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与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
[ 2010年第11期 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与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 ]
徐庆全:石雷同志,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重要的金融机构,创建于1948年12月1日,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出版物中谈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创建的历史。但是,这些出版物的说法各不相同,且矛盾之处较多。另外,近几年来,人民币的收藏热逐渐升温,一些记述和探讨人民币的文章、著作等关于人民币历史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在当年筹建中国人民银行的老前辈中,您是惟一健在的人;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您又担任发行科科长,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见证人。而且,您离开工作岗位后,一直致力于金融历史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们想请您谈谈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过程和人民币发行历史的若干问题。
石雷:从1947年参与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工作开始,我在金融机构工作了大半辈子。你所说的一些出版物中关于人民银行和人民币历史记述的不同情况,我也是知道的。现在,当年最早参与筹备中国人民银行的三个人中,南汉宸和何松亭同志已经谢世了,领导我们工作的董必武同志,也过世了。我有责任和义务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谈一谈,也借此缅怀董必武同志,以及南汉宸和何松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各大解放区逐步连成一片及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全国货币统一提出了要求
徐:在采访您之前,我翻阅了《中共中央文件集》以及《董必武文集》等文献,也翻阅了各个根据地的财政史,大致得出这样一个脉络: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前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所领导的根据地,都各自成立过金融机构,陆续发行过一些在本根据地使用的货币,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一些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各个根据地的货币也可以互相流通。筹备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大致是根据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及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您认为这个脉络对吗?
石:是的。在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根据地,由于日寇对我们采取经济封锁,我们党只能采取在统一政策下分散经营的办法来打击敌人。所以,各个抗日根据地自己发行票子,这些票子只在本地区使用。日本投降后,我军相继解放了一些中小城市,使一些根据地连接起来,各大战略区先在本地区范围内,将银行和货币统一起来。比方说,当年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就将冀中、冀热辽分行所发行的边币上的“冀中分行”和“冀热辽分行”的字样取消,统一为晋察冀边区银行币。其他一些根据地也是这样做的。这样,不仅大大方便了物资交流,也促进了各大战略区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6年的下半年,我军相继解放了一批城市,首先使华北地区基本连成一片,并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可以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环境。这样,随着解放区的军民经济交往增加,物资交流的日益频繁,而各个解放区的票子却不能互相流通,这就成为影响解放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因此,解放区军民纷纷要求中央采取必要措施,成立解放区统一银行和发行能在各解放区流通的货币。
徐:在《中共中央文件集》中,我看到了这样两份文件,一份是1946年12月30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一份是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给滕代远、薄一波等人的电报。前一份电文是晋察冀中央局向中央建议“召开华北经济工作会议”,以研究解决华北解放区“统一对付国民党”和解决“货币不统一”的问题;而后一份电文则是中央同意“召开华北经济工作会议”的复电。这次会议是什么时候召开的?您参加了会议吗?
石:这次会议是在1947年的3月中下旬召开的,地点在邯郸。那时我是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察冀边区代表团,团长是南汉宸同志;晋冀鲁豫边区代表团,团长是杨立三;华东代表团,团长是薛暮桥。在会议开始后,陕甘宁边区的白如冰、晋绥边区的陈希云以及中原区的刘子厚等同志,也赶来参加会议。
徐:会议是不是提出了成立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
石:当然。但这仅仅是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次会议,交流各解放区的财政工作经验,对各区物资交流、税收、货币、资源互相帮助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根据十年来的经验,提出了有关财政、经济等政策。会议最后协商,在1947年底前统一货币的发行工作。
徐:薄一波同志在回忆中说到,在华北财经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那时,好像董必武同志不在邯郸。
石:是的。董老当时在西柏坡。这次会议开的时间很长。到了5月下旬,董老才来到了邯郸。在听取了薄一波以及各代表团团长有关会议的汇报后,董老说,会议开得好,提出了今后的政策,确定了起草《华北财政经济工作会议决议草案》,报中央审查。但是,董老对会议商定的在1947年底前发行统一货币的意见不大同意,认为这个事情有点操之过急。他认为,财政货币有统一的必要,但是,具体把财经事项统一起来,还存着许多基本问题,主观上和客观上的条件都不成熟。主观上,各区、甚至各区内各部门和各单位的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的问题也还存在,需要克服;在客观上,许多必要的物质基础,像机关人事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毫无准备,财政统一不可能一下子实现。统一发行货币是财政统一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与各区的收入、支出、贸易、市场有密切的关系,单独抽出发行货币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与会的同志,都认为董老说得有道理。会议最后商定,1947年底之前,暂不发行统一货币,协议各区票子仍然实行。对于各区之间的物资交流问题,会议采取了这样的原则:相互支持,互不流通及按自然比价兑换的原则,以便相互间的物资交流。
徐:董必武同志对成立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还是很重视的。在《董必武文集》中,董老在晋察冀边区财经会议上就说到,成立中央银行、发行一种通行各区的钞票,这桩事虽然不能立即办,但大势所趋。这是1947年9月间的事。
石:虽然董老在会议上认为成立统一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时机不成熟,但是在成立统一银行和发行货币这一点上,他是积极准备的。在1947年8月1日,董老就拟定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上报中央。在这个文件中,华北财办(即华北财经办事处的简称——徐按)的任务有八条,其中第五条就是: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8月16日,中央批准了这个章程,并要求各中央局各区财办实行。
徐:看来,中央是同意董老的意见的。
“中国人民银行”名称的确定
徐:要建立中央的银行,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个定名的问题。关于名称的确定,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石:《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下发各区后,1947年的9月间,中共华东中央局工委书记张鼎丞、邓子恢和董老联系,也建议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以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董老派南汉宸到渤海去找张鼎丞和邓子恢,商讨成立银行的事情。
徐:张、邓二人提出的是建立“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为什么后来确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
石:中央在8月份批准华北财办筹建中央银行后,董老就考虑银行的定名问题。他也让我们考虑考虑。何松亭同志提出,名字定为“中国人民银行”。董老听后,说很好。他说,今天,我们创建的中央银行,不仅要考虑到目前解放区货币统一,还要和将来新中国的银行名称联系起来考虑。因为今天的解放区人民政府,就是将来的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天创建的中央银行,就是将来的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因此,这个银行的名字叫“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不合适。而用“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名字,既表示这是人民的银行,也有别于蒋介石的中央银行,也不失作为将来新中国国家银行的格局。
徐:董老的考虑是很周到的。
石:所以,这年的10月初,董老经过刘少奇同志的同意,向中央致电请示,建议成立全解放区的银行。他在请示中,向中央报告了派南汉宸同志到渤海与张、邓商量的情况,提出了成立解放区银行的建议,并提议,银行的名称就叫“中国人民银行”。中央同意董老的建议,让董老组织筹备工作。这样,“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就确定了。后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这六个字,也是董老题写的。
徐:中央是什么时候复电同意的?
石:是在10月8日,我后来查阅过这个电文的草稿。中央复电草稿上,第四个问题说:“根据上面各种情况,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过早一点(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在这个草稿上,关于银行的名称,是反复修改过的。先是:“至于银行名称,似以中国解放银行为好”;后改为:“至于银行名称用中国解放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均可”,最后才改为“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
徐:您说到的这个情况表明,对于银行名称的问题,中央是经过反复考虑才定下来的。
石:我看这个电文草稿时,也是有这样的体会的。
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成立,朱德、董必武作重要指示
徐:董老的建议得到中央批准后,是不是就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
石:是的。这个筹备处刚成立时,就三个人,南汉宸同志为筹备处主任,将何松亭和我调到这里来工作。那时,何松亭同志是晋察冀边区银行的副经理,董老称赞他是懂银行业务的人,我当时是边区银行的发行科长。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我调到筹备处不久,就见到了朱德同志。
徐:朱德同志是来筹备处视察吗?
石:不是,他是来观看晋冀鲁豫边区兵器展览的,那个展览正好在我们筹备处的院内。朱总司令得知我们是银行筹备处,非常高兴,坐在炕沿上与我们亲切交谈。何松亭同志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抗战前后曾在天津和南汉宸、吉鸿昌等同志一起搞地下工作,那时的公开身份是东北军“边业”银行经理。1942年到解放区来,后到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随同朱老总一起来的艾思奇同志插话说,你是个老银行。总司令又问:你们单位共多少人?何松亭指着我说,除了南汉宸同志,就我们一老一小两个人,估计年底再来几位。总司令问到我的情况,我说,我是在1938年参加工作的,一直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总司令说:你们俩都是老银行,业务熟悉,工作好开展。何松亭同志说,工作才开始,前些天才把票版设计出来上报中央批示。此外就是做些调查研究工作,准备向各区要些物资作银行发行准备金,可是现在还没有着落。总司令说,你们现在比中央苏区好多了,那时中央苏区银行行长是毛泽民同志,他的全部家当,用几根扁担就挑走了。现在,我们解放区有很多银行,不管哪一家都比中央苏区大,资财也多。你们要使解放区的银行联合起来,成为你们的分行,再把各区的票子统一起来,你们的家产就更大了。将来解放大城市,把四大家族的银行没收,变成你们的财产和机构,那时你们的财产就更多了,成为全国最大的国家银行了。总司令谆谆告诫我们说,不要小看每件具体的工作,因为我们的每件具体的工作,都是为了为未来新中国做准备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光荣的。你们银行的名字叫中国人民银行好,人民银行要永远为人民服务。
徐:总司令的话很朴实,也对筹备工作提出了要求,给了你们鼓励。
石:现在回忆起来,那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徐: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工作的领导是南汉宸,但主要是在董老主持下进行的。在此之前,您跟董老认识吗?
石:认识。那是这年的9月,我记得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董老来到晋察冀边区印刷局,了解这里的造纸、印刷设备、票版设计、制版技术、生产能力及生产等情况。晋察冀边区的票子,就是在这里印的。当时,董老还为这个局的张树恩同志题写了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条幅。
徐:董老大约是在为成立统一的银行作调查工作。
石:所以,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成立后,董老对工作很重视。我和何松亭调来后,又从我们银行调来了武子文、秦炎、孙及民、王厚溥四位同志,加强筹备工作。到了1948年2月,又从北海银行调来赵善普同志。这样我们筹备处共8位同志,在董老统一领导下办理具体筹备的工作。
徐:董老对你们做过具体的指示吗?
石:在1948年的元旦,何松亭同志带领我们六位同志,给董老拜年并向他请示工作。在这次见面中,董老给我们做了很具体的指示。他在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后说:“目前我军已转入战略反攻,从这一情况看,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进程比预料的要快一些,我们应当按照中央的指示,积极地为建立新中国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以避免时局突变而措手不及。目前,华北、山东的渤海地区及西北的黄河以东地区已连成一片,已有了一个可能有计划进行生产建设的环境,我们应当尽力增加生产来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但是,各区的货币不统一,币值又不稳定,已成为解放区物资交流、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邯郸会议后,我们调整了各解放区的货币关系,实行了相互支持,毗邻的解放区按自然比价自由兑换,以及相互通汇的办法。这比以前是大的改进,但是目前仍不能与解放战争的形势相适应。此外,刘、邓大军新开辟的中原解放区,也需要我们的票子来驱逐蒋币和杂钞,占领市场,以保护人民的利益和解放区财产。为此,我向中央提出了筹备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调你们几位来,就是为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做准备工作的。你们的任务,就是搞调查研究、提建议。比如,了解解放区的财政、金融、经济、物价、货币发行的情况,提出改进建议;研究各解放区的银行和货币如何统一起来,全国统一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怎样成立和统一货币怎样发行;我们已有一批中小城市,要研究城市金融如何管理;了解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经济情况,研究如何对敌进行经济斗争,如何接管官僚资本银行为我们所有的问题。此外,还要购买、筹集钞纸、油墨、印刷机,搞好票版设计、印刷票子,还要向各区筹集货币发行基金等等。总之,要千方百计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创造条件。”董老最后勉励我们说: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每件工作都具有历史意义,是光荣的。
徐:董老的接见和指示,事实上也就成为你们筹备处工作的方针了。
石:董老的指示很具体,所以我们按照董老的指示,开展了工作。一是抓紧调查研究各个解放区货币的发行和物价的情况。因为1948年的春天要召开金融贸易会议,讨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调整地方货币的问题。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事实上是为这个会议准备材料。我们先后为会议提供了《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纲要草案》、《新中国货币统一问题》等材料。第二个工作就是调查敌区货币、经济情况,研究对敌斗争办法;三是搞人民币的印制,做好人民币发行前的准备工作;四是筹集和管好人民币发行基金工作。
从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到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
徐:你所提到的金融贸易会议,是在什么时候召开的?
石:这个会议,全称叫“五大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是1948年3月在石家庄召开的,董必武同志主持会议,是专门讨论创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和整理地方货币的会议。
徐:可是,从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时间上看,这次会议还是没有做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决定。
石:这次会议是五大解放区都参加的会议。在讨论到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上,都认为是必要的,是迫切的。但是,与会者也认为,货币的统一,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问题,它与财政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财政不统一,而首先从货币上统一,那么,某一个地区发生财政困难时,如果增发货币,就可能把一部分负担转嫁到其他地区人民的身上,引起毗邻区之间的矛盾。如果取消这个区的货币发行权,在战时又不容易应付紧急需要。会议认为,在党政领导机关、财政还没有统一,以及西北、山东正在进行紧张的战争的情况下,把各解放区银行和货币发行权完全统一起来,有着很多的不便和困难。所以,会议决定,不采取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统一解放区货币的办法,而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办法,来逐步达到统一解放区货币的目的。
徐:这也就是说,已连成一片的解放区,先进行货币的统一发行,为全国货币的统一做准备工作。
石:这就是个逐步的办法。所以,会议最后确定了这样两条原则:第一,对大体上已连成一片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实行完全合并,两区货币自1949年4月15日起,固定冀南银行币一元等于晋察冀边区银行币十元比价在两区混合流通,以冀南银行币为两区本位货币,并停止晋察冀边区币发行。两区的银行和贸易完全合并。第二,对正在进行战争的山东和西北地区,货币发行和流通仍保持原状,也就是说各区仍有货币发行权。为了使这两个地区的货币逐步过渡到与华北货币的统一,在华北与山东、华北与西北边界上,设立两区银行的联合办事处,来掌握货币的比价,并准备在一年内完成华北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工作。
徐:在薛暮桥的回忆中说到,1948年5月,周恩来同志在听取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的报告后说,不能再搞联合政府了,要搞统一政府,决定改华北财办为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
石:中央财政经济部在6月成立,董老任部长,薛暮桥同志任秘书长,南汉宸同志除了继续担任我们筹备处的主任外,还要兼任即将成立的华北银行总经理。所以,我们筹备处除了我和秦炎、赵善普同志继续搞人民币印制保管、发行基金管理工作外,其余的同志都到了华北银行工作。
徐:1948年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必须先统一,行政上的统一,要由华北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来下命令。这样,华北财委是不是把统一货币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
石:根据中央的指示,华北财委召开了会议,谈到成立统一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在11月份召开的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上,董老这时已经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他主持会议时,临时增加了两个议题,其中之一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筹备处主任南汉宸同志作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说明。会议决定,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任命南汉宸为总经理。
徐: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1948年12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
石: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时间,中央原来准备在1949年1月1日。在这次会议上,改为1948年12月1日。这次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南汉宸同志就把我和秦炎叫到他的办公室,告知了中央这一决定。他说:找你们俩来谈一下如何做好发行工作,如何保证在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成立的当天,就把人民币发到市场上与人民群众见面。你们先谈一下票子的情况。
我汇报说:目前我们的库中,只有50元、20元和10元三种票子,但数量不多,而且主要是50元的。原定的一元、五元和一百元虽然票版已经做好,但一种也没有印出来,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机器印人民币,已有六七天没有送票子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会保证在12月1日把人民币发到市场上与群众见面。
秦炎接着说:库存的票子,石雷已经汇报了。委托东北代印的人民币何时能送来,一点消息都没有。南汉宸插话说:中央已经给东北发电报,催促他们尽快运到华北。秦炎说:就是今天到了,还要加印号码图章、检查封包,12月1日肯定指望不上了。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印刷局,停印冀南币和中州币,全部改印人民币。此外,我们争取多制几块版,等平津解放后带进平津印刷。
南汉宸说:原来打算先发一元和五元小票,之后再发大票,以避免引起市场波动。现在,大局已定,只好有什么票子发行什么票子了。发行五十元人民币,虽然也算是大票了,但它也只能买小米十五六斤,再加上金秋季节后农产品上市多及解放区的扩大,估计对市场影响不会太大。而且,人民币刚发行,数量比较少,还不能一下子占领市场,各解放区的票子还要流行一段时间,之后人民币印制多了再逐步收回。秦炎所提到的停印冀南币和中州币而全部改印人民币是对的,但要检查落实。北平有个清朝建立的印钞厂(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北京印钞厂——徐按),技术和印刷能力都很好,北平解放后,你们先把它管起来为我们印票子。有关人民银行成立及人民币发行宣传的事情,我已经告诉业务处去办,你们要写个发行票子的通告,说明发行的票子面额、式样,以便于人民使用,经我审核后再送到《人民日报》刊登。总之,要把发行工作搞好,保证在12月1日把人民币发行到市场上去。
徐: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是在11月20号结束的,南汉宸给你们布置任务已经23号了,离12月1日也就几天,时间还是很紧张的。
石:是啊!我们根据南汉宸同志的指示,在随后的几天内,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到12月1日前,基本上准备好了。12月1日上午九点多,我一上班,就准备把人民币送到石家庄分行发行。正在这时候,平山的银行同志来取款。我们除了给他们一些五十元券外,其余的都送到石家庄分行了。大约上午十点多钟,石家庄分行就将人民币发行到市场上去了。人民币的发行,普遍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当时,在石家庄,人们纷纷议论:“这下可快了,你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票子没有?快啦,快啦!全国快解放了。”
徐:是的。人民币的发行,在当时除了有金融的作用之外,也自然要给人民群众带来这种希望,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作用吧。我想,亲历这样的历史时刻,您的心情也一定很激动。
石:当然是很激动的。平山的同志来取第一笔款时,我对他们说,能不能把交给你们的第一张五十元券的人民币换给我,作为纪念?他们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这第一张五十元券的人民币保存到今天。这张人民币冠字为罗马字“111111”,号码为“00000001”。
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制与发行
徐:1988年,为纪念中国人民银行成立50周年,出版了《人民币图册》一书。在这本书上,关于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数量的说法是62种,在其他的材料中,我还看到了71、60、57种等等说法。我想,《人民币图册》的说法应该是权威的说法。请谈谈您的看法。
石:第一套人民币是在全国解放前夕发行的。当时的形势是,老解放区地方性货币急需用人民币来统一;新解放区急需用人民币来肃清蒋币和各种杂钞。要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人民币市场,促进全国物资交流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全国财政工作的统一,就必须大量印发人民币。但是,当时印制人民币的物质条件,如纸张、油墨、印刷机、号码机以及设计技术力量等等,都很贫乏。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就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质条件,印刷人民币。比方说,印钞纸,有的用钞票纸,有的用模造纸、道林纸,还有的用自造的麻纸;油墨,也是有什么牌子用什么牌子的,有什么颜色的用什么颜色的;号码机,有六位的,也有八位的,号码字体不管是粗的细的,都用;印刷机,不管是石印机,还是胶印机、凸版机、凹版机,也都用。所以,第一套人民币不但品种多,而且版式、号码、颜色、纸张及印刷质量也参差不齐,甚至有的票子上,只有罗马冠字而没有印制号码的现象。这样就产生了你所提到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底有多少版的问题。
徐:我看《人民币图册》感到很奇怪,听您的解释,我就明白了,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有的很精致,有的就比较差了。可是,这本书以什么为根据,把第一套人民币的数量定为62种呢?
石:1988年庆祝中国人民银行建立50周年,要出版这本书。当时,首先就是要确定第一套人民币共出了多少版别的问题。在1987年的1月,货币发行公司找到了我,要我来解决这个问题。1月9日,我邀请货币发行公司的王洪恩、钱币学会的童子玉、原印刷局生产处长左宝昌同志进行座谈。根据档案及各种资料,大家共同商定按下列三条原则来判定发行多少版别。这三条原则是:第一,凡经国务院批准,并由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日报》上公告发行的才算,否则不算。如,印钞厂设计的票版图景、颜色、金额、票幅而未被采用者等均不算作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二,凡是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作为不同的版别计算:1.票版图景、金额、票幅完全一样,而颜色不同者;2.标版图景、金额、颜色完全相同,而条幅不同者。第三,下列不作为不同的版别,即票版图景、颜色、金额、条幅完全一样,只是号码位数及号码粗细不一的。
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审定,第一套人民币共发行了62种版别,并以此印制了《人民币图册》向社会公开发行。
徐:现在发行的人民币,票面上印有毛泽东的头像,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当时有没有将毛泽东的头像印在票面上的动议?
石:事实上,在当初印制第一套人民币时,华北财办按照中外一般将开国领袖像印在中央银行票子上的习惯,也提出要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票面上印上毛主席的像,并发电报告诉代印人民币的东北局。但是,毛主席让人给中央工委发电报,明确地说,不同意。毛主席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再说吧。
徐: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大约只是找个拒绝的理由而已。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是非常谦虚的。
石:董老接到这个电报后,立即把南汉宸同志请来,把中央的电报给他看了。南汉宸同志说,中央的指示,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可是,票子的图案用什么呢?董老说:毛主席像不能用,是不是考虑用解放区工业、农业生产图景呢?南汉宸同志说:我看可以,目前也只能如此了。董老说:好吧,票版图案设计就这样定下来吧。随后,董老将原来设计有毛主席像的草稿版样,以及他题写的“中国人民银行”拿出来,交给了南汉宸同志。
南汉宸同志立即给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局长王文焕同志写了一封信,连同董老写的行名及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版样,一起拿到我们筹备处。他对何松亭和我详细讲了与董老商谈的票版设计的问题。他对我说:刚才我就给王文焕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毛主席不同意印他的像以及董必武同志有关票版图案设计的指示。现在需要派人送到印刷局,以便让他们尽早设计出新票版来,以争取时间。我想请石雷同志跑一趟。
我到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后,除了将南汉宸同志的信转达外,还同原票版设计者王益久同志作了长谈,说明董老对票版设计的要求等问题。王文焕同志根据董老和南汉宸同志的指示,不久就设计出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图案的票版。如有小毛驴拉粪、农民用辘轳浇田、放牧马牛羊、牛马耕地、农妇纺线织布等农业图案;反映工业的有火车、帆船、工厂等图案。这就为人民币的印刷制作做好了前期准备。
徐:您提到的董老题写行名的事情,我顺便问一下,现在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还是董老的字吗?
石:现在的不是了,第一套人民币是董老写的。中央批准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后,南汉宸同志就请董老题写行名。董老说:我写的字不大好,最好请林老他们来写。这里所说的林老他们,是指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朱德“延安五老”。在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董老才答应下来。这次,董老将题字交给南汉宸同志时还说,字写得不好,由制版的同志去挑选用吧。我看到过董老的题字,写满了整整一张纸。其中有“中国人民银行”,有“圆、角、分”,还有大写的数字和汉字的数字。
徐:1955年之后发行的人民币,为什么不用董老的字了?
石:在准备发行新人民币时,南汉宸同志找到他的同乡马文蔚。马的字写得很好,南汉宸同志让马写写看。后来,新人民币发行时,就用了马文蔚的题字。
发行三元券人民币和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券的内幕
徐: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其面额系列都是一、二、五,就是说为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主币为一元、二元和十元等等。可是,唯独在1953年3月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发行了三元券。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石:这是为了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蒋介石在台湾一直准备反攻大陆,海峡两岸关系比较紧张,而香港、澳门还在英国和葡萄牙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在美国的技术帮助下,印制假人民币,空投或者经港澳走私到大陆,以破坏人民币的信用。
徐:那时就出现了假币。那时可没有现在验钞机之类的设备,分辨真假是很难的。
石:是啊!群众是不能区别真假的,银行也只能用显微镜来区别,是不能阻止假票流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发行的货币面值越大,台湾空投或走私同一体积与重量的假票,金额数目也就越大,对我们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为了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国务院决定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五元以上的大票。但是,只发行一元券又太小,对国内流通造成影响。所以,就决定增加发行三元券人民币,用以调节流通领域。
徐:这样说来,三元券人民币的发行,还是担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的。
石:后来,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改善,少量人民币也可以出境,三元券人民币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收回了。
徐:1964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发出了《关于限期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限期收回的三种人民币都是1953年版的,黑色、工农图景的十元券;酱紫色、各民族大团结图景的五元券;深绿色、井冈山图景的三元券。收回的原因,通告中说是“调整人民币票券种类,便利流通使用”。但是,有的材料说,真实的原因不是这样的。您能谈谈所了解的情况吗?
石: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券人民币,其实是为了防止人民币的信用遭到意外的破坏。解放初期,中苏两国的关系是很好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蜜月时期”。那时候,苏联是热情支持和援助我国的建设的。在准备印制新人民币的时候,为了使新币印制精美,防止假票和维护人民币信用,中央决定,一元及其以下的辅币在国内印制,五元、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票券委托苏联代为印制。五十元和一百元的票券,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后来撤销了。这样,在苏联印制的只有三元、五元和十元票券。这三种票券的票版和印刷资料也就留在了苏联。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也就无法收回这些票版和印刷资料了。为了防止意外,维护人民币的信用,国务院断然决定,把由苏联代印的这三种票券收回。
徐:想不到这三种票券从发行到收回,竟然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中苏关系由蜜月到交恶的历程。
石:当然,这也都是过去的历史了。对于像我们这样在金融战线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人来说,追述人民币的历史,往往激动不已;看到后来发行的印制精美的票券,也高兴得爱不释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相信,人民币的印制将会更加精美,不但用作商品交换的媒介,还会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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