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作协四大
[ 2010年第9期 胡耀邦与作协四大 ]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件大事。
按照胡耀邦的意见，要把这次会开成一个大鼓劲的会，大团结的会，促进文学创作大繁荣的会。“左”的思想在文艺战线根深蒂固，为害甚烈，一有机会就会故态复萌。十年“文革”，以及不久前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人们记忆犹新。多年来，总是一讲点人们暂时还难以接受的新鲜的意见，或者在创作中出了点失误和问题，就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处分一通。人们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和气氛，以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和繁荣。胡耀邦对这次大会提出“两个不提”，即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深受文艺界广大同志的欢迎。
我没有参加这次作协代表大会，对会上的具体情况不是十分了解。但我参与了胡启立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祝词的起草，我愿意谈点我所了解的有关情况，供研究这段历史的同志参考。
1984年12月2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报告送审稿和作协人事安排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同志习仲勋、万里、胡启立、乔石、郝建秀、王兆国；作协张光年、唐达成、冯牧；文艺界老同志夏衍、林默涵、艾青、陈荒煤；中宣部贺敬之；中组部沙洪。
会上，胡耀邦肯定作协的报告是个好报告。张光年说，报告中没有写精神污染，怎么样，行不行。报告中写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征求意见时，有两位同志不赞成这个提法，认为界限不易说清楚。胡耀邦听后说，小平同志提出理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自己的工作失误主要表现为：第一，把这一口号扩大到全社会；第二，把“不能搞精神污染”改为“清除精神污染”；第三，一哄而起，大造声势，因而出现了一些毛病，但是很快就发觉了，纠正了。这次会议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创作自由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应保证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创作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同起来，因此这次会议也不要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还是提“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为好。(按：这个观点起先是由万里提出的)他提醒大家，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可是也不要反过来批判，如果反过来批判就很不好了。
在讨论作协文件时，他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个名词我们以后不用。是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是刑事犯罪就是刑事犯罪。两种思想、两种观点、两种作风的问题，是长期的、几百年的问题，只能谈心、批评，而且不能登报批评。以后“三反分子”、“四反分子”一概不提了。创作应有充分的自由，有广阔的天地，可以有独特的风格，有独特的题材，这些词句在作协报告中都可以用。
在讨论作协四大选举问题时，胡耀邦说，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另一种是人民团体，比如作协、文联、科协等，还有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文联、科协、作协、妇联他们要选谁，宣传部门组织部门根本不要干涉，即便选的不理想，他们负责任。文联党组我们可以指定一下，主席、副主席愿选谁就选谁，我们不干涉，来个根本改革。作协谁当主席，他们选，副主席要多少就多少。如果这个名单是中宣部、中组部圈定的，不算数，撤掉!当夏衍问到不知这个名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时，胡耀邦说既不指令又不指导，是无效性的。你们开个会，说中央没有定，自己选，秘密投票。我们对作家连这一点民主都不给，说明我们太不相信自己的本领了。群众路线这么多年来丢了多少了?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
会上确定胡启立代表党中央在四次作代会上致祝词。
起草讲话的任务落到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的头上。他起草文稿习惯三人组合，这次书记处会议后第二天，他就找陈进玉和我帮他一起工作。他是没有理论家头衔的理论家，有名的文章高手。他具体主持写作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等一系列重要文章，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十二大以后参与领导起草过中央许多重要文件，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他是起草组组长。这次起草作代会祝词，主要由他口述，我们敲边鼓，用了半天时间，就弄出了一个稿子。内容大致是当前经济、政治、文艺战线的形势，文艺要为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服务，遇到不好的作品要用评论的办法解决，不要禁止和围攻，党过去领导文艺工作的“三个不正常”，几个应帮助作家解决的问题。林涧青的考虑是将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讲的那些重要内容留待在即将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上中央的祝词中去讲，所以就没有展开去多说。稿子很短，约1800字左右。
胡启立看后，对稿子不满意，觉得稿子分量不够，要重写。
12月27日上午刚上班，胡启立就来到林涧青的办公室，我也在场。胡启立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说：这个稿子我看了，太单薄了，太短了。接着，他就稿子写什么提出明确要求。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次就发个创作自由的信息。张光年着重讲作家自己的创作自由，创作自由的外部条件他不好讲，我们多讲讲。发两个信息，一个是创作自由，一个是工作重点的转移。
先讲讲尽快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中央发表了经济改革的决定，对外开放，搞活经济，意识形态、观念都要发生深刻变化。新情况层出不穷，要跟上，要反映，就要深入生活。从这里引出对作家的希望。
要表现时代，除了深入生活外，创作要自由。列宁讲三个“自由的文学”。创作自由，“双百”方针，我们一直在讲，但贯彻得不好，与多年的“左”分不开。耀邦讲“三个不正常”。
他说，创作自由受到考验的时候，往往是在出了出格的作品、有问题的作品的时候。过去是一见就批，就处分。上纲上线批，组织处分，谈虎色变。他强调，“评论自由是创作自由的一部分，要保证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作家不怕评论，怕由此而来的组织处分。要一手保证创作自由、评论自由，一手保证受批评后的政治权利、组织权利，保证不受政治影响，保证不因为写了不好的作品而被打成反革命。”“保证安全与创作自由、评论自由不可分，不然都有顾虑。要明确讲清这个政策，保证创作自由。”胡启立好像预料到有人会攻击提倡创作自由是提倡什么“绝对自由”，“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似的，特意给自己设了一道防线，明确指出，我们所说创作自由“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耀邦讲过这个话”。
胡启立的谈话观点明确，十分正确，非常重要。核心是保证创作自由，不要因为作家写了有点问题的作品就上纲上线横加批判，就给予组织处分。这是对党领导文艺工作多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清除精神污染”经验教训的总结。
遵照胡启立的意见，林涧青立即重新开始起草。鉴于陈进玉已出差外地，林提请胡启立从中央办公厅办公室再派一位同志前来参加起草。不一会儿，高运甲就来了。
由于指导思想明确，进展十分顺利。当天上午就完成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包括：形势和队伍：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创作必须是自由的，党、政府、文艺团体和全社会都应坚定地保证作家的创作自由，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设必要的环境和气氛，同时，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也要同党和国家提倡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要加强法制观念，坚持“双百”方针，对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除构成刑事犯罪外，都只能通过文学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而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这些重要内容，上午基本上完成了。午饭后，我和高运甲起草了后面几段。林涧青下午上班审阅后，又一起从头至尾边读边改过了一道，就付印了。
12月28日上午，胡耀邦主持会议讨论祝词稿。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这个好，不准确。不用这个概念，但也不要说过去不对。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封建主义遗毒”。他要求把束缚人们手脚的语言再推敲一下。他强调要把创作上的问题与法律上的问题严格区别开来，创作上出现的错误，通过评论来解决。他还说，文艺要焕发民族的意志力量，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有大的提高。党对文艺问题少讲为好，有时会不自觉地成为棍子。要多讲些鼓舞性的话。其他同志也发表了一些修改意见，如文艺要反映时代，帮助人们推动时代前进，鞭挞落后的、阴暗的东西等。
当天下午，根据上午会议的意见，我们又改了一道。主要修改之处是：将原来的“除了按照宪法和法律确实构成刑事犯罪，应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者外，都只能……”改为“只要不违反法律，都只能……”；将原来的“我们的创作自由，就是作家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自由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自由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那种抽象的自由，更不是那种损害社会利益和妨碍别人自由的所谓自由”，改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作家会珍惜和正确运用这种自由，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都是从正面讲，更积极一些，亲和一些，给人以宽松、宽容之感，但法律的界限还是非常清楚地立在那里的，是不能违反的。此外，还补充了一些重要论点，如：“事实证明，我们的作家队伍是一支好队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文学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并且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鞭挞消极的、腐朽的思想和社会现象，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教育人民”等。其他就是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和文字上的打磨。经过修改，论述更加集中、精当，文字更加凝练、准确，文气更感宽容、大度、亲和，但又非常严谨、周密，无懈可击。
29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首都隆重开幕，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谷牧、胡启立、乔石、薄一波、王首道、刘澜涛、段君毅、周谷城、严济慈、胡愈之、张爱萍、康克清、肖华、叶圣陶等出席了开幕式。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大会致祝词。《人民日报》的报道说：“祝词赢得了全场极其热烈的掌声”。听与会同志说，走出会场时，人们笑逐颜开，欢欣鼓舞，心情振奋。
在会上曾发生过一个有趣的现象。当胡乔木、邓力群分别用电报和电话向大会表示祝贺时，会场上响起了一点礼貌性的掌声。而当周扬从医院打来电话祝贺大会成功时，虽然只有一句话，一句极为普通的话，却在全场激起了长达两分钟的热烈的掌声。掌声反映了人心和民意。
对祝词，对四次作代会，当时就有两种不同反应。文艺界一位权威的老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但也有一位党政大领导说这“是一个反党的会议”。
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横遭批判的时候，对四次作代会和祝词的批判达到了顶峰。批判按照胡耀邦以及胡启立的意见起草的这个祝词“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提倡“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主调搞错了”。事实上在开始起草祝词时，胡耀邦和胡启力就明确指出我们提倡的创作自由“是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的创作自由，他们中不论谁都没有讲过“没有前提的，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谁都没有这样的思想，其他有关同志也没有。至于说“两个不提”，一个是“清除精神污染”，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不用再提它了，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一个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看法，认为这个概念不够科学，这次不用这个概念了，不用这个概念，并不是不坚持党的领导，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祝词的发表“赢得了全场极其热烈的掌声”，受到文艺界、思想界的热烈欢迎，就是明证。毛泽东说过：我们应当说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祝词受到大家的“极其热烈”的拥护和欢迎，难道能说大家都是“极其热烈”地拥护和欢迎不要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极其热烈”地要“离开”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吗?真是太不可思议、太不合情理、太不符合事实了!
不错，在祝词中的确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词组。但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却一点也不少，粗粗一查，“社会主义”至少达15处之多；“党”和“党的领导”更是多得不计其数，还提到了列宁、毛泽东、邓小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了两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各有一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不违反法律”也突出地讲到了。说祝词“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单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子虚乌有。
更重要的是，从祝词的思想内容和精神实质来看。祝词从头至尾贯穿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贯穿了改革开放创新的精神，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指责祝词没有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
祝词不论是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所起的重大作用的论述，关于我国作家根本任务和社会使命的论述，关于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成绩和缺点的论述，关于创作自由的论述，还是希望作家深入生活的论述等等，都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根本不存在什么“离开”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倡所谓“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的问题。白纸黑字俱在，无须多言。这里仅举两段为例。一段是，祝词在从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后说：“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对于创作自由来说，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设必要的环境和气氛。同时，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要同党和国家所提供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为此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去认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认识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的遗毒。这样才能使自己真正进入自由创作的境地。我们相信，我们的作家会珍惜和正确运用这种自由，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段是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坚持“双百”方针，指出：“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反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进行文艺评论必须采取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简单粗暴，不要‘无限上纲’，不要戴政治帽子。允许反批评。”这是祝词在谈到创作自由的外部环境时的两个重要段落。这里有一丝一毫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地方吗?是在提倡什么“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吗?一点也看不出来。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不能违反法律，这是个大限。我国现行法律，包含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自然也就包含了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在内。把创作自由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反对创作自由，要提倡创作自由、评论自由，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正是我们过去多年唱惯了的老调。
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前提”、不受“限制”的事物，这是普通的常识。地球的存在以太阳为前提，人类存在以地球为前提，人的生命的延续以饮食男女为前提，等等，哪有什么没有“前提”、不受“限制”的东西呢?创作自由的“前提”和“限制”就是法律。法律既赋予作家以创作自由的权利，同时，作家也只有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才能自由地行使这种权利。祝词讲明了这个大道理。硬要说祝词是在提倡“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第一，不符合实际；第二，真没有道理。不管出自何人之口，出于何种目的，都不能成立。
“创作自由”的口号，由中央领导代表党中央在文献中正式提出，加以提倡，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两个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颇具慧眼和胆略。人民团体的选举亦富有创意。既然是选举，当然要尊重民意，大家愿意选谁就选谁，这并没有什么不对，总比我让你选谁就选谁好一点吧?恐怕走遍天下都是这个理。选举当然不一定都能保证选上最理想的人，下次再选就是了。四次作代会的指导思想没有错，“主调”和主流完全正确。在我们党内，多年来有个很坏的毛病，就是只能听一种意见、一种声音，不允许有别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一听到点逆耳之言，就以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次作代会之所以犯了大忌，其实也就是讲了点我们党过去没有讲过的新话，一般人不敢讲的真话和实话。现在人们可以看得清楚，四次作代会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总结我们党在领导文艺工作方面的历史经验，克服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偏颇，提出了保证作家创作自由的大政策，是一次“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会议，一次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会议，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之所以在文艺界受到广泛的热烈的欢迎，不是偶然的。从胡耀邦在1987年初落难以来，祝词和这次会议一直在受着不公正的待遇。没事说成有事，好事说成坏事。历史早已昭然若揭，现在旧事重提，无意挑起争论，只是作为曾经参与此事的人，偶然发现胡启立当年那次谈话的简单记录，勾起一段往事的回忆。愿在此披露真相，供世人共享。林涧青已经过世，那次胡启立同他的谈话，只有我们两人在场，我若不讲，将无人知晓。我想，对四次作代会祝词和四次作代会，人们只要秉公而断，尊重客观事实，从实际出发，是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的。这也是一桩冤假错案，应当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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