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与新启蒙
[ 2010年第9期 王元化与新启蒙 ]
1982年3月，我被陈云派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实现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首先通过十二大，清洗“文革”中坏分子，选出新的年轻领导人，当时称为选拔第三梯队。十二大结束后，立即全国换新的省部级班子，我参与其事。1983年初，上海成立新市委时，元化担任宣传部长。
元化是黎澍介绍我们相识的，了解他的“胡风分子”经历，在长年逆境中，坚持独立思考，未脱离本行，特别是研究《文心雕龙》。当年我也是不赞成批判胡风的，庐山会议后开除党籍的罪状中，就有这一条。我敬重元化还有一个原因，知道他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是在清华园长大的。1934年我没有考上清华，乃生平遗憾。
记得江泽民到上海就任前，来我家辞行，我谈到上海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半边天，也是文化的半边天。这时元化已下岗，我建议他还可以起顾问的作用。后来知道，元化确受到尊重。听说有这样一件事：元化的夫人张可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他们夫妇合译的《莎剧解读》出版后，江泽民曾打电话要了一本。
关于我同元化的交往，现在记得的有三件比较重要的事，第一件就是创办《新启蒙论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后，全国思想界面貌焕然一新。胡乔木和邓力群极为不安，胡乔木首先发难，反对周扬、王若水等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异化现象，个人崇拜、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变公仆为主人等等，只是“消极现象”，都不算异化。给人道主义戴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实际上是要保护人道主义所反对的神道主义和兽道主义，两者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特征，想以此来掩盖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对当事人进行了严厉的组织和行政处理。后来他们还搞“反对精神污染运动”，被胡耀邦、赵紫阳很快制止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一直影响到八九年那场“风波”了。
当时我们这些不同意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左倾观点的人，都认为应当在思想理论领域中彻底澄清他们的错误，必须重新大举五四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而走上实施宪政的国家现代化的大道。《新启蒙论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大约在1987年下半年，元化来北京见到黎澍和我时，我们就谈到创办这个丛刊的设想。我们的共同想法是以此进一步解放思想，造成全民族的新启蒙运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由元化担起主编的职责，由黎澍、于光远、王惠德、李慎之、胡绩伟、秦川、王若水、李洪林、李普和我等人组成编委会；时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的李冰封，在征得省委副书记焦林义的支持后，将出版任务交给湖南教育出版社(冰封原任该社社长)。冰封跟我是老同事，元化直接同他交谈的。
1988年10月，《新启蒙》第一期创刊，到1989年4月，共出了四期。第五、六期已经编好，由于来了那场风波，从第五期就被勒令停刊了。现在冰封将已出四期中和五、六期中重要文章的一些内容和目录，以及有关情况写信告我，特摘录如下：
第一期有两篇重要论文：童大林的《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王元化的“为五四精神一辩”。
“新启蒙笔谈”中，刊登了夏衍、邵燕祥、金观涛、高尔泰等八人的有关文章，阐述何谓“新启蒙”。夏衍在文章中强调“新启蒙”要重提科学和民主，迎接时代的挑战，不能错过了目前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邵燕祥则明确提出：“思想文化的启蒙，意味着对原有结论的审视扬弃，过时的传统观念的更新，旧的思维模式的超越；重新认识历史和观念，中国和世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第四期)
讨论异化和人道主义，作者们发表的意见，都不同意胡乔木的论点。先刊出王若水的《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认为马克思的论点是：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只能在社会中获得，但社会关系也会异化；人的“存在”也会同人的“本质”相矛盾，从而使人不成其为人。随后又刊出王若水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吗?——答复和商榷》，正面反驳了胡乔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的奇谈怪论。此外，还刊出了高尔泰的《论异化概念》(第三、四期)，从哲学史的角度，阐述了异化概念。
发表了李锐的《庐山会议的由来及教训》(第四期)，此文即《庐山会议实录》的引论与结束语部分。《实录》一书此时已决定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和春秋出版社(中央党史出版社的副牌)联合出版，先内部发行。此文刊出后，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各地发行机构纷纷来电、来函要书，一时供不应求。
最先发表顾准的《希腊思想与史官文化》一文，并最先向读者介绍顾准其人。王元化在第二期“编后”中写道：“顾准很早参加革命，但命运多蹇，在流离颠沛的黯淡生活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悲惨生涯，于“文革”中身故。编者曾读了他的大量遗稿，对他十多年前处于封闭环境中所写的这些有见解的文章，不得不感到惊讶和赞佩，尤其在一系列论述民主问题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今天看来仍堪称为先进的卓识。”
在被勒令停刊的第五、六期中，有如下一些文章未能同读者见面(底稿也找不到了)：于光远的《关于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若干基本概念》，苏绍智的《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于浩成的《权力与法律》，黎澍的《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王元化的《启蒙与人的觉醒》，邵燕祥的《文字狱传统在当代》等十余篇。
1989年1月，元化到北京，开了一次关于《新启蒙》发行问题的座谈会。会后，就有各种谣言散布，公安部门就到湖南出版局调查这个丛刊的发行情况。一时风雨满楼，传言湖南省委要查封这个刊物，事实上也调去五、六期原稿审查，就这样不许出版了。“风波”以后，首先抓了李冰封开刀，安上了一系列罪名：“背离党的出版方针，批准出版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推荐和批准出版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物撰文和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启蒙》”。“宣扬了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物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作舆论准备提供了阵地。”对于光远、黎澍、曾彦修和我一些老同志创办的，由李冰封安排出版的《社会主义初级理论探索丛书》，认为这些书都是“自由化”的，都是为“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作舆论准备”。于是，李冰封受到“留党察看并行政降级”的处分。后来，中纪委曾批示要对李冰封错案加以复查，湖南只是草草应付一下，迄今未予纠正。
冰封在信中说，王元化当时对这件事如此评说：要说“左”，那时，全国都“左”，但像湖南省一级这样左得稀里糊涂，左得愚昧无知，左得莫明其妙的，恐怕还很少见。
第二件事。1994年，《顾准文集》出版(这本书是顾准的弟弟陈敏之编的)，有元化的序言，他立即送给我一册。在这之前我只读过《新启蒙》上那篇文章，不太了解顾准其人其事其文。元化早年曾经在顾准领导下工作过，他说顾准的思想超前了十年。我读了《顾准文集》以后感到，不止同一般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大大超前；同善于思考的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也是超前的。我同孙冶方是对门邻居，很谈得来。他50年代就倡导尊重价值规律，是很重要的贡献。现在才知道，他是受顾准的启发，顾准比他更厉害。赵紫阳读了顾准的书，也向我称赞顾准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为此，我在《东方》杂志1996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篇谈顾准的长文《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文中有三个小标题：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对这100年的历史应有个反思；敢于思考最根本的理论问题。不料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人向我发难：“请求党中央审查李锐，问他还信不信共，不信就送客。”中直机关党委还将此信转交与我。我只得又写了一篇四千字的答辩文章：《小风波与大悲哀》，其中刊登了发难者对我“质疑”的五个观点(即刊《东方》原文中)：“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也有空想”：“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容纳的产物”；“可以说，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迷信精神变物质，上层建筑改变经济基础，苏联失败了，斯大林失败了，毛泽东也失败了”；“列宁所痛斥和批判的第二国际，在北欧、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倒是注入新的血液，也影响到北美，使资本主义并没有到‘垂死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的作用，还在进步发展中。”在文中我最后写道：“这次小风波引起我的大悲哀在于：时至今日，‘左’的东西仍有市场，类似‘文革’的‘左’的阴影仍未消散；市场与阴影，上面有，下面也有，社会上有，机关内也有。可是，同这种市场与阴影一直作斗争的人与文，包括我这个人及其文，却仍不免遭受明箭与暗箭的攻击，使人感到似乎有人还想搞以言治罪。”
第三件事是，元化好学深思，对重大问题常有独到见解。上世纪90年代，中共十四大前夕，我曾写过一篇八万字长文：《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刊在月刊《桥》1993年第1期，改题名：《悲剧，晚年毛泽东》，一次刊完。不幸的是，由于刊登了这篇文章，这个办了五年多的畅销刊物，就被停刊整顿了。元化读后，写给我一封六页纸的长信，下面都是他信中的话：
你选择的题目是极“左”思潮的关键。毛的失误不是因他教条地理解了马克思著作。我党左的错误往往出于教条主义，而他不是。他的理论有极强的个性色彩(你说的浪漫主义是对的)。他使用的语言也都打下他个性的烙印。就气质说，他决不甘为人后，在思想上即表现为不模仿别人，纵征引经典。也必夹己意，出自他自己心裁的创见。他是怎样失足的，其中原因错综复杂，一时说不清，要掌握大量资料长时间的研究，方才探知其底蕴。
我要补充的一点是，他的“两论”是他的理论根底，除你文章所涉及的“精神变物质”外，我对你说的斗争哲学再作如下补充：
毛比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评主义》更进一步，把实践作唯一标准，而他所谓的“实践”，又是一极为狭窄的范围，他用知性分析法把复杂的、丰富的东西经过抽象，舍弃其具体的血肉及细节，最终归结到一个概念中去。这种方法也来自传统的理学。如陆象山在鹅湖之会上与朱熹辩论所提的支离事业竟浮沉(嘲朱熹的繁琐)，称其为“简易工夫终长久”。这二字大概也由他而波及其他老同志，无形中成了党内思想的一种模式。此话说来话长，容见面时详陈。总的来说，毛的思想方法是知性的分析方法，则往往将生动的、具体的、复杂的、丰富的东西化约为一种平板的苍白的概念。照毛化约的结果，实践最后抽象为“斗争哲学”。这与其说他性格好斗，毋宁说他的好斗是贯彻了他的实践哲学观。可是，斗争毕竟只具有普泛意义。如何斗?也就是说斗争必须选择一种最佳形式来进行，才能落实。毛所选择的最佳形式即他的一大发明：一切通过搞政治运动来实行，这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由来。以运动贯彻斗争哲学的理论与实践是属于毛自己的。马恩列斯均无此说。如果一定要探其渊源，我认为是汲取总结了农民运动的经验，那篇列于卷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仅已露端倪，而且成了四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蓝图。农民运动的经验加之他在党内积累和经历，明乎此，就可以理解曾经使我大惑不解的为什么建国以来运动一个一个不断，明乎此，也可以理解何以与人斗通过运动，与天斗与地斗为什么一定也要通过运动。回顾一下四十多年的历史，还没有一种政治行为不是不通过运动来进行的。毛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任何事都是斗争，认为世界上没有对立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他撰写《矛盾论》时苏联正在批判德波林的理论，后来他也发动过一场批判合二为一观点的运动。《矛盾论》直言不讳：差异即是矛盾，这是他斗争哲学的核心。在此种思想的专横统治下，解放以来，我们的教科书看不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的“多样的统一”了，既然矛盾无处不在，对任何一个问题就要通过斗争去克服其中的矛盾。毛曾说：“综合就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这样阐释科学方法和哲学概念的综合，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毛从农民运动和革命经验，摸到这样一类规律：政治运动是进行斗争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用政治运动去进行斗争，是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最便利的手段，力量大，速度快。他认为运动是使人净化达到轻个人重集体的惟一途径。群众只有在政治运动中才能提高认识，受到教育(即毛的实践出真知)。
为了写这篇纪念文章，我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到这封信。本世纪初，曾接到上海来信，要给元化编书信集，我曾找到十多封元化给我的信寄出，大都是交流思想认识的。这些信我是否留了底子，也记不清了，这次只找到这一封多么重要的长信。
元化一生笔耕不辍，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贡献甚多，尤其人文科学方面。他的许多著作，我没有都细读过，更谈不上研究。他70岁的时候，我曾写了一首诗向他祝贺，以表我的敬仰心意：曾经刺额寻寻觅，因得文心瓣瓣香。思辨精神随老壮，一枝犀笔更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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