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左”反“左”酿成的唐河事件
[ 2010年第10期 以“左”反“左”酿成的唐河事件 ]
1960年11月23日凌晨1点左右，时任河南省唐河县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偕夫人刘桂香、二儿子毕剑增及3个女儿一起跳进唐河城郊大寺附近的一口深水井里，原打算一家6口人都自杀身亡。后因毕剑增抓住井里汲水的水车链子爬出来后，到县委院里大喊“救人”，刘桂香先被救出(后因悲伤过度，精神失常，旋即上吊自杀)，44岁的毕可旦及3个女儿溺水身亡。这件事当时成为轰动全国的“唐河事件”或“毕可旦事件”。
当天，唐河县委向南阳地委呈报了“关于反动分子毕可旦的罪恶和对其开除党籍的报告”。文中不仅列举了毕可旦积极推行“左倾”路线的种种“罪行”，还新增了一条“惨无人道，杀害全家”的罪状。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他残害了唐河人民，又残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女，完全丧失了人性，是地主阶级向人民实行绝望性摧残报复的代表人物……据此，县委决定，开除毕可旦党籍，特报请地委批准”。两天后，南阳地委即批准了此报告，这个5天前曾是主政唐河多年的党内一号人物，参加革命和入党20多年的革命干部，不仅被贬称为“没有改造好的富农分子”，“混入革命内部的异己分子”，还被戴上了一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叛徒”的黑色大帽子。
关于毕可旦的为人，唐河不少干部和群众对他的口碑并不错。2010年5月27日下午，现年87岁的杜如楼(当时是唐河一中校长兼支部书记)对我讲：“我对毕印象很好。他作风正派，清正廉洁，经济、生活作风方面都没有闲话。毕可旦从省里调唐河县委并担任第一书记后，一直没有在县委小伙上吃饭，而是与家人一起整天吃粗茶淡饭，在带头不搞特殊化方面唐河县是人所共知的。1959年冬，城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罗保全向县委报喜，说反出了几十万斤‘瞒产粮’，当时人们都奔走相告，宣传着此事，我也信以为真，于是就到县委找毕可旦请示。我说，毕书记，听说城关公社反出了那么多粮食，竟弄出了一个地下黑仓库。如果确有此事的话，我想带着一中的学生们参观一下，不知道允许不允许?毕可旦笑着回答我说，‘哪有此事?什么地下黑仓库?是他们借的国库粮冒充瞒产粮，现在我正让人追查处理此事哩!’从这件事上我认为毕还是有点实事求是精神和冷静态度的。至于唐河那年饿死人多的问题，毕可旦虽有一定的责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左’倾蛮干的大气候，毕是执行者，也是受害者。……”杜老先生说的是知情者冷静反思后客观公正的看法。
毕可旦为什么自杀，而且还要他的家人及儿女们与自己一起走这条绝路?1980年7月12日，南阳地委向河南省纪委呈送的“关于对毕可旦同志问题的复议报告”中说的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时，在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地委宣布令其停职反省，交代问题，毕可旦同志思想压力很大，一时想不开走向了绝路。”这一说法，仅道出了诸多原因之一点点，实际不那么简单和直观。
近年来，笔者通过仔细研究毕可旦自杀前写给南阳地委第一书记林晓的绝笔信，毕夫人刘桂香和长女毕金荣的绝笔信，调阅与毕可旦相关的有关文件、材料，采访了解此事件全过程的当事人，基本上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客观地说，毕可旦就是一位“乌托邦”式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推行者。在县委第一书记这个类似“小皇帝”的位置上，抓起各项工作来虽都是雷厉风行的，可也都是“左”的。1960年11月26日和1961年元月5日南阳地委驻唐河工作组先后两次写给河南省委、南阳地委的“关于唐河县整风会议情况”的“简报”，虽然有把所有问题都一股脑儿推到毕可旦一人身上之嫌疑，但也多多少少看出毕可旦春风得意之时，“左”得发狂和出奇的程度。“简报”中说，1959年秋，唐河县粮食每亩单产仅为182斤，全县秋作物总产仅29,838万斤。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为了体现唐河县在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会议精神，特别是突出表现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的“大好形势”和“丰硕成果”，对下面按实际产量上报的人一律严加训斥，责令重新上报。1959年9月2日，毕可旦在本县召开的各公社第一书记会议上批评说：“现在有人初步打算把15万亩高粱仅按平均亩产120斤上报，这很不像话。我们现在掌握了许多典型地块，都在500-800斤之间，要克服粮食问题上的右倾情绪!”同年11月初，毕可旦到上屯公社张清寨大队检查工作时，对该大队干部向他汇报的高粱亩产可达到240斤(实际已是扩大一倍的数字)很不满意。他在张清寨公社代表会上说：“高粱亩产240斤的说法不实。我的看法，张清寨最多可达320斤，最少也有300斤。”说完此话后，毕问一个包产队长，这个队长领会他的意思，见风使舵说：“我们队有两块好高粱亩产可达到350斤。”结果该大队高粱全按每亩300斤定产，按此测算全大队总产量即可达50多万斤，除能安排好生活外，还可售余粮22万斤(实际仅有余粮6万斤)。1959年11月20日，毕可旦在县委“关于1959年冬和1960年春工作纲要(草案)”中说：“今年在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严重干旱情况下，党领导群众苦战了70多天，彻底征服了自然灾害，取得了高产社更高产，低产社粮加翻的特大丰收。预计全县粮食产量比大跃进的1958年增产33.3％，棉花增产38.8％，油料增产89.7％，出现了不少高额丰产方和高额卫星田，狠狠地批判了‘低产论’和‘稀植论’者。”1959年12月3日，毕可旦在“县委1959年工作总结报告”中说：“通过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促进了秋季的抗旱保苗运动……今年全县秋季粮食产量平均是376斤，比上年每亩净增产68.3斤，总产63,696万斤。”硬是多报33,858万斤“跃进粮”。
1959年9月20日，唐河县委检查组向县委写了一份“情况报告”，反映“城关公社朱庄大队完成征购任务后，群众生活安排不下来，20个食堂现在就都不能保证每人每天平均吃到1斤原粮。王冲食堂243口人，从9月3日至18日半个月内，全食堂只吃粮食111斤，每人每天平均只吃4，3两粮食(当时是16两秤，只相当于2两多)。由于缺粮，又没有其它干菜，全队主要靠红薯叶维持生计。”对于这个关乎许多人生计的“报告”，毕可旦不仅不予重视，反而把它当做了“装穷叫苦”的反面典型大批特批。1959年10月21日，毕可旦在县三级干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说：“今年夏季唐河小麦丰收是史无前例的。经过两三个月的抗旱保苗，秋粮也增产了，总产可达6亿多斤，为什么现在却有人闹粮食?这主要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有严重的右倾思想。有些同志说，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政策，执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务。我们说完成了任务，就是执行了政策!”1959年11月初，毕可旦在县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说：“好多事实证明，当前否定大跃进、大丰收的，不是贫农、下中农，而是部分领导干部，本来验收的过程就是斗争的过程，他不去分析。有人给县委汇报有两面性，专门汇报问题，这本身就有问题。因为这种汇报思想本身就是想用这种材料否定县委对大丰收的结论。现在看来，党内肯定大丰收，是要经过一番斗争的。所以，这次会议，仍然是以反右倾、鼓干劲为指导思想，应该是上一次县委三级干部(即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机会主义)会议的继续。当前，这个问题不解决，粮、棉、油征购工作就上不去，就不能搞好大跃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大河屯公社、城关公社、祁仪公社都把麦种和国库粮食拿出来充当“反瞒产反出来的粮食”来展览，先后报出了反出400万斤、64.3万斤和160万斤的“反瞒产成绩”。搞了几个假经验、假现场会和逼粮会，把全县的反右倾、反瞒产、保征购推向了高潮。县委调查组报告说：“城关公社常桥大队减产50％”，毕可旦闻讯即大发雷霆：“这是否认大丰收，是立场问题!”为了完成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征购任务，毕可旦提出：“拼命干，死了算”，“要发高烧到40度，就是烂掉一批干部，也要确保任务的完成。”毕可旦常说：“在粮食问题上，阶级斗争尖锐极啦!”1959年10月29日，毕可旦在全县粮棉油入库电话会议上说：“在唐河大寺(县大会场)搞了半个月，回去后还翻案，可见有些人资本主义思想是很严重的……粮食工作上不去，就是资本主义当道。对资本主义一定要打倒，打倒后还要再踹上几脚，同时还要狠狠打击富裕中农思想。”唐河县书记处书记张书楷在秋粮征购入库的电话会上说：“认真发动群众，大反右倾，大反瞒产，确保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毕可旦补充一句说：“必须完成征购任务，这是对农民的一次改造!”县福利办公室干部钮丹给他反映说：“上屯公社大郭庄大队因粮、棉、油入库死了人!”毕可旦说：“真要是因为粮棉油入库死了人，也没啥!”指示属下给上屯公社党委书记打电话，要他“不要怕”。1959年11月27日，毕可旦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征购问题：“公社党委中有人动摇了，认为完不成任务。或者嘴硬心软，工作上不去。大队、包产队主要是个人主义，这反映了两条路线斗争。在征购问题上，就是要先下手为强……社党委下不了手拿东西，是不是怕对不起农民，干劲不足了?”1959年11月29日，毕可旦在桐寨铺征购现场会议上说：“粮食征购属于两大对抗阶级斗争的范畴，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斗争不彻底就是改良派的做法，不是马列主义，我们毕竟还是吃阶级斗争的饭嘛!”这期间，毕可旦还几次开会布置，叫找出几个粮、棉、油任务完不成的“挡道人”，指示向“挡道人”开刀。毕可旦说：“运动起来了(指粮油征购运动)，一定不能挡道，真正挡道的叫干部们揍两下，也没啥!”在毕可旦身先士卒影响下，县、公社主要领导不择手段地狠抓粮棉油入库任务的完成。主抓农业的县委书记处书记李华亭在农业、财贸三级干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强调：“1959年仍然是个特大丰收年，有完成征购任务的物质基础。现在征购任务完成的迟缓，主要是因为现在公社干部中有人动摇，大队干部有严重的本位主义，这是阶级斗争在粮、棉、油问题上的反映。县委研究已定，任务少一点也不行!滑、推都拖不过去。不管哪个队，哪个人，哪个社谁完不成任务都不行。谁完不成任务谁就过不了这一关，非处理不行!跑了的回来也要斗争，要开除党籍!”同月，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县委书记处书记李华亭介绍了城关公社有人在棉被里装了24斤棉花，一个棉裤里装了8斤棉花，各公社第一书记也介绍了各自发现的类似的典型。对于这样的“典型”怎样处理?几天之后，有了鲜明的态度，李华亭主持召开了棉花征购工作电话会，下边请示说，棉花都装成被子、棉衣棉裤了，怎么办?李当即表态说：“装上也要扒出来!”从而唐河全县上下开始扒掉群众的棉被、棉衣、棉裤里边的棉花，拿出来充当当年棉花任务的疯狂行为。毕可旦常说：“马列主义必须加两分秦始皇才能治县……某些人对第一书记制度不满意也不中。”县委委员、城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罗保全更进一层发展为：“只有马列主义与秦始皇手段相结合，才能实行合理独裁”；又说：“心不狠不能治国，手不狠不能治事，面软不能立事。”郭滩公社第一书记在强调完成粮棉油征购任务的会上说：“完不成任务我非喝你们的血，吃你们的肉，砸你们的骨头不中!”大河屯公社党委书记薛云瑞更在会上恶狠狠地说：“完不成任务者，给我照死处整!”“左”祸猛于虎也。所以，笔者认为，后来唐河县之所以在大饥荒的1960年春饿死了9万多人(1990年唐河县志测算)，毕可旦等是有一定的领导责任的。
但从大的和根本方面来说，我认为，首先还应归罪于搞乱思想的三次“反右”和“反右倾运动”，其次是地委的带头蛮干。其三是不合时宜的人民公社和“吃食堂”等管理和生活体制。其四才是下边的胡整乱来。从1957年7月开始到1958年4月结束的“反右派”斗争，南阳专区有14807名敢于仗义执言、说实话的人被打成“右派”或“中右”分子(仅右派就8854名)；接着开展的“批判潘杨王运动”，又有9249个说实话的公职人员、3万多平民百姓遭到批判或斗争(1959年元月30日批潘运动总结报告统计表18)；1959年10月开始的“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中，又有1056名党员领导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有右倾错误的人”(1959年10月28日南阳地委给省委的报告)。三次“大反右”把南阳有胆有识的人批整殆尽，在政治领域内从上到下形成了“左”比“右”好的认识误区。如南阳地委在“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扩大会议的情况报告”中，就突出地批判了在粮食产量问题上讲“实”，就是求“低”，就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思想。尤其批判了在征购工作中强调实际困难，不想方设法予以完成的“右倾情绪”。“批彭”的地委扩大会议上第一遭批判的是副专员朱晓山，仅仅因为1958年底在推荐唐河县城郊公社植棉能手牛桂莲是否晋京展览问题上他和地委第一书记林晓发生了分歧。朱晓山认为牛桂莲报称的亩产皮棉4000斤的棉花产量不可信，不能晋京搞展览。林晓认为真实可信，在郑州搞了一阵子展览后又强行推荐到京里进行展览，这次借“批彭”运动中又为此把朱晓山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专区计委副主任刘文祥在毛集铁矿蹲点指挥“大办钢铁”时，下边给他汇报说：“今日放出了日产生铁一万吨的大卫星”，刘文祥奚落说：“甭说一天炼一万吨铁，就是搞一万吨铁矿石也不可能”，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粮棉油征购工作中，面对着1959年秋因干旱和大呼隆人民公社体制所造成的普遍减产一半的严酷现实，为彰显“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后的“伟大成绩”，地委第一书记林晓在全区秋粮任务已经超额10％的情况下，又主动提出“再增加1000万斤”，使秋粮入库硬是比“大丰收的1958年秋季还多出200万斤”(1959年10月28日地委常委会议记录)。在地委召开的粮棉油入库会议上，专员宋绍良、财贸部长宋子明大批“右倾”思想，还突出地点到了唐河、邓县两县棉油入库仅完成70％，暗示他们可以采取“非正常手段确保任务的完成。”可见，无论是谎报产量，还是征购透底，还是干部违法乱纪都不仅仅是毕可旦的恶作剧。从南阳来说，根源于地委及地委以上的领导机关，错在“反右”，特别是庐山会议后出现的变本加厉的“左倾”蛮干思潮。
然而，“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后，南阳地委主要领导人上行下效，摇身一变，以一贯正确自居，把南阳各地普遍大量饿死人的责任全部推卸到县以下各级领导干部身上。他们把4.8万个基层干部视为“坏人”，“蜕化变质分子”或“死官僚”作为“钉子”统统予以“拔掉”，把其中的25143人抓进监狱(南阳地委1961年元月7日的报告)，县以下基层干部被斗、被整的人数一度高达50％以上。1960年11月18日，在两天的南阳地委扩大会议后，毕可旦即被免去县委第一书记职务，宣布他停止工作，反省交代问题。据1980年后担任唐河县委书记多年的惠国庆讲，1960年11月20日，地委常委、宣传部长董宏作为地委工作组组长和新来的县委第一书记安成美，住进了唐河县委招待所。毕可旦出于礼节和有许多工作方面的事也需要给他们交接的需要，专程到招待所看望他们。由于董宏知道省、地委已把毕可旦当做“坏人”和“敌人”，坚决要与其“划清界线”，竟谎称明日本人去桐柏县抓运动，无暇接见。不仅如此，还放出话来，说安书记今晚要准备明日的县委扩大会议，也没空闲与他谈话，这让特别讲求颜面的毕可旦很伤自尊。第二天县委扩大会议开始时，董宏却端坐会议主席的位置上，而且会议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引向毕可旦，这使毕可旦更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11月21日、22日两天的县委扩大会议上，有人非采取压制的办法不可，这就使有些问题不具体化，我也难服气。”(毕的绝笔信)会上，不管是不是毕的问题全部都算到毕的头上，更让参加革命20多年一路顺风的毕可旦很难于承受。“说我歪曲政策，这个事情确实有，但最好能具体一些。还有人说我发明辩论等，其实是抄别处的。二月份中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未在县里具体抓一些事，而现在一些人却提出给我汇报的时间、次数(说的有鼻子有眼)，甚至把给别人汇报的，也说成给我汇报的”；“我的错误确实严重，死人，死牲畜是事实，这是任何人都应该承认的。我的错误一部分是执行性的错误，一部分是我个人胡创而犯错误，这也是事实。现在看来，要全面地弄清楚，最好县委常委的同志能够把前段的电话会议记录稿多看几份，不管是地委的县委的都行。如粮棉油入库问题，孙书记(孙电如，地委第一副书记)把我叫去日噘过几次(即训斥)”；“去年10月贯彻庐山会议期间，孙电如书记一直参加唐河的县委扩大会议。开始发现有干部违法乱纪问题时，我即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了前毕店公社第一书记李树森同志。可是就在这个会议的前几个钟头，城关公社书记宋德福在斗争一个叫刘丰岩的公社书记时，当着孙书记的面宋就推搡了他几下。孙书记不仅没有批评，反而表扬宋德福斗争人‘有办法’，还说宋德福咱们坐下来谈谈，说积极分子恼了对有的人推搡几下可以理解等。当然我决不是推诿前段工作中的错误，而是把情况摆清楚，可以深一层考虑一下。”以上几段话都出自毕可旦11月22日给林晓写的“绝笔信”。从这些绝笔信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在董宏主持和怂恿下，唐河县委扩大会议上一些人不顾客观事实，把什么问题都算到毕可旦身上的极端过火行为，这些做法，对毕可旦被迫走向绝路起了一定的作用。
毕夫人刘桂香的“绝笔信”中也透露出了毕可旦之所以自杀的一些诱因。“俺孩子他爹说，唐河饿死那么多的人，咱还活着干啥?”；原唐河县委宣传部长齐光禄被毕可旦提拔为县委副书记后，有违法乱纪问题，“齐书记违法乱纪严重，不该提拔的提了，他有几条人命，咱可担待不起!”；“前些时，俺在郑州上学的大儿子剑鸣回来说：‘爸爸跳到火炕里了，上海饿死了三个人，法办了十几个领导干部’。我在青岛工作的一个弟弟来信说：‘姐夫这个工作危险哪，责任大。”’刘桂香的“绝笔信”中还说：“现在有人说唐河县饿死人没人上报，都说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人家怕，咱更怕!”这些也道出了毕自杀的部分原因。毕可旦长女毕金荣的“绝笔信”中还有这样的话：“今年我父工作中出了错误，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觉得万分惭愧，所以自杀”；当时盛传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讲的要对出了大问题的地方主要负责人“杀一批，关一批，判一批”的紧张风声，对毕可旦压力很大。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已经被抓，鄢陵县委第一书记已经开枪自杀……这些更使毕可旦如坐针毡。所以，毕在给林晓的“绝笔信”一开头就说得非常清楚：“简单地说，我嗅到了一个气味，暗示性的语调，即要把我的问题当成敌人性质的问题处理。这样我就考虑了，思想上确实开展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把这两天在地委参加会议所听、所记的笔记翻阅了几遍。你的报告中也提到南阳有几个县的问题在全国也能算上坏典型……李富春副总理就是这样讲的。镇静与震惊相比之后，我考虑，唐河既然是全国有名的问题县，列为震惊那是肯定的。不要等大张旗鼓地处理吧?从现在看，不严厉处理几个有的人也不会同意。”“与其等组织处理，不如自己了断自己”。
综上所述，我把毕可旦自杀的原因归纳如下：身为主政唐河多年的“父母官”，毕可旦对唐河县后来查出饿死那么多的人感到无颜再见唐河人民，也为自己一定要为此承担的重大责任而后怕；县委扩大会议上“墙倒众人推”的世态炎凉现实，不顾事实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而又不给解释的机会，使他感到很冤枉又很憋屈；省、地委要把他当“敌人”处理的极端作法，外地不少地、县有问题的领导人已经被抓或自杀的残酷现实，使他感到自己在劫难逃；“爱人刘桂香家庭妇女，身体又太坏，觉得再活下去，抚养儿女也将成为大问题，决心跟他一起走”；自己和爱人死后4个儿女无人抚养，“将会成为社会上最受鄙视的人”，今后的日子很不好过，生不如死……所以他就选择了和家人6口一起自杀的绝路。而在这些诸多理由中，我认为主要还由于“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以“左”反“左”，诿过于下，对犯错误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近人情的极端做法。“左”祸害人也害己，这就是毕可旦事件给人的惨痛教训。毕可旦自杀几天之后，唐河县城关公社第一书记罗保全从唐河大桥上跳入唐河水中溺水身亡，邓县文渠公社第一书记郑德恒和镇平贾宋公社第一书记朱保仁等也先后自杀身亡。可见，“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时，以“左”反“左”酿成的人命案在南阳并不是个别现象。
(作者为《南阳日报》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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