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至今仍心存余悸
[ 2010年第9期 民主党派至今仍心存余悸 ]
去年民盟北京市委统战理论研究会召开统战理论研讨会，我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个发言《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制度应进一步完善》。这篇发言是我多年来在政治生活中的亲身感受和从事党派工作、政协工作的长期观察。
我在这篇发言里引用了《炎黄春秋》发表文章中的一些错划右派的数字。而这些数字有根有据，多出自中共解密文件，有据可查。而《炎黄春秋》又是公开发行的期刊。这些数字早公诸世人。但在2009年民盟北京市委编的《统战理论研究文集》中，却把这些数字全用××代替。如果把这些数字去掉，让读者怎么解读，怎么想?
无独有偶，由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编的《京市民主党派工商联史料选编》(上册)收集了我1996年写的《参加民盟58年的回忆》，其中说到中国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达到1909户，被迫害致死的299人。但在史料选编发表时被改为：“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就有很多被抄家，包括著名科学家赵九章在内的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1909户、299人被一笔抹杀以“许多人”来替代。其实以上的数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杨嘉墀》第178页也有同样记述。也是在我写的同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1980年12月，我写信给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建议中国科学院停止卫星研制工作，集中由七机部承担，以减少重复建设，节约投资。中央领导赵紫阳、万里、方毅、张爱萍作了批示。”在史料选编中把赵紫阳抹去。2006年《我与北京民盟》发表时赵紫阳还在。从这两篇文章中反映出来的民主党派及统战系统胆小怕事，对因文获罪、因言获罪仍心有余悸。如果长此下去，中国的民主、言论自由何在?让百姓处于混沌世界中，历史还能成为历史，史实还能成为史实吗?
由此我想到《炎黄春秋》发表一篇理论探讨的文章，接着有人提出要开除某教授的党籍；又有某中学教员在课堂上讲了一些实话，竟有几十位人士要找人家辩论。好像这些事发生在十年灾难中一样，“左”的思潮还不时翻滚，让人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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