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徐孔
[ 2010年第10期 痛悼徐孔 ]
我与徐孔同志有65年以上的深厚友谊。尽管在不正常的政治运动中我们都历经坎坷，却大多数时间内都保持着联系，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在摆脱逆境后，又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他不幸逝世，我十分悲痛，很想写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却总是回忆往事就难以控制自己的心情。几个月后，心情稍有稳定，才决心动笔，以缅怀老同学、老战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不久，徐孔也来到文学系学习。我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学历也只读到高中二年级，同学们都很爱护我，我却天真、调皮，与大家感情都很好。
我到联大学习是因为抗战胜利后，我与父母弟弟妹妹全家都到了解放区——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我父亲是有名的土木桥梁专家，为修建康庄大桥而被边区政府授予“人民工程师”光荣称号。我们一家到解放区就如鱼得水，十分热爱共产党和解放区。徐孔来自东北辽宁，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政权都毫无认识，很有一点“冷眼向阳观世界”的观察、探索念头，还谈不上是投奔革命。
这时，学校组织了一次时事座谈会。有位赵克前同志在他的长篇发言中愤怒地指责了进入东三省的苏联红军的打砸抢，搬走大工厂设备运回苏联等等，并说东北人民经历了长期“满洲国”及日本统治，无不恨日本入骨，谁想到苏联红军一来就打砸抢，看来“大鼻子老毛子和小鼻子矮鬼子差不多，都不是好东西……”。
赵克前的发言首先引起了从延安来的同学无比愤怒。严厉斥责。赵克前不服，延安来的同学也更加愤怒，发言中扣了不少十分尖锐的帽子，例如“汉奸”、“叛徒”、“反苏反共”，“反斯大林就是反共产国际”……其实也难怪延安来的同志，他们刚刚经历了在延安的整风运动及抢救运动，扣大帽子也习以为常，而素来发言直爽的徐孔却一言不发。我的想法很简单，认为苏联好，斯大林好，苏联红军当然也很好，赵克前同学是有极端偏见的。但是，延安来的同学对他的批判太蛮横了，赵克前从东北来，总是会有目睹感受的。我悄悄问徐孔：“你看呢?”徐孔说：“他的发言都是有事实的，并没错。只是把苏联红军和日本鬼子等同看很是过分了。”我问：“你怎么不发言呢?”徐孔说：“我怎么发言?我表示支持赵克前的发言?不是火上浇油吗?延安来的同学自以为是高人一等，扣帽子不嫌少，气势汹汹，难道延安整风就是这样整的吗?”
赵克前坚持己见，毫不认错。会上成了僵局。文学系主任陈企霞同志讲话了。他说：“赵克前同学讲的也是事实，苏联红军也不是绝对纪律严明的。苏联红军打进德国，也搬走了德国的许多大工业。但由此产生对苏共、对斯大林的反对的看法嘛!赵克前讲的是有些红军在我国东三省有违纪行为，并没有讲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什么嘛!讨论会上发言，言者无罪嘛!”
陈企霞系主任公平地平息了这一场大争论。事后，徐孔对我说：“联大、文学系、陈企霞都很不错。我看么，好学校、好解放区、我找对门路了!”
后来我曾想过，徐孔到解放区是来观察的，是来看能不能使自己放心入校，放心投革命的，这和我的经历不同，他的慎重是必要的。
1946年，我们联大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例如参加边区参议员的提名和民主大竞选。参加了边区的土改活动，深入农村。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我们从山西千里行军转移到河北省冀中根据地。每天行军几十里，对许多大城市来的学生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绝大多数同学在政治上都是坚定全身心投入革命的，但在体力上又多数是吃不消的。我年龄最小，体力最弱，我的背包是徐孔一直替我背了千里路，直至到达目的地的。这件事使我终身不忘。
1947年7月，我在文学系担任学员第六组组长。不久入党。当时，学校党组织是秘密的。许多同学都还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徐孔也还没有入党。毕业时，我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炮兵旅政治部担任秘书，徐孔留在学校做研究生。我们第一次分手了。不久，徐孔也被分配到军区二十兵团。后来又和我先后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徐孔停战后才回到祖国，他在业余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朝鲜战事》，他几次回国都和我一起研究这部作品的创作，结构安排等等。完成稿也由我向出版社推荐。并经出版社审定准备出版。当时，我已调离军区，在总政治部文学美术创编室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我认为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文艺作品只有寒风同志所著的《东线》是已出版的优秀作品。徐孔的作品也是有生活有水平的，是可以出版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徐孔回国后，由于诬陷被打成右派，他当然毫无思想准备而申诉，却仍被划为右派分子，更由于他不服而申诉又被定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军籍党籍，到农场去劳改。从此，经历了22年的无妄的、灭顶的灾难。原准备出版他作品的出版社向我提出徐孔已被划为右派，不能出版他的作品。后来告诉我，如果加上我的名字，成为合作还可以出版。我当然拒绝了，因为这部作品我一个字也没写么。徐孔认为能合作出版也好，总能算是收获，也可以得到一笔稿酬来应付突变，来养家么。谁知出版社又通知我，联名出版也不成了，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出版才能批准。我当然不能贪天之功，只好拒绝了。
徐孔在农场改造了几年后被放回他故乡，成为“摘帽右派”，劳动改造。
在反右派运动中，文艺界第一件大案就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文艺学院副院长艾青，美术系主任江丰等同志也被划为右派。我和文学系同学徐光耀已是总政创作室专业作家，被作家协会负责人点了名，定性为“丁、陈反党集团在军队内部的骨干分子”。结果徐光耀被划为右派，我本来也被划为右派，由于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没有同意，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定为中右分子。下放昆明军区所属部队进行教育改造。我离京前，徐孔几次来我家，彼此悲痛，不服，却又无可奈何。好在我并没有行政处分，工资照发，才能在经济上对徐孔稍有支持，精神上，只能“相濡以沫”了。
此后，我比徐孔幸运得太多了。我受处分“留党察看两年”后不久，听说刘少奇同志有指示：说什么叫中右分子?一律平反!我被调回北京，总政治部两位部长李伟、陈亚丁当面向我道歉，并表示正式平反，不留反右时期档案。并向我了解总政创作室所划定的右派分子的情况。我表示完全划错了，都不应划定右派或给予处分。他们也记得很详细，表示也要解决，不久，听说毛主席指示：右派分子不准平反。徐孔当然也不可能平反了，只好在家乡接受“改造”。
徐孔返家后，他在家乡辈份颇高，又是第一个参加革命的。所以，乡亲们并不把他当敌人看待。很为热情，很为尊重。他有了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条件，就更用心修改他的作品了。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我还能尽力给他一些帮助和支持。
徐孔为人本来就比较沉默寡言，认真执著，受到如此严重冤屈，仍不停坚持创作。
22年灾难终于过去了。中央决定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右派分子中几乎全部得到改正。徐孔在笔耕不停的精神支持下，终于恢复了党籍。在京安排了工作。
徐孔来京后创办了《中国食品报》。这是一个很新鲜的创举。他担任了总编辑。退休后徐孔参与创办闻名海内外的刊物《炎黄春秋》，在社长杜导正同志的领导下，负担整个全面办刊工作。杜导正同志也曾是我的老上级、老战友。他们向我约稿，我是无法推托，责无旁贷的。2009年《炎黄春秋》发表我写的《缅怀萧克老将军》，就是徐孔向我约稿并亲自担任责任编辑发表的。这篇文章是我们最后的合作了。
徐孔同志确实不算是一位名人，但确实是一位高尚的人、无私的人，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一生的人。 (作者为军旅作家)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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