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八十年代的一面旗帜
[ 2010年第9期 黎澍:八十年代的一面旗帜 ]
与王学典此前出版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和《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等著作相比，这部《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黎澍及其探索的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可能算不上他的代表作，但注定会赢得更多人的共鸣与更持久的关注，因为这部专题文集聚焦黎澍这样一个箭垛式人物，揭橥有关八十年代的星束式问题，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实，引领人们重返八十年代现场，理解新启蒙精神的本质和意义，对后学者承继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大有助益。
黎澍：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
“八十年代”是一个呼唤英雄也英雄辈出的时代。
美国历史学家悉尼·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中，把政治英雄称为“行动的英雄”、“事变性人物”，把启蒙英雄称为“思想英雄”、“事变创造性人物”。“所谓事变创造性人物就是这样一个事变性的人物，他的行动乃是智慧、意志和性格的种种卓越能力所发生的后果，而不是偶然的地位或情况所促成的。”他还特别指出：“我们所谓历史上的英雄或伟人仅指事变创造性人物。”也就是说，思想英雄或事变创造性人物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远远超过政治人物和战争英雄。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则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提出了“作为文人的英雄”的概念，认为：“作为文人的英雄……是这些新时代的产物；只要写作这种神奇的艺术存在，或者，只要我们称之为印刷的技术存在，文人英雄就可以继续作为未来的英雄的主要形式而存在。”“这个‘文人英雄’必定被认为是我们最重要的现代人。他是所有人的灵魂。整个世界将依照着他所教的一切去做。”“真正的‘文人’必定有一种神圣，不论这个世界是否承认它：他是世界之光，是这个世界的‘教士’——像一个神圣的火柱，引导世界在其黑暗的漫长途程中穿过‘时间’的荒野。”从卡莱尔所举的例子如约翰生、卢骚、彭斯等来看，他主要是指启蒙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中国，严复和夏曾佑在1900年撰写的《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将恳想家和科学家视为比大彼得、华盛顿、拿破仑等“帝王英雄”更伟大的一类现代英雄，因为他们的学说“皆开辟鸿蒙，流益后世，视拿破仑、华盛顿为更进一解矣。”
在王学典看来，80年代“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而中心论题则是“反封建”。而如果说“在整个‘八十年代’以政治思想观念反思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界’始终处于支配地位”的话，那么，他曾多次亲炙教泽的黎澍就是“‘八十年代’理论界的杰出代表、一位卓越的思想英雄”，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是“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启蒙者”，是“清算教条主义影响的理论勇士”，是“新时期史学界思想解放潮流的旗帜”，是“以真理为唯一追求”的智者；在八十年代“反封建主义”思潮演化中，黎澍及其主编的《历史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冲锋陷阵作用，其作用堪与当年的《新青年》相媲美。
——黎澍最早看出“文革”的“封建”本质，严肃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他认为：“文革”虽短，却是二十世纪甚至更长时期内人类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岁月之一。黎澍和他主持的《历史研究》最先站出来揭破这一“黑暗”并给这一“黑暗”最系统最深刻反省。
——黎澍始终不渝地“反封建”。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不但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有社会主义同封建势力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能牢牢地站稳脚跟，就必定倒退到封建主义”。因而，消灭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黎澍揭破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若干影响深远的错误观点。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完全错误，应当坚决抛弃。“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能将一切历史都归结为阶级斗争史。
——黎澍对“暴力崇拜”、“革命偶像”、“农民动力说”等进行了质疑与反省，重新估价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卫生救国”等改良主义主张和实践的意义，进而推崇“长期积累、自然演进”的和平建设，赞美“无声无息的变革”和“潜移默化的”“和平演进”，开启了“告别革命论”之先河。他认为：“真正的不可抗拒的革命，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产业革命，都不是靠暴力完成的，也不是任何暴力所能完成的。……任何暴力手段，不论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还是上下夹攻的，都无济于事。”——中国近现代史由此而改写。
——黎澍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封建主义思想观念、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及共产主义思想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把“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称为封建社会主义。
——黎澍认为中国式的教条主义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这样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同样是反革命特别是那些善于伪装的反革命的好帮手。‘左’并不比右好。”因而他主张回到马克思主义元典。
——黎澍率先提出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主张像五四那样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封建传统，彻底加以破坏”。
——黎澍把农民及其起义看做是“封建”范畴内的现象，拿出大量证据来彻底否定太平天国、义和团式的农民起义。
——黎澍刷新唯物史观，实现了中国当代史学思想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他提出并解决了史学理论中的许多“元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总之，黎澍对“新封建”的批判、对“思想解放”的倡导、对“现代迷信”的剖析、对“现代化”的追求、对“教条主义”的诛伐、对“小农意识”的清算、对“西体中用”的张扬，反映了“八十年代”特有的对未来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黎澍也因之成为“八十年代”理论界的杰出代表、一位卓越的思想英雄。谁要是想了解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就必须读黎澍，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完整地、准确地代表这个年代。王学典在文集中高度评价黎澍先生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新启蒙精神，并名之为“黎澍精神”：“在追求真理时的那种‘根绝一切犹豫’、摒除‘任何怯懦’的献身精神，彻底的、不妥协的、没有丝毫奴颜与媚态的大无畏精神，治学时不瞧别人脸色的独立精神”，其实质就是“不唯上，只唯真”。
今天看来，黎澍当年的许多激进见解都已成为常识。但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价值时，必须还原他所处的时代，这样才能对他抱“同情的理解”。——“宇宙是无限的”在今天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但是布鲁诺当年却因此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黎澍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为常识而战的布鲁诺。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理论上的“黎澍时代”可能会成为过去，但“黎澍精神”一定会长存。
关于中国现代学统
“黎澍精神”是新启蒙精神的一个缩影，她丰富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或现代学统，让我们在回首二十世纪时不致过于赧颜羞愧。
首先，黎澍精神的核心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贺麟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德里达认为：“思想的自由，意味着可以对任何事物进行无条件的追问，对任何真理进行无条件的质疑，对任何权威进行无条件的反抗。”以这样的标准观照新启蒙时代的黎澍就会发现，无论是他自谓“党外民主人士”还是后学者称之为“江湖思想家”、“左翼自由主义者”，都凸显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真”的学术胆识与风骨。他在学术与政治夹缝中争取说话的权利和说真话的自由，鼓吹言论自由与学术争鸣，反对将学术问题政治化，显示了“有学问的思想家”的卓越风范。正如王学典所说：“黎澍不死的地方在于：在社会政治体制完全吞没了民间社会的时代，他的思想、精神、心灵却始终未被整合，尽管他有时处在主流文化的核心圈，但他的思考却大部分在圈外。”1990年代以后，“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学界更多表现出一种犬儒主义气质。前后对照，黎澍的自由精神更显得弥足珍贵。
其次，关注现实的“问题意识”。以左拉发出《我控诉》宣言为象征，“知识分子”自诞生之日就具有超然性与介入性的双重品质，即“专业精英”与“社会良心”的结合。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不仅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更是对社会发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学者余英时说：“学者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所有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而这种关怀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私利之上的。”齐格蒙特·鲍曼说：“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与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能仅仅“为学术而学术”，满足于做专家或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更不能“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他必须承担公共性的道义使命，必须在大是大非面前有所担当，“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研究还应当与现实发生关系，否则就很容易成为索引考据派或玄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黎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胸怀，永远值得后学者铭记和效法。
第三，学术批评与争鸣的勇气。王学典在《放逐“现实”回避“问题”：20世纪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一文中指出了当前学界出现的躲避“现实”、遁入象牙塔、回到乾嘉去、争鸣意识缺席的现象：“由于缺乏‘问题’，使得学术界疲软不堪、生气全无。更重要的是，段有‘问题’及其论战就没有焦点，没有焦点就无法聚合力量，‘问题’及其论战是组织学者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攻关、攻坚的最有效、最恰当的方式。没有‘问题’的史学界必然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人自为战。”当下的学界流行的是考据风、自说白话或某个小圈子里的哥们溜须拍马互相吹捧，而很少真正的批评与争鸣。这种情形不能不令人怀念八十年代的学风。就让我们再次重温黎澍持守的箴言吧：“科学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事业。即使冒犯上帝，也要无所畏惧。没有无数科学家的献身精神，科学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在科学的入口处，如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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