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转型朱光潜的另类文字
[ 2010年第9期 检讨:转型期朱光潜的另类文字 ]
随着1949年的到来，对于现代中国作家来说，无疑将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尽管有胡适、傅斯年、梁实秋、苏雪林、苏汶、胡秋原、力匡、南宫博、秋贞理(司马长风)、刘以鬯、张爱玲、曹聚仁等前后选择离开大陆或滞留国外，但绝大多数的作家却选择了留下。在留守的作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北大教授朱光潜。朱光潜的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不单是一个名噪一时的文艺研究权威、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士，而且还是一贯标榜自由主义并与左翼和革命文学一直龃龉的作家，同时他还身兼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位列国民党“抢救学人”计划中的第三号人物。正是这诸多复杂的身份和背景，使得他在1949年后接连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具有代表意义。当然，朱光潜也以他一贯的不温不火的态度应对着、配合着、适应着。
《自我检讨》开新中国检讨之先河
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朱光潜的《自我检讨》，开了新中国之检讨先河。文中，朱光潜以一个思想改造初步完成者的姿态，不无愧悔地写道：“中国人民革命这个大运动转变了整个世界，也转变了我个人。我个人的转变不过是大海波浪中一点小浪纹，渺小到值不得注意，可是它也是受大潮流的推动，并非出于偶然。”“我的父祖都是清寒的教书人。我从小所受的就是半封建式的教育，形成了一些陈旧的思想，也养成了一种温和而拘谨的心理习惯。”他接着写道：“自从北京解放以后，我才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的作风到共产党的作风简直是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换了一个世界。这里不再有因循敷衍，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以及种种假公济私卖国便已的罪行。任何人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新兴的气象。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绕了许多弯子，总是希望之后继以失望，现在我们才算是走上大路，得到生机”。朱光潜在文中还谈及自己已经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毛泽东选集》以及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著作，并深有体会地说：“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初级小学生，不敢说有完全正确的了解，但在大纲要旨上我已经抓住了共产主义所根据的哲学，苏联革命奋斗的经过，以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他还说：“从对于共产党的新了解来检讨我自己，我的基本的毛病倒不在我过去是一个国民党员，而在的过去教育把我养成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一个脱离现实的见解偏狭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最后，他表示，自己愿意继续努力学习，努力纠正毛病，努力赶上时代与群众。翻看当年的材料可以发现，朱光潜的《自我检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第一份检讨。如果将其置于此后的检讨浪潮中，可以说，朱光潜无形中开了检讨之先河。
《自我检讨》发表之后，朱光潜还多次撰文谈及自己思想转变的心得体会。截至1957年底，他先后撰写了《关于美感问题》、《致留美某同学》、《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注：此文未收入《朱光潜全集》)、《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我是怎样克服封建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最近的学习与自我批评》、《澄清对于胡适的看法》、《我也在总路线的总计划里——学习总路线的几点体会》、《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百家争鸣，定于一是》、《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些体会》、《我们有了标准》、《不能先打毒针而后医治》等多篇文章。可以说，在这些剖析和检讨自己的文章中，朱光潜思想转变的历程基本呈现出来。
仔细研读朱光潜的检讨文本，再对照1949年后的表现，可以判定他的思想变化是很大的。不过，这种变化是复杂的，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点可以从他不断升级的检讨中看出。可以说，在第一份“自我检讨”中，朱光潜虽“主动”检讨了自己，但在行文中却很难读出政治运动的紧张感和压迫感，相反却有一种闲庭信步之感。例如在揭批自己的错误事实时，他说：“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的文章。”谈到思想根源时，他说：“我的父祖都是清寒的教书人。我从小所受的就是半封建式的教育，形成了一些陈腐的思想，也养成了一种温和而拘谨的心理习惯。”“假如说我有些微政治意识的话，那只是一种模糊的欧美式的民主自由主义。”这样的感觉在稍后发表于《文艺报》的《关于美感》中仍延续着。文中，针对蔡仪、丁进的批评，他答复说：“我的见解大半是融合当时流行的多数美学家公认的见解而成的，现在从马列主义的观点看，有许多地方是错误的或过偏的(二十年前的书有几都能免这些毛病呢)，这一点我愿意坦白地承认。”但他随即“狡辩”说：“任何书籍都难免有错误，我承认我的两本幼稚的书不能例外或是我所介绍的学者们就已经错误，或是我把他们介绍错误了。”可见，此时他还能坚持“一边……一边”的“迂回战术”。
在疾风劲雨式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这种“战术”便自动消失了，或者说他开始真正”触及灵魂”了。如同样是揭示“错误”历史，他在《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中说：“在抗战中武汉大学教务长任内，终于加入了国民党，又以高级职员的身份调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过训，接着替《中央周刊》、《周论》、《独立时论社》之类的反动刊物写了些反动的文章，任过伪中央委员的名义，在北京还赴过蒋介石的宴会。”在谈到思想根源问题时，他说：“影响我最大的是受剥削阶级的封建教育。……后来自私自利，妥协动摇，都与这封建的家教有关。”他还就自己的自由主义主张检讨说：“事实上主张超政治便是维护——至少是容忍——反动的统治，如果加以鼓吹，也便是反革命。……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猛烈斗争中标榜‘中间路线’，鼓吹‘超政治’，迟早总要卷进反动政权的圈套里去，和他‘同流合污’。”可以看出，朱光潜此时对自己思想的挖掘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多年后，常风先生在《回忆朱光潜先生》中说：“我没有见过哪一位批判对象写过他那样认真的检查，厚厚一本总有几十页，说不来他写过几本。他的检查是很全面的，他的反动立场、他的反动思想、学术观点等等，都一一检查到了。在写检查的同时，他还学习马列著作提高他的认识水平和批判能力。思想改造后大家谈论起来，都说朱先生写的检查是很深刻认真的”。
在检讨中被自觉异化
在接连不断的思想检讨中，朱光潜对很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如1954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我也在总路线的总计划里面——学习总路线的几点体会》一文中，他在谈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辨析说：“国家把我摆在高等学府里担任培养干部的工作，这是一个极光荣的任务；肯把这任务交给我，是对我有极大的信任，是把我当做一个人。”“为了总路线的胜利，我就必须忠心地遵守这个总计划，尽我的一分力量，起我的一分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朱光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个体的“我”置于集体的“我们”中。关于这一点，在1956年他发表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文中他写道：解放以来，自己“一直存着罪孽的感觉，渴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好一点，先求立而后求破，总要有一天把自己的思想上的陈年病菌彻底清除掉”。然后他对自己过去的文艺思想从根源上、总体上作了相当全面而深刻的否定。他说：“我的文艺思想是从根本上错起的，因为它完全建筑在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必然是反现实主义的，也必然是反社会、反人民的”，所谓的“移情说”、“距离说”都是“艺术即直觉”的“补苴罅漏”，无非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来批判唯心主义的逻辑方法。他还说：自己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感觉是“‘相知恨晚’!是欣喜也是悔恨”。后来，在谈论“百家争鸣”的问题时，他在《从切身的经验谈百家争鸣》中断言：“我敢说，将来在我的思想中战胜的不是唯心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看得出，朱光潜在“立”与“破”的问题上确实是做过深入思考的，这在《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等文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而这个探求“立”的过程在1957年发表的《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些体会》中得到理论上的进一步升华。文中他刻意指出，对于像自己这样“毛病更深沉更显著”的人来说，“毛主席的讲话简直是个当头棒，打得准，而且打得狠”，不但“对于过去文艺界的病根作了切中要害的诊断”，而且“对于要摧毁什么和要建立什么也给了切中要害的处方”。他指出：文艺界的未来是属于新生的工农兵作家的，所以“我们绝不应把眼光放在已经有些成就的专业的作家身上，还应更多地注意培养这批新生力量”。可见，朱光潜此时已经开始具备了主人翁的责任感。
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朱光潜已经开始学会顺应时事，见风使舵。如在“反右”刚开始，他便急忙撰写了《我们有了标准》一文。文中，他开篇便写道：“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正式公布，是从二月底以来，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久已渴望的一件大事。在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思想言论进行批判中，这篇文件的公布是很及时的。”随后他又在《不能先打毒针而后医治》中详细地阐述了“红”与“专”的问题，他说：“所谓‘红’与‘专’的问题也就是这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问题中的一部分。……离开‘红’而讲‘专’，那是什么样的‘专’呢?很难想象，我们既然要跟着党走向社会主义，同时还要培养出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专家’，来腐蚀我们自己，消灭我们自己。”他还剖析说：“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移交下来的，这批人在踏上新社会以前，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在资产阶级制度和教育下不同程度地各有所‘专’。这是脱离‘红’的‘专’。到了新社会里，脱离红的‘专’，就是资产阶级路线的‘专’，所以，他们如果想用他们的一技之长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不得不补课，接受社会主义教育，进行思想改造。”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是朱光潜面对压力而不得不为之的结果，但我们也要承认，如果思想认识上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恐怕难以写出这些颇富学理的文字。
朱光潜的思想转变不仅体现在自我剖析，还体现在寓检讨与批判的融会贯通，并通过二者有机结合来表明自己的思想进步。如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以《澄清对于胡适的看法》一文与胡适彻底划清立场。他说：“胡适在五四时代便已站在反动的立场。反共，维持封建，拥护帝国主义，反对爱国运动，这是他始终一贯的基本态度。”然后他以大的篇幅对胡适进行了全面清算，并深刻分析了错误根源。他说，自己也曾同胡适一样犯过很多错误，但“有一点我和胡适较不同，他逃到美国，我还留在北京，向新社会学习。”他还进一步确证说：“有人或许还存幻想，以为胡适或许还可以改造。这是不明白胡适的本质。他曾盲目到底，反动到底的。他常自比‘过河小卒’，谁曾见过过河小卒能走一步回头路?”应该说，朱光潜批判胡适尽管有不得已的成分在其中，但是就所述的问题本身来说，他是比较切实地抓住了胡适的思想本质和现实表现。在“胡风反革命”事件中，他煞费苦心地写了《剥去胡风的伪装看他的主观唯心论的真相》。文中，他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和阐述，并将其整个文艺思想归结为一个等式：“创造过程=艺术实践=生活实践=自我扩张=思想斗争＝思想改造=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精神”。最后他总结说：胡风与自己过去所站的唯心主义是一个文艺立场，所不同者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是赤裸裸的”而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是有层层伪装的。”平心而论，在众多批判胡风的文章中，朱光潜的这一篇是最具学理意义的一个。“反右”运动刚拉开大幕，他便在《我们有了标准》一文中攒评说：“我感觉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听任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之流横行无忌，天下固然就会大乱；如果广大群众之中有很多的人者隙我这样思想模糊，‘见怪不怪’，天下也未必就能安宁。。”接着，他又撰写了《不能先打毒针而后医治》。他在文中说：“在科学领域里，离开‘红’而讲‘专’，那就成为钱伟长、费孝通之流的‘专’……；在文艺领域里，离开‘红’而讲专：分那就成为冯雪峰、丁玲之流的‘专’……”“反右”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有针对性地撰写了《罗隆基要把知识分子勾引到什么道路上去?》一文。文中说：“罗隆基—再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有代表大知识分子的资格。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侮辱。要说罗隆基代表知识分子；他也只能代表知识分子的最落后的一面。”他还杜撰了罗。隆基“向觉进攻”的“三大步骤”：即“招兵买马”！秀才造反”；“引狼入室”。最后他说：“罗隆基这一批右派分子是宴利用知识分子来造反，搞资本义复辟，其结果只是把中国带到殖民地盼道路。”当然，朱光潜这种划清界限、落井下石也是大形式势下的必然，其中迎合主流意识的倾向也是比较明显的。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是很难的。但也要知道，通过这些另类文字可以看出，朱光潜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扭曲。
今天再重新挖掘出朱光潜特定历史时期的另类文字，不是为了展览猎奇，也不是为了揭人伤疤赚个人的快意，而是要借这些尘封的历史文献以回到历史现场，并认真反思当年的“穷折腾，以及在这样的“折腾”下知识人的精神和灵魂是如何的被扭曲，顺便也提醒当下喧嚣一时的新、老“左”派勿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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