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的到任和离职
[ 2010年第8期 朱厚泽的到任和离职 ]
1985年夏,朱厚泽同志从贵州省委书记任上调来北京,接替邓力群同志任中宣部部长。当时中宣部的办公地点在和平门路口西南侧的一栋塔楼里,与中国邮票总公司为邻。机关大门东向临街,入门只有很小的院子,停不了几辆车,局促狭小,各局室的办公用房都不宽裕,是中央机关几个部门中办公条件最差的。
那时我是中宣部普通工作人员。1985年7月24日(星期三)上午8点半全局开会,传达周一上午部里吹风会的部分内容。其中提到,中央政治局最近开了会,专门研究党代会的筹备工作,决定部分调整中央领导班子成员。按照干部“四化”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原则,对三个委员会成员都有所调整,补充一些年轻的同志。政治局认为,十二大选出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成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永远保持活力,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新老交替,立一个好的规矩,从中央开始做榜样,以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能够长治久安。为此,政治局决定,由乔石同志接替陈丕显同志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由尉健行同志接替乔石同志任中组部部长,由朱厚泽同志接替邓力群同志任中宣部部长。会议还确定,由胡启立同志任党代会筹委会秘书长,乔石、田纪云、王兆国、周克玉同志任副秘书长。
朱厚泽的到任
1985年8月19日,朱厚泽同志和被任命为常务副部长的王大明同志来中宣部履新,陪同他们来报到的有乔石、邓立群、尉健行同志。当天参加会议的范围不大,只有各局正副局长,我们普通干部是第二天在各局听传达了解具体情况的。
在新部长见面会上,中组部部长尉健行首先介绍了朱厚泽的情况:1931年出生,贵州人,汉族,1949年3月入党,1950年5月参加工作,1949年考入贵州师范学院,大学一年。1950年至1953年,任贵阳团市委部长、书记;1953年至1963年,任贵阳市烟草公司经理、市化工局长、市经委副主任;1963年至1965年,任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65年“四清”时受到错误处理,“文革”中受批判、冲击。1973年至1978年,回到贵阳市等待分配工作。1978年8月,得到平反。1978年至1982年,任贵阳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1981年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一年。1983年1月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分管省委常务工作和理论工作。1985年3月,任贵州省委书记。
接着,乔石同志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对朱厚泽和王大明两位同志,我都不大熟悉。按照中央选人的标准,决定朱厚泽任中宣部部长,是比较合适的。宣传部是中央重视的部门,主管理论宣传战线,任务很重要,党中央寄予很大责任和希望。朱厚泽和王大明两位同志到任后,要调动全部同志的积极性,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做好工作。中央确定,今后胡乔木、邓力群仍分管思想政治工作战线,他们会经常过问、指导朱厚泽同志和宣传部的工作。
邓力群同志随后也讲了话。他说,中央关于领导班子调整,有明确的方针,是为了保证中央领导和政策的持续性,需要新老交替,原则上过了年龄界限的都要下来。同时,把符合“四化”标准的同志选拔上来。这项工作,一年多来已很有成绩。中宣部原任正副部长、顾问,年龄都已过线,最年轻的贺敬之也已61岁。大家一致同意,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和重大步骤。我也很高兴,自愿退下来。今年我到四川、贵州前,曾向中央反映,提出我们的意见,希望中央从中青年中选拔既做过实际工作,又有理论基础和兴趣的同志。到7月8日,得到正式通知,经各方面征求意见,中央人事安排小组向中央提出两个同志。大家认为,朱厚泽、王大明两位同志是合适的,一致同意他们到中宣部任职。他们好的条件不只是年龄,还有政策理论水平。朱厚泽在“四清”时受到错误处理,到平反前,这一段包括等待分配,长达16年,是很大的坎坷。朱厚泽利用这一段时间读了不少书,既有社会科学又有自然科学。他在错误处理前做实际工作,处理后没有消极,而是认真读书,并且读进去了,这是很难得的。这对于他今后的工作,对他做宣传部长的工作,是很好的准备。我看过他写的文章,其中两篇在《理论动态》上发表了,有一篇是讲新老交替中的问题,作为中青年干部应如何正确对待,说最主要的是加强工作实践、理论修养、文化知识,使自己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是很值得赞赏的观点,同我们党的性质、选拔干部的要求,是完全合拍的、一致的。说起来,这好像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目前党内党外有多少人注意,写出这样的文章,这一点作为宣传部长尤其重要。王大明同志我接触不多,听过一些同志介绍,他对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工作、如何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这一段北京市的宣传工作有明显的进步。这两位同志到新的岗位上工作,合乎我们事业的要求,我个人完全赞成、拥护。
今后的宣传工作,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等同志这一段特别关心宣传工作,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今后就按这些指示开展工作。小平同志说,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要坚持这个方针。在这同时,过去讲两手,一手是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另一手对严重犯罪分子要打击,今后还要坚决打击。最近他又说,还要加第三手,进行经常性的思想工作。主要内容,书记处多次讨论,就是邓小平讲的“四有”,最重要的是理想和纪律。今后要结合各条战线的实际情况,看如何把中央提出的要求,分别解决,加以执行。我们的方针有了,干部也有了,毛主席讲领导就是出主意、用人才,这两条具备了,加上宣传部原有的同志,共同合作,互相帮助,同心同德,把中央的方针和任务一个个加以贯彻实施。
中宣部经过一年多整党,不是没有问题,但总的讲,我当部长这3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团结问题不是尽善尽美了,工作也不是没有缺点,但在照顾大局的问题上,从上到下,绝大多数同志是顾大局的。希望今后做得好上加好。过去的问题,有那么一点疙瘩,不要影响今后的工作,不要使朱厚泽同志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为难,有问题找我来谈。朱厚泽同志作风平易近人,能平等地商量问题,大家可以信任。
时年54岁的朱厚泽最后作了表态性的讲话。他说,刚才乔石、尉健行、邓力群同志讲的,关于我个人的部分,是对我的鞭策、希望。我们党确实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但前进中不可能不经历曲折,个人的坎坷与之相比算不得什么,只有奋力向前,以弥补流失的光阴。尉健行同志介绍我的简历,确切地说,我的文化水平只是高中,大学进去了,但没有念完。其他方面的知识更差,看了些书,也是支离破碎,零敲碎打。我长期做基层工作,书记处找我谈话时,我心里很不平静,真的感觉诚惶诚恐。十年内乱,把许多老同志的时间耽误了、丢掉了,也使青年同志的成长受到影响。我们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挑出来担负过渡工作的。我实际上已经是老头了,耀邦同志说年富力强,那应该是40多岁的同志。可许多老同志在“文革”中耽误了,年轻同志也受到影响。现在让我们做这个工作,对我们是信任,也是检验。按我自己的条件来讲,是不适应的。但党作了决定,我们不能开小差,只有用鞠躬尽瘁来勉励自己。
朱厚泽说,对今后的宣传工作,中央领导同志都有明确指示,对我们是大好事,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我们只有尽量努力,在书记处的领导下,尽可能完整准确地掌握中央的方针,认真贯彻执行。工作中错误可能难免,但要避免犯大错误,而且有了小错及时改,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完整准确地传达出来,把群众中发生发现的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上去。
朱厚泽说,我最近看到李先念同志一个批示,新华社记者随云南报告团到各地作报告,所到之处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余秋里同志说,这是最有理想的人讲理想,最有纪律的人讲纪律,所以受欢迎。新华社记者建议,应该让这个报告团到全国都去讲。希望我们能把这件事落实好。由此可见,中央的同志不仅在大的方面考虑,在具体问题上也有很多指示。我们要把宣传战线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不偏离中央的方针,积极贯彻中央的方针。我作为宣传战线的一个新兵,虚心向同志们请教,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出现问题也请同志们及时批评指正。
朱厚泽在正式接任的第一天,就从一件具体事务上,开始考虑、研究、落实思想宣传战线的工作了。这件事的由头是,1985年8月14日,12个新华社记者给胡耀邦同志并党中央写信,建议组织云南前线英雄报告团到全国巡回演讲。新华社将此件分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赵紫阳、余秋里、习仲勋、胡启立、邓力群等同志。8月15日,李先念批示:“此件很好,请耀邦同志阅酌。”胡耀邦于8月17日批示:“将先念同志批的此件转启立同志阅后转朱厚泽、王大明同志并中宣部同志考虑办。组织先进人物到群众中去演讲,对人民进行教育,除前线英雄外,也还有别的一些先进人物。问题是要我们有计划地当做一件大事来抓。请中宣部负责落实。”
但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主持全国宣传工作的朱厚泽部长,却未见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热闹,而是谨言慎行,低调不张扬。他在部内分别与各局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在宣传思想战线与各口各单位人员广泛接触,直至1986年春季,开始提出“宽容”,继而提出“宽厚”和“宽松”,即对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有不同意见的人,采取宽厚一点的态度;争取使整个社会政治空气、思想文化环境搞得更宽松、有弹性一点。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带有启迪性、开创性、变革性的新方针,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三宽”部长。而他多年后也坦承,这是他在中宣部不长时间的工作中,提出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主张。
朱厚泽的离职
政治变幻,世事无常。改变人生命运和历史轨迹的很多社会变动,常常是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降临的。从1986年10月下旬开始,在全国10个省市16所高校发生学潮苗头,学生从对伙食水平低、校内治安差等问题的不满,贴出大小字报,发展到提出政治性诉求,要求自下而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掀起第二次“五四运动”。终于在12月8日,安徽工业大学上千学生上街游行,以后迅速蔓延到上海、广州、杭州、南京、北京,形成全国性学潮,并最终引发了导致胡耀邦辞职的大政潮。在这场剧烈的政治动荡中,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个被公开点名批判后被开除出党的人,受牵累最重的,就是朱厚泽了。
朱厚泽是1987年1月28日被正式宣布免去中宣部部长职务的。此前的1月20日下午,中宣部召开全部工作人员大会,事前专门通知由朱厚泽部长主持大会。那次会上,由王大明传达了中央二号、三号文件及政治局生活会的有关情况。朱厚泽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全部的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中央的文件、公报及讲话,按照中央的部署,努力做好思想文化战线各方面的工作。在着重抓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同时,对过去一段时间部里和思想战线的工作,对我本人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帮助我回顾、检查、反思。他在会上宣布,部里的日常工作由王大明主持,他将集中精力,清理一年来部里发出的文件和他的讲话。朱厚泽还宣布,书记处会议决定,宣传文化工作由邓力群分管。
我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自己的感受:“下午召开全部工作人员大会,由朱厚泽同志主持,朱部长似乎是板上钉钉的耀邦那条线上的人,实际上已经被晾了。因为事先通知是他主持会议,所以到会者极踊跃,放映厅几乎坐不下,我就从来不知道部里有这么多人。不过会议实在让人失望,朱厚泽只在开始讲了几句话,然后是王大明传达中央二号、三号文件。最后厚泽宣布,部里日常工作由王大明主持,他集中精力清理一下过去一年多中宣部的工作,重点是中宣部所发文件和他的讲话。这无异于正式宣布靠边站、等候处理了。”
处理很快就来了。1月28日上午,中宣部召开全部工作人员大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的王兆国,与邓力群、朱厚泽、王忍之一起到会,王兆国宣读中央1987年18号文件,由王忍之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免去中宣部部长职务,改任书记处农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接着,朱厚泽作了极简短的表态性讲话。他说,我来中宣部工作一年半时间。来的时候,我就提出自己不适合这项工作,但按照中央的决定来了。现在仍按照中央的决定,接受新的任命。来的时候违背本人意愿,但服从组织决定;走的时候服从组织决定,也符合本人的意愿。
朱厚泽说,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完成在这里的工作。我做得好的,有你们的功劳;做得不好的,由我一个人负责。我相信,在历史面前,任何人的功过是非,都将得到历史的鉴定。在我工作期间有什么问题、毛病,欢迎大家提出来。此时他站起来,面向挤满放映厅的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朱厚泽的离职感言,短到无可再短,但算得上不卑不亢、不愠不火了。大家对他的讲话和鞠躬,报以热烈的鼓掌。
接着,新任部长王忍之也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中央让我到中宣部工作,我本心是不愿意的,因为我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与这个职务不相称。但组织作了决定,我只能服从。在中央领导下,依靠各级组织,和在座同志们的支持,大家一起努力工作,如果不只是在口头上,实际上也这样做的话,相信我们是可以完成本职任务的。来中宣部之前,赵紫阳同志找我谈过话,只提出两条,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们今后的工作,无论是团结大多数,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都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王忍之的讲话,也获得在场同志的掌声。
在会上作压轴讲话的,仍然是主管宣传工作的邓力群。他说,一年半以前,我也在这里参加了类似的交接工作的会,当时是我把中宣部的工作交给朱厚泽同志。今天王兆国同志来宣布,朱厚泽不再担任此职务,由王忍之同志担任,又是一次交接。上次我讲了一段话,今天还要再讲一点。中央的通知是正式任命,但今天有个不同,即朱厚泽同志的工作,一年半以来,是不适应的。他来的时候本人就有意见,但经过胡启立、乔石同志的说服,他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但一年多来,他并不适应,所以需要改变工作。同时我要说明,朱厚泽同志的工作确有失误,并不只是不适应。当然朱厚泽的失误他本人有责任,但主要责任还是胡耀邦同志。胡启立同志讲了,他也有一定责任。在党中央的生活会上,启立同志作了很诚实的检查,我觉得是好的。由于这些原因,朱厚泽到农村发展中心工作更适合。在作这个决定之前,我奉中央委托,找朱厚泽谈了话,他提出要有一段时间清理自己的思想,中央接受他的意见,要求他先报到,然后就请假,时间长短自己决定。朱厚泽要求在清理思想时,中宣部把他讲的整理成文的东西交给他,作为清理思想的材料,我觉得应该充分满足他的要求。除此以外,一年半来,同志们如果有意见,最好采取书面方式反映给他,前提是事实要有依据,不要上纲上线,如实反映意见。这些意见先交机关党委,看看是否符合事实,如果不符合事实就不要送了。如果朱厚泽愿意找同志们谈谈心,交换意见,也可以,但不要开大会小会的揭发批判,这不是现在中央处理问题的方法,但这并不妨碍同志们提意见。
邓力群说,上次我讲到,议论提朱厚泽任中宣部长时,我看过他写的两篇文章,一篇写得很好,是讲从中青年中选拔干部,作为中青年干部,应使自己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这方面他讲了许多意见,这是个好文章。这次他的工作有点失误,是妨碍还是有利于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呢?毛主席讲过,犯了错误,只要认识得当,可以转变为全党的宝贵财富。恩格斯也讲过,在错误中也可以认识真理。如果采取相反的态度,消极、悲观,有埋怨情绪,把责任推给别人,这就不利于使自己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希望他是前一种情况,在清理思想以后,重新看看他那篇文章,这是我诚挚的希望。
邓力群话锋一转,明显加重了语气说,功过是非,历史自然会鉴定,但自己不能等待,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所谓环境的影响,大家都碰到过这种情况,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自己就不需要探讨了吗?不应只等待历史评价而无须思索、无须探讨、无须研究、无须前进了,应该积极地做好自身的工作。不远说了,现在是大是大非时期,耀邦同志已经作了自我批评,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会议上大家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为总书记,是不是这个问题也要等待历史去评价,耀邦辞去总书记,也是历史检验的结果嘛。对不起,朱厚泽同志说了前边那几句话,所以我要说这几句话,听起来可能不大顺耳,但我愿意说出来,供朱厚泽同志下一段清理思想时参考。
在大庭广众之中,面对如此直接和严厉的批评,朱厚泽不尴不尬,不恼不羞,面不改色,安坐如常。
邓力群最后说,我同王忍之认识很长时间,工作中联系也很多,他发表过同周谷城商榷的文章,此文在“文革”前,在哲学界有过很好的影响,当然他是在胡绳同志领导下,文章也征求过胡绳同志的意见。“文革”前我们也合作写过文章,“文革”中也间接听到他的情况,他是“财贸一小撮”,挨整挨了十几年。但他没有乱说,也没有被压倒,整个表现是好的。后来他参加了计委的工作,撰写文件等,长达8年时间,没有搞过邪门歪道。到《红旗》杂志工作,是别人提名的,开始计委不放,后来才勉强同意放他。到《红旗》后,同熊复同志合作,在“两个凡是”问题上,他不是主唱,是合唱、伴唱,犯了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严格按中央政策办事,工作中比较谨慎,在所有报刊中,《红旗》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好的刊物。当然《红旗》也发表过有缺点的文章,但宣扬自由化的文章从来没有发表过。王忍之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所以中央推选他上来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只要多听群众的意见,是可以完成自己工作任务的。中宣部目前特别需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里夫同志说中宣部不是铁板一块,要按照中央一、二、三号文件精神,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不管怎么样,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不允许违反纪律,发表错误言论。
邓力群同志的讲话,也获得了与朱厚泽讲话同样热烈的掌声。
(作者系北京资深报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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