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 2010年第9期 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
本文试图将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演变从一个角度理出一条脉络，探求出路。重点在思想文化，不可能涵盖一切，当然也不可能孤立于大的历史发展背景。
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但文化学术也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国农耕文明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适应这一文明的专制皇朝制度也设计周到、高度成熟。所以凭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民族都在文化和制度上被汉化。又由于地理的特点，可以长期封闭，“六合之外，姑存不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是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古国，原因在此。所以笔者常说中华民族早熟、早慧。
一般欧洲史家把欧洲近代史从15世纪中叶算起，因为那时开始出现与中古告别的文艺复兴、宗教改良，以及各种新思潮，为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提供资源。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9世纪中叶，从那时起，极端封闭的社会被打开了一个口子，从此“以夏化夷”的途径逆转，西学开始东渐。所以中国的“近代”比西欧晚了400年。以发展道路论，至少从明朝开始，就拉开了差距。这种分法不是主观随意的，或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根据文明发展的客观标准。
源于古代的传统
中国古代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西方的哲学重理性、逻辑，通向自然科学，造成以后的科学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的哲学通向道德伦理和政治，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传统的读书人都致力于政治文化。正因为如此，人际关系之道和政治文化十分发达，而自然科学、市场经济和工业化难以发展。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是独立自由的。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君主采纳他的意见，一国不行，就到他国，困厄、饥饿，在所不辞，到处碰壁，“吾道不行”则宁可“乘桴浮于海”，也决不妥协。他要求见用的首先是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本人，所以决不放弃自己的学说来迎合在位者。“乡愿”被夫子斥为“德之贼也”。孟子的言论就更加鲜明，与“王”谈话是教训的口吻，一副“帝王师”的架势，是后来的“士”所艳羡、向往而再也做不到的。孟子表达了当时儒家治国的最高理想，现在经常引用的“君轻民贵”之类的话虽然不能附会为现代民主原则和民本思想，但在等级制度正在发展巩固的时代，提醒在位者重视“民”，已属难能可贵。他以他特有的坦率而透彻的风格提出的理想社会和对君主提出的要求是专制君主不愿意也做不到的。难怪到了朱元璋那里，感到难以忍受，就大力删《孟子》，几乎把今天看来闪光之处全部删掉(邵燕祥曾为文详细摘录朱元璋所删《孟子》的章节)，而且取消了孟子陪享孔庙的资格。
一般都把“春秋”与“战国”相提并论，实际上到战国后期，司马迁所推崇的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已经大减，变得功利和实用，以《战国策》为代表，一批舌辩之士用舌头混饭吃。他们只能是“谋士”而不是帝王师。所以总是准备几套方案：“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选择，其目标是助王称霸，而不再是促王行仁义。他们讲究的是“术”，而不是“道”。从道德层面看，也不再坚持原则和人格独立。自此以后，中国的读书人日益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典著作也仅仅被当做治国的工具。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如果秦皇朝得以巩固，也许可能正式以“法家”治国，但是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树立自己的道统。到汉武帝从董仲舒独尊儒家之后，在道统上儒家学说统治了两千年。董仲舒的原意可能是想用儒学对皇帝有所约束，但是儒家所主张的以德治国、行仁义、“内圣外王”那一套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并杂以黄老之术。如毛泽东从柳宗元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只是柳着重的是肯定郡县反对封建(分封宗室)制，而毛着重的是肯定专政否定仁政。不过对读书人说来，还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治国的理想都是从孔孟书中汲取资源。而他们唯一的出路是从政，特别是隋唐行科举之后，更是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
这样的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1.“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其依据的现实条件是“学而优则仕”。能有资格“忧国”的，大小都做过官。即使暂时不“居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还是有官职，而不是“庶人”。“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是有一定的“位”，不是草根百姓。尽管皇朝是一家的天下，在朝的大臣还是视同己有，因为舍此无以安身立命。
2.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顾炎武在明朝败亡之际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意把“天下”和“国家”分开，他明确说“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那是因为朝代更迭他无能为力，只能努力维护作为精神支柱的道德体系。当然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
在政治思想上尽管定于儒家一尊，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从没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士”一旦入朝成为“大夫”，潜意识的还是继承了为帝王师的想法，以“致君尧舜”为己任，还是努力企图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他们心目中有“明君”和“昏君”的评判标准，历代官史也尊崇“直臣”，蔑视“佞臣”，不少当红的宠臣位高权重，却为同僚士林所不齿。文天祥在殉难前想到的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不是宋太祖或其他什么皇帝的训诫。鲠直之士“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因为自以为真理在握，有这份自信。所以，尽管有杀头、灭族的危险，面折廷争，冒死直谏之士代代不绝。另外，君臣都重视身后名，对“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很在乎。这一点也是坚持原则的动力之一。
在学术层面，由于有一定的独立性，较少受皇权的干扰，即使在“注六经”中也还能形成不同的学派，特别在唐中叶以后，书院兴起，至北宋蔚为大观。无论在朝在野，学者和书院对道统的传承和丰富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还能发展出疑孔、非孔之学。另外还有一条隐逸之路，在“邦无道”或自己想远离“帝力”时，还可以归隐田园，保持一定的精神独立，并创作出无比丰富的、灿烂瑰丽的文学艺术珍宝。“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千古名言，深入人心，不论是否能做到，却无形中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向往。
3.与以上二者并行的还有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语出自韩愈《幽拘操》。韩愈是最正统的儒家道统维护者，也应算是直言敢谏之士，明知皇帝好佛，偏要上《论佛骨表》，遭贬黜在所不辞，“肯将衰朽惜残年”!他以同样的忠诚作《幽拘操》，想象当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时的心情，写出了这句也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周文王代表了儒家所向往的最理想的天子，他坐牢时也有《歌》传下来，注家有不同解释，此处不论。可韩愈觉得他应该抱这样的态度。这种发自内心的绝对服从，其伦理的依据就是儒家的“三纲”，现实的基础则是人身依附。因为在那种制度下，读书人除了“报效朝廷”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用其学。冒死直谏、犯颜上书，都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哪朝哪代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连“腹诽”也是罪。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西学东渐以后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是，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了上升的工业文明，无法再照老路对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这“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启蒙”于此开始，到清末民初渐成气候，新潮不可阻挡。
这一探索持续百年。由于面临的问题与以前完全不同，“亡国”不再是朝代更迭，而是与“灭种”联系起来，那时所谓“灭种”，不是真的如希特勒对犹太人那种“种族灭绝”，而是指整个华夏文明的存续问题。所以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在精神上，传统因素还是起一定的作用。上述1.忧国忧民的担当与2.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在谭嗣同、秋瑾等烈士乃至早年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精神。不过他们不是为维护原来的“道统”，而是力图打破它，朝廷和国家已不是一回事，而是为救国必须推翻朝廷，至少要彻底改造之。这种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强。
他们告别的是上述第3点——“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从严复的“开启民智”(严复晚年的转向遭人诟病，但他前期对启蒙的贡献和精辟言论不可抹杀)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是传统的，而所承载的观念和思想是新的，从外面引进的。这是一场持续的启蒙。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经历了百年的“新文化运动”(广义的)，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现在常为人们所称道的西南联大那些人和事可以为代表，当然不止西南联大，还有“中研院”以及其他高等院校和学人都有可歌可泣的表现。那时政府也是专制，也有高压，甚至还有暗杀，但是总体上，知识精英还是保持了气节和一种价值共识。张奚若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被蒋介石打断，就拂袖而去，下次开会可以退回差旅费，拒绝参加；马寅初公开揭露孔祥熙，把他骂下台；直到1947年已是内战方酣之时，傅斯年公开发表文章《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半个月后宋子文就被撤职。1940年冯友兰受西南联大教授委员会的委托给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写的那封信最集中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精神的结合。那件事起因是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先生起草回绝函。信是典雅的古文，套用诸葛亮《后出师表》的语气，内容是据理批驳教育部的指令文件，通篇贯穿现代教育独立于权势的理念，掷地有声。特别指出如果按此规定办理，大学将等同于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大学教授在学生心目中将不如科员，受到轻视。结果教育部的指令就此被顶回，学校保持了独立。这里讲的是一种精神。至于个人在多事之秋各自信奉不同的学说，在国家分裂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是另一回事。
讲“新文化”还应包括另一个群体，就是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的一批实业家和他们成就的事业。从张謇到卢作孚到陈光甫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后来他们被归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不同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一般的企业家，因为他们身上也承载了中国传统加外来先进文化，办实业和金融带有浓厚的“救国”的目的。近年来从国外引进并自21世纪开始时兴的“企业社会责任(CSR)”之说，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企业界是普遍默认的一种价值观。“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背信弃义”都是为业界所不齿，一旦犯此恶行，难以在本行业立足。特别是在日寇压境时，不少人毁家纾难，不当汉奸是区别良莠的底线。现在“儒商”成为一种时尚，成为某些新富所追求的装饰。而在那个时期，不少企业家、金融家本身就是读书人，他们的传承与修养以及本身的优点与弱点同“士林”是相通的，而且以他们的经济实力支持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这里不谈他们对民族经济所作的贡献，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应该也是“启蒙”的一部分。
这一百年“启蒙”并非持续不断，而是常为内忧外患所打乱。当时的环境是列强环伺，内政混乱，启蒙和反帝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启蒙需要向西方学习，反帝的对象则是西方列强，从这里引发出难以化解的矛盾。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似还不够准确。最初启蒙就是为了救亡，毋宁说是日本侵略打断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最后是革命压倒了启蒙。
1949年以后的“政教合一”与“颂圣文化”的新发展
60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15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30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已经初步建立的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白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辅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详见《科学文化评论》2010年2月号113页)。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文化都“扫人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详见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第十一章“真理的终结”)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
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云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
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
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
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改革开放以后的曲折道路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30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竞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的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刊、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_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史、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30年、后30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的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民族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30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对两类不同政治制度优劣的比较
人类历史证明，中外古今的政治制度，虽然形式上千差万别，名称五花八门，但从本质上区分，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专制制度，一类是民主制度。
专制制度在古代有族权政治、神权政治、王权政治、皇权政治等；在近现代，有希特勒打着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旗号的法西斯专制制度。在中国，古代有以皇帝(如秦始皇)和朝廷垄断全国一切大权的专制制度，这种专制制度统治中国人民两千多年，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近现代，有清王朝末年大权独揽、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专制制度；有北洋军阀实行假“民主”假“宪政”的专制制度；有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打着孙中山先生旗号实行“训政”的专制制度；等等。有些专制制度，虽然能在某一时期某一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并能在短时期内蒙骗大批群众跟着它走，但是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归根到底只代表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它不可能满足广大人民希望“在政治上有民主权利、经济上生活富裕、思想上真正自由”的要求，不可能建设起一个民主、文明、富裕、和谐、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给全国人民带来幸福生活的社会，更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而且常常会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和灾难，因而这种制度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最后都要被人民群众抛弃。
另一类是民主制度。民主政治古代就有，但范围小、层次低、不完善(如希腊城邦民主制)。高水平的民主政治，称为“宪政”，是欧美各国人民经过数百年对专制制度的抗争，在17-18世纪首先由英美法诸国创建的。宪政制度以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为“三大支柱”，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则。宪政制度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制度建设的伟大文明成果，也是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它极大地促进了欧美各国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并使社会面貌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基础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宪政制度的优越性之一是，它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因而能促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各国能从手工业生产的落后国家一跃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并能不断创新走在世界前列。宪政制度具有普世价值，既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方。日本原来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通过明治维新，认真全面的学习西方，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后，其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社会得到迅猛发展，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在抗战胜利前都是受日本统治的经济文化落后的殖民地。上世纪中叶以后它们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对官员实行选举制度，逐步开放了党禁、报禁，调动了人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和发展经济文化的积极性创造性，现在都已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陆人民是有目共睹的。
对改革开放30年成绩与问题的看法
人们看到，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科学技术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国多数群众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在全国初步建立，人民在非政治领域也有了较大的自由，这些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有目共睹并感到高兴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等一批又一批改革者的领导下，带领广大干部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其中两亿农民工在工资很低、劳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为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超负荷的重大贡献。全国人民在承受环境污染和过度消耗资源方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同时，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则造成了很多严重问题。如官员的滥用职权、官商勾结、拉帮结派、互相包庇、腐败泛滥、官民对立、道德沦丧、不讲诚信、环境破坏、污染成灾、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一方面少数特权阶层成为亿万富翁并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上亿的农民工人经济上贫穷、政治上无权)警黑勾结、执法不公、人民告状无门等等，这些问题普遍存在，甚至愈演愈烈，而既得利益集团则竭力阻挠改革。同样，由于改革不到位，国家体制上未能形成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造成党和政府机构的惊人膨胀，使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大量财富被挥霍浪费。
早在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种制度不改革是不行的。西方国家十分警惕权力的过分集中，怕因此破坏民主制度而形成专制独裁。为此，它们采取各种措施和制度建设，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本是人类从野蛮迈向文明的历史进步，是普遍适用的先进文化。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官商勾结造成经济领域中大量贪污受贿案件的发生，以致造成了国家巨大的损失，必然严重破坏经济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应该承认，我们在粉碎“四人帮”后延续过来的集权政治体制，至今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重大改革，如选举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协制度、政党制度等等，基本上还是“文革”前的老一套，问题很多，远远落后于形势。
比如就选举制度而言，新中国成立已60年，改革开放也有30年，至今仍实行人民不能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间接选举制，连最基层的乡镇长除个别试点外都尚未由人民进行直选。由于官员无需对人民负责，也不受人民监督，官员的腐败也就无法消除。
再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人大是监督政府的权力机关，建国时《共同纲领》就规定，我国人大代表应通过普选产生。但数十年过去了，至今还是实行由党召开会议协商提名候选人，然后逐级选举，而不是由普选产生。同时长期以来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安排了大批英模人物、文艺界明星和政府官员，英模人物和文艺界明星没有参政议政的经验和特长，很难履行人大代表监督政府的职责。至于由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更等于自己监督自己。
再就民主党派与中共“互相监督”而言，党的主要领导人十分重视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但在执行中却变成有名无实，我最近与某党派一位省级负责人进行了交谈，我问他：你们是参政党。对执政的共产党担负着监督的责任，在这方面你们做得怎么样，取得哪些成绩?他坦诚地对我说，多年来中共官员中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我们很想在监督方面做点事情，却无能为力。首先我们不知情，我们名为参政党、但没有成员在政府中任职，政府官员中产生的腐败我们无从知道，纪检部门掌握的情况也不愿让我们知道；其次，我们缺乏监督的手段，监督干部和打击腐败都要运用舆论工具，中共各级组织办的党报很多、几乎成灾，而我们8个民主党派却没有公开出版的报纸，无法行使监督权；另外，我们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同级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有时我们虽然从本组织成员中听说中共某领导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们没有第一手的证据，又没有能替我们绝对保密的渠道让我们将这个情况报告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因此我们不敢随便揭发，被领导者揭发领导者的问题风险太大，若被领导者本人知道了就要遭受打击报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都不敢揭发。他还告诉我，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全国各地民主党派都未能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最近几年全国处理了大批贪污受贿的官员，但没有听说过有一个是由我们民主党派揭发出来的。
我长期研究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我知道建国初期的合作并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各民主党派也是参政党，但他们都有人参加政府，担任实际的领导职务。比如以民盟为例，民盟主席张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民盟领导成员沈钧儒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伯钧、史良分别被任命为国务院交通部长和司法部长，还有不少民盟成员分别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其他各部门的领导职务。因此他们除了能够领导好他们负责的本部门工作外，在与中共共商大政方针和对执政党监督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仅举一例：1956年春，广西部分地区因党政部门官僚主义严重，使当地有些受灾农民没有及时得到救济而被饿死，并导致大批灾民离家逃荒；事件发生后，当地官员以高压手段严格封锁消息，不准向上级反映。民主党派当时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受当地中共同级党委的领导，为了对人民负责，便向民主党派中央反映。民主党派中央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反映，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立即调派干部前往调查，结果查明：在平乐、荔浦、横县等地，确实因缺粮饿死了550多人，并立即采取措施调运粮食开展救灾活动，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同时，又对省地县三级有关领导人进行了党纪国法的严肃处理，并在各大报上予以公布，使其它地方引以为戒，没有再发生同类事件。而众所周知，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因实行错误政策，将民主党派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作为“改造对象”。故民主党派不敢再向中共反映真实情况，以致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后全国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并对粮食实行“高征购”，造成了三年严重的大饥荒，各地都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党内无人敢向上级反映，民主党派明明知道也不敢反映，致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结果造成全国有3000多万农民饿死病死的空前惨剧。
以上事实，说明了多党合作制度如果执行得好，民主党派确实能在参政议政和对执政党监督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而如果执行得不好，处处以防范的心态对待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就不可能发挥重大作用，成为与中共“荣辱与共”的盟友，更不可能实现“肝胆相照”，这对我党执政是绝对不利的。东欧部分国家也曾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它们的做法与我们大不相同，效果比我们好得多。
孙中山先生在流亡国外期间，曾认真研究过欧美各国实行宪政和政党制度运作的经验，他指出：“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我国皇帝亦有圣明之君，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故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相互监督。互相扶持”，“而后政治才有进步”。他又说，各政党在竞争中虽有“在位党”与“在野党”的区分，但都对推动政治进步不可缺少。政党“为代议机关或政府之脑海”，“凡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其举动，可以随时指明”，错误才能得到纠正。所以，孙中山指出，各政党既是“对党”，又是“良朋益友，彼此相待应如兄弟”。(《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我认为，我党应该以孙中山先生对友党的态度来对待民主党派，改变目前有些人对民主党派的错误心态和不适当做法，切实执行我党中央曾一再强调提出过的：要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这样才能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监督党和政府的重要功能。
改革向何处去?现在正在十字路口
我国存在的腐败泛滥、官民对立、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和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等严重问题，只有依靠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如果不深化改革就会走回头路，走上歧路错路，弄不好就可能重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覆辙。
我感到，现在有些领导人似乎只看到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绩，而对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和改革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认识不足。因而对深化改革缺乏足够的决心和魄力。有的人甚至认为深化政治改革已经没有必要，因而成为推进改革的阻力。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明确宣布：“我党对宪政运动的立场，分为根本主张与临时办法两方面。我们的根本主张，是要真正实现新式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并“主张立刻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之民主权利”，主张国民党政府在民国二十六年制定的“宪法草案必须彻底修改，使新宪法真正成为实现民主政治保障民权的根本法，而不是国民党训政的装饰品。”而且强调指出：“这种根本主张共产党是决不放弃的，即使一时不能实现，将来也还是要实现的。”文件要求全党要“广泛宣传我们的根本主张，并指出袁世凯、曹锟、吴佩孚均曾因反对宪政而招致灭亡的历史事实，指出没有宪政就会亡国的危险。”(《中央关于推进宪政的第二次指示》1939年12月1日。《六大以来》(上)1981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党中央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是这样做的。抗战时期，党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地推行民主政治，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和各级参议会制度，实行了普选制度，建立了保障人权制度，制定了民主施政纲领，得到解放区各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有人说：民主宪政只适用于西方，不适用于东方，特别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农民，文化水平很低，但对当时解放区实行的民主选举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游击区的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去投票选举自己信得过的干部，就是证明。当时能这样做，新中国建立数十年后的今天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人民的政治要求难道比那时反而退步了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数十年来对追求民主政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成为推动台湾政治进步的一个强大动力。台湾人民有这种要求，怎能说大陆人民就没有这种要求呢?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今后的改革向何处去?目前正在十字路口，一方面有政治远见的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深化改革，热盼我国能早日实行宪政；另一方面有些人特别是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正在阻挠改革的深化。我们认为如果不能深化改革，中国就会走上歧路，再次失去振兴中华的良机。现在许多有识之士都为此感到担忧。今后的改革能否深化，它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成败，也关系到我们每个炎黄子孙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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