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助纣为虐
[ 2010年第10期 我们为什么会助纣为虐 ]
2005年，我就读过的中学首次举行校庆活动。我向37年未见面的班长建议，去看看班主任，他80多岁了，已瘫痪在床。班长未置可否。
过些日子，我又向班长建议，班长悄悄对我说；“我不敢去。”
“为什么?”
虽然班主任被当成“特务”批斗有我们班学生的一份“功劳”——他带我们春游时在吴淞口军事要塞附近给手表上弦了，他以前是从不带表的。“文革”一开始，同学们觉悟了：教物理课的班主任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安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就把他给“揭”了出来。不过，对班主任大打出手的不是我们，我们也是“文革”受害者，老师会原谅我们。我这样想。
“你不知道，那天他被人一脚从楼梯上踢下来，倒在楼梯转角平台处，我正好从楼下上来，他跪在我面前，叩着头对我说‘我求求你，你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却没有理他。想到这些，我不敢去见他。”内疚写满班长的脸。
“但是，这事摊在任何一个同学面前，都没有人会去救他。整个‘文革’期间，我们都做过内疚的事情，谁也跑不了。”我对班长说，也像对我自己说，
当年，凡“牛鬼蛇神”都是有标记的。奥斯维辛的犹太人胸前挂有耻辱的黄标记，“牛鬼蛇神”挂的是耻辱的黑标记。一天中午，我看到一个没教过我们课的“牛鬼蛇神”老师正要出校门，出校门前悄悄把挂在领襟下的黑标记朝衣服里面折进去，我发现了，马上命令让他把黑标记亮出来!对，就是“命令”，我当时是“红卫兵小将”，当然有资格命令“牛鬼蛇神”!我觉得自己做得很正义，“牛鬼蛇神”就该接受大家的监督。
有个女教师被她班上的学生剃了光头，从此她就带上了一顶天蓝色的女工帽，那种效果有点像尼姑。有一天，一群学生把她的帽子给掀了，帽子扔到了我肩上，顺着我的肩又滑落到我手上，我感觉到帽子带着体温。顿时我像被火焰灼着了手，一下把帽子扔到地上，马上又有人把帽子拾起来，抛着、扔着……在带体温的帽子碰到我手时，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肯定被触动了，因为我的心那么明显、那么有记忆地猛颤了一下!可我怕这样的“颤动”，这证明我还是爱憎不够分明，证明我还残存着“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所以，我赶快把帽子扔掉了。
那一天，一群老师在我们的脚下爬着，看到老师们尊严扫地，学生们享受着_陕感。那个死不肯认罪的女教师终于也跪下了，在她双膝着地的瞬间，她“呜”地哭出了声，学生们为之欢呼起来!在爬行队伍中还有一个满头白发高高胖胖的男教师，他成为“牛鬼蛇神”的过程是极富时代特色的——学校中的“革命老将”还只是凭感觉认为他“应该是”牛鬼蛇神，就和“小将”一起设计个“阳谋”：召开个吓唬吓唬他的会议，看能吓出点什么来。会上，小将老将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你的问题全部被我们掌握了，现在给你五分钟时间，你不坦白，我们帮你坦白。你是想从宽处理还是从严处理，自己选择吧。”接着便进入了倒计时，一个男声很有威慑力地拖长着声调：
“还有——四分钟……还有——三分钟……还有……”
“不不不，我坦白，我坦白!”只见黄豆大的汗珠从白发苍苍老教师的额头上滚落下来，他等不到引爆就崩溃了，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什么都抖落出来了!这当然是“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我们的伟大胜利：只不过吓唬吓唬，就吓唬出一个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来了(他后来也平反了)!他抖落些什么，我唯一记得起的是当过“三青团员”，其他全部都忘了。我不会忘记的是，我当时是众多喊着口号逼他交代问题中的一个，也是参与这“阳谋”、自认为的胜利者中的一个。
我在场，我没有参与欢呼。但那是没有功夫欢呼——我自己同自己打架还来不及呢。一个“我”说：“太过分了吧?”另一个“我”反驳：“这是革命需要!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一个“我”辩解：“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羞辱人嘛!”另一个“我”声音更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终于，后我战胜前我，铁定的真理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些“牛鬼蛇神”肯定过去对人民很残忍，现在就不能同情他们!
我要向年轻的朋友们、向我们的后代坦白，这就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女，在那个疯狂年代里眼观疯狂参与疯狂时的内心独白。最后，是革命的理陛战胜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革命胜利了!
不能把我们变得这么冷血，这么无情，归咎于我们接受的教育——当年“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上第一条就是“要尊师守纪”，教室也是挂着“尊师守纪”的标语，我们曾恭恭敬敬地对老师鞠躬，亲亲热热地喊“老师您好”，这样的我们怎么一下子从温顺的“小绵羊”变成了阎王殿的小魔鬼?是的，小魔鬼，在当时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眼里，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真正的小魔鬼。
我们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多年以后，我找出的答案是：那时，所有的人都在害怕，所有的人都怀抱着彻骨的恐惧，都担心厄运会降到自己头上，所有的人都想“避险”，甚至不择手段地“避险”。当发现“行恶”能“嫁祸于人”又能使自己“避险”，一些人就选择了行恶。坐观恶行无动于衷，还算是那个年代的“善行”呢!
我们害怕什么呢?
1967年7月，为纪念“8·18”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上海准备举办盛大庆祝游行。我也被选人红卫兵方队参加排练。我很兴奋，这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比较有规格的“身份承认”!但有一天红卫兵头头找我谈话了：“我们已经知道你的家庭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为了红卫兵队伍的纯洁性，你不能参加这次游行了。”真是五雷轰顶!我就是从那天起，从15岁半起，知道了心被击碎的滋味，知道了被击碎了的心是会痛的，会很痛很痛的!我哭得气都缓不过来，回家后，是腹部剧烈的疼痛，疼得我在床上翻滚，但我咬紧牙关，不哼一声，当时心里已连死的念头都有，觉得还不如这样死去!以后我看了一些医书，猜测到当时的腹痛可能是强烈的精神刺激诱发的肠痉挛。
让后人无法理解、自己后来也感到过分的是，不就是不让参加游行嘛，值得这样吗?其实，情感上波动和肉体上剧痛只是表象，表象的后面，是一个未成年的灵魂在颤栗，面临巨大恐怖和孤苦无依时的灵魂颤栗!
我害怕的到底是什么?
我害怕的是：从此被划入另类，成为“黑七类子女”——黑七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那样的另类。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到我们中学“煽风点火”(当时这是个褒义词)搞串联，来的全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兵”，一个个腰扎宽皮带，身穿洗得发白的有四个口袋的军装，风纪扣扣得严实，水壶和黄军包在胸前交叉挎着，一手叉腰，一手挥舞着语录教训着上海的中学生：“我们北京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事实就是这样嘛，我们就要造反动派和他们狗崽子的反!”然后，解下皮带就抽“牛鬼蛇神”，给我们以“革命行动”的示范。这一幕牢牢印在我的心里——至今我还记得那几个红卫兵的脸和神态。从那时我彻底明白，只要是“牛鬼蛇神”的后代，“重在表现”是不能兑现的了，他们从“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队伍中被抛了出去，他们已没有前途，他们也没有朋友——想有个前途的人要躲着他们，同样没有前途的同类之间不能来往，来往就是“反革命串联”。他们只能在鄙夷的眼光下承受不是这个年龄的人能承受的屈辱和孤独。还有着几十年活头的花季少年活到这一步，就生不如死。所以我听到自己家庭“有问题没有搞清”，就反应激烈、甚至激烈到“死”都无所谓，这其实很正常，有的人甚至会精神分裂。
潜意识里根植了这种恐惧，那么，避险就成为人的一种本能。怎样“避”呢?不想被“大流”抛弃，就与“大流”注定要抛弃的“一小撮”划清界限吧。既然连“对政治不感兴趣”都影响到过安稳日子，那么，就参加政治运动吧!
当行恶变成社会常态、当无语地坐观恶行也能差强人意当做“善行”，“从众”和“随大流”就不想无情也无情了。“文革”时期，“揭发他人”竟然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相互揭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平民司空见惯的行为。
你说：“我家三代贫农，搞阶级斗争搞不到我头上。”话音刚落，你被“隔离审查”了，就因为你好友的哥哥定性为“五一六”分子，而有人揭发你与你好友的哥哥在一起玩过；你要去参军，政审都通过了，突然宣布你不能去，有人揭发你远房婶婶她父亲刚被专案组调查出是逃亡地主。
你现在正写着大字报，毛笔头掉了，你就说了一句：“呀，毛笔头掉了。”有人就大声揭发：“啊!你这么反动，竟敢攻击伟大领袖!”你一下子百口莫辩，就这样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勒令”“六进六出”(六点“上班”六点“下班”写交代)；你刚到“牛鬼蛇神”队伍报到，看到昨天“揭发”你的那个人竟然也在这个队伍里了，原来他太得意了，想炫耀自己是怎样发现了身边的阶级敌人：“你知道那家伙说什么吗?他说(一下声音轻了下来)‘毛头掉了’!”他这一炫耀就把自己炫耀成了“牛鬼蛇神”，罪名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别有用心”……那年头，当“反革命分子”是防不胜防的。
走在马路上，随时都能发现“揭发行动”：前面走的人将吊唁家人的黑袖章与红袖章套在一起，被揭发了；边上有人买了张报纸就朝公共厕所跑，有人就跟进去，“等待揭发”——这时十有八九可以抓个“现行反革命”—每一张报纸上每一版都有领袖语录领袖像，就看他怎么处理这张报纸吧!
阶级斗争既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肯定有大量的阶级敌人待揭发。主流社会鼓励这种“揭发”行为，揭发他人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表现。而能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揭发他人，既表现了自己的“革命立场”，也能显示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分量。
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人人恐惧命运的无常。人人随时都面临“你不配为人”的审判。
为什么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说变就变，变得如此野蛮残忍?
只因为革命需要野蛮残忍，不野蛮不残忍，革命进行不下去。
“文革”一开始就着力破的，是中国民间的道德信仰“凭良心做人”。这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武器破掉的。
“凭良心做人”，本是规范中华民族行为道德的“不成文法”，根植于荒郊僻壤村妇愚夫的心中，比孔教儒学更具普遍性。“凭良心做人”对人的行为约束是“人不能为所欲为”，人必须有所敬畏，有所怕惧；违背良心，不凭良心，则要遭报应，不报应到自身，也要报应到子孙。因为有所敬畏，因为要“凭良心”，邻里街坊间各行各业间才能相安无事，和睦共处。然而“文革”恰恰不许平民“相安无事”“和睦共处”，最高领袖要亲自指挥全民“斗”，“不要怕乱”，“七亿人口，不斗行吗?”当然，最高领袖对怎样斗、斗什么、重点斗的范围在哪里、斗到什么程度，他心里就是一盘策划好的棋，但七亿人民原被“凭良心做人”管着，斗天斗地可以，全国范围斗人，斗的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甚至包括亲朋好友老子娘，这阵势过去没有见过，现在已经被吓着。于是，最高领袖走到台前，向民间召唤千百万无所畏惧者、为所欲为者。从此，“凭良心做人”这一民间的做人的道理在最高领袖的胆魄和无所畏惧者的行为前溃塌，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道理：“造反有理”。
当恶行与神圣的“革命”结盟，恶行就能施遍全中国。
人们在忐忑不安中渐渐看懂了如何适应这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只要能“紧跟”，就不在乎你干了多少恶事。“看懂”了，就学乖了。既然“革命”势不可挡，大家就顺势而为，被“革命”裹挟，被裹挟着“革命”。
整个社会变态了，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一座专演荒诞戏的大剧院。人人都在荒诞戏中跑龙套。
我年纪虽然小，也是积极跑龙套的主儿。那年刚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我挺想炫耀一下，刚好看到我家弄堂口的文具店里墙上贴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语，我鼓了下勇气，进门亮开嗓门：“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就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然后满脸严肃：“同志，你们墙上的标语是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映，应该取下来。”柜台里的人赶紧回话：“谢谢革命小将，已经有小将指出过了，我们马上取下来。”那一瞬间我比将军还神气!我只有十四岁，大人们都听我指挥!
“文革”结束第四年，中国终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针对成年人的幼儿园教育活动——1980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爱卫会、全国伦理学会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大家“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1983年，这场幼儿园教育运动改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亲自挂帅，目的是让“社会风气尽快好转”!
堂堂中华，公然以不讲道德为荣、以不讲文明为荣、以不讲礼貌为荣，并作为一种时代提倡的行为，其恶果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的中国还是“礼仪之邦”吗?那属上辈子人和祖上的荣耀，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已经不好意思沾光!
现在，造假作假、人骗人、人虐待人的奇闻不绝于耳，造假作假、人骗人、人虐待人已经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当丧尽天良的作为也能“普及神州大地”时，作为中国人正该想一想，如果没有1966年开始的那场腰斩了中国传统道德文明的“革命”，如果不是有两代年轻人从小生活在将无知无耻当有趣的社会里，中华民族会遭这样的报应吗?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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