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日记惹的祸
[ 2010年第7期 都是日记惹的祸 ]
我于1946年上小学五年级时,因看了一本儿童文学作品《甜甜日记》,受到感染开始写日记,后来慢慢养成习惯,至今已六十余载了。不料在这期间多次因“日记”惹出祸端。
1955年报纸上连篇登载“胡风分子的反革命密信和《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单位开始组织学习这些材料,拉开了肃反运动的序幕。当时我在洛阳步校文化系任教员。突然有一天午睡起床后紧急集合到大操场,整队完毕,训练部副部长训话说:“今天进行一次保密大检查,现在把你们身上带的写着字的本子纸片立即掏出来接受检查,然后有人同你们一起到宿舍,办公室去检查,日记和书信要收上来慢慢检查,不许反抗”。于是按他的布置拿走了我的日记和别人寄给我的信件。随着运动的深入,从学习文件,联系个人实际交代历史问题和反革命言行,并且是人人过关式的。一天“肃反组长”说我发言避重就轻,态度极不老实,责令我交代变天思想和现行反革命活动,并说你肯定隐瞒了年龄,隐瞒了年龄,就是隐瞒了历史,按你自己说的1937年出生,1951年入伍时初中毕业,你5岁就上学了?在我老家5岁的孩子还没有断奶呐。我们已经掌握材料,赶快交代,争取宽大处理。我对年龄的质疑心中觉得有点可笑并不当回事,未加申辩,群众也未就此穷追不舍。至于令我交代“变天思想和现行反革命活动”真是弄得一头雾水,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交代。既然组长声称已掌握材料,群众当然气势汹汹穷追猛打,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并警告“顽固对抗,死路一条”,真可谓万炮齐发。但我就是交代不出任何有关变天和反革命活动的问题,“顽抗到底”,大有“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架势。猛攻了几个回合看看毫无进展,或许主持人觉得掌握的材料也不够充分,就停止威逼,挂了起来。最后才弄明白所谓变天思想是根据1954年的一篇日记分析出来的,当时洛阳连续下了二十多天雨,道路泥泞,诸多不便,以至发生过我们系一位教员的家属因路滑跌倒而丧命的惨剧(她在附近谷水镇小学上班,当时怀有身孕,已近临产,在回家路上因下雨路滑跌倒引起大出血又无条件抢救)。于是我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洛阳洛阳,落了的太阳,什么时候晴天呢!”这被看做“变天思想”了。“现行反革命行动”是由于一封信,这封信是运动开始以后才寄来的,被组织截留了,我并没有看到。写信的人原来也是我们系的教员,他1954年复员了,正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他知道我也有上大学的打算,所以在1955年6月给我写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已经做好准备,并已开始行动,知道你也在积极准备行动”。这封信被当做特务机关发给我的行动指令,据此责令我交代“现行反革命行动”,运动结束我才看到这封信,上面有政委红笔批示“严加看管,令其交代”。我很庆幸,幸亏这封信发自青岛,并且写信的人原来也是我们单位复员的,大家认识他,事情的真相很容易查清。如果信来自海外,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即使不打成特务分子,遭逮捕关押,至少档案中也会有“特嫌”的记载,永世不得翻身了。在肃反运动中,就是因为一篇日记,一封书信被误解,白白挨了一闷棍。心中很委屈,有不满情绪。结果就是因为有不满情绪,所以“不适合在部队服役”了,组织决定对我作复员处理。回家后到一所小学当教师。
第二次因日记而大祸临头是1960年。当时在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学,这一年7月份临近期末考试了,雨季来临,在建的尼山水库拦洪坝急需加固,工地缺少劳力,向校方求援,学校就立即从各班抽调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去支援,我也在列。等到劳动结束回校时,一个同学就告诉我:你的同位偷看了你的日记(我的日记就放在课桌里),还抄了一些。顿时不觉打了一个寒战,她怎么会这样无缘无故“出卖”我?我的同位是个女同学,她是团支部委员,我是班委会委员,并且都爱好体育,她是院女篮队员,我是院男排队员,平日相处得很好,根本没有发生过矛盾,更谈不上有什么私人恩怨。她的做法当时显然是被认为忠于党、积极靠拢组织思想进步的表现。冷静下来以后就赶快审视一下日记,看看究竟有什么内容值得抄下来拿去告密,会造成什么后果。经过一番梳理能上纲上线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说曲阜城市建设和交通落后。我曾在上海青岛这样的城市生活,对曲阜的落后现状有所评论,这本来是很普通很自然的事,但我知道1957年“反右”时(那时我还未入校),曲师被打成右派的师生大多因为说曲阜闭塞落后,主张迁校至青岛。所以“曲阜落后论”是曲师“反右”时一条主要的“右派言论”,我的日记中说曲阜落后,岂不和右派观点一致了。二是流露对粮食不够吃,经常饥肠辘辘的不满情绪。这本来是实情,但当时正是高举“三面红旗”反“右倾”的时候,说“吃不饱”岂不是恶意攻击“大跃进”给社会主义抹黑?但我想根据这些内容不可能专门开我的批判会,更不会扣上什么帽子,但也不会“平安无事”,只好内心惴惴然等待组织处理。期末考试完毕,放暑假的前夕,党支部书记对我说,这个暑假你就别回家了,留在学校参加基建劳动,(学校在建一座新教学楼,砖都是学生轮流义务劳动到砖厂运回来的,现在放假了,仍要有人运)。另外有人揭发你写“反动日记”,我分辩说,我写日记,但我不反动。他说人家已经把你日记中的有关内容摘抄下来了做了揭发,反动算不上,但有错误,比如你对“吃不饱”就有不满情绪,你要就“错误思想”写个检查,要深挖思想根源认真检查,就不要别人帮助你提高认识了。我明白最后这句话言外之意是“你老实点做检查,否则开你的批判会。”我就只好老老实实地就我梳理的两个问题上纲上线地自我批判一番,并请求组织宽恕云云。
第三次因写日记险些酿成大祸是“文革”中,1967年的一天开完最后一个会,已是将近晚上10点了,回到家中下意识地掀开了日记本,写道:“一天即将过去了,算起来全天唱《东方红》,高呼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祝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身体健康共13次之多。除早请示,晚汇报,及每次开会必唱,必喊外,今天中午家中没有现成的饭了,到饭店去买馒头,走到饭店门口,饭店未开门,已围着一群人,过一会饭店的门打开了,人们一拥而入,都围在卖饭的窗口,这时出来一个手持红宝书的服务员,先领顾客唱《东方红》,继而高呼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祝副统帅身体健康,又领着念了几段语录,才开始卖饭。下午到四方去办事,回来时从1路车始发站上车,乘客都上车了,车门也关了,但不开车,又是售票员手持红宝书领大家先高唱《东方红》,再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再祝副统帅身体健康,再念几段语录,然后才开车。唉,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写完因墨迹未干,日记本摊开在桌上,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清晨被一阵愤怒的责骂声惊醒,“你活够啦,找死啊!看你写的什么!”我睁开眼一看,我爱人拿着我的日记本,指着“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瞪着眼看着我,我顿时冷汗淋漓,闯大祸了,这样的日记倘被揭发,我的好日子真到头了!唉,都是日记惹的祸啊!
以上是本人的真实经历,或许对年青一代认识那一段社会历史的真面目有帮助,写出来供参考。
(作者为原青岛教育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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