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0年贵州粮政日记
[ 2010年第8期 1959—1960年贵州粮政日记 ]
1959—1961年,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饥荒现象,贵州省是饥荒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当时,我任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一职。以下是我1959—1960年间作为省级粮政官员所写日记的摘录:
1959年
1月1日
新年伊始,正在召开的县委书记会上,讨论的中心是粮食问题。经历了大跃进运动、精神大增产,有的地方,去年秋收后就闹缺粮,从会议的气氛看,最大顾虑是怕出现更大的粮荒。
1月2日
在地委书记会议上,根据中央指令和粮食生产大跃进的形势,确定了1958—1959年度粮食征购任务为36亿斤。秋收已经过去5个月了,至今入仓才25亿斤,其中就有5亿斤虚假数。再也没有入仓进度了。
1月5日
中央安排贵州调出粮食2亿斤,请示周林书记和徐健生副省长多次,他们一致意见是拒绝接受,并责成粮食厅向粮食部反映。省厅当然支持周和徐的意见,曾经呼吁过多次,但粮食部并不理会。
1月7日
徐健生副省长在县委书记大会上发言,对1957年兴义因缺粮而死人问题做了深刻检讨。他说,中央在武昌会议上印发了兴义事件的通报。(注:1957年兴义县弄虚作假,发生因缺粮造成数百人死亡事件,县委书记因此受到处分)
1月15日
晚,党中央召开电话会,彭真、谭震林、李先念三位中央领导都是讲粮食问题,会议中心是强调稳定农村粮食局势,防止在大丰收后发生死人问题。李先念讲,1958年大跃进不容怀疑,但成绩必须肯定,阴暗面不要宣传,我们认真对待就是了,群众大跃进一年,最后再挨一顿骂是不好的。
既然是大跃进粮食成倍增长,不容怀疑,为什么反而闹粮荒,又要防止饿死人呢?这种极其矛盾的现象使人难以理解。
1月17日
秋季油料收购任务2.6亿斤,至今才完成14%,财贸部为此专门召开了电话会,关键是大跃进使得劳动力十分紧张,不顾一切搞大兵团作战,油料作物采集、管理,无人过问。
2月2日
各专区粮食局长会开了3天,会上统计,有47个县农民自留的口粮不足200斤原粮,大丰收后农民留粮这么少,我看去年定产180亿斤值得怀疑。秋收后损失浪费惊人,这与敞开肚皮放开吃有密切关系。许多材料说明,秋收后4个月,每人吃掉了250斤粮食,三分之一的时间吃掉了二分之一的口粮,全国流传着“前4个月紧吃,后八个月吃紧”的说法,我们并不例外。
2月6日
下午听周林书记传达中央“各省第一书记会议”精神,全国一盘棋,鼓干劲、掀高潮。毛主席说,我不愿意住在北京,这里没有新鲜空气,武昌会议以后出了一股冷空气,要正确估计1958年的大跃进,肯定成绩、严肃对待缺点。我在想,是否把听到的对大跃进的不同声音说成是冷空气了呢?
周还说,中央分配贵州1959年上半年上调2亿斤粮食任务,我开始也是讨价还价,以后看苗头不对,痛快地接受了任务。中央问有什么困难?我说运输有困难,中央领导说,为什么要给你们修铁路?
2月8日 农历大年初一
在今天地委书记会议上,针对粮食产量越报越少的呼声,周林讲,1958年粮食产量180亿斤,不能再往下滑了。依我看,这还是一个谜,能有120亿斤就谢天谢地了,估计那么高,左算右算就是找不到粮食的去向。(注: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最后核实为104亿斤,比1957年不但没有跃进,反而减少了3亿斤)
2月17日 罗甸
县委冯书记和王局长陪同去沫阳、克度、通州和城关几个公社,发现食堂断粮的较多,有的只吃稀饭,城关公社死了7匹马。民间有传言,出了玉皇大帝,扬言要抢粮食仓库,弄得人心惶惶。
这里是桐籽产区,劳动力全部抽去大炼钢铁,桐籽烂在山上无人采摘,收购不起来,白白造成损失。得失相比,谁大谁小,值得深思。
和县委研究了抓紧抢种早熟作物以度夏荒,我建议他们尽可能多种瓜豆之类。县委立即给各公社发了紧张通知。
2月18日 独山
从县委程、刘二位书记的汇报看,情况不好。征购粮食进度才完成58%,但农村闹粮荒风潮已有多起,有的食堂已经停伙,社员不出工了。
从所到几县看到,省委决定的每人14两(即0.875市斤)原粮大都已经做到,但粮食的紧张空气仍然较重,甚而听到不少对政府、对大跃进有不满情绪,有的对大跃进、大丰收破口大骂。
2月25日 都匀
州委正在召开规模宏大的大跃进誓师大会,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挑战书、保证书和决心书高举在大会广场上。口号是,比1958年要有更大的跃进。今年粮食生产计划层层加码,省里给黔南的计划是39亿斤,地区分到县提高到42亿斤,县分到公社再提到62亿斤。据说金风书记压力很大,去年的大跃进,黔南在全省是属于中下游。
我把到几个县的情况向金风书记作了详细汇报。他说,他在四级干部会上的报告中都讲到了我所看到的问题。还说,全州粮食征购任务肯定完不成,能完成八成就不错了。
在都匀市粮管所长会上听到的反映是,今年农村粮食的困难将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普遍感到恐慌。
黔南之行使我增添了很大的忧虑,现在就有约四分之一的缺粮面,而且扩散蔓延开来的趋势很快。
2月28日 麻江
见到县委李、田二位书记,一直反映征购粮食任务压力太大,实在无力完成,同时农村缺粮需要返销,至少需要500万斤才能过得去。他们所谈到的数据和具体材料,我表示完全同情和理解。根子还是在粮食的产量上。
3月1日 凯里
州里还介绍,凯里是四县(雷山、麻江、炉山、丹寨)合一的大县,所反映的问题是已经有不少人往外流,有粮食问题,据说也有因坏人破坏。
在州委看到中央文件,批转广东赵紫阳调查农村瞒产私分粮食的情况,瞒产私分数额占到总产量的50%。各省都在开会、开展反瞒产私分。如果把粮食生产大跃进的成果寄托在反瞒产私分上,不尽适合各地的情况。
3月2日 贵定
县委余、冯书记介绍,沿山、平伐两个区粮食已经很紧张,有的断粮停火、有的只吃稀饭,严重影响到社员出工。和余书记到沿山跑了些社、队农民家里看,确实如此。我向县委建议,及早安排解决的措施。
3月7日
几天来,徐副省长急如星火,批评粮食上调任务完成不好。为完成中央安排的调上海粮食任务已经焦头烂额,和交通厅联系多次,始终由于汽车运力和劳动力安排不上,尤其解决不了农村集运粮食的劳动力问题。
3月9日
周林传达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毛主席说,现在各地党委与人民公社基层干部的关系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农村大闹粮食风潮,比1954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矛盾的实质是所有制与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带来的,造成这种紧张局面是由于“平均主义,贫富拉平”,“无代价上调劳力、物资”和“过多的回收历年农贷”,简单说,就是“平”、“调”、“收”起了破坏作用。
毛还说,去年秋收后,人民公社对粮食采取了“深藏远窖,站岗放哨,以保卫自己的产品”。是否可以这么看,这也是农民反对“一平二调”和对付高征购的一种自卫行为呢?
3月15日
近几天听到不少反映,不是这里缺粮断炊,就是那里停火逃荒,叫人心中不安,究竟真相如何?实在没有把握,但我觉得丰收后我们过多宣传,在农村一律不供应粮食的方针,这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
3月21日
胡崇山等几位厅、局长从遵义检查工作回来,汇报到那里的问题相当严重。粮食征购难以完成,近期闹粮荒风潮四起,以遵义、湄潭、桐梓较为严重,病人、饿死人事件不断发生。
3月24日
粮食征购任务32亿斤,入库进度还差6亿斤,再也没有进度了。徐副省长也感到再入仓的可能性不大了,也反映出粮食产量上有问题。
3月27日
和省交通厅研究2亿斤粮食上调的运输问题,他们的态度是运力极度紧张,钢铁是元帅,首先要保;木材、救灾粮也要保证,但汽车运力实在难以安排。
3月29日
许多省传来农村大量瞒产私分粮食的消息,可是在我省还看不到这类典型,各地区五级干部会上也看不到这材料,周林书记在省六级干部会上也讲,我省存在瞒产私分的严重情况,到处有“粮食让大嘴老鸹吃掉了”和“捉鬼拿粮”的传言。真相到底如何?我看不宜把情况估计过重。靠反瞒产来度荒将会落空。
3月31日
农村严重缺粮,各地告急电报不断。晚上省委召开地、县委书记电话会,徐副省长当机立断,宣布一条坚定明确的政策:“凡是发现有缺粮的地方,一律要先供应粮食,然后再去摸清情况。千万不要因为在摸清情况上贻误时机发生饿死人的事件。”这个口子一开,对减少出事具有决定意义,工作主动,但原先安排的3亿斤返销粮,肯定会突破。
4月3日
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已经开了3天,从各省汇报的情况看,是一片叫喊声。粮食的购、销、调、存都处在紧张状态中,为建国以来所未有。许多省的农村出现不稳定的局面,情况并不比贵州好。湖北有几万人逃荒,食堂已经办不下去了,下放到户的十分普遍。
各省发言中对密植都有一肚子的气,种一亩小麦要下五六十斤种子,浪费相当惊人,完全是违反科学的瞎指挥。余杰部长发言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我汇报压缩销量时,谈到压缩酿酒用粮,余部长马上插话,茅台酒用粮可不能压啊。
4月10日 北京
陈国栋部长传达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七届七中全会精神,毛主席说,粮食紧张,谁叫你们吹大牛皮呢?十年之内不准谈粮食彻底过关。李先念说,要闯过4、5、6、7、8月大关,埋头苦干,准备生一场大病过难关。陈国栋部长说,1958年粮食工作有两条沉痛教训,一是征购粮食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太乐观了。二是把话不要说满了,牛皮吹得越大,困难越大。
4月14日 北京
临散会时,部长找我个别谈话,动员贵州在第二季度争取超计划完成粮食上调任务。还说,前天晚上毛主席对李先念副总理说:“抓粮食调运要像打仗一样,每天要掌握进度,第三季度要度过难关。”我对赵部长说,现在我们到处闹粮荒,已经发生死人事件,上调任务难保,超额无望,贵州日子难过。
4月23日
党中央发给省委和粮食厅党组一份紧急电报,要求“各级党委当前必须把粮食工作当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粮食工作上实行更加集中的领导原则,实行统一调度,农村粮食供应只能在重灾区和经济作物区,在城市除保证重体力劳动者必不可少的供应以外,一切可以压缩的销量都应坚决压缩下来,各省上调粮食任务的调拨命令,必须坚决执行,必须保证完成……”电报重点极为明确:第一,粮食高度统一集中;第二,压缩本地销量,确保上调中央。
中央给一个省厅局党组直接发电报,从来少见。
4月26日
看到4月21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切实压缩粮食销量的指示》,要求把城市销量在当时的基础上压缩十分之一左右,同时合理压缩农村粮食销量,为了集中力量应付这个时期的困难局面,各地对中央下达的粮食调拨令,必须坚决完成。
4月30日
中央交通、粮食、铁道三个部联合召开电话会,强调保证上调中央粮食的运力安排,这项任务要提到党委当前工作的重要议程中。铁道部部长说,运力安排以钢为纲、以煤为纲都要服从粮食运输,尽最大努力保证上调和出口任务的完成。
5月1日
五一劳动节,普天同庆,北京50万人大会,贵阳6万多人大会,大张旗鼓地总结1958年大跃进、鼓干劲,争取1959年更大的跃进。晚间,大街上张灯结彩,灯火辉煌,可是商店里糕点、水果等所有能吃的副食品货柜上却是空架子。用外强中干来形容也是可以的。
5月3日
徐副省长从北京打电话说,中央安排我省第三季度上调粮食1.5亿斤,要如数完成。我是存在侥幸心理的,心想能拖过去就拖过去,谁知中央并不放过。
5月17日
在地区粮食局长会议上,清理了各地区粮食库存的大账。汇总起来各地区汇报的数字使人震惊、担忧。
现库存粮减少了2亿斤;
夏季粮食收购有2亿斤无法完成;
粮食销量要求增加2亿斤;
上调给省的粮食要求减少2亿斤。
这么一算,到秋收9月底只剩2亿斤库存。
危急!危急!
5月25日
省委常委昨夜开会,徐省长传达李先念副总理电话会议精神,说当前食用油的紧张程度,除了没死人,不亚于粮食紧张。要采取非常措施压销,研究出结果,城市供应压缩一半,农村不供应食油,保证出口任务的完成。
6月3日
周林、徐健生为出口食用油下了很大决心,命令我们连夜安排,指定由我亲自给各地委第一书记打电话,传达省委的意图,要采取紧急措施保证完成。
6月5日
今年夏季粮食产量已定为8亿斤,收购4亿斤,徐省长表示满怀信心。从最近入库进度看十分缓慢,我对产量表示有些担忧,也感到征购多了。徐却批评我右倾保守。
6月18日 金沙县
从县长邱继刚所谈的情况看,金沙县是全国有名的大跃进红旗县,农村出的问题反而严重,这是与浮夸风的严重程度分不开的。(注:据金沙县志记载,全县1959年总人口为33万人,1960年为24.9万人,减少8万多人。)
邱县长介绍用榨过油后的菜子饼做窝窝头的经验,我十分感兴趣,当即给徐副省长、李庭桂部长发了,建议大力推广。
6月20日 遵义
发现遵义不少地方为了完成夏粮征购任务,把农民留的种子都购上来了,这种劳民伤财的做法屡禁不止。
7月9日 大方
把长石、飘儿井两公社情况给县委书记杨本和做汇报,我谈到,要坚决制止在夏粮征购中,把留的种都收上来的做法。杨说,全县有40万斤种子入了库,顶了征购任务。
7月11日 普定
县委书记赵锋光一见面就强烈反映,500万斤夏粮征购任务,全党动员,全力以赴,才完成了300万斤,地委多次点名,现在实在没有粮食了。
8月4日
苗书记传达了周林同志在中央庐山会议让传来的电话记录,要反右倾、反松劲、鼓干劲,大战7、8、9三个月。这样,对180亿斤粮食产量又有希望了,比我们估计多出了五六十亿。
8月12日
全省财贸工作会(各地区财贸部长、粮食局长、财政局长参加)传达了中央指示,陈云说,粮食问题要靠政治吃饭,靠政治解决,李先念讲,粮食就是政治。
会议总结讲话,徐省长再次肯定了30亿斤征购任务必须完成。
我参加遵义、黔南小组讨论中都说,很多县将中央李先念讲的一句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精神传达到了基层,讨论中大家表示的决心,就是不留种子,也要完成征购任务。这造成了极大混乱,将来必有后患。
8月26日
传来一个重大消息,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说他们攻击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否定大跃进的伟大成绩,夸大缺点等等。
9月13日 仁怀
仁怀在征购入仓中问题也很严重,抢时间突击入仓,受灾减产的社、队也照样入仓。我去两个生产队,全是种棉花,也分配了征购任务。县委介绍中也讲到全县有5万农民种棉花也分配了100万斤粮食征购任务,已出现上午挑粮交征购,下午从仓库买粮吃。
虽然我所到之处,反复宣传不购过头粮的政策,似乎效果不大,不能不看到,征购任务压力太大的客观因素。问题还在上头。
9月15日 遵义
上午给四川粮食厅通话,他们压销的劲头很大,成都市居民每月口粮从24斤压到21斤,专区压到20斤,县、区压到19斤,熟食已全面收粮票。徐省长从北京来电话,向他汇报了四川的做法,他说要向四川学习。
10月9日
粮食部晚开电话会,陈国栋部长表彰了完成征购任务进度快的省区,四川省为全国第一,完成任务90%,会上介绍了经验,贵州完成28亿斤,也属较快的单位。
10月15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电话会,谭震林、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和讲话,中心是掀起一个以粮棉油为中心的农产品收购高潮,在政策许可情况下,尽可能多购少销,表彰了包括贵州在内完成粮食任务好的省份,我很担心征购入仓数字的真实性。
10月28日
近期来自基层的信息,反映购过头粮的情况很多,铜仁的报告中说,征购完成后,农村留粮很少,不少地方急于完成入仓。大都是不顾政策,不顾后果,“先入仓再说”的论调。
11月13日
在庐山会上八届八中全会毛主席录音报告,听了一天。其中讲到当前市场紧张是,他说,“无非是妇女头发卡子、肥皂、浙江的雨伞买不到”。没有讲全面紧张的局面,如此轻描淡写,这符合事实真相吗?
12月17日 贵定
黔南来人反映贵定有浮肿病,甚至死了人。今天到了贵定,县委书记陪同去了三个公社,到队到户一看,的确严重,已发现有浮肿病人2700多人,已死亡100多人,县里对此似乎还不具体了解,也不敢正视,公社干部不敢如实反映情况,追问详情时,吞吞吐吐,怕受批判反右倾。这是一种加重后患的危险现象。
晚上梁书记陪同去新场公社,到新巴管区看了几十户,这里已经一个月不吃粮食了,包括公社书记、队干部家家有浮肿病人,有的已不能站立、走动。
12月19日
党中央召开紧急救灾电话会,彭真主持,谭震林首先讲话,特别强调了全国大搞代食品度荒的重要性,并介绍了北京用槐树叶加工代食品的经验。采集槐树叶在北京已形成了运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讲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进京。彭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了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顾全大局保北京,并指令贵州紧急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当场表示态度坚决,即席部署,责成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保证完成。在我省浮肿病发展蔓延之际,迅速完成了粮食调运任务,为保首都北京尽了一份力量。
12月21日
把近期收到各地病人、死人问题的报告,综合向徐副省长汇报,他也深感发展蔓延严重,他明确了指导原则是,发现了问题,不要着慌,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强调统计数字,有问题立即拨粮,不要强调手段。这是他多次强调的,我是完全支持和坚决照办的。
下午给粮食部赵(发生)部长电话请示,贵州农村销售计划严重不足,请求中央增拨计划,赵满口答应,他说中央已经发现粮食减产购了过头粮的问题。
12月22日
收到修文县报告,全县有浮肿病5000多人,已死亡500多人。贵州市委书记对县委书记痛骂一通。另据市粮食局反映,各县都有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的现象。
12月24日 贵定
周林从北京打来电话,传达中央大力压缩粮食销售量的精神,他的意见,我省农村吃粮标准在12两基础上压到10两,城市供应也要大抓节约,减少销量。省委为此做了压销的规定。
12月26日
铜仁专区来人办事,我再三追问农村生活情况,很失望,一问三不知,明明石阡、德江、铜仁病人、死人严重,可是闭口不谈。看样子,好像有压力不敢讲。
1960年
1月2日
省委办公厅内参《贵州情况》刊登了各地农村断粮停伙、病人死人方面的内容。周林看到后,严厉批评说,粮食刚收不久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让办公厅做检查。我认为,这是与虚报产量及高征购有关,农民所剩口粮无几,过早出现断粮断炊。这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不承认不行,在党内通通气,引起人们警惕,是有积极意义的。
1月3日
毕节地区粮食局长奉地委书记指令,一天打来两次加急电话,水城铁路上马,要上民工10万人,本地无力供应粮食,请求省里紧急调运大米1000万斤。上这么大的项目固然是好事,无疑也加重了眼前粮食危机的程度。
今晚黔南州李占文州长又亲自从瓮安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和粮食局长跑遍了全县的社、队,发现这里灾情严重,浮肿病人已发展到4000多人,死亡人数有300多。
2月14日
周林在报告国际形势时,也讲了一大段农村生活。讲到,去年农村生活出了些问题,我们有官僚主义,死了些人。今年农村吃粮标准,四川是四四三(四两粮、四两代食品、三斤菜),我们是五五二(五两粮、五两代食品、二斤菜)。有些估产过高,我讲了多少次,等于放屁。就是不注意抓生活,不听打招呼。受灾地区要按十两(0.625斤)供应,按500万人、100天计算,有5亿斤粮食即可解决。
2月17日
遵义地区农村病人、死人问题相当严重,已成为很多干部的议论重心。特别是遵义县三合区的一个公社死了2000多人,更是出了名。有些人有质疑,为什么下边不报告?我认为不是不报告,而是不敢报。这跟反右倾、拔白旗大有关系,弄得基层干部顾虑重重,胆战心惊。
2月21日
读了一份中央文件,是李先念副总理给党中央的报告,李讲到,目前农村粮食问题有两种情况,一是资本主义势力大喊大叫不够吃,另一种是确实存在问题。干部怕反右倾而不敢反映。我对徐副省长说过,我们是对后一种情况认识不足,下边不反映真实情况的比较多。
3月8日
新华社《内参》转载:目前农村浮肿病人消息,湖北有28万人,江苏11万人,山东2.6万人,北京郊区也有发现。鱼米之乡的江苏也有浮肿病人,可能就是全国性的。湖北提出的口号是各级党委要“右手抓生活,左手抓生产”,第一书记要亲自抓生活。
3月10日
贵州省委2月24日给中央关于农村大办食堂问题的报告,把食堂提高到巩固社会主义阵地的高度。毛主席看了很满意,亲自批转全国各地。批语说,报告写得好,是科学的总结,全国要无例外的照办。并由李先念副总理组织学习贵州的经验。
3月15日
遵义地区传来消息,全区已发现浮肿病人18万,已经死亡的有6万多人。但据多数人的反映,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
3月27日
粮食部电话通知,国务院和李副总理决定,要在贵州召开食堂现场会,各省粮食厅局长参加,省人委确定由秘书长张树成、史铭林和农委、财贸部、粮食厅负责筹备,开了几次筹备工作会议。政府办公厅负责接待工作。
4月13日
由国务院指派粮食部陈国栋部长,率领全国各省市粮食厅局长参加的粮食现场会,从4月3日至12日在贵州活动10天。周林亲自接见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镇宁的花江食堂、花溪大寨食堂、都匀全民食堂。评价最好的要算全民食堂了。
就在食堂会议期间,农村浮肿病还在快速发展蔓延,外省同志对我说,看到你们农村群众面色很不正常呀!
4月21日 合肥
全国财贸书记和粮食厅长会议上午9时正式开会,首先是李先念作报告,他讲完全国当前粮食形势后,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落实刘少奇同志指示,‘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要把这句话具体化,就是怎么管、怎么包”。当前的任务是要把人民公社的粮食管理好、使用好。
李副总理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公布的数字是5400亿斤,我看没有那么多,至少也在4800亿斤吧。(注:最后落实按统计数只有3400亿斤)
4月22日 合肥
各省书记们在大会上汇报了一天。
李先念讲,1959年的粮食征购任务1200亿斤,这么大的灾,又增加了100亿斤,这是犯错误。讲到购过头粮的问题,他说,事先要打招呼,不能购过头粮,但实际上难免,今后几年都难免,不要强调过分。我感觉,这么讲,不是开了个口子吗?
山东省委书记发言引起了共鸣,很有代表性。他说,上报粮食产量,上边一批评,下边就多报,生活安排不下来,他们也不吭气,人死了他们也不报,这是出问题的最大原因。各省发言,都讲了类似的情况。我省遵义死那么多人,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4月26日 合肥
国务院财贸书记会议的成果是,做出了生产大队统一管理粮食的决定,明确了粮食收、管、用各个环节的政策、制度。全国争论很大的问题就此结束。对贵州来说,这不是个新问题,已有青海省就是这么做的。
5月9日
看了几份中共中央文件,都是紧急调粮救灾的。3月份李先念的报告中要求,各省省委把调粮工作当做一项政治任务。4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为京、津、沪、辽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抢时间把一切需要调运和能够调运的粮食尽快集运外调,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这些城市就有脱销的危险。
5月24日
省委秘书长褚振民通知,叫我下午3时去省委,参加向党中央工作组汇报灾情。省委向中央重点汇报了遵义、湄潭、桐梓等七个严重灾情县死亡3万多人的情况(之前,省委已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上述死人事件)。我只提了一条,请求中央在6、7、8这三个月停调贵州的粮食。
6月1日
遵义、湄潭等县死人问题,省委向中央请求处分的电报我看了一下。周林说过,我们不年年检讨了,请求中央少调粮食,我们死了人大惊小怪,别的省死人都不吭气。我也听到外省饿死人压盖子不上报这类消息。
6月3日
晚,粮食部开电话会,陈国栋部长向全国告急,京、津、沪、辽粮食空前危机,全国粮食库存只有240亿斤,比历年来都少。会上宣布了各省上调粮数。安排贵州6月份上调6000万斤,三季度上调2.1亿斤。会后立即向常委会作了汇报。会上冷场,大家谁也不表态。只有徐省长向粮食部大发雷霆,说,有粮不调是犯错误,调走了农村出问题也是犯错误,粮食厅算一算账,能调就调,将来出了问题你们负责。看来,省委向中央请求不调粮的电报一点作用也没起。
6月17日 桐梓县
何专员陪同,去桐梓检查了两个食堂(高桥和红光),在红光大队开座谈会一直到夜半三点,这里购过头粮的情况严重,农民往返背粮,劳民伤财。过去能挑120斤的,现在只能挑五六十斤,农民体质严重下降。
桐梓县长反映,现在干部不宣传“生产自救,自力更生”了,我们曾宣传过“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的口号,助长了农民依赖国家的思想。(注:新编桐梓县粮食志,全县因缺粮导致非正常死亡人口近4万人)
6月24日 习水
按赵副省长指示,到习水、赤水去一趟。
昨晚在桐梓住了一夜,听到议论最多的是在反瞒产中的强迫命令严重,捆绑、吊打成风。公社书记亲自上阵,动手打人,往下一级打一级,反不出瞒产就反右倾,情况十分惊人!
和耿唤民书记一起去良村、温水两个公社,看了六七个大队,一直没有发现反瞒产反出了多少粮食的情况,对此我是没有多大信心。温水特别是妇女患子宫脱垂、停经有很多。
在良村,发现这里地、县委工作队有种倾向,就是只抓生产、回避抓群众生活。怕惹祸出事,承担责任,对食堂生活是一问三不知。
6月28日 赤水
县委汇报说,小麦征购任务太重,不少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留够,到小麦播种时,还得供应种子。
四川合江县九支区与赤水县一水之隔,想了解一下四川情况。去九支后区委书记说,今年小麦估产810万斤,实际只有260万斤,高估了两倍。现在就有三分之一的食堂断炊。他陪我去看了第三食堂,已有3天不吃粮食了,浮肿病、死人早已发生。我向书记建议,你们不要再等上边了,赶快供应粮食吧!书记很感激。我看四川管辖的地方不比贵州好。
7月29日
中央下达给我省的上调粮食计划:7月份2000万斤,8月份3000万斤,9月份5000万斤。这比原定的每月上调7000万斤稍有减轻,感到轻松了些,我们为上调粮弄得筋疲力尽。
贵阳市报告,粮食库存告急,只剩下1600万斤库存,请求省里急调,过去库存告急数是三五千万斤,现在只有千多万斤,确实到了极限。
8月10日
周林书记从北戴河接连打来十多次电话,今天又说征购任务要按30亿斤安排,农民吃粮标准要从低掌握,按十两(0.625斤)、十一两(0.6375斤)掌握。按照周的电话精神,徐主持会议把征购方案定了稿,农村吃粮标准规定:丰收地区十两、十二两;歉收地区按九到十一两。征购任务定为30亿斤,这显然是上边压下来的。还是一条大购大销的路子,不光主管部门,就是省委也无能为力。
8月15日
陈璞如副省长在粮食会议上作报告,主题是大力压缩城市人口和粮食销量。我一直认为,要压销,就必须从压人口着手,光靠堵塞虚报冒领搞不到多少粮食。祝恺然说,你不怕说你是否定大跃进吗?
周林在大会上讲了三点,一是坚决保证完成30亿斤征购任务;二是粮食收、管、用,计划用粮食局要十分抓紧;三是坚决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村第一线。压缩粮食销量,粮食是全党、全民的大事。我看到的情况是,各地对分配的30亿斤征购粮普遍感到压力太大。
8月29日
最近期间,贵阳市大街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欢送街道居民、小商小贩下乡的队伍,掀起了高潮。全市下放人数10万的任务如真能完成,不但少销粮食,还可减轻城市多方面的负担。(注:根据省粮食厅统计资料,全省由国家供应吃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1957年为163万人,到大跃进的1958年猛增到259万人。为了度过困难,大力压缩城市人口,到1962年已经压缩到180万人。)
9月1日
在省委三干会上,周林书记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李富春讲话,强调自力更生、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强调化气为力(注:化气为力,我理解大概是中央已经看到了干部群众都有怨气的情况吧)。在这次会议上,降低机关职工粮食供应标准,将原有的27、29、31斤三个标准统统降到25斤,贵阳城市居民降为24斤,地、县城镇居民降为22斤。农村吃粮标准,先是降为十两(0.625斤)大米,在大家强烈反对之下,又决定改为十二两。
我看到会上不少人在小组讨论中对大跃进一肚子气,对“一个指头”的错误提出质疑。对化气为力议论纷纷。
10月18日
贵州市各机关、团体、居民,组织起来采摘加工青冈子,已形成了群众运动,成为代食品的一种主要原料。
省人委成立了从省到县的“小秋收”办公室,由粮食厅、供销社负责组织采集一切能做代食品原料的野生植物。
11月1日
粮食部今晚电话会上,大讲采集代食品度荒的措施和经验,讲到北京机关、学校已形成群众运动,把槐树叶子都采摘光了。谭震林副总理命令晋冀鲁豫辽五省重灾区每个县派一人到北京学习吃树叶的经验。
11月23日
当前贵阳市的省、市机关干部浮肿病快速增长,贵阳市报告已有4万多人,机关正常办公已经受到影响,弄得人心不安。省粮食厅是管理粮食的部门,目前也有50多人患浮肿病。只靠每月23斤粮食定量,蔬菜、代食品不足,就连我家6口人中,浮肿就有4个。
12月3日
据三干会上披露的材料看,以遵义、湄潭、桐梓为主的遵义地区,以金沙、水城、织金、毕节为主的毕节地区,死人已经不下15万之多,全省少不了有几十万。
12月9日
三干会开了20天,周林在总结讲话中作了沉痛的检讨,说在粮食问题上,省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本问题是浮夸风、高估产造成的恶果。一是粮食政策被迫采取了多购多销,去冬今春,遵义事件、金沙事件集中地暴露了;二是大量收购过头粮,造成生活安排困难;三是破坏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天大会发言的地委书记无例外的检查浮夸风、共产风的严重后果。
会议对李苏波(遵义地委书记)作出撤销一切职务、孟子明(毕节地委书记)撤销地委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
12月11日 毕节
今天看到一份中央绝密文件,内容是批转山东济南、河南开封城市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浮肿病不仅贵阳有,外省大中城市机关、居民中都有类似情况。
12月12日
周林亲自主持省委生活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徐、陈、戴、何)主要是研究解决贵阳市粮、煤、盐、副食、蔬菜全面紧张的问题。浮肿病一天天在发展,大街上抢粮、抢饭、盗窃时有发生。贵阳赵克强市长说,浮肿病已发展到1.5万人,可能还不止。人心惶惶。
12月13日
中央决定,调整贵州上调中央粮食任务,由原定(1960年)的5亿斤下调到3亿斤,实际减少2亿斤,留一亿斤做省里机动。向中央多次强烈反映要求减少上调的呼声,也许引起了注意。精神压力随之减轻了许多。
12月18日
周林书记为农村生活接连开了两次电话会,批评了有些地方在粮食严重困难面前低头、退却,有些人焦急得无法。这几天各地告急电话、电报雪片般飞来,病人、死人、抢粮、盗窃等等,多得我看都看不完。黔南州电报说,有一家人四口上山挖橛巴,全死在山上。有一户,六两(0.375斤)粮食吃不饱,全家三口上吊自杀……
12月24日
开会时遇见省监委副书记杨用信,他说,金沙县委书记赵某某已被抓起来了,弄虚作假、反瞒产、强迫命令、捆绑吊打和死人相当严重,行为极其恶劣。他还是被树起来的大跃进全国标兵、模范人物。(注:金沙县饿死人数,有人说8.5万,有人认为不止)
祝(恺然)部长说,他看到中央公安部的通报,各省死亡人数都很惊人,其中就有贵州死亡50万。
12月27日
据生活办公室收到的报告,各地发生有十几人、几十人、几百人抢劫粮食的事件,小偷小摸就更多。就连贵阳也是如此,在大街上走路时不敢拿着东西吃,会突然被人抢走。大家最担心会发生更大的抢劫粮食仓库的事件。对各地聚众抢粮事件,中央已有明确的处理方针,即“先分是非,后分敌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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