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
[ 2010年第8期 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 ]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后文简称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批斗、殴打致死(后文简称“八五事件”)。我们是当时的女附中学生,算是知情者,近年做了一些调查,现将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八五事件”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第一张大字报
冯敬兰(本文执笔人,初三3班学生[均指1966年在女附中就读的班级,下同]):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开始的,印象中是教室的小喇叭突然在课间响了,然后就是夏青在播送一个社论。下课后,就在校园里看见了大字报。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刘进,是你们写的大字报,打破了校园平静的空气。为什么你会成为第一个?
刘进(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任学生代表会主席):也许和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吧。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刘仰峤,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在河南工作,那里是重灾区。正上初中的我,亲身感受了大饥荒,亲眼看见了什么是一穷二白,也开始懂得什么是责任。1964年春,我随父母调动(刘仰峤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转学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级。我于1965年年底入党,在党支部会上也给学校的教育提过意见。1966年上半年,党报不断发表批判文章,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文化革命。1966年5月,宋硕(时任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有个报告,我们认为是压制革命的,和社论讲的精神不一样。党支部的老师说,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安排去做,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所以尽管有意见,我们还是在党内提出和讨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早6点,我在锻炼时听到早间的新闻正在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特别激动。现在党中央发出号召,支持我们了,说明我们的意见是对的。看来在党支部内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可以用大字报来公开表达。结果我连广播都没听完,就跑去找住在同院的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学生党员。我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她说愿意。我俩又跑到学校去找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的党),她也支持我写大字报。时间还早,很多学生都还没有到校呢,我们就开始写大字报了。因为这些意见都烂熟于心,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语,我用毛笔直接写在报纸上,署名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然后贴了出去。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内容以问话为主,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
本来以为把意见提出来想办法解决就行了,没想到大字报贴出后,学校秩序大乱,同学都无心上课了,这和想象中的革命不一样。我们也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党支部担心影响扩大,当天就把我们三人隔离到阶梯教室,告诫我们这么做很危险,将要滑到右派学生的泥潭。他们苦口婆心地帮助我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希望我们认清形势检讨错误。我们对此很不理解,广播里都肯定了大字报,说明这就是党的号召,为什么我们给学校贴大字报就成反党行为了?那天在阶梯教室内外始终围着很多老师和学生,可以说是群情激奋,既有指责也有同情。
二、工作组进校期间
冯敬兰:我记得你们受到了“围攻”,我有深刻印象。接着就是工作组进校,动作很快,应该和邓榕有关吧,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她回家一说,立即会引起她父亲的关注。
刘进:我想是这样。6月3日晚饭后,胡启立(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带领团中央干部张世栋、马娴华来到学校,被一个同学直接带到阶梯教室。他们当场宣布说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表示了支持,让我们的心情特别激动。6月4日一早,工作组正式进校,张世栋是工作组组长,马娴华是副组长,胡启立是西城区中学运动的负责人。欢迎大会上,胡启立、张世栋、胡志涛校长都讲了话,胡校长还传达了前一天李雪峰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报告。6月6日,工作组主持成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二人,数学老师李松文和生物老师陈大文,学生代表五人,我、宋彬彬、马德秀、耿丽兰、尹斐,前四人为高三学生,尹斐是高二学生。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其他四人为副主席。当天宣布复课,恢复正常秩序。
冯敬兰:工作组进校后,建立了新秩序。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被废除,班主任靠边站,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组。工作组—师生代表会—班核心小组,成为学校新的三级组织。
刘进:这种按部就班学习讨论的情况没有维持多久,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个人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把我们引向何方?”认为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方式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一样,阻碍了运动。
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提出“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并安排当日下午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下午两点半,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当时卞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6月22日揭批会继续开,两次大会都有针对校领导的暴力行为发生,卞校长挨打最多。
叶维丽(初三3班学生):在6月21日工作组主持召开的批斗会上,袁淑娥(女,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女附中英语教员丁某前妻)的表现引人注目。在这个会上卞校长被打得很厉害,这应该和袁淑娥的煽动有直接关系。卞仲耘后来给上级写信,详细地讲了当天挨打的情况。卞写的信邓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见工作组的时候还提到这封信。
刘进:其实“文革”开始后不久,袁淑娥就经常来学校活动了。批斗会前她曾找过工作组要求参加大会,工作组不同意,可她还是带着儿子和母亲来冲了会场。她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粗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的一张合影,实际上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剪去两边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这个当证据,说卞校长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诉,学生立即群情激奋,喊起了口号,场面一度失控。会场安排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拿着练体操的木枪押着校领导。袁一哭诉,这些学生就你一枪、我一枪把卞校长捅倒了,卞校长当时就发生了呕吐。袁的发言大概前后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一直有对校领导的过激行为。还有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发言也很有震撼力,之前她曾在校园贴过一张小字报,揭发卞校长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假党员。
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工作组进行了劝阻,指出“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高二2班同学的笔记上,记着在会议快结束时,工作组宣布:“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职”。揭批会后,卞校长又回北京饭店开会,并向上级反映过有关情况。7月3日,她又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写信,附文是关于袁淑娥破坏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希望上级派人调查、处理。袁淑娥此后一直在学生中间活动,包括学生去卞校长家贴大字报,都是她领的路,“八五”那天有人见到她也在场。
冯敬兰:袁淑娥为什么这样恨卞校长,她们的关系很复杂吗?于羚,你曾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过大量资料,也见过袁写的“万言书”,请给我们讲讲。
于羚(中五2班[五年制实验班]学生):袁淑娥是大连工学院的俄语老师,1959年与卞校长同住一所医院时相识。1963年女附中缺英语教师,袁的丈夫丁某当时在北京空军,也有转业到女附中的意愿,经卞校长介绍,学校领导讨论通过,丁某调入女附中教英语。这期间,袁、丁夫妇经常争吵,卞校长从中做过一些调解,袁、丁最终离了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领导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工资补贴她的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按照法院判决书执行,没有答应她。于是,她开始向有关方面控告。1966年5月,她将上万言的揭发信,复写多份,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等寄去。揭发信捏造事实、断章取义,把个人的所有怨恨都上纲上线到政治高度。
1979年,袁淑娥被西城公安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后西城区检察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决定不予起诉。王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诉,同时也获得很多支持,但始终没有结果。
冯敬兰:当时,全社会都处于丧失理智的疯狂中,任何人想挟私报复他人,只要他有“资格”,譬如“红五类”出身或符合别的什么流行要素,他就能得逞。
刘进:几年前我在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里看见了贴在卞家的大字报,语言粗暴恶毒,画的不堪入目。我找同学了解情况,证实是袁领着学生去卞家干的。
两天斗争会后学校恢复常态,继续维持着原来的运动节奏,写大字报揭批。6月27日,以我班同学梁二同为首的18人贴出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题目是“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内容涉及虽多,却不再具有轰动效应。她们多数时间不到学校,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形势,或去海淀区的中学活动。7月初,她们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学生组织“红旗”。
6·27大字报贴出后,工作组分别找参与的同学谈心,如果是干部之女或者军队干部之女,就通过组织找家长,让家长做女儿的工作。
冯敬兰:海淀区以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为代表,反校领导的学生,后来又反工作组,一路造反下去,并有“理论建树”,一论再论三论什么的,思路很清晰,方向很明确。你们反了校领导却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回归“主流”,成为反工作组同学的对立面及多数派的代表,这种异常是否与邓小平的支持有关?请你们谈谈去邓家汇报的情况。
刘进:7月5日上午,工作组胡启立、张世栋带我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是在邓小平家里,在场的只有邓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张世栋汇报,胡启立补充。
冯敬兰:为什么要带你们两个学生而不是别人去邓家汇报?
刘进:是邓点的名。由于工作关系,他和我们的父母很熟。那天邓一看见我,就对我说:“刘仰峤是个好同志。”6月初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停职后,由我父亲主持工作,一周后的6月15日,父亲也成为黑帮被停职了。因此,邓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激动,胡启立、张世栋他们怎样开始汇报的,我都没有听进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邓的两次插话,一次是张汇报6月21日揭批会袁淑娥冲会场的情况,邓小平问这是什么人,张说是外校的一个老师,没通知她,她自己来的,邓说这是个坏人。另一次是张汇报到17日、27日两次反工作组的情况时,邓说应该组织辩论。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说同学们对这个已经不感兴趣了,反正那些同学也不常来学校,呆在学校的都是拥护工作组的学生。邓说辩论是有意义的,可以让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辩论也可以。邓还讲了在学生中间是分左、中、右的,运动后期都要排队。
最后,邓小平讲了三条,第一条是不允许在学生中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那会儿海淀区中学已经有了红卫兵这种学生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邓强调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他们(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第二条是要尽快恢复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学校的党组织,不能离开党组织。第三条讲的是女附中的教师情况,说老师是有真本事的,要尽快解放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还说到王明夏、张玉寿(均为该校特级数学教员)这些老师非常优秀。
宋彬彬(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为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后来他又说到老师们都是好的,说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呀?若有那么多,我们17年的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毛主席的女儿不也是女附中培养的嘛!难道都是坏老师教的?
原来听说“文化大革命”半年就要结束,听了邓的讲话觉得他想尽快结束。
叶维丽:实际上,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刘邓领导“文革”的方式可以说是“四清”加“反右”,整干部用给干部分类的“四清”的办法,卞仲耘就给定成“四类干部”;整“反动学生”用“反右”的办法,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就面临可能成为“右派学生”的下场。
刘进:7月5日下午,张世栋召开全校大会,动员和部署大辩论,主题是“运动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7月6日准备,7月7日、8日、9日三个半天开辩论会,可以“缺席辩论”。辩论对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人。梁二同不到学校,没有参加辩论。
连续三次辩论会后,学校开始部署下一个任务:老师集训和学生军训。7月28日集训结束,7月29日集训人员返回学校。
叶维丽:当时是“兵分三路”:少数骨干学生参与在马神庙对教师的集训,少数“有问题”的学生去郊区劳动,大部分学生去邢台军训。军训是突然结束的,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开的联欢会临时改成了欢送会。
刘进:军训的大队伍8月1日回到北京。
叶维丽:我们是从永定门火车站走回学校的,当年这么走路很平常。到了学校一看,我们离开还不到十天,整个校园面目全非了。大字报主要是鼓吹对联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给人的冲击太大了。和工作组有关的大字报似乎并不多。从火车站一回到学校,就有人向我们宣布工作组撤销的消息,我记忆中有工作组王老师满脸错愕的表情。对联加上撤工作组的消息真把人给震懵了。
刘进:在军训同学回来之前,开了两个大会。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撤工作组的大会,毛主席一出来,掌声雷动。刘邓说老革命遇见新问题就是那一次。究竟发生了什么?谁都弄不清楚。毛主席说工作组是消防队,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7月30日下午,工作组召开校会,把7月29日的中央领导讲话录音放了一遍,随后就宣布工作组撤出女附中,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
冯敬兰:学校三级组织的最高一级——工作组因方向路线错误被撤销了,师生代表会因此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合法性。看来学校再次产生了“权力真空”,这是最危险的时期。
三、后工作组时期
刘进:7月31日,学校贴出来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前身是“红旗”。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
当时校园里除了对联还有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才两三天,就有学生跑到团中央去揪斗工作组的张世栋、马娴华,把他们押回学校关了十几天,要求他们揭发问题。工作组撤走后,多数学生还是习惯性地每天来学校,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和辩论对联。各班在辩论对联的过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学已经失去了话语权。
冯敬兰: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班里的核心小组——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并没散伙,因为她们都是“红五类”,对联让她们增强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别的班不了解,我班还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号核心小组通知,第二天必须全体到校开班会。我以为又要斗争我呢,5号就躲在家里没去学校。午后两个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问我为什么逃学?我假装头疼,后来跟着她们去了学校。那天上午我们班在“辩论”对联的班会上,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叶维丽:8月5日高一3班斗校领导的动议,不知核心小组起了什么作用?
刘进:因为我们不在班里,不了解各班的具体情况。我和宋彬彬每天还在学校,总被一些同学围着问下一步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为什么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却犯下方向、路线的错误,很迷惘。犯了错误跌倒了,可以爬起来再干,但是方向在哪里?具体干什么?无所适从。
胡校长在《“八五”祭》里写到8月4日下午学生打老师的行为,当时我一点也没听说。她在文章中说,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她爱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但是,胡校长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
冯敬兰:这几天学校里发生的主要变化,一是“主义兵”成立,二是血统论造成学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无政府状态下校领导面临的危险迫近。
四、“八五事件”
刘进:《“八五”祭》里,胡校长写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干部,说了学校头天打人的问题,强调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那位干部只是劝说她先回学校,并无任何对策。后来胡又找到西城区委,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5日下午1点半左右,她走进校门,觉得学校“异样地寂静”,预感不祥,就拿起扫帚装着打扫女厕所,以便观察动静。教导处副主任梅树民老师认为当天的斗争会是事前准备好的,据他回忆上午就有学生通知让他们下午两点钟集合。关于“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长写过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冯敬兰、叶维丽,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刘沂伦(1966届高三1班学生)等,也都有文字记述。最近我听刘沂伦说到一个新情况,她印象中校领导是从礼堂押出来,围着大操场游斗的。
冯敬兰:当时你在哪里,什么时候知道外面正在游斗校领导?
刘进: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在东楼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前面说过,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那天下午两点多,几个初中同学急急忙忙跑进来,说大操场上打人了。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楼,跑到大操场上,看见校领导正在游街,都拿着簸箕,有的老师头上扣着纸篓,胡校长身上特别脏。现场以高一学生为主,也有其他年级的同学围观。我们让她们停止打人,她们说这是斗黑帮,我们说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还有党的政策呢。她们理直气壮地说工作组在时不让斗,现在可以斗了。我们说你们该斗斗,该游游,但不能打人。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低年级的同学跑来说,后操场正在打人。我们赶紧又跑到那里,现场已聚了不少学生,各年级都有。校领导正在抬土,有的同学手里拿着木棍子在旁边监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教导主任汪玉冰老师,她有些瘫软了,还哭了,只要同学冲她一嚷嚷,她就吓得不行。筐挺大,她们确实抬不动。我们说了一些“劳动可以,不要打人”的话,待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人再打人才离开。
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在后操场,我看到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脸色特别难看,嘴里吐着白沫,身上也有异味,一看就不行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感觉天塌了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赶快送医院抢救。当时那里没几个人,后来人多了,场面变得很乱。学校的后门平时上锁,我让身边的同学去找工友拿钥匙,工友王永海来开了后门。还叫人给卞校长家打电话(事后知道是党办赵桂英老师通知家属的)。高三1班刘沂伦证实说,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学等几人去医院找的大夫。朱同学事后告诉刘沂伦,医生一听说是黑帮就不愿来,宋彬彬和他当场吵了起来,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俘虏还得优待呢。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一个年长的女护士,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不过,这些具体细节我和宋彬彬都不记得了,当时我们完全懵了。
我推着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记忆中不少同学、老师都跟着往医院跑。大夫不敢救,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在场的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他老实本分、不善言谈,这时也急了,让医院赶快救人。经过一番争论才开始抢救,大约9点左右,卞校长就去世了。随后,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来了,他情绪激动,当时哭得很厉害。
冯敬兰:离开医院你们去了哪里?
刘进:卞校长去世后,我们觉得情况严重,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当时知道中央在北京饭店开会,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我们几个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时,已经半夜了。起初我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秘书出来劝我们回去,说有事明天再来,现在首长已经休息了。我们说不行,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见到领导。看我们不走,他最后终于同意让我们见了。我记不清是几个人进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进去了。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
走回学校,我们一直坐到天亮,谁都没有合眼。校长死了,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认为应该让全校同学们知道。由谁来说?有同学说你当过学生代表会主席,还得由你来说。其实我也犹豫,觉得很难开口,但自己不说让谁说呀?是我们把卞校长送医院的,是我们向市委书记汇报的。我作为党员应该出面向同学们说。于是,8月6日早上,我在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报的情况。
冯敬兰:可以这样认为吗?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发起、组织了游斗校领导,事先并没有人向你们透露消息。
刘进:是的。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全班同学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里有问题的学生都集中坐在一边,领头的同学让大家必须都出去看。A同学说,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关心胡校长,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学生跟出去以后,有不少同学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个同学,她打的是胡校长,就是想表现革命。胡校长一直很强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优秀学生,只要动了手肯定别人会记得很清楚。打人厉害的几个,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学对老师有感情,下手不如她们那么厉害,也不是没打,下手可能轻一些。A同学还说,打老师的行为,让人不能容忍,但我们只能看着。卞校长死后,谁都不说话了。
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数学生。那天下午是连续的几个过程,最初是围着大操场集中对校领导游斗,接着在小操场强迫他们抬土劳动,最后是强迫他们分头打扫各处的厕所,继续羞辱、折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年级也有学生参与游斗和看押,但多数学生是围观,聚聚散散,人数时多时少,这些人成为暴力行为的目击者。
冯敬兰:你们劝阻了两次,却没有使她们停止游斗活动。难道因为她们以革命的名义,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才让你们的劝说苍白无力吗?
刘进:当时斗黑帮是革命行动,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站在对立面上制止她们游斗校领导,何况自己又是犯了错误的人,只能说些不要打人、注意政策的话,事态的发展证明我们说话完全没用。
从近年的调查中得知,8月5日下午,不少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对打人者进行过劝阻。在游斗中,胡校长争辩说“我不是黑帮”,一个高个子学生说“我现在就让你变黑”,拿着一瓶墨汁就泼在胡校长身上。围观的一个中五年级(五年制实验班)同学立即上前阻止,说“斗黑帮也不能这么斗啊!”有个同学劝阻不要体罚打人,立即被回击说,好久没有斗黑帮了,今天斗黑帮有什么不对?工作组在校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可神气了,我们斗斗黑帮有什么不可以?高三4班反过工作组的王亚力、李乐群等同学也劝阻过两次,一次在厕所附近,一次在校园里,看到围观的低年级同学都散了,她们就走了。她们也没想到,老师们会被换个地方接着遭受折磨。有的老师劝学生,说她们(校领导)年龄都大了,身体不好,不能干这么重的活了。这么热的天,他们肯定受不了,会出事儿的。有的学生也这么劝。这些劝说立即遭到激烈反驳,说你是保工作组的吧?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我班有同学看到,梅树民老师挨了一棍子,血立即从衬衫里面流了下来。梅老师自己也回忆说,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学生用带钉子的桌子腿打在他背上,钉子扎进肉里,拔出后都是血,染红了衬衫。8月6日那天,王南芬(“文革”前女附中学生会主席,反工作组成员之一)到校比较晚,8月5日她没来,听说卞校长被打死了,她感到非常震惊和气愤,当天就开始着手调查事情的经过。2006年我曾问过她,她说调查后基本落实到一些人身上,以高一和初二的学生为主。很多人是在表现自己,谁打得凶,谁的阶级感情就深,觉悟就高。她还说,我调查了,你们这些学生领袖那天下午在东二楼呆着,没有人参与这件事情。
关于王先生出示的那个名单,我是从胡杰电影里第一次看到的。名单是竖着写的,右上是师大女附中,靠下并排写着李松文、徐岩春、李小琦、马恬、王满华、刘进、宋彬彬。后来,2008年在一个博客里再次看到,指控说凶手就在里面。有同学看见那个名单后,告诉我说是李松文老师写的字,他教过她们班几何,很熟悉他的字体。于是我去找李老师,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我把那个复印的名单拿给他,请他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过了几天,李老师打电话约我见面,详细讲了名单产生的前因后果。他说,8月5日出事那天他带孩子看病去了,回到学校已经快6点了,听说出了事他就跑到后院,有几个学生堵着不让他过去,当时他找赵桂英老师又找校医刘大夫等等,心里很急。到了医院,医生不管救治,在场师生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执,大夫说要有学校证明才能抢救。当时已经很晚了,到哪里去开证明、盖公章?李老师问大夫签名作证行不行?医生说,不能让学生写条子,学生一毕业就没法找人了,要写也是老师写。于是,李松文老师在一张纸上竖着写了校名师大女附中,然后写下自己的名字,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老师和很多学生。签名是要承担责任的,他就问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我把你们的名字写上行不行?我们都说行,他就把几个认得的学生名字写上了。他当时正在教高二,所以有三个高二学生,李小琦、马恬、王满华,我、宋彬彬和徐岩春是高三的。
李松文老师说,这是抢救以前我给大夫写的名单,不知道怎么到了王先生手里,大概是医院交给他的吧。还说:“那天你把名单给我看的时候,一看是我的字体,我都愣了。回家后仔细回忆,记得是这个过程。卞去世以后,大约9、10点钟,大多数人都各自回家了,我没有去北京饭店。”
冯敬兰:那天打人的学生,许多目击者还能叫出她们的名字。我班有同学看到,刘致平副校长因为谢顶,头上被贴了一张墨汁涂黑的纸,高一某学生命令他跪着,做举手投降状,给他拍了照片。梅主任三十几岁,算是年轻力壮的人,让他挑土围小操场走一圈,再把土倒回原处。胡校长打扫操场附近的厕所,不少同学记得,她的白衬衫被墨汁染成黑色,黑裙子被撕到胯部,露出了粉色的内裤。没有任何工具,她只好用指甲抠厕所盖子上的污物。卞校长被押到宿舍楼打扫卫生,我班同学看见卞校长时,她已经晃晃悠悠站立不稳了,被一个初二学生使劲按下头,逼她喝池子里的脏水。那个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1967年有一次让校领导围着操场游街,她对胡校长又推又搡,使劲按她的脑袋,胡校长就是不低头,我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和胡校长当时愤怒的表情。
五、反思“八五事件”
叶维丽:可是,卞校长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的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去教工宿舍参观,看老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过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家,她不在,保姆正抱着她的小孩在外面,当时我们班走在高一那个班的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竟然啐那个小孩儿。我当时特别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妈妈十恶不赦,小孩又有什么罪?卞校长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学生中就有那两个人,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想,正是众人的沉默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行。
刘进:8月5日的暴力行为使卞校长死于非命,其他校领导身心也受到严重伤害,我没有预想到会发生那样惨重的后果。出事后我真是后悔死了,没有果断地拼全力去制止暴力行为,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胡校长等老师。几十年过去了,这种悔恨和负疚感丝毫没有减弱。这也是我和宋彬彬为什么要在60岁以后克服许多困难、坚持调查学校“文革”事件的动因。
我曾在“文革”40周年时,带着鲜花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王先生。我也几次登门看望过梅老师。有一次他问我:“我们挨斗时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救我?”当时这话对我的震动非常大,我郑重地给梅老师写了一封道歉信。经多次沟通,他终于敞开心扉和我谈起了8月5日的遭遇。他说:“为什么你们不能一直待在那儿,为什么要走开?如果是你们的父亲,你们能走吗?”我说自己追悔莫及,是我的父亲我肯定不会走。他说你们都是学生党员,是我们最信任的学生,在最关键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我觉得梅老师对我提出的质问,也是大多数老师的质问。我非常感谢梅老师对我的批评,感谢他能告诉我当天的情况和他的感受。
叶维丽:你、我、宋彬彬和于羚咱们四个人一起去看过一次梅老师。我们进门时,我感到梅老师似乎不那么欢迎我们,老师一般看到学生来都很高兴,而他不是。当时我走在后面,宋彬彬说了一句话,“我们当时真的很对不起老师们”。声音不高,我听见了。还有一句印象深的话是梅老师说的,他问你(刘进)和宋彬彬,“你们当时在哪儿?”他反复地问,老围着这句话说,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你们曾是他精心培养的学生,在那天没有“搭救”他和其他领导让他心里受到很深的伤害。我很高兴刘进这些年能和梅老师多次沟通,反复交换意见,倾听梅老师的心声。
宋彬彬:那天去看梅老师,一进门看见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心里充满愧疚,就说了对不起老师的话,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直想说的话。虽然8月5日事发当天,我们也去劝说、阻止过,但是并没有预想到事态的极端后果。想到卞校长被学生暴力殴打死于非命,其他校领导老师们身心遭受重创,40多年来我一直非常痛心、愧疚和懊悔。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再次表示对他们的歉意和追悔。
叶维丽:最近,有人提出来追查卞案中“凶手”的问题。我想说,我们面临的问题远比揪出几个“凶手”更为复杂。这些年我一直在问,为什么一所优秀女校的学生会成为施暴者?是什么样的教育导致我们中的一些人做出那样伤天害理的事?我的小书《动荡的青春》在一定意义上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调查了解卞校长之死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也是很多校友们共同的问题,我们都在追问。我觉得追问这些问题更有意义。
2002年开始做调查后,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冯敬兰帮我联系了我们班十来位同学,听她们讲述当年目击的情形。于羚也介绍我采访了一些高中的同学。2002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刘进。我“八五”那天不在校,没看见卞校长躺在垃圾车上惨不忍睹的形状,给我刺激最深的是刘进第二天在广播里讲的一句话,“死了就死了”。那天见到刘进,我问了心中存了很久的问题:你那天说没说过“死了就死了”?对我这个陌生人突如其来的提问,刘进回答,“说了”,毫无闪烁其词。她同时告诉我这句话的来历。刘进坦诚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后刘进对我的调查一直非常支持,包括帮我联系访问宋彬彬。
我也感谢卞校长丈夫王晶垚先生对我的信任和对我调查工作的帮助。作为卞校长的遗属,他在难以想象的危难条件下,为他的亲人、也为所有的“文革”受难者留下了血证。看着他在胡杰的影片中一件一件拿出卞校长当天的衣物时,我既感动,又敬佩。就凭这一条,老爷子做出了历史贡献。我愿意在这里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大家都在拒绝遗忘,正视历史。
冯敬兰:“八五事件”已经成为一段历史,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文革”暴力的典型,也在政治、历史、文化、教育、心理、性别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上提供了特殊的样本。不仅仅是卞校长的不幸让我们深思,那些加害于她的学生,从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典型的意义。我想起一个参与殴打老师的同学,不少人记住了她的名字。她长得很漂亮,像电影《苦菜花》里的女英雄赵星梅。她后来是全校最出名的“反动学生”,我在1968年3月28日的日记里记着她的主要“反动言论”:二十年后看高低;“中央文革”正确与否几十年后才能证明;由种种理论推断,中国必然要出修正主义。我在4月2日的日记里再次写到她当天在阶梯教室被斗争的情形,她的胳膊被同学架起成“喷气式”,她愤怒地仰起挣得通红的脸大声分辩:“‘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对不对,就是二十年后才能看!”后来我们陆续上山下乡了。几年后,听说她疯了。因“文革”而精神错乱的同学,还有前面提到的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李黎黎,后来她又患上红斑狼疮,在下乡到北大荒的第二年,因服药过量辞世,年仅22岁。初三4班同学闻佳,因“反革命罪”险遭枪决,“文革”结束虽然平反释放,但精神错乱而致终生不幸。今天想到她们,我仍会心痛。卞校长遇难的第三年——1968年我下乡北大荒后,陆续听到了母校在“清队”中不断有老师被迫自杀的消息,记得是四位,其中语文特级教师周学敏(女)创立过“周学敏教学法”,最年轻的胡秀正(女)老师才三十出头。这就是万劫不复的“文革”。
今天,我们五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成长经历的校友走到一起,共同完成了一个久蓄于胸的宿愿——把真实的记忆留下来。我们深知,道德激情不等于历史真相,群体义愤不能代替理性思考。没有哪个人可以垄断历史的解释权,也没有哪个人可以完全、永久地真理在握。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谨怀殷切诚挚之心,期待着校友、知情者和方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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