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团的建立、改造与重建
[ 2010年第10期 青年团的建立、改造与重建 ]
一
大凡经历过“一二·九”运动、或熟悉青年运动史的人都会知道，在1936年，共青团曾经改造成为一个广泛的、民族解放性质的、团结全体青年抗日的群众组织：中国青年救国会(青救会)。原来由少数先进青年组成的、与共产党有同样政治纲领和诉求的、第二党式的共青团被宣布取消。现在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在1949年4月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重新建立的，于1957年第三次全国团代表大会上决定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最初是由陈独秀推动，于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有八个发起人：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和叶天底，最年轻的俞秀松(21岁)被推举为书记。此后，北平、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也陆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时期，各地青年团的情况有所不同，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统一的团章；有的团组织内部成分复杂，有的团组织停止了活动。
1921年，出席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从苏联回到上海。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由他主持整顿和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在上海成立了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施存统任书记；接着制定了团的临时章程，规定共青团的宗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于1922年5月5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团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1925年1月26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的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通称为共青团即“C·Y”。青年团这次改名的原因，是为了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上通过的宣言郑重宣称：“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最恐怖的名词，我们正应当很勇敢地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此前，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1921年底1922年初)，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团体“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以此加入中国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在抗战爆发前，共青团进行了改造。从一个相当于第二党的先进青年组织改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这次改造同样是为了适应当时国内外政治斗争需要。
1935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发出号召：建立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当时中国共产党要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广泛团结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团结广大青年。共青团要承担这个任务，就必须改造成为团结全国青年开展救亡运动的非党的广泛的群众团体。需要说明的是，共产国际七大的这个精神，由少共国际传达过来，已是一年之后了。1936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少共国际为共青团改造给中共发来的这份电报。之后，中共中央在11月1日，于陕北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共青团改造的问题。会上做出了：为团结全体青年形成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对中国共青团进行改造的决定：《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
少共国际电报之所以来迟，是因为1935年12月以前，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中共与共产国际以及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完全失去联系。在此期间，少共国际同中国共青团中央联系同样十分困难，上述少共国际的电报，这边也是分三次收到的(参见郑洸《关于共青团改造的几个问题》，载《共青团历史上的人和事》第122页)。
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共青团中央于1936年12月7日发表宣言，宣告改造自己的组织为民族解放性的团体，欢迎一切爱国青年加入。于是，团正式实行改造，在团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种抗日的青年团体，在共产党控制地区，这便是青年救国会(参见李昌《边区青年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
由此可见，共青团的改造，完全是基于当时抗日救国政治形势的需要。
共青团经过改造，最后取消，取而代之为青救会。这是党中央的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前夜，又一波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我的老伴李昌在上海同济大学高中部读书时就加入了共青团，后因团组织被破坏逃亡北平而失掉团的关系。1935年他考进清华大学，凭着一个爱国青年的高度热情，积极勇敢地投入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要求抗日的大游行，参加了纠察队、先遣队。1936年1月担任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第三团先遣队长，结识了于光远和黄华等学生中的活跃人物。
1936年4月他在清华重新人团。一个月后，共青团“彻底”改造，取消了团的组织。对于共青团员的去向，党中央决定，团员中符合党员条件的全部“转党”；不够条件的参加群众团体。李昌和一些团员“转党”成为正式共产党员，没有预备期。
改造和取消组织，对于有着光辉历史的共青团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但是，在当时至少在平津地区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震动。相反的，改造共青团之于当时那一代进步青年，反倒是件大受欢迎的好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在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时，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团员，谁不愿意加入共产党这个核心组织?团员“转党”，正合他们的心愿。何况当时还有一个先进青年的骨干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受党中央重视，其影响和作用已远远超过共青团。
1937年10月18日的中共北方局文件《对青年运动的意见提纲》中载明：“民先队在原则上不取消，必须更广泛。”党中央在同一天发给刘少奇等人的电报指示称：“不应解散民先队，而应使之发展成为广大青年抗日群众团体并力争公开。”这时，民先队已成为党联系广大青年群众的纽带，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共青团的作用。
时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长的李昌，对于共青团的改造这个重大转折，大概也觉得很自然。至于认识到重建青年团的必要，从而提议重建青年团，则是在三四年之后了。
二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青年群众爱国运动蓬勃发展，青年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全国各地出现了许许多多各种名目的救亡团体，如：救国会，歌咏会，读书会……陕北也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国会(1937年4月成立，简称西青救)，1938年10月，在延安召开的西青救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作为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机关，指导协调全国青年抗日运动。11月22日大会发表了《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宣言》。宣言说：“大会要求全国青年男女普遍执行政府(此指国民党政府)的动员号召，潮涌似的投入军队、游击队、建立广泛的少年先锋队、战地工作团等类的自卫组织与服务组织，参加各种抗日的团体和党派，进行大规模的战时宣传和普及教育的活动，使抗战建国的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在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成立以前的1938年5月，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加强党对全国青年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即中央青委)。当时，临汾已失守，民先总队部迁到西安。接到通知后，李昌从西安去延安参加了中央青委成立会。新成立的中央青委，陈云任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李昌是委员之一。会后他回到西安。是年的8月，李昌第三次赴延安，就任中央青委组织部长，参加了筹备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的工作。
青救会成立约一年之后，根据地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青年工作特别对青救会意见很大，认为青救会干部热情虽高但常自行其是，对党的中心工作配合不力，孤立地去搞青年的组织生活、文化教育、娱乐和体育活动。还号召建立所谓“民主的青年的活跃的青救会”，强调青年的特点，维护青年的利益，反对买卖婚姻，反对公婆打骂……从而发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引起家庭不和等等问题。有人认为青救会这个组织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甚至主张将它解散。
在这种情况下，青救会的工作十分困难。作为一个基层组织，上级党政布置下来的任务繁多，应接不暇。除了边区政府安排反围剿、反扫荡、生产运动等工作之外，中央各部门，如中央军委、青委、妇委、边区或根据地政府各部门也布置工作：如拥军支前、劳动竞赛、民兵训练、办青年农场、青年商店、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扫除文盲、文艺活动、宣传宪政等等，真可谓千头万绪。
作为中央青委组织部长，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关心、协调、解决青年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许多基层青年干部也常来找他反映工作开展中的困难，倾诉自己的苦衷。
对此，他曾亲自参与并组织干部去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如绥德、安塞以及晋绥等地区进行调查了解青年工作中的问题。调研的结果表明：
一方面，青救会的工作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如组织散漫，工作目标不明确，工作作风不够扎实，有些流于形式等等，需要改进。
同时，他也发现青年工作出现的问题，各地党政领导机关也有一定的责任。表现在缺乏民主作风，不尊重青年组织的独立性；用行政命令委派青救会的领导人，任意差遣青救会的干部；忽视青年的特点，对青年工作不够关心，等等。
李昌针对他感触较深的一些问题，连续发表文章提出讨论：《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而作》(《中国青年》1939年2月5日)、《青年组织独立性的商榷》(同上，1940年春)、《边区青年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同上，1940年6月208期)。在这些文章中，他主张党政干部要关心青年工作，关心青年的特点和利益，要尊重青年组织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对青救会的问题也进行了批评。指出青救会在组织上、工作上的一些不足之处和缺点，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意见和措施。这些，在他1940年发表的《边区青年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有详细论述。
三
1938年至1941年间的三年中，李昌对边区青年工作的深入了解，也使他对景青救会作为党领导下的唯一一个全国性的青年群众组织的状况感到忧虑。他考虑到抗日战争已到了“相持阶段”，到了极其严峻的时刻，共产党没有一个广泛联系青年群众的先进性的组织是不行的。一方面，需要动员广大青年投入到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战争中去；另一方面，还要和国民党争夺年轻的一代人。共青团改造后，党把联系和动员青年的任务全部移交给了青救会。三年多以来，青救会尽管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青救会毕竟是一个包括全国各阶层青年的非常广泛、松散的群众团体，缺乏坚实的组织力量，显然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已于1938年停止发展，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而国民党及其青年组织三青团，利用其执政的正统地位，在这一阶段有了很大发展。
经过调查研究反复思考之后，李昌给党中央写了报告，论述当前形势和革命发展的需要，认为党必须有一支坚强的先进青年的骨干队伍，他慎重提议要重新建立青年团。他在报告中引用了“谁拥有了青年，谁就拥有了胜利”这句流行的警句。
李昌提议建立青年团的报告送到党中央后，引起了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关注。在1940年6月底的一天晚上，毛泽东约了中央青委的几个负责人冯文彬、李昌、宋一平去到他枣园的住处，专门就建立青年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毛说，李昌给中央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今天请你们来，就是要仔细听听你们的意见。冯文彬、宋一平让李昌先汇报。
李昌从当前抗日战争的需要、解放区青年救亡运动的不足，谈到国民党同我们争夺青年的形势，说明建立青年团的必要性。他说：自1938年三青团成立以来，国民党利用舆论机构大加宣扬，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组织上也获得很大的发展。三青团在国民党内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武装上也得到大力支持。而我们党从共青团改造以后，取而代之的青救会则是一个广泛的、松散的群众性组织，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与三青团抗衡。他说，我们的意见是尽快重建青年团，使全国青年运动在党的路线下发展壮大。这个青年团的名称可叫做“民族解放青年团”。李昌汇报后，冯文彬、宋一平做了一些补充。
毛泽东仔细地询问了一些问题，表示理解和支持同志们的想法和要求。他说：目前青年工作确实存在薄弱环节，但是建团问题要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后才能决定，希望大家不要着急，一如既往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散会时，外面下起了大雨——这一年夏天延安暴雨成灾。警卫员进来说，延河涨水了。
毛泽东笑着说：“你们不要走了，这里睡不下，我就陪你们打麻将吧，等雨停了再走。”于是，他们就留在毛泽东的窑洞打了一夜麻将。
第二天拂晓，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枣园。
党中央对于中央青委李昌关于重建青年团的提议是认真对待的。在1941年6月召开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是否建立青年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6月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史称《六四决议》)中，明确否定了李昌关于建团的提议。
这个《六四决议》概述了几年来关于青年工作的若干争论的问题。谈到历史上共青团的作用及其错误时，决议写道：“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以前和大革命初期的确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团比党成立为早，和当时党尚薄弱的缘故。但在以后特别是在内战时期，青年团变成了‘第二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团完全失去了群众性……在当时苏区的青年团依然存在着第二党的作风，组织的不广泛也应该引为严重的鉴戒。在今天抗日时期如又建立新的青年基干组织，又将发生脱离广大群众变成狭隘组织的危险，故关于这类提议是决然不能采用的。”
四
前面提到，李昌于1939年前后发表的那些文章，以及他在1939年和1940年接连两次在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主要讲“一二·九”运动与党的关系问题，十二月九日的游行示威是否“自发”的问题)，在党内、特别在中央青委引起了争论。1940年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在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文章《坚持青年工作的岗位》，就青年工作中存在所谓“第二党”和“先锋主义”工作方式问题，不指名地批评了李昌。这篇文章语气较为平和，还说要区别先锋主义和大胆创造的界限，对青年运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采取同志式的办法去解决。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延安开始整风运动。中央青委作为试点单位先走一步，1941年初青委内部开始“检讨”，实际上主要是批判李昌，指责他在青年工作中的“第二党”、闹独立性和“先锋主义”错误，并且上纲到青年工作者的党性问题。这次“检讨”的结果，在青委副书记冯文彬所著《党的青年工作者的党性问题》一文中有系统、充分的反映。这篇发表于1941年5月4日出版的党刊《共产党人》上的长文，历数青年工作中的严重问题，概括为十二条错误。其中第九条批评青年工作中的独立性问题；第十条批评忽视或否认党在青运史上历次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第十一、十二条批评所谓的“本位主义”，很明显都是批评李昌的。在第十条批评说：“过分强调革命青年团体开辟党的组织与工作的作用，而忽视了或否定了历史上青年运动中党的领导作用。如在‘一二·九’运动中只强调青年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当时党的领导作用。”这当然就是对李昌的直接批评了。
1940年至1943年这个时期，党中央也指责青年工作中犯有“青年主义”的错误。中央分工主管工、青、妇工作的秘书长任弼时也组织人员到边区各地调查青年工作。调查的结论也认为，一些地方青救会曾产生了脱离党的中心工作、脱离群众的“青年主义”倾向。任在1942年至1943年的几次讲话中谈到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时，也批评了边区一级的一些部门对边区党的领导中心——西北局不尊重和闹独立性的现象；群众团体方面，有一个时期青年团体与西北局闹独立性，存在着“青年主义”、“第二党”的倾向。
1941年5月前后，中央青委的“检讨”结束，《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六四决议”)下达不久，中央青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派李昌去华北工作的报告。9月，获中央政治局批准。于是李昌告别了延安，离开中央青委组织部长的岗位，携眷属向华北地区而去。
此后，李昌先从事地方党的工作，担任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冀晋纵队政治部主任将近三年。1948年，兵团忽接中央调令，调李昌回中央参加筹建青年团的工作。这对于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和兵团政委罗瑞卿等部队首长、对李昌本人，都是出乎意料的。回顾1940年在延安，他满腔热情地向党中央提出重建青年团的建议，被中央1941年的“六四决议”断然否定，他对重建青年团已感绝望。那么，何以现在又要建团了呢?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军人，他根本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服从命令，依依不舍地同三年来生死与共的战友告别，匆匆到河北省晋县接了我和孩子，一同去到平山县向中央报到，接受任务，积极热情地投入了建团工作。
反倒是我在读他的传记初稿时感到这个转变有些突然。1936年共青团撤销到1949年重建，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对于党史特别对于青运史研究来说，确是个值得搞清楚的问题。
五
重建青年团，总的来说也是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主要是与几年来青年运动大为削弱，整个解放区的青年组织处于取消状态这种情况有关。
1941年中央书记处做出“六四决议”，建团提议被否定后，青救会的处境更加不妙，工作更加困难，青年工作更加不受重视。中央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也大为削弱了。在李昌去了华北之后，中央青委机关精简、调整组织机构。中央青委由凯丰、冯文彬、宋一平、蒋南翔、高朗山五位同志组成，凯丰任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不久，冯文彬也去到米脂任县委书记。
整风运动中，进一步批判青年工作中的“向党闹独立性”、“第二党”等错误，李昌和中央青委的一批干部受到批评，还有不少干部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严重打击。青年工作大为削弱，在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口号下，凡带“青”字号的在生产、武装、文化等方面的青年组织均被取消，许多地方把青救会与工会、妇联、文协等团体合并成立抗日联合会或抗敌后援会。
1944年5月5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边区青年运动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再次批判青年运动中的“独立性”，批评建立“民主的青年的活跃的青救会”的号召是搞“青年化”，对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客观上起了一些消极的作用。社论将边区青年工作的任务概括为“学习”，说“边区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基本上是一个教育问题”。在此思想指导下，许多地区把青救会主任、骨干调去从事教育工作，当中小学校长、教员；各解放区、边区的青年组织、青救会处于涣散、取消状态。
1946年，国共谈判失败，统战破裂，内战又起(史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或解放战争)。解放区群众运动深入开展，需要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组织青年投入到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去。但由于缺少以积极分子为核心的骨干组织去配合和推动，致使解放区青年运动逐渐消沉，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年5月，中央青委曾找山东解放区青联的代表到延安来汇报。在汇报中，中央青委联系到全国各解放区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当时整个解放区青年组织处于取消状态。许多地区，如陕甘宁边区取消了青年组织，晋冀鲁豫等地区青救会已经处于无组织无会员状态，青年工作严重滞后于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许多解放区青年先进分子的积极性很高，要求进步，而入党还不够条件，又缺少适当的组织可以加入，因此没有明确的奋斗方向。
具体说，当时全国各解放区共有2000万青年，其中有400万积极分子，大约占20％，中间状态的约占60％。对于众多的青年积极分子是组织起来，让他们发挥积极作用，并带动广大青年向共产党靠拢好呢，还是不去组织，让他们在那里彷徨消沉，成为国共争斗的旁观者好?毫无疑问，还是组织起来好。
中央青委认为，现在，已经到了重建青年团的时候了。
他们向党中央分管青年工作的书记任弼时做了汇报。任弼时说：“你们研究一下，在解放区是否建立青年团?”据说在党的七大时，中央青委的同志也曾经提出一个方案，主张在解放区建立青年团，当时党中央没有采纳。任弼时说“现在你们再研究一下，是否搞青年团?”
中央青委根据任的指示，围绕要不要建团、建什么样的团等问题做了详细研究，在向任汇报之后，又向中央做了书面报告。于是，党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了建团问题。
书记处讨论建团问题，开了两次会议(1946年8月26日和9月13日)，均由任弼时主持。第二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央起草的一份关于建团的电稿：《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简称《建团提议》)。会后，于11月5日发到各解放区。
党中央的《建团提议》发出之后，中央青委又在1947年9月召开了全解放区青年工作代表会议，研究了建团问题。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着重讲了坚持团的先进性问题。会议具体布置继续扩大试点，大大推动了建团工作。
为了与当时革命的性质、任务相适应，中央决定重建的青年团命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很关心建团工作的进展，他在起草中共中央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通知时，特别强调了有关准备召开全国团代会和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在9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在1949年上半年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和团章草案。解放区各地方党委选派年轻得力的干部组建筹备委员会，在党中央书记任弼时的亲自领导下，积极展开了一系列建团的准备工作。
1949年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李昌与我都被选为代表，一起参加了大会。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并接见了全体代表，任弼时抱病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青年团的领导机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李昌当选为中央委员、常委，旋即南下任中央华东局青委书记。1951年10月，中央调李昌回京，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共产主义青年团经过将近15年的曲折坎坷之后，终于重建。李昌在会议上见到了毛泽东。毛还没有忘记1940年约李昌等人畅谈重建青年团的事，他笑着对李昌说：“中央决定恢复建立青年团，你们胜利了!”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中国青年运动掀开了新的一页。
在1957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大会决定成立共青团书记处，胡耀邦同志当选第一书记。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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