淇老90大寿。他是我们这些后生的新华社记者的老前辈,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此,当时我就想写点什么奉上。但忆起他为国为民而遭遇坎坷、刚正豪壮而宁折不屈、功绩卓著而平易近人的70多年征程,真是林林总总、涌满脑海,大有“老虎吃天——无处下口”之感。所以,一直拖到今天。
我思索再三,也只能略记尤老几件事情,稍展其思想道德风范,聊为一篇迟到的寿文吧。
认准真理不动摇
1980年初的一天晚上,尤淇同志在办公楼前院子里看到我。他趋前对我说:“给你说一件事:今天上午,省委主要领导人把我叫去,对我和分社报道、支持大包干的事,狠狠批了一通。”此事的背景是:1978年秋后,安徽农村遭受了百年未遇的大旱,小麦等迟迟种不上。凤阳等县的许多农民为生产自救,自发地、悄悄地搞起了大包干。从中央来任省委书记不久的万里,支持了农民的这一大胆创举。结果是,翌年这些地方都赢得了粮食大丰收。尤淇和分社农村组记者,及时地对此作了内参、公开报道。在1980年初万里同志上调中央,接替他的新省委书记当面讲“要像自己家乡俗语‘前面乌龟爬出路,后面乌龟跟着爬’那样做”。但是,这位领导人很快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声色俱厉地教训尤淇:你也是“老延安”,是多次聆听毛主席教诲的人。老人家教导我们,农村要走集体化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搞分田大包干,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我们搞了社会主义集体化几十年,怎么也不应该退回到小农经济的老路上去;现在省里凡是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我已命令他们必须全部退回到集体经济的轨道上来。你作为分社社长,在报道上要把握这个大方向。最后,尤淇说:“这位领导人不让我传达他的话,只让我照此口径把好报道关。因为你是分社党组成员,所以给你打个招呼,以心中有数。我们党组过去都是支持大包干的,今后要一如既往,坚持下去。因为大包干已被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是真理。于国于民有利的新生事物,为什么要否定!老路错了的,就要纠正,不然怎么改革?!我不怕什么。此事暂不向记者传达,但我们领导要带头搞好大包干报道!”在夜色中,我看着他渐去渐远的魁梧身影,似乎愈加显得高大伟岸。
接下来的是,尤淇在安排记者深入农村、工厂调查、报道的同时,自己也带领青年记者沈祖润去长江南岸的芜湖县农村采访。他们了解到,1979年秋天发生过一场全县性的罢耕事件,为的是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县委向地委报告后未获批准。农民的态度很强硬,向县委书记说:“你们当官的,只知道保官保面子,不知道我们饿肚子。我们已经饿了20多年了。我们现在要包产是铁了心了,无论如何非包不可!你们如不同意,我们就不收割稻子,也不耕地秋种!”他们在深入调查中发现,农民过去挨饿是真实的,当前搞大包干的强烈要求是不可遏制的。于是,他们连夜写了一篇调查稿,题为《“火山”在芜湖爆发》。稿子发总社的同时,也送了一份给在芜湖市开会的那位省委领导。
过了两个月,我去与芜湖县毗邻的宣州市采访。我一位朋友、安徽日报社宣城地区记者站站长王启明,给我看了他笔记本里记录的在芜湖市会议上省委那位领导批评尤淇等的讲话。他嬉笑怒骂地批评说:有的记者好糊涂!支持、报道大包干。还说农民搞大包干的强烈要求犹如火山爆发,说什么“火山在芜湖爆发”!你们(指参加会议的县、地委书记)看到火山爆发了吗?火山爆发意味着什么?那样我们还能在这里开会吗?在座的诸公都将化为灰烬!你们不能与他们(指记者)一样,他们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吱扭”就能转一圈儿(他举起右手比划着)!你们不行,你们领导着几十万、几百万人民呢,责任重大啊!如果转不好,不仅自己犯方向、路线错误,农民群众中还会出人命的!等等。我回分社后,把上述讲话告诉了尤淇。他说:“我早听说了,不过没有这样详细。不去管他怎么说,我们只管去实事求是地搞好报道。”他话音不高,听似寻常,想来却掷地有声。
为民请命不避险
2004年11月,尤淇同志从南京来安徽旧地重游,并带来他新出版的作品集《“火山”在芜湖爆发》。当我翻看这本厚书“目录”时,突然一行字——致邓小平同志信《快给农民松绑》——吸引了我。马上阅看正文后,使我吃了一惊——原来是他于1979年6月5日在安徽时写的。这信的一开头就大声疾呼:“现在是1979年,是人民公社化后的第21年,中国农民一直被粗大的绳索紧勒着脖子,奄奄一息,难以度日,他们正等待着你的解放。”接着,他在信中说:去年安徽大旱,今年夏季小麦获得大丰收;但是,农民在卖余粮时遇到了问题——粮站收购时只给记账,不给现钱,叫“非现金结算”,说钱要等到年底“一次性结算”。农民坚决反对这样做,坚持不给现金就不卖粮。他们说:你国家这样“非现金结算”,我们怎么生活?怎么再种地?怎么买种子、化肥、农具?你们干部的工资能等到年底“一次性结算”吗?信的结尾恳切地说:这是我在滁县等地采访中遇到的确确实实的问题,请你赶快采取措施,松开农民的捆绑吧!
这时,使我忽然想起尤淇曲折、感人的经历。他1937年上海沦陷后,即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血,从家乡无锡流亡到武汉,参加抗战宣传工作;翌年8月,奔赴延安“鲁艺”;1946年奉命去东北工作;1949年以新华社记者身份随部队入关,经武汉到两广、海南岛。1954年后,历任粤、浙、皖、苏4分社社长,1985年离休。其间,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他也多次被运动,被迫害,吃了许多苦头。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为保一位敢讲真话的青年记者“过关”,自己差一点被打成“右派”。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因他曾写过几篇内参稿反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被诬为“浙江的小彭德怀”,被批判了3个多月,于次年春被省委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因被折磨得患上肝炎,同时肺病复发,经医治一段后回无锡西漳乡老家休养。本来是“戴罪”之身、重病之躯,加之“经济困难时期”的营养不良,很快便身心衰弱,疲于挣扎;但是,当他发现家乡广大农民由于浮夸风、共产风以及集体食堂的弊端等,被搞得缺衣、挨饿,“人人面黄肌瘦、四肢无力”,“许多人出现浮肿,只能等死”,“不少老年人已因饥饿而死”,就心如刀绞,忍无可忍,于1960、1961年两次给毛泽东主席上书反映农村真实情况。“文革”一起,把他上面三条列为“罪状”一并算,又被打倒,被定为“最最猖狂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进行了无数次批判,致使两手落下残疾;后来,上级又把他开除党籍,行政级降4级,发配到一个工厂劳改。直到1971年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后,他的冤案才得到平反。
于是,我抬头笑着问尤淇:“你过去给毛泽东写信挨了整,来安徽不久又给邓小平写信了,你胆子真够大啊!”他眯着眼笑答:“没办法,本性难移啦。”是的,他数十年的阅历,已将其思想升华到视人民、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名利、生死是不足道的。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记者之道,就是要不断地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真实报道,无所畏惧。”这使我想起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举重若轻乐拼搏
还有一件我难以忘怀的事,从这里很能看出尤淇同志的性格和胸怀。
此事发生在1981年5月15日。在这之前的两年间,尤淇一连写了10多篇稿子,报道小岗村及其所在的凤阳县实行大包干农业生产责任制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出现的新情况。其中一篇《凤阳县推行生产责任制两年翻身》,刊登在198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次年初,此稿被评为“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发奖金200元。尤淇非常高兴。其原因不是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而是此奖彰显了小岗村、凤阳县的大包干,被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中国新闻奖”评委会所肯定和褒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广泛、深刻的社会效应;这也是对他两年多来顶着巨大压力坚持为大包干鼓与呼的嘉奖,使他看到了中国“三农”的希望。所以,他决定拿出此稿奖金的一部分请客。
这天上午11点多,我骑自行车刚回到分社,传达室老宋就喊我:“你快去省政府招待所食堂,老尤找你!”我去后,只见尤淇笑眯眯地说:“今天我请客,也请你参加。刚才你去哪里啦?”“我到安医附院啦,”我擦着汗说,“今天老贺(时任分社副社长的贺昌华患肺癌)手术,估计手术需从10时到15时才能结束。我不知道你今天请客,其实如果安排到明天就好了。”他脸色一沉,说:“咳!你这个年轻人,太谨小慎微啦!”我自感失言,正要作点自我批评,他马上打破尴尬:“放心吧!老贺手术的事我已安排好,由安徽省第一把刀手术;还有老傅(分社办公室主任傅振欣)在那里盯着呢。”我一边连声说“好”,一边心里想,这就是尤淇的性格——举重若轻,心直口快,再大的事,办完一段落就乐观地安排其他事了。这时,他又转嗔为乐:“这不是一般的酒宴,这是庆贺大包干的胜利!让我们为改革开放的新进展干杯!”
1980年前后,曾多次来安徽分社指导工作的杜导正同志(时任总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有一次这样说:“在全国农村改革中,安徽起了带头羊的作用,其中安徽分社的报道是功不可没的。”这话无疑是对的,可安徽分社的记者还会加上一句:在分社的这份功劳中,作为分社一把手的尤淇是功居其首的。
特别可贵的是,尤淇当时是在中央文件和有些高层领导人明确讲“不准包产到户”的情况下,忍辱负重,奋力拼搏的。除了前述省委主要领导人的严厉批评(1981年底尤淇将调离安徽时,此领导人才向他作了道歉。这是后话),还有不少事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是许多年后才陆续听说的。比如,关于上书邓小平的事,省委分管财贸工作的负责人知道(尤淇发信后送了一份给省委书记)之后,认为尤淇向中央披露了安徽的问题,“省领导岂不都成了官僚主义!”于是非常恼火,大会小会批评了多次;省委常委、秘书长“建议”尤淇写份检查“了结”此事。尤淇采取软顶硬拖的办法,坚持了半年多,直到中央文件取消“年终一次性结算”的购粮老办法,改为“随购粮付现金”的新措施,那种错批才悄然寿终正寝,但那位高官连个“句号”也懒得划。再一件事,是1981年7月尤淇采写的一篇内参稿《陈庭元说“大包干”应是我国农业的主流方向》(陈是凤阳县委书记)所引起的。当时的中宣部主要领导人看到此稿后,怒火中烧,从病床上爬起来(据他自述),立即召集在京所有新闻单位数百名负责人开会(适逢在总社开会的尤淇也参加了此会)。他大批“大包干”“包产到户”,维护“集体经济之路”;还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地要求与会不同观点者跟他展开“什么是我国农业管理方面的主流方向”的辩论。当时,虽没点陈庭元和记者的名,但尤淇心里清楚,这是因何引起,并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围绕原则认识问题的论争。因而,面对那种场合和氛围,他和所有与会者只能以沉默表示抗争。
重压之下,我从来没有看到尤淇意志消沉,垂头丧气,愁眉苦脸,牢骚满腹。他的态度是:“不予置理,不开口,不辩论,让他批评者一个人去自我独白,自我欣赏,自我胜利”;而他自己呢,则去扎扎实实地搞好报道,快快乐乐地面对生活。
1978年夏天尤淇从广东来安徽时,已年届花甲,但下乡采访的热情比年轻人还高。他特别爱跑农村,而且跑的大多是穷地方,一直深入到乡村、农户。3年后,他还克服手有残疾(当年在“牛棚”中致两手食指被烧伤坏死而切除)带来的不便,带领年轻记者王礼贶、徐光春骑自行车去凤阳、肥东等县农村调查、采访,发了大量反映大包干带来大变化的文字稿和新闻图片。
当时在我分社,数尤淇官位最高、资历最深、年纪最大,但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气。大家都习惯地喊他老尤、尤淇、尤淇同志,我印象中从没有听到过有人喊他“尤社长”的。工作之余,他喜欢下象棋。他有时同记者、司机下棋,更多的是在传达室同临时工老宋对弈;每当此时,他便悠然自得、乐在其中了。
如今尤老已入耄耋,尚很健康,白发虽生,赤心犹存。你看,前几年他所作的人生回顾,也别开生面:古有《胡笳十八拍》,我搞新闻40年的作品,但愿能称为“胡笳一拍”;尽管有些人不爱听,以为太粗犷刺耳,却自有它悲壮、激越、清新的一面,可使中国新闻界这个交响乐团的交响乐更全面,更饱满,更坚实有力,使人心情振奋,精神昂扬,我就不胜欣慰了;所以,我以能吹胡笳而自喜。谈到今后的志趣时,尤老幽默地说:“我以胡笳手自居,愿我的悲壮、激越、清新的胡笳之音,在余年仍能为祖国的四化建设鸣奏不已。”
往事历历,高山景行。谨向尤老奉一寿联:“铁骨铮铮钦此老,东风习习寿期颐。”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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