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胡乔木
[ 2010年第8期 我认识的胡乔木 ]
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大才人
我感到在中共历史上,胡乔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特殊到只有唯一一个这样的人物。我记得1940年前后,延安《中国青年》杂志上登过他一首诗,中有“雨后的繁花,笑满了春山”这么明丽生动的句子,一吟及此,就会令人感到绚烂美丽,生意盎然。但是,老年后同一作者却又吟出了“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的诗句来,反差似乎太强烈了。
胡乔木的特殊是多方面的,并不是说他权大,后来加上位高,言足以动天下,而主要还是在其他的一些方面。我觉得,胡是中共历史上的才人之一。在中共历史上,有的人不是才学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他们根本上是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开路先锋,是全民族的优秀代表,他们不是、也不必以才名世。后来一批人,如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这些人是老革命家,也是中共知识分子当中很有才的人,尤其是瞿秋白。但是这些人牺牲得早,他们的才学没有得到发挥。再下来,就是张闻天、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这几个,他们跟胡乔木不同。他们在党内名义上都较早地占过重要的领导地位。他们在党内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才学,而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机缘。再下来,就是党内很著名,但没有占重要地位的人,这就很多了,像李一氓、成仿吾、阳翰笙、周扬、夏衍、邓拓这批名人,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共历史上也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名声都很大,但跟胡乔木的地位不能比,这些人在才学的广度上,可能也比不上胡乔木。我觉得胡乔木的才学,主要是广度,有些地方也有深度,不是泛泛地知道一些。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对马克思的某些著作似乎也不曾用过什么功夫的。中共历史上有个特点,掌宣传大权的人,几乎没有谁认真读过马克思(张闻天读过)。胡乔木另有个最特别的地方,是其他人远远赶不上的,他在品评文字这方面,具有特殊的能力,而且我认为在道理上他都是对的。尽管这样,他本人的文字则并不特别吸引人,远远不及陈伯达。他并未留下个人风格,十分可惜。这是什么道理?他的思想受到了太多的限制,文章写得不放手,并不使人爱读。
胡乔木在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面的广度上同康生比,恐怕比不上,尤其在甲骨文、金文、版本、戏曲等方面,远不如康生。胡的工作比康生忙十倍,一到了延安,就没有闲的,而且一直到他离开工作。胡工作的紧张程度,是超过常人的。作为职业革命家,他全心全意,呕心沥血,把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生命贡献给了共产党,贡献给了革命。在党内,熟悉胡乔木的人现在还较多。解放后,打倒“四人帮”后,跟他直接长久发生密切关系的,至少几十上百个。我只知道一些过去的琐事。
胡的知识来源,跟他的学校很有关系。他就读的中学是扬州中学,毕业后,进的是清华大学,后来又转到浙江大学,都是全国最著名的学校。但从根本上讲,是胡本人聪明、用功、求知欲旺盛、思想活泼,他杂书特爱读。他参加革命活动很早,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致力学问,但他还看偏僻、专门的书。所以,在这些地方,你只有叹服。
在延安时期的作用
党中央在1937年初迁入延安,算是定下来了。当时特别缺乏文教宣传干部,在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前后,听说就调了陈伯达、周扬、艾思奇、胡乔木等一批著名人物到延安。
胡乔木在党办的离西安不远的安吴堡安吴青训班当副主任(这个“青训班”是为未获准立即到延安去的进步青年们办的),主任是冯文彬,主持教务的是胡乔木。胡乔木不久后回到延安。一直到1947年延安撤退,他一直在延安。除了那些主要领导人毛、张、周、朱及其他重要领导人外,他实际是延安天空众星当中最亮的一颗星了。他地位不高,岁数不大,不到30岁。但是,当时很多事情都是他做的,1941年毛把他叫去当政治秘书后,就充分起了这个作用。这之后,还相继有中央政治局秘书等名义,我就不清楚了。
1942年2月初,毛作第一次整风报告《反对党八股》。这个报告前十来天,即1942年1月29日凌晨,张闻天就自觉离开了杨家岭,去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作调查工作了(我是跟着下去的七八个青年之一)。张是被迫但又是主动要求下去的,因为这样便于毛的整风部署——他本人有30年代初的欠账,另一方面又有遵义会议以来的“明君”名义与形象。从大局着想,张作了一个不发宣言的自动全面“引退”。后来听说,张的中宣部部长已于1941年夏免去,由凯丰出任宣传部长。凯丰在党内无威信,长征的同志们都知道1935年遵义会议时,他还在反对毛主席,这事在延安是作为讲课之用的。我的印象,抗日战争后,在延安可以公开点名批判过去犯过错误的,只有李立三、凯丰和邓发三人。凯丰长期多病,中宣部一职,很难视事,此事遂被指定由胡乔木去代行。(是否有“代部长”名义,至今不清楚。但代理过凯丰的工作,他自己在某处自述中似乎也陈述过。)胡作为宣传部代部长或代代部长,住在杨家岭便于指挥新华社、《解放日报》。中央秘书处也在杨家岭,他在这里编什么,调什么资料,方便得很。
现在看来,实际上,1941年夏张闻天已经离开工作,事实上胡已经是代部长了。凯丰除了声誉、健康均不理想外,在能力上更不能同胡乔木比。(事实上,在“多识”一点上,张闻天也比不上胡。)胡乔木来中宣部这一年,是毛决定在延安做宣传大整顿的一年,从1941年夏起,延安所有的报刊全都停止出版了:中央机关刊出了四年多、大概是134期后的《解放》停刊了,在党内很受欢迎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张闻天主编)停刊了(发刊词是毛写的),《中国青年》停刊了,《中国妇女》停刊了,《中国工人》停刊了,《八路军军政杂志》停刊了,其他的文学刊物也全都停刊了。《解放日报》于1941年创刊。胡则在1942年约3月时即在《解放日报》写了《教条与裤子》社论,号召大家在整风中“脱裤子”。此文看来看去与胡的严肃、稳重、周到、平稳的文风截然相反,实际上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当时就谁也不爱看,根本不去提及它。胡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唯一一次怪文章呢?非常令人奇怪。
从1943年起,中央政治局内部,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叫中央组织委员会,一个叫中央宣传委员会,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书记是刘少奇,中央宣传委员会的书记是毛泽东。很奇怪,共产党一直是重组织轻宣传的,怎么这回组织成了刘少奇,宣传成了毛泽东?原因是1942、1943、1944年,都是以整风为主。整风是干什么?是思想教育,名义上属于“宣传”。所以,这时变成“宣传”决定一切了。1943年中央政治局作了决定,毛在中央有最后决定权。最后决定权一来,胡乔木就是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毛泽东的秘书。
但是,胡乔木当时与前辈们,与周围人的人事关系却是很好的。他当时为人谦和。所以,尽管他的地位那么高,那么重要,但是他个人的声誉没有受到损失,老前辈们谁都喜欢他,觉得他还是个年轻人,三十来岁。当时我们年轻人非常尊敬他,觉得他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却有那么大的本事,相当崇拜。总之觉得,在延安他是一个非常出众的才人。
我与胡乔木直接接触最多的时期
1943年,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关系紧张得不得了,需要一批通俗宣传材料,写好后拿到外边去换个题目出版(一直如此,很多人都做过此事)。1943年11月,胡乔木把我叫去,交给我一批资料,要我编写。这时中宣部的人,下放的下放,其他的老人全部靠边,才会叫到外单位的我。(那时我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归陈伯达管,我也是在被“抢救”后不久。)我把编写好的东西交上后,胡把我叫去了。是一天下午,很冷,胡生病躺在床上。他这个人,批评人,表扬人,都很简单,点到即止。他的原话记不得了,意思是,还可能改好。但是,他很明白地指出我文字的毛病。说我白话夹文言,还用了一些不妥当的名词、形容词之类,还有就是一些地方文句不通,全文文风不统一,总之,不大像样,只是未彻底否定。最后,他要我回去修改。
他这次对我的批评,我感念不尽,因为,很深刻,令我终生不忘。从此,我才知道写东西要注意很多方面,这对我是极大的帮助,也是一次“启蒙”。
我回去另写后交了。他可能觉得孺子可教,在1944年3月底把我调到中宣部去了。但不到个把月,他本人就调回枣园毛主席处去了。
我继续留在中宣部。干什么呢,谁也想不到。胡本人从1941年夏,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数年间几乎日日夜夜是忙于党中央最高层分清路线是非,即反对王明、博古、张闻天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极端政治路线的错误的斗争。但胡乔木因为个人的兴趣,要搞一套初高中结合起来的语文课本,这是他的“自留地”,千忙万忙也要种。田家英和我奉命参加这项工作。胡当时要我们编的语文课本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语文,选从古到今的,第二部分是文法,第三部分是自写部分,他要求把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作风教育以及科学普及知识(包括性教育)等糅进去写成课文。这一大片,他认为没有现成的文章可选,要自己编写。这个设想不错,要求高,但很难办。胡整天是尖锐的政治,吃不消,只好在背后种点自留地。
田家英主要负责选课文与写文法讲义,我负责写课文。我已写成了《生物的生殖》、《尽善尽美》、《百折不挠》、《先天下忧》等四五篇,题目全是胡出的,可见见解之高。为了编这个教材,胡把田家英和我调到枣园他的窑洞里。他的两个窑洞,是挨着的,一个他们夫妇,加上两个孩子住,他把办公的窑洞让我们暂住,他在自己住的窑洞的一张小桌上办公。于此,可见他对此书期望之高。
我们去过两次。1944年“九·一八”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二人背着行李到他的办公室。住了一个多月。1945年4月初,第二次叫我们去,一直到5月罗斯福死后,情况大变,不是再搞“的了吗呢”的时候了,我们才要求回到杨家岭。
这是我一生第一次在文字上受到胡乔木的“夹磨”,第一次在文字上得到严格的训练,比过去的语文教师好得不可比拟。
三年之后,即1948年5月前后,我从山东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团,同于光远等一齐奉命调回东、西柏坡。当时战争形势发展较快,估计不要太久就会进入城市,因此,陆定一交给我几件小工作,其中之一是编成十本党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先印一些,进城后再大印。陆定一说交乔木审查,他熟悉这些文件。胡乔木当时也没有什么大名义,是小新华社的社长。这也是以后才知道的。是社长也好,不是社长也好,反正归他领导,他的话大家自然都特别注意,1942、1943年以后,就是这个样子了。现在,人名辞典上查他,进城前,说是毛的秘书,新华社社长,并没有其他的职务。
我编的准备进城的十本小册子中,陆特别告知说,苏方已通过各种方式放言,中国是比铁托更大得多的铁托,处处逼中国表态,要编一本。苏联在1948年整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主权方面稍微有一点不同于他们的意见,就说你铁托是杀人犯、匪帮、德国的间谍等。指鹿为马,任意横行。中国没一个人相信,因为我们是把南斯拉夫作为模范的。“解放区”、“解放军”这名词是从哪里来的?是1944年后从南斯拉夫学来的,原来没有。我奉命编的这本书,尽是苏联骂铁托是匪徒的东西,你不把这个东西编进去,苏联就要整你。我编了它,到西柏坡去交给胡审查。关于铁托这本书,我特意起了三个名字,第三个《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不直接骂“铁托匪帮”,胡立即指着第三个书名说,“这个好,这个好”。胡这个人,批评人怎么样,一般讲,比较严格,但态度温和,至于称赞人,很难。如果要称赞你,一般说,“这样可以了”,“我看大致就这样吧”,就是很高的赞誉了。
审查完这十本书后,胡乔木问我在宣传部干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事。他说,你到新华社来帮帮忙吧。1948年11月或12月,我由东柏坡到了西柏坡的小新华社。新华社是很大的,西柏坡就那么大一块地方,只允许一个小编辑部存在。小新华社占一个院子的前半部,胡乔木直接抓。小新华社有军事组、文教组、政法组、经济组几个小组。另外有个名义上的评论组,实际不评论,胡乔木叫评论组,他自兼组长。评论组有范长江、石西民、廖盖隆、王宗一和我。我们在那里,干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回头来看,是胡乔木在办培训班。
一直到3月下旬进北京前,这几个月,我们受胡乔木的培训受益是很大的。他在文字上的要求非常严格,也很科学化。从政治、逻辑、语法、修辞各方面全面要求。在西柏坡时已经有电灯。我们大概在晚上7点上班,12点下班。快11点稿件发完后,胡乔木经常要召开一个没有名字的会议,现在叫讲评会,就是胡乔木的炉边闲话,他讲得实在漂亮。所有的人集中在中间一个较大的房子里,房间可以坐立二三十人,由他来讲。他主要讲在稿件中发现的逻辑、语法、修辞问题。这些问题经他一谈,觉得太多文章“一无是处”。这里的“一无是处”,不是贬义。因为他说得有道理,很深刻,不是苛求。大家非常喜欢听,像范长江这样的名记者,都常说,我的文章不通呀!我看是口服心服,真心的。可惜那时没有录音,如录下来是无价之宝。
这种训练,对人是非常有益的,而且终身受益。在这类问题上,胡乔木比别人高明得不可比拟。用他的一套来分析,凡是没有经过他改的文章,错误都很多。但是经过他修改的文章,有时也可能发生另外的问题:语法、修辞、逻辑等没有问题了,但也可能把个人的风格改掉了。这个问题还是要十分注意。胡的文章就不如陈伯达,尽管陈全不讲这些。
我一生愚鲁,如果说思想上、文字上受到一些教育,还是离不开陈伯达、胡乔木两个人。胡重视规则,陈重视感性。
胡乔木对“外国政治学术丛书”的批评及我的《申诉书》
1949年3月,胡乔木让我跟新华社一同进北京。进北京后,是他放我南下广州。此点是华南第二书记张云逸在北京告诉我的。1949年5～6月在香山时,胡叫我去作临别的谈话。我一进门,正碰着邓力群站起来欲出门,二人还在谈什么西伯利亚大铁道如何如何等,我估计邓是要到苏联去。此后我跟胡乔木的接触不多了。1954年我从广州调人民出版社工作,还是他主张。这是上级告诉我的。工作中需要请示的,我一般仍写封信请示他,请他秘书打个电话复示。为什么要请示他呢?因为他熟悉历史上的出版情况,别人不一定知道。“文革”结束后,我1978年回人民出版社工作,因为“外国政治学术丛书”,胡乔木认为我出了大问题。
出版这套书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我回人民出版社工作后,还是坚持“睁眼看世界”。我们出版社不够资格发起,我找了社科院于光远、编译局王惠德、出版署陈翰伯,由他们来发起,编“外国政治学术丛书”。选题小组所到之处,一片欢快,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制定出翻译近现代外国学术重要书籍97种,号称100种的计划。人民出版社负责事务工作,打印出来,寄出征求意见。人民出版社的政治编辑室竟寄了一份给胡耀邦。这个做法是很不妥当的。哪晓得过了几天后,收到一份回件,还有胡耀邦的亲笔信,是这样写的:
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贫乏得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该指定一二十个有水平的专家再精选一下。
胡耀邦7·21
这是1980的事。这封信档案中应该还保存着。
当时,出版界多少形成了一些新鲜空气。但很快地,1982年开始了反对精神污染等运动。当时什么是“精神污染”,没有一个人搞得清楚。我们单位的人事科长已经如执行圣旨一样,望风而动,发动女同志剪头发、剪裤脚了。反精神污染,新华社发消息,一个××,一个×××,出面支持这个运动。两个都是老前辈,有名的作家。
一时全国紧张起来,以为一个什么“革命”又要发动起来了。先是批周扬,周扬一气,得病,从此不起。周扬犯了什么罪?他说,要讲点人性,要讲点人道主义。胡绩伟跟王若水,在《人民日报》大会、小会上被批判,都撤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点敏感性都没有,没有感到后边会连着什么单位了。但是我已感觉工作做不下去了,又要变成文件出版社了。1983年夏我辞职,不是躲风,而是感到工作难做了,辞职后就不去上班了。但是,1984年2月到3月,胡乔木本人专门为了这套书,要人民出版社编辑组长及副处级以上的人到宣传部去听转述他三小时的批评。第一次我不在京。第二次又叫了人民出版社三个负责人去,命令说曾彦修必到。胡乔木一人对我们三人批评了三个钟头。这个会是专门为我而开的,但我始终未讲一字。
按照常理,当然又是下级沉痛检讨,请求处分……这回我不想再演出这个“周期律”了。因为,历史证明,那套东西,其实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变种。这一次我没有屈服(因为,看来势不是屈服能解决问题的),不但没有屈服,会后,我写了一本将近三万字的《申诉书》——不敢叫“抗议书”。(我这个《申诉书》全文,当时因感到来势不同寻常,也同时送呈了中纪委。)我在《申诉书》里说了胡耀邦关于这套书的批示:
今年(按,指1984年)3月5日胡乔木同志找我们(曾彦修、张惠卿、陈茂仪)谈话时,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同志当面向胡乔木同志念了耀邦同志的批示,但胡乔木同志听了后,随便说了两句:“耀邦同志是一般说说,不是对你们人民出版社说的。”但是,我以为耀邦同志的批示绝不是随便说说,这个批示在党的理论研究上将会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他认为必须熟悉国外的理论情况,“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把问题提得很高,正确而又必要。第二,这个批示是直接回答人民出版社的,批示中还用了“你们”的话,怎么能解释成为不包括人民出版社在内呢?第三,正因为只是对人民出版社说的,所以,才会觉得一下子搞这么多书,计划太大。如果对全国说的,能够说只翻译百把本就把这项重要工作停止了么,显然不可能作这种理解。
胡那天同我们三人谈话,提出了一个新原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我在申诉书中引用了:
乔木同志3月6日谈话,提出了一个十分新奇的原则,他说人民出版社1978年订的出书方针(曾按,那时我还未到北京),“这个方针讲了些漂亮话,不切实际。……里边还有一个矛盾,或者叫界限不清,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是宣传马列主义,怎么能并驾齐驱?不太明了。”
我在《申诉书》中觉得此事特大,作了一些质疑,说:“这段话确实很难使人明了。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时,并没有说过它同宣传马列主义不能并存。……乔木同志这种批评,是自‘双百’方针提出后我第一次听见的。如果说‘双百’方针只限于文学艺术,恐怕也不对,因为文学艺术方面主要的是‘百花齐放’,一涉及‘百家争鸣’,就不可能不包括各种人文科学在内了。”《申诉书》说:“……不管哪里都要坚持马列,也要坚持‘双百’,从未有人批评过两者并存是错误的。”我引用了1954年以后,中央、中宣部、出版总署的几次指示,实际均是“坚持马列”与“双百”同时强调的(篇幅太长,此处一律省去)。
当然,根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一定仍然要以一百几十年前的观点去看它,恐怕就不太适合时宜了,处处也行不通了。
我的《申诉书》主要谈了我这个下级与批评者的总分歧,即上面提到的坚持马列与坚持“双百”方针是不是不能并存的根本问题,此外,对胡乔木指责我们最多最尖锐的三类问题,我也做了明白回答:
一,是公开为托派、布哈林翻案的问题;二,“反苏”(指当时的苏联)问题;三,散布其他一些共产党的理论、纲领问题。
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年,胡乔木和×××做的一些事,知识分子都非常反感,动不动就触网,颇有寸步难行之感。但是像人民出版社这样具体小事,一般人不知道。实际上是他说了些30年代的老话,并不是科学问题或政治问题。我不得已,只得来个全面抗诉。我在《申诉书》中几次向他要求,要他向我道歉,这似乎是过分了似的。一般,上级批评过分、批评错了,均不宜做此要求,因为这似乎是以过分对过分。但我这情况大不相同:我们在多种书籍中都说明那些“应该法办”并且“已经法办”的人,原来都是不应该“法办”的,当时中国在搞多种“平反”,我们出几本书证明,苏联已早搞了。这就不但是“立场”错误,而是我已经被置于触犯刑法的地步了。当然我就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了。这有点像大逆不道,这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感到过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人权。难道我们连人家自己都已说了几十年的话,即是枉杀了无辜的话,我们在过了二十五六年之后才介绍一点过来,也不行吗?难道斯大林的大屠杀是“三七开”吗?还要隐秘这个吗?因此,我实在是被逼上梁山,不得不以身试法的。我注意过,在此五年之后,即1989年,中国才能公开地承认斯大林杀托洛斯基、布哈林等是错误的。因为这时再不承认就是在同苏联人民作对了:他们的最高法院正式在1989年发布平反判决了。这时只有一个可能了:要么斯大林杀得对,要么,最高法院平反得对!
胡的外表与内心似乎大有矛盾之处
胡的一生表现出来的似乎全是政治(“文字改革”可能例外),似乎全是苏联的政治与毛的政治。但他内心的许多想法,似乎又不一定是如此的。
中国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外文主要从日文转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著作逐渐多一些了(但是并不很多),但其中多是斯大林在30年代思想专制下的产品,是他的部下编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哲学是米汀、尤金等(斯大林培养的哲学界的造反派头子之二),文学、艺术是日丹诺夫,离马克思主义很远很远了,通通都是“教程”,不是说理的。要你记住的,只有一个:公式。集大成的,是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恐怕没有人没受过这部书的毒害。这部书说到底只有八个字:个人崇拜、恐怖镇压。它对中国的影响是太大了。在中国,取得政权以后的那一些作法对吗?例如,农业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对吗?“反右派”对吗?大跃进对吗?大炼钢铁对吗?庐山会议拒谏并硬着头皮扩大错误对吗?文化大革命对吗?打倒一切对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对吗?胡的诗“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的晚年心理状态似乎不甚好懂了。
胡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在我同他的某些接触中,感到他的内心世界有时似乎与他公开表露出来的东西并不那么一样。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1944、1945两年,田家英和我到他窑洞编语文教材,几个月,天天见面。这个时候,知道他非常赞美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等教授。田家英问,徐志摩、戴望舒,他们的诗选不选?他说,要选,“五四”以来代表性的东西,要选啊。你这个语文,在中学兼文学史的性质,读到五年级的时候,《诗经》、《楚辞》也要选一点。田又问到一些人,胡答,只有汉奸不选,周作人不选。所以从他的这些赞美,你想他会赞成把陆侃如、黄药眠、陈梦家这些学者、文学家打成“右派”吗?
在延安一年多由他具体指导编语文课本期间,知道了他的一些具体看法。以他的这些具体看法,来执行解放后的文艺政策,他会是自愿的吗?
第二个例子。
他对我们自己“赶任务”的创作,内心其实是不大赞成的。1948年秋,一天下午他让我跟他到陆定一那里说我临时调到新华社的事,走了几步,他说不必了,打个电话就行了。我回东柏坡,他说他也想走走,同我走了几十米吧,路上他因刚谈过南斯拉夫事件,突然说,他们还要给我们斯大林奖金呢。我莫名其妙,问什么奖金。他说,想给丁玲奖。我问,奖什么?他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此书在1948年可能已经印出来了)。我说,斯大林奖是发他们国内,发给我们……他说,“这还不是跟欧阳山的南区合作社《高干大》一样的东西吗?”他漏出这句话,我吃了一惊,哪敢多问半句。所以我觉得胡乔木的内心世界和他表现出来的,恐怕有时相当不一样,这回,这句话是在无意中暴露出了一点点。他对于主题先行赶政治任务的东西,内心并不感兴趣。他公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高举政治第一的旗帜,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第三个例子,是胡致周扬的诗。周扬在被公开大张旗鼓地批判后,得了重病。胡送了他一首诗。是安慰么?不像。是道歉么?不像。是解释么?更莫名其妙。这首诗全诗是什么“问剑”,问他自己的宝剑是怎么会自动飞出剑鞘,去伤了战友的;末了,又是“拥抱着一对战士”。人人看了都为之瞠目:这不是对身受者火上浇油么?这是问宝剑如何会自动飞出剑鞘去伤了战友的?那么严厉地去批判了,怎么又会来这么一首莫名其妙的诗呢?这种矛盾,实在是到了令人十分惊异的程度。身居九重太久了,心理状态变化了:不管你说什么,人人都得甚至都会无条件地件件相信似的。哪知情况变了,效果大大不同。
既往与将来
在1976年解决了江青问题以后,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前瞻”问题,“将来”问题,是如何摆脱过去的羁绊,而逐步走上新路的问题。过去是非善恶的标准,决定于“最高指示”。在新的、根本重要的历史关头来临时,应该决定于“国是”前途应该怎么办。这时,逐步出现了邓小平,出现了一系列根本性与带新的历史开拓性的新提法。
邓小平自上世纪末以后,几年间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新理论(当然也有其他领导同志提的,此处以邓小平为代表)。我对此缺乏系统的知识,凭印象的深刻程度与我听说的大致顺序,首先想到约有下述几点(大意):
一、在没有极为特殊干扰的情况下,发展生产力是我们永远不变的根本任务。
二、在对外事务中,我们要采取“韬光养晦”政策。
三、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流。
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以上第五项,据多年来各种长文介绍,小平同志是立即出面坚决支持了这个原理,所以我没有把它放在最前面。)
以上这些,显然是与1976年以前大不相同的一整套势在必行而又可行的长期国策,同时又是理论基础。仅仅以上这些,已经是一套全新的、不能不执行的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的杰出体系的一些要目了。这些理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高度拥护。但也有一部分人对这些理论原则持怀疑态度,并在不同场合下对它们或其中的某一项长久持怀疑态度。我以为,有怀疑并能以某种方式或多或少表达出来,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大进步——当然,这要有双方都同样的表达自由才好。这当中我有个印象,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胡对此类问题,似乎没有发表过多少意见、指导与号召。这些事在我看来,是比坚持已往的任何东西,都是重要到不可比拟的。梁启超有名言:“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唯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唯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这段话的教训很深很深,恐怕对谁都是一样重要的。
(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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