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奋：后摇篮曲
曾昭奋：后摇篮曲
钱伟长教授于八秩诞辰开始撰写《八十自述》一书，翌年付梓，题赠亲友。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一月间，《深圳特区报》将《八十自述》全文连载，让更多的人们第一次看到这位历尽坎坷的科学家穿越几十年风雨的简单而真实的身影。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派在全国青年中有极高威信的青年团干部蒋南翔主政清华。清华大学跟全国所有大学一样，像一部机器，经过肢解、重组，被推到一条新的生产线上。它成了一所只有工科专业的大学（学院）。水木清华，满园春色。当年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校友蒋南翔，决心按照苏联模式，把自己的母校，编织成一个“工程师的摇篮”。
然而，身为清华大学教务长（一九五六年任副校长，仍兼此职）的钱伟长先生，很快就站到蒋校长的对立面。
要是没有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和一九六六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整部中国教育史，整部清华校史和钱伟长的《八十自述》，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钱伟长极力主张和鼓吹理工合校。他认为，工科学生要钱伟长教授有理科基础，大学的专业不能分得过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应着重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时节，新生们一踏进清华园，迎面便是一个巨大的横幅。它的上面写着：清华大学——工程师的摇篮。而钱副校长却说：工程师不可能在这样的“摇篮”里培养出来。他的主张，正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悖，因而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之久的大辩论。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一文，意在回答人们对他的责难。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著名的“六教授会议”（有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六教授参加）之后，《光明日报》于六月九日未经作者们同意，刊登了钱伟长参与起草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时候，反右派运动已在清华园和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六教授无一幸免，后来都成为全国有名的大右派。清华园中的许多知名教授，纷纷起来批判和声讨钱伟长。他们说：钱伟长等“在长时间内（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活动!”“钱伟长恶毒地攻击党所制定的科学体制，目的在破坏社会主义科学事业!”他们认为，钱伟长的理工合校，是“想把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拖回资本主义的通才教育老路上去”，钱伟长“不要苏联，要英美德日!”钱伟长“破坏社会主义科学事业”，钱伟长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文教界进攻”、“向高等学校和科学界进攻的急先锋”，其目的是“夺取科学和文教的领导权”、“挑拨知识分子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有的教授干脆说钱伟长“无赖到了极点”。当时，只有极个别的学生，在看了批判钱伟长的大字报后，写了大字报，认为它们“侮辱了科学家”。
钱伟长当然不是当年成功地领导了政治运动和学生运动的蒋南翔的对手。清华大学在学生中施行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是贯彻领导意图的有力保证，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站在蒋校长一边。一九五七年六月中旬，反右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清华的一位学生，我在高中时的一位同窗，从清华园给我寄来了一封愤怒的信：“钱伟长竟然要赶走我们敬爱的蒋校长，我和同班几个女同学都气哭了!”原先对钱老师的“理工合校”表示赞成和支持的研究生、本科生们，也都反戈一击，纷纷起来揭批钱伟长的“阴谋诡计”和“险恶用心”……
结果是，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株连，虽高考成绩优良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摘自《八十自述》）
科学家钱伟长一旦成了右派分子，他的科学论著立即遭到有组织的声势浩大的清算和批判。清华园内外的一些学者教授被动员起来，要剥他的“超级自大的万能科学家”的外衣。有人说他的著作是抄袭的，有人说他的科学研究成果是窃取来的，有人说他的学说是虚伪的，不一而足。而后来，清华大学一位左派教授的力学论文错误百出被他指出之后，却公然声称：“右派教授无权审查左派教授的文章!”（发生这一事件时，钱伟长的右冠已摘）
真是左右分明。而科学则变得昏暗了。
根据《八十自述》中的追忆，被停止一切工作的钱伟长，并没有真地停止一切工作。只是，他的工作方式被扭曲了，进入了“地下状态”。人民需要他的学问，需要他的工作，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六年，不同的人们，通过不同的渠道，越过了清华园高高的围墙，静悄悄来到钱家。他们之中，有部长、厂长，有军事技术干部和产业工人，也有工程师和一般职工，让这位被困在清华园里的科学家，为他们回答咨询，寻找资料，推荐人才，进行工程设计运算，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技术难题，翻译最新的外文文件等等。这样的事例，总共有一百多项（次）。
一九六〇年，摘掉右派帽子的钱伟长成了清华园中的一个“摘帽右派”。但是，工作的禁区并没有开放，是校外单位首先为他打开了禁区的一角。他首先为冶金学界、金属学界、航空学界，随后也为在校内举办的多个培训班，讲颤动理论，讲空气弹性力学，讲工程流体力学，讲弹塑性力学，讲电机强度计算基础等等。一九六〇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六年间，一共讲了十二门新课，写了六百万字的教材。这些教材在一九九三年以后陆续出版。
钱伟长在清华园里，在加拿大，在美国，曾经一步步地攀登科学的高峰，攻克过一个个的难题。一九五六年，他在布鲁塞尔大会（IUTAM）上发表的长方板大挠度理论和方法以及浅球壳跳跃理论和方程——“钱伟长法”和“钱伟长方程”，在六七十年代里成为国际上同行们进行研究和试验的依据。如果一九五六年是他的一个高峰的话，那么一九五七年他就从这个高峰跌落下来了。
“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国际力学会议主席 Koiter 教授两度邀请我至荷兰主持现代壳体力学研讨会，提供往返旅费及生活资助，都遭到清华大学领导的拒绝而未能应邀参加，连论文也不准寄出。”钱伟长教授在《八十自述》中不无遗憾地回忆道。一九六四年，钱伟长写成《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论文，寄给《力学学报》，编辑部以“不宜发表”为由退稿。他写信给编委会（反右之前，他是这个编委会的成员）进行申辩。这回连回音都没有。一九六八年，日本科学家鹫津久一郎在所著《弹塑性力学中的变分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与上述钱文相似的论点，这一论点在国际上随即风行一时。但日本人提出这一论点比钱伟长晚了四年。直到一九八九年，钱文才得以首次发表，比成文时拖后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些情况，怎不令科学家气短。
“文化大革命”中，“摘帽右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钱伟长成为清华大学劳改队的“永久成员”，皮肉受尽了各种痛苦，书籍资料散失大部，生活用具和衣服被褥被“征用”，连吃饭都难以为继。一九七〇年五月，美国作家韩丁访华。周总理让钱伟长在家中接见韩丁。为此，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让已挤住进钱寓的住户立即搬走，让同教研组的教师为钱家室内墙面重加粉刷，并勒令钱伟长借钱添置新的家具（当时已扣发了几年工资）。差不多一年内，钱伟长应周总理的安排，还在家中接待了来自英、美、法的几位作家和记者。这些接见，给他带来了实惠：教授家的院子和居室，恢复了一些模样，教授的穿戴，恢复了一些体面。
“四人帮”垮台后，一九七七年起十年中，钱伟长在北京、武汉、昆明、无锡、贵阳、西安、绵阳、兰州、上海等城市举办的六个大型科学讲座上讲了《变分法有限元》、《奇异摄动理论》、《张量分析》、《穿甲力学》、《广义变分原理》、《格林函数和变分法在电磁场和电磁波计算中的应用》，实现了他“把讲坛搬到全国去”的愿望。每一个讲座都是他的科研成果，每一个讲座都是一部新的学术论著，每一个讲座都是他对祖国对科学的无私奉献。
改革开放以来，钱伟长不仅以一个科学家，而且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的报道中。南方一个杂志在它一九九九年的国庆专号上，以饱满的笔墨和热情宣扬了共和国五十年中五十位知识英雄的业绩，并且把“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放在最前面。它说，“钱伟长的‘钱伟长方程’对弹道计算和各种导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功不可没”，但它却下了“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动荡的岁月中，他们是惟一不受扭曲的群体”这样的断语。——伴随着一位被扭曲的科学家大半生的历史，竟然这么快就被人们，包括上述杂志编辑部的编辑们淡忘了。但历史是不能忘却的。钱老在《八十自述》中所记录的“扭曲”，也是许多科学家所亲身经历，所不能忘却的。
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中的“三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并不是一个“不受扭曲的群体”。
五十年代初期，在广东农村春节的一次灯虎晚会上，主持者用几个数字作为谜面，谜底是“钱三强”和“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很快便被一位识字的农民答中了。那时候我是一个初中学生，乡间农民能这样熟识三位科学家的名字，使我感到作为科学家的荣耀。
科学家的荣耀是相同的。但这三位科学家的命运并不相同。
三钱都出身于知识之家：钱学森生于一九一一年，他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钱伟长生于一九一二年，他的四叔叫钱穆；钱三强生于一九一三年，他的父亲叫钱玄同。
三钱都是清华大学校友：钱三强一九三二年进入清华物理系，一九三七年留学法国。钱伟长一九三一年进入清华物理系，一九三五年成为该系研究生，后赴加拿大、美国留学。钱学森一九三四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研究生留学美国。
三钱都怀着爱国热忱，学成归国：钱伟长一九四六年回国，任清华机械系教授；钱三强一九四八年回国，任清华物理系教授；钱学森一九五五年回国，投身于祖国国防事业。
三钱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是中国科学院的台柱子：钱学森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伟长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一九五七戴上右冠后被撤职）；钱三强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
三钱都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参与了制定我国自然科学十二年规划的工作。周总理在见到他们三人时，也亲切地称他们为“三钱”。
三钱中，钱伟长与钱学森似乎还有更多的情缘。一九四二年，钱伟长从加拿大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从事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和发射试验工作，与钱学森朝夕相处。一九四七年八月，钱学森自美回国探亲，跟已在清华任教的钱伟长说，加州理工大学的喷射推进研究工作进展较快，亟愿他复职做研究，他可携全家赴美定居，并可获得优厚待遇。为摆脱当时已面临的经济困境，钱伟长决定赴美。当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填表时，表中最后一项是：“若中美交战时，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填写了“NO”。申请被拒绝，钱伟长终于留在国内。
一九五七年，钱伟长成了右派。钱学森必须表态。他说，钱伟长已经成为“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钱伟长被扭曲。钱学森也被扭曲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日，钱学森亲自给钱伟长送来书面通知，恢复他已被停止了二十多年的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和《力学学报》编委的职务。
历史一页页地翻将过去。
共和国五十周年即将来临，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科学家。三钱再一次引起世人关注。钱三强——三钱中的小弟弟，已于一九九二年谢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钱学森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因健康原因不能亲临大会领奖。钱伟长与大批官员、科学家等一起出席了大会，但没有获奖。
钱伟长没有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可以理解、可以预料的。当老大、老三在为两弹一星而日夜拼搏时，老二钱伟长在清华园中却常常找不到一张平静的书桌。
三钱——这是由三位中国科学家组成的一个晶体——三个发光的个体，放射着各自的光芒。而钱伟长在清华园的最后一段时日中，他所放射的光芒仍然是微弱的和被扭曲的。
一九七九年夏天，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宣布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五十五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其中包括钱伟长。此时，他是五十五人中还活着的七人之一。
一九七九年秋天，新华社发布消息，包括钱伟长在内的著名六教授错划右派全部改正。
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写道：“清华大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问题被阻挠达三年之久。”清华在为四百六十九名右派分子重作审查时，只改正了四百六十二名。其中有三人已下落不明。有四人未获改正，其中包括钱伟长。
一九八二年底，钱伟长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距一九七九年夏天已是三年多，清华大学才给了他一张“改正书”。他于当天辞去清华教职，并于第二天只身赴沪，到上海工业大学报到。这时，他已年过古稀，距他一九三一年到清华入学报到已经五十三年，距他一九四六年从美国回到清华任教也已经三十八年了。
一九九四年五月，因有事求教，我在傅作义将军的女公子、上海工业大学建工学院院长傅克诚教授前引下，拜会了钱伟长校长。这时，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位大官，但仍然热衷于大学中的大小事务。他由夫人和女儿陪同，和大伙一起，住在学校里那个简朴的招待所中。校党委书记对我说：“你别看钱老这么随和，跟大家住同一个招待所，他一出门可威风呢，得坐高级轿车，有警卫员，有警车开道!”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四年，已过了十年了，他在这个大学里还是那么简朴的生活着。他真像一位小学老校长那样随和舒畅，谈笑无所拘束。
十年中，原来藉藉无名的上海工大，已做出了不俗的成绩。它每年所筹措到的科研经费，在全国一千零四十五所高等学校中列于前三十名。它的成员每年在国内外科技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在全国高等学校的排名中，已上升到四十名之内。它所获得的上海市科技进步奖，连年保持着前四位。
谈话中我提到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清华高能电池科研小组的事。那时候，我的妻子正好与钱老一起做电池的研究、试验工作。高能电池小组被撤销后，她转到一个有极严重废气污染的试验组，不几年，同组三人中就有两人得了癌症，相继去世。那个试验组也就不再存在了。钱老也琐碎地回忆起高能电池小组的工作。在三年时间内，年过花甲的钱伟长，利用晚上九点钟以后的“自由时间”，翻译了三百万字的资料，并亲自刻写蜡板编印了一百期参考资料。在三年时间内，他还骑自行车跑了跟电池有关的工厂、车间四百多处。一种高能电池终于研究试制出来，并用于军事上。后来，来了一位新的小组长，在小组内开展大批判，批判它重用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脱帽右派钱伟长，还声称“电瓶安装在汽车车架上方是资产阶级路线”等等。批了一个多月，高能电池组以解散告终。一九七五年，周总理有一次见到钱伟长，还问起清华高能电池的研究情况。面对着总理憔悴的音容，钱老只能支吾其事。他不愿意让重病中的总理多听一个不愉快的消息。
钱老对三十年代清华叶企孙、吴有训等老师所缔造的“学术论争无时不在无地不在”的学园气氛一往情深。他再次简单地谈了他的理工合校和工科大学生必须打好理科基础的主张。他的主张和设想已在上海工大逐步付诸实施。他为此感到高兴，眼睛里闪耀着光芒。这时，这么近，我才发现他的眼睛，竟是那么明亮，微褐色的眼珠，清澈无云，就如婴儿的眼珠那样未受污染和损害。他保有一双科学家的眼睛。
他说，清华大学图书馆自一九二二年至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一直十分重视并竭力收集到一大批宝贵的图书、资料，对清华的学风建设和学科建设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钱老本人到上海工大后，也为它的图书馆“做了一件小事”（钱老这样说）。五六十年代时，为了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封锁，也为了节约外汇，上海有关出版单位在获得外文原刊杂志或专著之后，进行影印，作为“内部资料”分发。那些原书原刊，则一直躺在出版单位的仓库中。钱老到上海之后，不辞辛苦，亲自跑有关部门，终于把一大批原书原刊罗致到学校图书馆来。钱老知道我是一个科技期刊的主编，对我特别关照，让我到图书馆书库去浏览。在那些整整齐齐的、一期不缺的外文期刊面前，你不能不钦佩，钱老真是个科学的有心人!一位出版过二三十部论著、翻译过一千多万字外文资料的学者，才真正懂得它们的可贵。
此次与钱老见面之后不久，报上即正式传出由上海工大、上海大学等几所高等院校组建了新的上海大学的消息。钱老任上海大学校长。它是一所理工合校、文理一家的综合大学。而由沪上遥望京华，一个规模宏大的新的理学院建筑群，也正在清华园拔地而起，理工合校、文理一家的清华大学正在起步。
二〇〇〇年四月，负责规划设计上海大学新校园的杭州青年建筑师董丹申在谈自己的设计思想时说，“教育民主化、终身化、多元化、多样化，高等教育的内涵由传统的只注重知识技能传授向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精神，教学并重，知识传授与身心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转化，这一趋势是上海大学新校园规划的理论基础”。
可否这么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结束了它摇晃不定的旧摇篮时期，希望新的摇篮里包蕴着它应有的温馨、健康、伟大、神圣的含义。
2000年6月9日
原载《读书》2001年第3期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