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章节
[ 2010年第10期 1986年夏: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章节 ]
不到一月，三次吹风
1986年夏天，阅读党报党刊的人们会感觉得到，有一股呼唤新闻改革的清风扑面而来——8月14日新华社播发通稿，题目是“‘报纸会议消息多而枯燥，我们不爱看’读者的意见引起报纸总编辑们的关注”。《人民日报》15日在头版刊登，全国各省市的党委机关报也都刊于醒目位置。稿件在列举了一些报纸统计的平均每月会议消息少则四五十条，多则七八十条的情况后，写道：“有些会议读者很关心，会议精神对面上工作也有普遍指导意义，报纸应该发消息。可是，有相当多的部门召开的会议，是纯业务性的，发了消息也没有多少人看。但主管部门总是说：‘发个消息吧，登报了，说明我们干工作了嘛!”’稿件接着写道：读者对此所以不满意，因为他们看报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中宣部副部长腾藤认为读者意见有道理。他说，报上消息多而枯燥的现象非改不可；要改，各级党委要支持，报社自身也要努力，对重要的会议，报社不仅要发消息，而且要精心写作，对确实没有新闻价值的会议消息，报社有权不发——这叫做按新闻规律办报。
隔了3天，8月19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刊发消息——为引人关注，做了三行标题，眉题是：总编辑们深感报纸宣传不适应形势；主题是：办好报纸希望在于新闻改革；副题是：增加信息量，扩大报道面，鼓舞读者投身改革洪流。第二天各省市党报纷纷转载。消息的导语是这样写的：全国三十几位省市报社总编辑普遍对自己的报纸不够满意，感到与宣传改革、开放的形势还不适应，大家把办好报纸的希望寄予新闻改革。
20天后，9月8日出版的、由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杂志用两页篇幅刊发了“适应改革需要新闻必须改革”的文章。
接二连三的信息，不仅在新闻界引起热烈反响，在其他行业和社会上也引起广泛关注。
这些信息，均来自哈尔滨松花江畔友谊宫宾馆的一间会议室，中宣部在这里召开了“全国省报总编辑座谈会”。作为采访这次会议的新华社记者，这些信息都是我发出的。
这次会议是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同意召开的。当时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正在逐步推进，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又连续提出意见，作为促进改革重要力量的党报怎样进一步发挥作用，成了高层关注的议题，同样也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回答的课题。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中央和省市党报的总编辑们没在一起开过会。这些都是敏锐之人，其中不乏老资格的新闻界前辈，如《文汇报》老总马达、《人民日报》副总陆超祺等，对于形势和责任他们了然于胸，因此对此时此刻中宣部的召集，都格外珍视，也深感责任之重，个个开动脑筋，畅所欲言，议论风生。
对成绩，总编辑们同意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的归纳，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可称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事业发展的最好时期。
然而，他们更多的是“不满意”，新闻改革必须深入下去。
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要加强，也要改善
党如何加强和改善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如何按照新闻工作的规律、而不是单纯地用行政手段来领导，这是总编辑们集中议论的首要问题。他们认为，党毫无疑问要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问题是如何更好地领导、科学地领导。
解放日报老总说，党对新闻的领导，实质上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新闻政策是什么，党的新闻体制、结构、布局是什么，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进展不大。原因一是有禁区，涉及敏感问题不少，有些问题难度很大；二是理论准备不足，理论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可现在理论问题没有解决，许多问题仍扯不清；三是新闻改革不是独立的，涉及民主生活、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等等。同时，感到新闻改革有紧迫性。长期以来党委对报纸的考虑基本上是政治需要和工作需要，而不大考虑新闻价值、新闻规律。报纸主要功能是什么?一种认为是党的宣传工具，一种认为首先是传播新闻信息的一个实体。我们在实践中感到，报纸首要还是传播新闻。举个例子，国际上的重要事情国外报纸都在头版突出报、连续报，而我们不仅上不了头版，报的也很简单，上头版的往往是一个厂、一个街道的事。相比国际上的重要新闻和一个厂、一个街道的事，读者对哪个更感兴趣呢?答案是不用说的。可为什么读者感兴趣的新闻上不了主要版面呢?这样办报符合新闻规律吗?
《黑龙江日报》老总认为，上级党委在领导党报的过程中，行政意识和政治意识过强，而文化意识过弱。党报有政治属性，但作为报纸又有其文化属性，在重视政治属性的同时，不能忽视文化属性。同时，现在是改革年代，如何领导好党报还应有改革意识，把它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来考虑，以形成比较开放的传播信息的格局，使舆论进一步走向民主化。
《辽宁日报》老总的看法是，新闻工作需要有个宽松的环境，办报人自己思想很紧，整天提心吊胆，怕捅娄子、怕犯纪律，怎么能宣传和创造生动活泼的局面呢?各行各业都有风险，办报是风险最大的，这可不行。同时，要允许办报的人犯错误，允许有失误，他们不是神仙，应该相信新闻工作者，上面若给报社宽松的环境，报社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会更慎重地把好关。
《文汇报》老总指出，对新闻统得过多、过死，一定要改。比如人民币贬值不能报，结果造成群众逆反心理，贬值登出来有什么不好?无“疏”又何来“导”呢?他还说，对报社干涉多，哪个部门都来指责报社，实质上是政治生活不正常的表现。
与会人员还对“党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进行了探讨。因为从理论上讲它们是一致的，可实际上要做到一致不容易，往往重“党”而轻“民”，甚至还有好多“民”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报纸上来自上面的声音多，来自群众、基层和专家的声音少；统一的声音多，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和流派的声音少，讨论和争论的声音更少；自上而下灌输多，自下而上的反馈和意见少。《新华日报》老总说，要讲真话，把事实告诉群众，也要让群众说话，否则掩盖矛盾，搞愚民政策，不是社会主义的新闻规律。
批评报道少、批评报道难，也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老总们分析说，批评报道难，主要难在上头。有的领导怕批评报道影响安定团结；有的领导认为批评了他分管的工作，是在他的脸上抹黑；有的领导觉得有问题在内部讲，不要弄到报纸上去“扩大”负面影响等等。《吉林日报》老总回顾说，报纸发表批评报道后总会受到批评，而没有受到过表扬。实际上报纸批评很有用，群众反映很好，对改进工作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党委之所以对新闻管得多、管得细，规定“这个不能报，那个不能报”，“这个这样报，那个那样报”，主要是觉得新闻敏感，影响面广，怕捅娄子。总编辑们说，由于种种原因，报纸确实捅过娄子，给实际工作造成被动。但是靠上头“管住”、“管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让报纸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少捅娄子，不捅大的娄子。当然，对“娄子”也要持辩证的观点，不能有点什么事就说捅了“大娄子”，要相信读者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而有的“娄子”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用陈旧的观念看是“娄子”，用改革开放的意识看，很可能是创新探索之举。总之，党对报纸的领导应该是方针政策的领导，方向性的领导，而不是管具体的事，该由总编辑做的事要让总编辑去做。
解开自我束缚的绳索
总编辑们集中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新闻战线如何“自我解放”，从习以为常的束缚自己手脚的做法里摆脱出来。当然之所以会“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和一系列政治运动对新闻界的打击和影响有关，和上面管得过严、过细有关，但也不可否认，和新闻工作者的思想观念不够解放有关，和没能紧紧地跟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关。大家的共识是，在当前新的时代，新闻界自我解放的潜力很大，空间广阔；新闻界在要求党和政府按新闻规律领导和管理新闻工作的同时，自身首先要按新闻规律办好报纸。
从哪些方面人手呢?
从抓新闻人手。没有新闻，或没有吸引读者关注的新闻，版面上基本都是工作和业务性的信息——这几成党报的惯例，也是读者对报纸最不满意的地方。《人民日报》老总带到会上一份调查，通过对1978年12月到1981年4月刊发的8000多条经济新闻的分析，真正有新闻价值的只占4.3％；读者对《人民日报》的反映是，评论有人看，批评报道有人看，国际新闻有人看，其他则少有人问津。他还评说，新华社虽然每天发稿很多，但能被报纸选用的不多，因为真正有新闻价值的少，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价值的更少，大量的是既无新闻价值又无宣传价值。
抓时效。新闻的时效性很强，可好几位老总都抱怨说，我们的新闻经常是“马后炮”，甚至“比马后炮还马后炮”，好像新闻晚几天发没有什么关系似的。更有一种看法，认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我们不要学他们。其实在这方面我们远不如人家。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出口转内销”的怪事也时有发生，国内的事海外报纸先报道，我们再见报。
加强解析性报道。《文汇报》老总说，我们有个毛病，上面讲一句话，传达到下面还是这一句话，报纸做得也不好，不作内涵分析，即使分析也很有限，这怎么行?表面看，“原原本本”传达好像是最负责任，实质上是当传声筒，没做事情，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报纸是面向大众的，有释疑解惑的功能，读者也有这个需求。当然，不作解析也有怕说不好，怕承担责任的顾虑。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提高职业素养和工作水准；同时也要有宽松的环境，让他们敢于去做；还要认识到解析报道不是“一次性”的，要连续做，以逐步修正、深化和完善。
要敢于创新。《沈阳日报》老总说，今年开人代会，就找出去年的报纸版面来对，照猫画虎，觉得这样稳当，不易出事，类似这样的观念和做法不改怎么了得!时事在变，而你“以不变应万变”，那新闻的“新”在哪里，新闻和报纸的生命力在哪里?
增加信息量。一些老总说，这些年涌现出了一些小报、包括大报的周末版受到读者欢迎，分析“小报热，大报冷”的原因，主要是小报信息丰富，有看头。但也有一些党报工作人员看不起小报，认为小报的信息档次不高，缺少政治价值、宣传价值。对此，《南方日报》老总形象地说，党报改革要放下架子，“脱下中山装”，真正把读者放在心里，把自己摆在读者之中，向读者传播他们需要的信息，使他们对报纸产生更大的兴趣，从而提高阅读率，否则依然是“官办，官订，官看”，群众不爱看党报的现象仍难改变。
继续清除“假、大、空”对新闻界的影响。改革开放的时代，一切都在探索、发展和变化之中，新闻报道务要与之相适应，坚持实事求是，切忌“求全”，切忌把话说满、说死。
“解铃还需系铃人”。新闻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要将改革引向深入，新闻工作者自身的思想解放是重要的基础。总编辑们表示，要强化“自我解放”、“从自我做起”的理念，喊响这个口号。
读报观念也要更新，
“更新读报观念，不要把党报的报道都认为是党的声音”——这是总编辑们集中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读者形成了一个概念：报纸上的文章都是传达党的指示的，因此要学要用，要当做思想指南和行动依据。总编辑们认为，这种读报观念不更新，也会束缚新闻工作者的手脚，制约新闻改革的开展。我们的报纸是党领导的，报上的内容总体上是根据党的指示精神采写和编排的，有的则是直接传达党的指示，但这并不表明篇篇文章都代表党说话，因为报纸还要反映不同层次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能要求这些内容都在传达党的指示精神，也不能要求所有创造的经验都必须推广执行。办报人并非圣人，报纸每天出好几万字，登几十篇文章，不能要求一点差错都不出，更不能要求篇篇字字都反映党的声音。此外，报纸上出现一些不同观点、不同看法的文章也要允许，不要动不动戴政治帽子，因为好多事情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定论的，应该展开讨论和争鸣，各执一词也是正常的，读者不要觉得不好理解。报纸毕竟不是党中央文件，也不具有法定的“权威”性质。读者如这样来看待报纸，就为报社创造了有利于改革的宽松气氛。
审慎前行
这些长期耕耘在新闻战线的老总们，深知新闻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和政府体制改革又密切相关，涉及政治生活、民主生活、民主化进程等等，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单枪匹马”地“独进”；但是，新闻改革又有紧迫性，否则对改革开放大局的推进不利。老总们决定在前些年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自我思想的解放做起，从内部改革做起，从报纸的内容改进做起，扎扎实实地往前走，以取得上级党委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钟沛璋对大家的讨论作了提炼，提出要实现5个转变：变单向为双向，把上对下指导，与下对上监督结合起来；变单功能为全功能，既重视宣传功能，也重视报纸的其他功能；变封闭型为开放型；变指令型为服务型；变灌输方式为交流方式。大家觉得切合实际，也有一定的前瞻性。
主持座谈会的中宣部副部长腾藤，对会议成果作了积极评价。他从国家科委副主任任上调中宣部时间不长，分管新闻。195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赴苏留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再到国家科委工作。他说，他是宣传战线的新兵，作为报纸的热心读者和大家一起讨论。他介绍说，会前曾就改革怎么宣传，新闻怎么改革向启立请示。启立说，耀邦对此也很有想法。小平已连续发表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明确提出在某些方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了理论界、思想界的热闹话题。但不能刮风，不能急，急了不好，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扎扎实实往前走。新闻改革也是这样，步子要稳。
接着，他指出，新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更好地服务于、服从于党的总目标、总任务。在当前，就要很好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是否服务得好，是衡量新闻改革搞得好不好的根本标准。他说，由于新旧体制交替，改革很艰巨，对改革宣传的任务也很重，不能太急，也不能片面，许多改革措施各有利弊，宣传上简单化不行，要抓住改革的每一步做好舆论工作，以提高群众的承受能力，新闻界肩上的担子很重。
他说他很赞同《贵州日报》总编辑刘学珠说的“自我解放，余地很大”这句话。几十年来新闻工作者确实有把自己造成的模式当菩萨拜的现象，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应该大胆破除旧框框，破了旧框框，新闻改革的天地就广阔了。他鼓励大家，在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不违反党报性质的前提下，放手大胆去改革、去探索，各报可以比一比，看谁改得更好些。他还说，他赞成《新华日报》副总编辑金清中提出的看法，报纸上登什么不登什么，这个权应该归编委或总编辑，报社领导有取舍新闻的权力。现在报上会议报道太多、文件报道太多，真正可读的、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太少。对于这种状况，不仅读者有意见，耀邦、启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赞成。什么新闻可以登头版头条，什么东西可以不登，这些事完全可以靠报社自己来定。对于各级党委加强和改善对党报领导的问题，他推崇一些做得比较好的省委的做法：即既关心，支持，又放手，同时加以必要的领导。
这次全国省报总编辑座谈会的信息传开后，在引起热烈反响的同时，也有争议，有不同的看法，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不尽统一。作为“当事人”，我自然很关心，隐约听到一些，心想：或许有些人觉得会上有些议论激进了、超前了?老总们的有些“诉求”“过”了?但不管怎么样，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为了推进改革开放，新闻单位还是积极而又审慎地从自我做起进行着新闻改革，哪怕是点点滴滴——版面的调整、会议新闻写作的改进和信息量的增加……总之，在努力地往前走。
作为新闻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章节，那次座谈会留在了史册里，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抚今追昔，二十多年前老总们在哈尔滨松花江畔的谈笑风生，常常会浮现在眼前……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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