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农王韦拔群
[ 2010年第10期 广西农王韦拔群 ]
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曾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撰写的序言，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其实，当时中国“农王”有三个：即湖南的毛泽东，广东的彭湃，广西的韦拔群。金冲及先生在他主编的《毛泽东传》一书中说：“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1922年他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1923年1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前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从现有历史资料来看，韦拔群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时间还早于彭湃。韦是在1921年秋。
在1925年以前，广西还没有中共组织的活动，韦拔群一直在自发地搞农运。在他的领导下，广西右江地区逐渐成为中国土地革命前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早、最好的地区之一。这为后来建立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过去，由于地理、历史、政治的种种原因，右江农运和韦拔群的事迹未得到广泛传播，甚至有误解误判的情况。笔者认为，谈中国早期的农民运动，不谈或忽略右江农民运动是历史的残缺；谈广西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不谈或忽略韦拔群的英雄事迹，不是真实的历史。
一、“愤不平”的拔哥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生于东兰县中和乡勉俄村东里屯。他少年丧父。祖父韦天宝，原先靠打草鞋和砍柴卖为生；后经营烟酒生意，逐渐富裕。韦拔群从小与村中贫苦儿童一起玩耍，经常暗地接济贫苦同伴。他逐渐对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平等产生了不满情绪，他愤恨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一次，他带着一帮穷孩子用木工钻，把武篆街上一个大财主的米柜底钻了一个洞，让米沙沙地流出，每个孩子都得了一袋米，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跑了。韦拔群“偷米济贫”，人们暗暗称奇，说他小小年纪就做仗义大事，长大了一定是个人物。小伙伴们更是亲切地称他为“拔哥”。
14岁时，韦拔群入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后入宜山庆远中学续读，1911年底，转到桂林政法学堂。因反对强令给校长送礼，毅然退学。1916年，他愤于袁世凯复辟称帝，在家乡邀集了百余青年，卖掉部分田产、耕牛，自购枪支，长途跋涉，到贵州投奔蔡锷领导的护国军任连副，为保卫共和而战。后因不满连长虐待士兵，以“愤不平”笔名散发传单，曾一度入狱。后经友人保释，韦拔群到贵州讲武堂深造。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不久离队。1920年底，在广州加入马君武组织的“改造广西同志会”，任政治组副组长。次年，马君武任广西省主席，但军政大权操纵在军阀陈炯明手中，韦拔群不愿为军阀效力，先后两次谢绝了马君武委派他到南丹、东兰任县知事(即县长)之职，于1921年中秋节回到东兰。从此开始积极从事农民运动。
二、组建“改造东兰同志会”三打东兰
韦拔群回到东兰，找到旧时同学和具有进步思想的朋友陈伯民、黄大权、牙苏民、黄书祥、黄树林、廖源芳等共18人，于1921年9月底结成革命同盟，组建“改造东兰同志会”，开始在广西东兰县武篆区活动。
当时，陆荣廷残部在广西纷纷打起“自治军”旗号。刘日福在百色一带自称“司令”，与在都安、马山的“司令”蒙仁潜部下邓祖贻都到东兰滥收苛捐杂税。
1922年1月，韦拔群在武篆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团结一致，抵制苛捐，并由韦拔群、陈伯民为代表到百色去见刘日福，要求他收回征税成命。刘日福迫于韦拔群与马君武的关系，不得不写了张免征布告，交韦拔群、陈伯民带走。二人连夜赶回武篆，向群众宣传出示刘日福的免征布告，群众闻讯，莫不欢欣鼓舞。通过这次斗争，韦拔群得到群众的尊敬和景仰。
1922年3月30日，同盟会11人在北帝岩(1930年根据张云逸建议改为“列宁岩”)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韦拔群起草，以“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名义发表、散发的《敬告同胞》文告，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走俄国人的路”、“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组建农民自卫军。
为广泛吸收群众参加活动，大家同意将“改造东兰同志会”改为“公民会”。从此，东兰农运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斗争。
同年10月28日，韦拔群等召集东兰、凤山、都安、百色四县公民会骨干180多人，在他家对面的银海洲歃血盟誓，扩大成立革命同盟。
会后，公民会分工到各区乡发动组织群众。韦拔群首先到西山弄凡召开了千余瑶民大会，宣讲革命道理，号召瑶胞加入公民会，立刻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纷纷拿出自己的火枪、大刀、长矛，组建了西山自卫军。随后，东兰各区公民会和农民自卫军也顺利建立起来。
群众发动起来后，强烈要求清算罪大恶极的大土豪、东兰县团总韦龙甫。仅都邑、长江两区农民向“公民会”揭发、控告韦龙甫的案件就有五百余起，群众莫不切齿痛恨。6月26日，韦拔群率公民会百余人赴县衙清算韦龙甫的罪行。由于组织不周，清算未能成功，“公民会”反而有6人被捕。
韦拔群及时召开公民会和自卫军骨干会议，发动群众三次武装攻打东兰县城，揭开了民主主义时期广西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其中二次失利，第三次攻城获得成功。农军占领县城后，成立东兰革命委员会。韦拔群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没收韦龙甫等劣绅的财产、取消苛捐杂税、废除各种契约、提倡民族平等和男女平权。自卫军在县城纪律严明，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社会秩序井然。广大群众欢天喜地，人心大快。
当时，刘日福不敢贸然镇压，便采取软化的办法，派其司仪黄瑶琼接任东兰县知事。黄上任后，即以“和事佬”的姿态，调解所谓“新党”、“老党”之间的纠纷，并提议成立参事会和议事会，以吸收公民会成员参加。由于公民会斗争经验不足，接受了黄瑶琼的提议，自卫军从县城解散回乡。
三、广州农讲所的优秀学员
1924年2月，黄瑶琼及东兰劣绅等，向广西省长诬告韦拔群等农民领袖为“劳民党”作乱，下令通缉。韦拔群等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感到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遂决定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5年1月，韦拔群和陈伯民辗转来到广州，进入中共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第三期学员，主任是阮啸仙。在那里，韦拔群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同时，他还认真学习湖南、广东农民运动的先进经验，赴海陆丰考察学习“广东农王”彭湃开展农运的方法和经验。通过三个月的学习，韦拔群的思想认识有了一个飞跃，认识到“非实行农民革命不足以拯救(东)兰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此，他逐渐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变成为共产主义者。
3月中旬，韦拔群、陈伯民受当时中央农民部部长廖仲恺的委任，作为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带着《农会组织法》等文件，回广西筹划开展农民运动。
5月初，他们沿途邀集散藏在外的黄大权、牙苏民等农运骨干，由南宁步行回武篆。稍后，即组织了一支有几十人参加的学生军，到东兰各区进行革命宣传，筹组农民协会。至8、9月间，便建立了70多个农会，拥有会员2万多人。8月13日，东兰县农民协会在武篆成立。选举陈伯民任主席，韦拔群任军事部长，黄大权、陈守和、黄书祥等7人为委员。
到1926年，全县有11个区、134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7.8万人。从此，东兰县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至1927年3月，全县农会会员高达8.7万人，约占全县人口的72.5％(参见《中国早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中共东兰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第85页)。
东兰县农民运动发展如此之快，这与韦拔群优秀的宣传、鼓动工作密不可分。他善于运用山歌形式，亲自编词配曲和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演讲。历史学家吴晗在1955年主编的《韦拔群》一书中，称韦拔群为“天才的宣传家”，“广西各族人民共同爱戴的领袖”。
韦拔群深知欲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必须培养出一支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干部队伍。于是，他参照广州农讲所的办学方法，在东兰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培养了三届596名农运骨干。其中，有不少学员，如黄治峰、覃道平、唐向岩、黄文通、黄伯尧等都是各县农运领导人。
韦拔群还选送优秀学员外出深造。如东兰县青年陈洪涛1925年12月被选送到国民党梧州宣传员养成所学习，第二年春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政委、中共广西特委常委、右江特委书记兼右江苏维埃主席，成为与韦拔群同生死、共患难的忠实战友。
四、围绕“东兰农案”的斗争
农讲所的兴办，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构成了严重威胁。12月21日，县知事黄守先勾结土豪，率领县警、民团数十人围攻农讲所。第二天，韦拔群率学员和农军反攻。黄守先败退县城，即以“土匪谋叛”罪名，向百色、南宁诬告“请兵痛剿”。1926年1月，刘日福派团长龚寿仪带兵到武篆镇压。
2月5日，龚寿仪团伙同土豪民团共数千人，把东里屯及武篆区十一个村屯全部烧光抢光，一些农民被活活烧死。韦拔群的家被烧，祖坟被掘地三尺。西山十个峒场和江平乡一带的村屯也被烧掠一空。武篆镇压相当血腥。据当时国民党广西省农民部长陈协五的调查统计，1926年1、2月间，东兰县全县被杀害者多达500余人。这就是当时震惊两广的“东兰惨案”。
面对军阀的血腥镇压，韦拔群率农军退人西山，以西山为根据地，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坚持武装自卫。同时，将农军分散成“锄奸团”，开展游击战争。各区乡农民协会和农军看到韦拔群领导的斗争仍在继续，也自动组织“锄奸团”，参加农民自卫军的人数日益增多。4、5月间，韦拔群在锄奸团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恢复了农民自卫军。在总指挥下分为三路，分由覃孔贤、黄大权、陈锡元指挥。农军与龚寿仪军多次作战，重创龚军，双方开始处于相持阶段。
1926年6月，龚寿仪团奉命调回百色。韦拔群领导农军由积极防御转为主动出击，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农军总部从西山迁回武篆，革命声威大震。
9月10日，韦拔群率领农军攻打东兰县城，县知事黄祖瑜弃城逃跑。农军入驻县城后，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要求查办黄祖瑜，并派陈伯民、黄大业等人到南宁向各界说明“东兰惨案”真相，得到南宁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广西各地和广州、海陆丰及北江地区各界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东兰农运。广州国民政府也责成广西省政府对“东兰惨案”要追查。
10月初，在各界压力下，广西省政府成立“东兰农案”调查组，由省党部青年部长陈勉恕(中共党员)任“东兰农案调查善后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东兰县知事。调查组发表了证据确凿的调查报告。
经过反复斗争，广西省政府被迫于1926年11月28日向广州总司令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和两广省党部发出了处理东兰农案的《俭电》，承认农运、农军、农讲所合法，拨给农军子弹；撤职、惩办贪官，没收土豪劣绅财产，交县农会“分别赈恤”；准许东兰农民豁免1926年全县一年的粮赋等等。
围绕“东兰农案”的斗争历经近一年，最终以东兰农民的胜利而结束。
中共中央局1926年12月5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对韦拔群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和赞誉：“今年二月，广西东兰发生了县长援助劣绅土豪屠杀农民数百人之惨剧，现时经韦拔群同志之努力，又将东兰农民组织好，把土豪劣绅击退至西江之东岸。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为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
五、“跟共产党铲除天下不平”
韦拔群早在广州农讲所，就结识了共产党人阮啸仙、彭湃。由于学习时间短促，又奉命回广西，所以未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中共广西省筹备组在南宁成立。广东省委即派余少杰、严敏到广西发展党员，建立右江党组织。10月，陈洪涛、严敏、陈鼓涛到东兰协助韦拔群领导农民运动，加上在东兰代理县知事、中共党员陈勉恕，四人于同年11月建立中共东兰支部，陈洪涛任书记。经陈勉恕、严敏介绍韦拔群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特委某些领导人认为右江农运是“豪侠式运动”，韦拔群是“英雄式领导，突出的是个人主义”。所以，迟迟未批准韦拔群为中共正式党员，直至1929年8月才得到转正。
韦拔群的入党申请书言简意赅：“吾拔群，愿把五尺之躯交给党，跟党铲除天下不平，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热烈而生，热烈而死。”全文加标点符号共44个字，没有套话空话，字字真切。
六、红七军的奠基人
1929年6月，蒋介石委任俞作柏、李明瑞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绥靖司令。俞、李是国民党中较开明的左派人士。俞、李主政后，为巩固政权，要求与中共合作。7、8月间，张云逸、邓小平等中共干部陆续抵达南宁。此时，韦拔群到南宁参加俞作柏支持召开的广西省农民代表大会，被选为省农民协会副主任。俞作柏听说右江农军武器短缺，当场拍板以“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赠送韦拔群300多支步枪，子弹2万多发，装备东兰、凤山一个营的武装力量。韦拔群即从东兰调来300多农军领取枪支，并就地接受训练。这些战士后来回到东兰成了农军的骨干力量。
随后，中共广西党组织决定推荐一批干部给俞作柏委任右江各县县长，韦拔群把最能干的战友陈洪涛、陈伯民、黄大权、黄书祥推荐给了党组织。
但是，邓小平认为：“右江工作的主要困难是干部太弱，找不出一个胜任的县委书记，亦没有一个比较好点的中心，故工作推动甚难。”(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载《邓小平自述》，解放军出版社，第68页。)
同年12月11日，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龚楚等领导百色起义(11月中旬邓小平已去上海，1930年2月回到龙州)，宣布成立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起义大会由龚楚主持，陈豪人宣布红七军编制：党代表(即政委)邓斌(即邓小平。11月初，派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龚欣冰回到百色，传达了中央指示：邓斌为红七、八军总政委)，军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楚、韦拔群任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率领的东兰、凤山农军2000多人是起义军的主要成分。这2000多人加入红军，一部分补充到第一、二纵队；另一部分编为第三纵队，韦拔群任第三纵队长。这时，红七军全军4000余人，“从旧军队过来的只有1000多人，其余都是右江地区的农民、工人和学生”。从人员组成看，红七军大多数战士或来自韦拔群领导的农军，或来自他的农讲所学员及其麾下。1930年2月隆安、平马、亭泗战役后，红七军前委决定抽调各县农军近千名，补充红七军第一、二纵队；第一、二纵队随后出发到桂黔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第三纵队留守根据地。张云逸说：“我们如果不到右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
韦拔群这时不仅指挥作战、训练部队，还积极领导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他率先建立和巩固东兰、凤山建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并早在“1928年7月黄松坚由韦拔群派赴湘赣边革命根据地的朱毛红军部队学习土地革命”，韦拔群等积极带头加入共耕社。在短短的半年中，红色的右江各县，各项建设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
1930年2月，邓小平从上海绕道越南回到龙州，于4、5月间，到右江寻找红七军主力传达中央指示，除去往返河池二次，在武篆住了约半月。等待期间，曾参与指导了当地第二阶段的土地革命工作。
同年9月，“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命令红七军北上。邓小平说：“应该离开右江，因七军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且留右江给养等等都发生困难，并且我认为七军的错误还是在出来太迟了。同时七军到江西也是对的……”10月，部队集结河池县进行思想动员。此前，由于红七军主力收复百色、果化伏击等战斗减员，又再次抽调各县农民赤卫军1000余人，整编为三个师(以黄治峰领导的奉议赤卫军为主)，邓小平“因恐东兰士兵逃……我及拔奇同志到东兰布置右江工作及率第三纵队出(去)河池。”就在全军从河池出发前，军领导决定将韦拔群领导的二十一师拆散、补充到第十九、二十师。这时，红七军北上主力已达7000多人。命韦拔群率领80多个老弱战士带一些残破武器转回东兰，重组第二十一师。韦拔群从革命大局着想，没有一句怨言。
这时的红七军多数是右江儿女，许多干部战士舍不得离开韦拔群，有的坚决要求与韦拔群一同留下。韦国清、谢扶民、覃国翰等红七军老战士回忆说，韦拔群知道了情况后，就主动找这些同志谈心，并在整编大会上作动员报告。韦拔群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地执行党交给的一切任务；我们是工农红军，要无条件地为工农利益去战斗。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革命者处处是家乡。现在你们是胜利地离开家乡，将来必定还会胜利地回到家乡来。”
红七军出发北上之后，韦拔群返回右江与政委陈洪涛等人很快将东兰、凤山、都安、恩隆、奉议的赤卫军召集起来，在巴马县组建了红二十一师。随后，便扩充为三个团和两个独立特务营，总共近3000人枪。在每个县，还另外建立了新的赤卫军常备营。
七、三次反“围剿”与“小诸葛”的较量
红二十一师剐成立，就面临严峻的局势。一方面，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各县反动地主武装纷起，反攻倒算。另一方面，新桂系参加中原战争失败，退回广西，占据右江沿岸各县县城，并准备“围剿”右江根据地。
1931年3月中旬，白崇禧派第十九师师长廖磊率三个正规团及土匪、民团等约一万兵力，以近四比一的优势，向东兰、凤山、恩隆一带“围剿”。
韦拔群不与敌人打大仗硬仗，采取阻击、游击相结合的方针，先后主动撤出果德、思林、奉议、恩隆、百色、东兰等城镇，将右江党政机关和重要物资转移到西山，并坚壁清野、组织群众转移进山。
桂军占领村镇后找不到人、买不到米，没有菜吃、没有柴烧，还不断受红军和赤卫队伏击。桂军十分恼怒，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搜查山坳岩洞，烧辣椒、烟叶杆来薰逼藏在岩洞中的群众。
红军同群众在非常艰难情况下仍保存着自己的力量。韦拔群还高瞻远瞩地写了一首《革命到底》的诗歌鼓励右江军民。诗中写道：“穷人闹革命，众乡亲，雄心要坚定；今日赴恶境，但相信，雾散会天晴!”
5月初，桂军改由韩采凤师来右江，韩采凤由进攻转为防守和围困。
7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道生到右江，向韦拔群等传达中央决议、指示纠正“立三路线”，提出今后必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外游击，并将二十一师改为右江独立师，领导人不变。经两个月集训，右江独立师兵分三路，开始新的战斗：一路到黔桂边的天峨、南丹等处；一路南下果德；韦拔群则率师直属营留在西山，坚持以东兰为中心的工作。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韦拔群当选为中央执委。由于关山险阻、战事繁忙，他没有能亲自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11月中旬，桂军伙同右江各县民团共7000多人，发动了对东、凤根据地的第二次大“围剿”。这时，韦拔群领导的革命武装已不足2000人，处于绝对劣势。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受敌人长达七个月的围困、封锁，红军和群众储备的粮食、油盐早已耗尽，毫无补给，病人也逐渐增加，缺医缺药，死者又无处安葬。有些人动摇成为叛徒，助纣为虐。
韦拔群、陈洪涛在西山召集师党委特别常委会议，决定整顿和缩小队伍，组成若干除奸团，分散到各地活动。韦拔群在西山南部集中了600多瑶族青年组成一个独立营就地坚持斗争。
桂系军阀反复“搜剿”始终找不到韦拔群等人，于是悬赏银1万和5000取韦拔群、陈洪涛首级。
1932年6月，韦拔群次子韦述宗等三人去香港找上级党委汇报、请示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就义于柳州。接着，韦拔群的两个同胞兄弟也相继牺牲。
1932年8月，白崇禧出动了张发奎第四军和廖磊第七军，加上各县民团共1万多人，为当时红军兵力的10倍以上。对右江革命根据地展开空前残酷的“围剿”。10月初，白祟禧坐镇柳州，亲自策划、指挥，实施“军事、经济、政治同时并进”的“进剿”方针。烧光了所有村子，饮水投毒，搜去了红军埋藏的弹药与粮食，把没来得及撤走的农民集中管制，不许带一粒粮食和一根火柴上山，要使韦拔群和他的部队不击自败，不战自灭。面对极端严酷的现实，韦拔群依靠群众，以西山为依托，与敌人进行周旋。
正当敌人在西山集中“搜剿”的时候，韦拔群却突然出现在敌人直接统治的武篆圩附近一个屯子里。他沿门挨户慰问受难的群众。看见群众在被洗劫一空后，吃着树皮、草根、糠粥，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他问一位老人：“能熬得下去吗?”老人坚决地回答：“有红军在，就熬得下去!”
韦拔群听了，深深为之感动。正是这种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使他们度过了那一个又一个险恶的日子。韦拔群始终没有离开西山，没有离开那里的群众。
八、英范长存
1932年10月19日凌晨，韦拔群不幸在病重时被叛徒杀害，时年仅39岁。噩耗传来，人们悲痛万分，群众悄悄掩埋了他的尸体，并且建了一座“红神庙”作祭奠掩护，以表示对这位壮族人民英雄的悼念。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红都瑞金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首先提议为韦拔群等的牺牲默哀致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几乎每次见到广西人，都要深情地谈到韦拔群：“东兰是个革命根据地，过去韦拔群同志就在那里领导人民闹革命后来为革命牺牲了。他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农民的好领袖，党的好干部!”(1957年)；“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与韦国清等人的谈话。)等等。
1962年，在纪念百色起义33周年时，邓小平题词：“韦拔群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的感情。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邓小平还说：“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1986年)在纪念百色起义52周年他又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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