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邦英
[ 2010年第10期 怀念张邦英 ]
2010年6月29日13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邦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1959年张邦英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不久，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张邦英同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我担任他的专职秘书，直到1968年华北局撤销。我与他朝夕相处了八年，而这八年又正是各项政治运动频发时期。
早年革命一 一生坎坷
张邦英1910年5月生，陕西省耀县人，出身农民家庭。他的父辈集全家之力，供他读完了小学，又去西安市读了中学。由于受“五四”运动先进思想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北阀军节节胜利的影响，1926年16岁的张邦英主动参加当地举行的农民代表和进步青年的会议，开始向农民宣传抗粮、抗税和反对军阀的斗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便担任了民立中学党支部书记，领导学生运动，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向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渭华起义前线传递党内文件的秘密交通任务。1928年张邦英中学毕业回到耀县，建立了耀县第一个党小组。1932年建立了中共耀县县委，他任县委书记，领导农民运动。1933年参加了杨虎城部队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的率部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组织起第一支革命武装——耀县游击队，他担任党代表，在他的率领下进入陕甘照金革命根据地，编入红二十六军三团，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红军领导人并肩战斗，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以后的几十年革命征程中，张邦英同志先后在党政机关和军队中担任过多项重要领导职务，开展建党、建政、建军工作，进行反围剿打击敌人的武装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张邦英在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在中共新疆分局，在党中央第二办公室，在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文革”以后在中共山西省委和省政协，在国务院民政部等部门担任过多项领导职务。
张邦英的一生遇到不少坎坷，甚至差点丢了性命。在逆境中，他对革命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对党忠心耿耿始终不变。
1936年中央红军长征没有到达陕北前，陕甘地区曾一度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高岗等被逮捕，有的甚至被错杀。在抓捕的人员名单中也有张邦英，只是尚未动手，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就到了陕北，毛泽东指示“刀下留人”，刘志丹等才被放了出来，张邦英也免遭横祸。
1954年发生了“高饶事件”，张邦英曾一度受牵连被审查。因为他在陕甘宁边区曾与高岗共事，在高岗领导下工作。在张邦英调北京工作后，有一年东北局张秀山到北京开会，高岗让他给西北来的在北京工作的几位老战友带几袋白面，每人一袋过年包饺子。当时竟有人把此事看做是高岗利用送礼拉拢串联反党。张邦英同志后来说：历史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就是事实，我相信党，更相信自己，高岗的事他应自己对自己负责，我相信党不会冤枉任何人的。在后来对张邦英的任用上，还是受到影响，比他参加革命晚的，职务比他低的，都得到了提拔，而张邦英自建国初期，直到离休，四十多年一直是副部级。尽管如此，张邦英不抱怨，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
1962年八届八中全会上，康生向毛主席汇报，说有人利用写小说给高岗翻案。指的就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爱人李建彤写的小说《刘志丹》。该书根据陕北红军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实情创作的。毛主席为此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为了清查此事，又牵连到一些人，如习仲勋等，张邦英也被牵连进去。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找张邦英查问这本书的情况，张邦英说他不清楚。那位领导还不相信。该书在出版前，作者给张邦英寄过一份清样，请他看看有无不妥之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张邦英也是陕北红军的一位部门领导人，但是却因此受到怀疑。记得那份清样是我收的，在我给张邦英送文件时，把清样放在卷宗里一起呈送给了他。那天整天在开会，下班时张邦英同志原封不动地把卷宗退给了我，也包括那份清样，说明他连看都没有看。这说明张邦英同志讲的“不清楚”确属实情。
“文革”十年动乱期间，1966年8月份，张邦英出面接待到北京大串联、上访的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造反群众组织数起，来得多的是天津市，其次是河北保定和石家庄、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等大专院校学生和工厂企业的职工，整个华北局机关三座大楼全部被占领，成了造反组织设在北京的联络站，一片混乱。华北局书记处已转入“地下”，搬到北京饭店处理日常工作。张邦英不断遭到揪斗。有一次汕西太原钢铁学院造反派，把他揪到北京水利电力部礼堂，追问1936年从北京草岚子监狱营救出来的那批革命老干部是谁同意他们写自首书的，是哪个司令部的人?张邦英笼统回答说：“当时中央知道”。红卫兵又追问：“哪个中央，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是张闻天的党中央?”邦英他还是回答：“当时中央知道”。从晚上八点一直到夜十一点红卫兵翻来覆去逼问，张邦英也翻来覆去回答：“当时中央知道”，多一句话也不说。看到张邦英那种坚持原则的精神，真叫我敬佩。张邦英没有被红卫兵抓住任何诬蔑攻击刘少奇、张闻天的把柄。这时会场上已经乱作一团，有的气急败坏，甚至要动手打人，有的谩骂张邦英，有的看问不出什么结果而泄了气。忽然有几个人把张邦英架走了，说揪回太原去批斗。我赶忙跑过去想拦住他们，无奈他们人多势众，眼看着把张邦英推进了一辆汽车。我感到问题十分严重，立即回机关向华北局秘书长刘谦汇报，经刘谦同意我立即乘火车去太原，寻找张邦英下落。在山西省委秘书长史纪言热情帮助下，派人派车同我一起在太原钢铁学院造反派总部找到了张邦英。张邦英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你怎么来了，我没事。”我提出接张邦英立即回京。开始红卫兵的几个头头还不同意。我便用一种威胁地口吻说，安全出了问题，你们谁能承担责任?你们的对立面再把他抢走，出了问题，你们的责任也难逃脱。当时每个单位、每个大学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互相之间打斗辩论，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混乱极了。在这种形势下，他们确实也怕出问题，就同意派了几个红卫兵护送张邦英回到了太原市迎泽宾馆，次日乘火车安全地回到了北京。
1967年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关锋、王力、戚本禹对华北局机关造反派说，揭批李立三、苏谦益(均为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张邦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是华北局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从此打倒李立三、苏谦益、张邦英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大会批、小会斗，还把他们秘密扣押在机关，不准回家，不准与外界接触，日夜由造反组织监管。尽管遭到如此迫害，张邦英依然保持平和心态，而且还在关心着别人。他风趣地同看守人员说：你们不用看着我，我不会跑也不会死，没到该死的日子阎王爷不叫我去，你们放心回家睡觉去吧!在批斗会上，逼迫他交代隐瞒历史问题，使他想起了三十年前的往事，那是1936年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央指示陕西关中特区主力部队三个独立团合编为红三团，与原红一团一起命名为关中红军，江华任司令员，贾拓夫任政委，张邦英任政治部主任，率部队向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转移。因张邦英原来在这一带打游击，对地形比较熟悉，他与红三团三营营长边德荣走在前面带领部队急行军，途中突然与敌军遭遇，边德荣营长不幸中弹牺牲，张邦英带领部队突围继续北上。敌人为了请功，曾在西安东北军办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谎称不仅打死了红军一个营长，还活捉了关中革委会主席张邦英。三十多年过去了，张邦英万万没有想到，敌人的谣言竟然成了“文化大革命”他被审查、被攻击、被打倒的一大历史“证据”。这件事早有结论，事实清楚，造反派无可奈何。
为民困苦忧伤
张邦英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分管农村工作。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一年。那一年，张邦英带队，深入到河北省农村。一进村子看到的种种景象，他的脸上那种同情并带着痛苦的表情立刻显现出来。他说，过去一进村子，是鸡飞、鸭跑、鹅叫、狗吠，现在一进村子是既听不见也看不见了；过去工作队一进村，小孩大人会跟着跑前跑后，有说有笑，现在是一个个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像是什么都没看见一样，都打蔫了。张邦英看到农村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不止一次地说：“把农村搞得太苦了，太苦了……”
张邦英每次下乡都坚持同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住在农民家里，同农民一起劳动，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一看就是出身农民家庭的人。后来开始大办食堂，他总感到有问题。他认为，农忙时，力、个农忙食堂还可以，便于一起吃饭，一起下地干活；办个单身汉食堂也行，方便他们吃饭。不管男女老少都必须在食堂吃饭，不准家里烟囱冒烟就不对了。他特别不同意“办不办食堂，是占不占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问题”的说法，他认为办不办食堂，在不在食堂吃饭，应当随人所愿，不能强迫命令。走不动的人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有位70多岁的老太太，一手拄棍子，一手提饭罐子，从食堂打饭回来，歪歪扭扭走在田埂路上，天下着小雨，她又是个小脚，一不慎滑倒在地，饭罐子摔碎了，半罐子糊糊撒了一地，老人只好饿一顿。有一位老大爷患病在家，张邦英去看他。一进屋阴森森的，没有一点热乎气，老人肚子鼓鼓的，尿不出尿，今天来看就是患了尿毒症，老人躺在床上，床边一盏小油灯，凳子上放着一碗糊糊，情景十分凄惨，张邦英对老人安慰之后，对村干部们说，像这样的老人应该作为“五保户”管起来，不要让他到食堂吃饭，自己做饭还可以取暖嘛!他认为，不光吃饭有问题，取暖也是问题，不准家家冒烟怎么行?
在农村“四清”运动中，张邦英带头在河北省邯郸农村蹲点两年多，担任“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和分团长。在他所领导的“四清”工作队没有搞那些类似“秘密工作”的做法，搞什么“扎根串联”要先“寻根”，再“审根”，再“定根”；什么“培养积极分子”“访贫问苦”，而是进村后连续召开社员大会，宣讲中央文件，把中央精神和方针政策交给群众。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广泛发动群众揭发坏人坏事，听取群众呼声，同时更重视有没有事实根据，以事实为基础，以政策为准绳，凡是没有事实为依据的人和事，一概不予触动，决不冤枉一个好人。所以在张邦英领导的各工作队，“四清”运动中没有发生逼供信和打骂人的现象，没有死一个人。有的生产队干部虽有“四不清”问题，经过群众揭发批判后，只要认真检查，纠正错误的，重新取得群众信任，不少人又重新被选为村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村子没有出现反复，没有像有些地方出现的上访现象，翻腾“四清”运动中的案子。可是当时有的领导认为张邦英搞的几个点不彻底，存在“夹生饭”现象，看不到阶级斗争新动向，存在右倾倾向。张邦英听到这些指责后，不争辩，不计较。张邦英有时只跟我们说一句“让历史做结论吧”。
认真调查研究只唯实不唯上
在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缓解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中央要求华北局在内蒙古开垦荒地，建设商品粮基地，每年为北京、天津提供几十亿斤商品粮。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张邦英的肩上，由他挂帅组织实施。
为了弄清情况，张邦英不顾年迈、酷暑严寒，先后四次深入内蒙古东西部地区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的数十个旗、县、市，召集干部、群众(特别是牧民群众)座谈会，深入牧场、田间实地勘查。他调查研究中发现，西部地区虽有黄河水可以灌溉，但大部地区干旱少雨，易受风沙侵蚀，粮食产量很低；东部地区虽然土地肥沃，水草丰盛，但无霜期太短，年平均只有90天左右，粮食产量也很低。在调查研究中他才知道，牧民们和地区干部们普遍反对在牧区开荒。他们说：“牧场是牧民的命根子，开了地上哪儿放牧去!开了地，破坏了草皮，引起‘沙化’怎么办?”张邦英曾在新疆工作过，他深知草原对牧民的重要，弄不好会引起民族矛盾。在内蒙古来说，哪有什么荒地?除了草原，就是森林，就是农田。所谓开垦荒地实际上就是开垦草原，开垦牧场。
张邦英亲自拜会乌兰夫和王震，向他们汇报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乌兰夫认为此事不宜进行，说牧民群众不赞成就不好办。他建议，开垦草原还不如把这份钱投到牧业生产上去，牧民们多养牛、多养羊，上缴国家有肉吃、有奶喝，不是一样嘛!王震也根据他在农垦部当部长的实践经验，支持张邦英不宜垦荒的意见。张邦英向华北局书记处做了汇报，提出不宜在内蒙古开荒种地的意见。终于阻止了这项工作的实行。如果真的在内蒙古开垦几百万亩耕地，破坏了草原，引起了沙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后果将不堪设想。 (本文作者为天津市文化局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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