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锐:发孙炳文未竟之志
[ 2010年第11期 任锐:发孙炳文未竟之志 ]
一
任锐,原名任纬坤,是我的二姐。孙炳文和任锐结合是在1913年,刘心武的祖父刘云门先生是他们的证婚人。那时,孙炳文28岁。
早在辛亥革命前,孙炳文就加入了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武昌军兴,他被举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部长,一切宣言文件、往来函电都出自他手。民国后,同盟会在北京办了张《民国报》,他是总编辑,编辑、记者里有梁漱溟等人,我二姐参加编辑该报《妇女专刊》。大家志向一致,共同进退。二姐和孙炳文长时间在一起工作,因志同道合而情投意合,自由恋爱,没有媒妁之言,就结为伴侣了。
1913年,他们所参加的铁血团暗杀袁世凯事败,孙炳文被通缉。为躲避追捕,他们从北京回到孙炳文家乡四川南溪县。刚回四川时,孙炳文曾在南部县第三师范学校当老师。他在南溪办过贫民夜校,也在成都、遂宁教过书。
1916年春,孙炳文在川南见蔡锷,相谈甚洽,留作随军参议。之后到朱德部任参谋,与朱德相识,结为金兰之交。在朱德军队工作一段时间后,1919年,孙炳文去成都,在四川造币厂当厂长。那段时间,他薪水不错。二姐一次睡觉醒来,看见自己手上戴着一副漂亮的金镯子,很是惊喜。一问,才知道是丈夫给她买的,趁她熟睡时,悄悄地给她戴上了。
孙炳文跟朱德商量好准备去国外学习后,1921年,他和我二姐带着孩子们离开四川,先往河南新蔡老家,看望我父母,住了些日子,再往北京。《朱德自述》里回忆到这一时期时说:“1916年护国军时候,孙炳文就和我在一起,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商量好一起到国外去,后来他就由四川先到上海去了。孙炳文也是同盟会的同志,他从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
二姐他们这次到北京后,孙炳文在《民报》当了些日子主笔。
朱老总谈到跟孙炳文一起出国,说:“孙炳文是很被孙中山看得起的。起先,孙炳文做北京的《民报》的主笔,和汪精卫、胡汉民都很熟悉。不过,他性情很傲,革命精神很强,北大毕业以后,就到四川在队伍里了。他的夫人,也是北大学生。后来,孙炳文从北京到上海来,船票买好。在九月初,我们就乘‘安吉尔斯号’法国邮船,从此远航开始了。”
孙炳文和朱德出国前,曾在我大姐夫黄志烜的安排下,带着宁世(孙泱)在北方旅行。黄志烜是中国第一代煤矿工程师,是中国最早的华人矿长,那时他正在鸡鸣山煤矿工作。他把朱德、孙炳文和孩子孙宁世接到鸡鸣山煤矿,住在他家。然后派人陪他们往大同云冈石窟等地旅行游览,回鸡鸣山又住他家。他带朱德和孙炳文参观了煤矿,了解工人的生存状况。
朱德和孙炳文1922年去欧洲后,二姐带着孩子们住在北京。她进入北大读书,把孩子陆续都送进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新学孔德学校。那段时间,我父亲带我去二姐家住了很长时间,住在东华门附近的瓷器库。还有我五姐,在北京上学,也住那儿。孙炳文回国时,我虽然很小,但和五姐都得称他“浚明兄”。我三姐夫冯友兰到北京时,也住在那儿。
在欧洲,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入冬孙炳文回到北京后,介绍我二姐也加入了中共。1926年春孙炳文去广州黄埔军校任职,我二姐怀有身孕,带孩子们留在北京,继续在北大求学。北京“三·一八惨案”后,二姐和孩子们也去了广州。
国共合作和北伐时期,孙炳文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等,还曾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教官。他还向蒋介石和邓演达推荐郭沫若做了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4月6日,孙炳文接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令,让他到武汉去,担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厅长。4月10日,他和我二姐带孩子们,并有秘书张斗南等工作人员随行,离穗赴港。12日的香港《大公报》披露了他去武汉任职的消息。13日,他们同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褚民谊等人一同登上法国轮船,启程北行上海,准备走水路去武汉。出发时,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清共,但孙炳文和二姐一点儿都不知道。然而,跟他们一起登船的褚民谊,是国民党右派,已秘密得知蒋令。16日到上海下船时,褚民谊引导巡捕将孙炳文逮捕。
那时,陈群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跟杨虎一块儿主持上海“清党委员会”。这些国民党右派很仇视抓来的孙炳文等左派人士,向蒋介石报告,希望枪毙:“所拘叛徒此间同志多主严办,如何处置乞钧示遵行。”蒋介石毫不含糊地批复:“叛徒严惩。”4月20日,孙炳文被腰斩于上海龙华。
昨天还是共事的同志,一起北伐革命,思想倾向不同而已,何至于为了实现一党专政,就同室操戈,下此毒手?对此,二姐毫无精神准备,死讯传来,悲愤交加。她走上街头,见一些电线杆子上挂着人头,都是共产党人。
孙炳文遇难20天后,朱德在南昌给我二姐写了一封信:
纬坤:
鉴闻浚明凶耗传来,脑皆裂,顿失知觉。死者已矣,我辈责任更加。德本日出发抚州,誓与此贼辈战,取得蒋逆头,以报浚。上海经过情形如何及前后材料汇集成书,以示同志,而发其未竟之志。近来经济情形,是否可以暂维持,均祈示知。此间工作忙极。此祝努力节哀,留此身体,除此贼辈。
朱 德
五月十号
来信交南昌河东会馆十六号
1927年7月,二姐在武汉写下《孙纬坤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书》。之后,她走上街头,慷慨演说,愤怒谴责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她坚信,任何靠杀戮维持强权统治的政权都不会长久。14年后,二姐给孩子写下了那首深沉悲壮、传诵至今的诗篇:
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当时,二姐最小的女儿出生才几个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生存艰难。为了能让孩子生存下来,不得已,她把这小女儿送给了我大姐任馥坤。小女儿随了我大姐夫黄志烜的姓,取名黄粤生。多年后,“文革”后期,粤生为以妹妹身份给姐姐孙维世平反,改叫了孙新世。
二
1927年11月下旬,二姐带着维世、名世两个孩子,回四川南溪安排家事。宁世、济世两个大点儿的孩子,安顿在武汉。后来二姐带孩子们都去了安徽桐城浮山公学。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我父亲把济世安排到那儿了。孙炳文牺牲后,曾与朱德、孙炳文、章伯钧等一起去欧洲的房师亮,愿照顾故人遗孤,曾给我大姐夫黄志烜写信,说他父亲在浮山办有学校,让把我二姐留在武汉的两个孩子送去。1928年农历四月八日,父亲送济世到了浮山公学。
那以后,二姐知道济世在浮山受到房师亮照顾,很是稳妥,便跟房师亮联系,受邀前往。当时在四川南溪,以前与孙炳文为敌的豪绅,正勾结地方驻军,想加害二姐。二姐带着维世、名世,从南溪到武汉,接上宁世,同往浮山。房师亮很照顾烈士遗孀和孩子们,他父亲房轶五先生安排我二姐做了图书馆管理员和教师,并安排了孩子们的学习。一年后,房师亮携妻子同赴德国再次留学,二姐和孩子们因此离开浮山,房师亮夫妇把她们护送到了上海。流亡欧洲的邓演达,来函拜托朋友照顾二姐母子。在朋友的帮助下,二姐出任明浚小学校长。后来几个孩子陆续都安排在开封、北京上了学,我三姐夫冯友兰资助维世读了北京的贝满女中,宁世还曾到日本去读大学。
邓演达回到上海被蒋介石杀害后,二姐回了河南。那之后,她很多时间都在开封或新蔡老家。1932年秋,她去北京办了一所“北辰中学”。她任校长,三姐夫冯友兰为支持帮助她,出任董事长。除了他们俩,学校的教师和干部,都是邓演达生前建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人。这所学校办在西单北前英子胡同里的一个小院内。二姐约请冯友兰和别的同事一起开会,谈她对办学的想法和意见。当时只办了一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校内很有民主气氛,师生融洽。学生们因此很活跃,办演讲赛、学科讨论会,出墙报,成立班会、学生会,还编印校刊。因为学生少,收费又比较低,半年后就开支困难了。因经济来源不足,不得已学校停办了。
1935年,二姐从开封带着我和维世去上海,安排我们学了两个多月话剧。学完后,我们三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一起回到开封。过几天,维世回北京上学去了,我和二姐留在开封,我在静宜女中读书。
秋季的一个星期日,二姐要带着我出门。我见她从行李中提出一只挺大的瓦罐。那瓦罐差不多一尺半高,尺来粗,封着口。见她把瓦罐抱在怀里,我问这是什么?二姐说:“这里面是你二姐夫浚明兄。”我很吃惊,这才知道,二姐把孙炳文的骨殖装殓在瓦罐里,从上海带到开封来了。现在她要让二姐夫入土为安。原来,我们这是要去安葬二姐夫。
二姐只带着我一个人,抱着瓦罐,雇了辆人力车,出了开封城宋门。我们往东走,又向南拐,跨过陇海铁路,又穿过白塔村,再往南就到了一片叫做“四川义地”的墓地。二姐一路伤感地跟我说浚明兄,说他是共产党,是好人,让我别忘了杀害他的人。那时二姐生活艰苦,没有钱。孙炳文是四川人,二姐却无力送他回归故土,只好把他的骨殖埋到了不要钱的四川义地。在那里的一处边角之地,二姐请人给挖了个坑,不太大,但挺深的,将瓦罐埋葬进去,盖上了土,又堆起个小坟头,还立了一块很小的碑。二姐面对那块碑,跪了很久。我随着二姐,给孙炳文磕了头。
三
从小,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二姐。她总悄悄跟我说共产党好,讲人人平等的道理和共产党实现民主的理想,讲劳动神圣、年轻人应该能吃苦耐劳什么的,还嘱咐我别出去说。
抗战爆发后,我先随二姐参加了她组织的妇女救护队,后进了东北军130师的一个剧团,参加演出抗日剧目,又到陕西周至县教东北军新兵唱歌。后来父亲约我到西安,送我去了延安。那时二姐和维世已经在延安了。她们母女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同学,又在马列主义学院一起学习。母女同学,在延安一时传为佳话。大家都很尊敬她。于是,因为维世叫她“妈妈”,其他学员也就随着维世,叫她“妈妈同志”。
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一段时间,宁世也在延安,我们经常见面。二姐的孩子都有才华,有能力,大家都喜欢他们。朱老总在1939年2月17日写给与他和孙炳文相熟的四川老友张从吾的信中说:“浚明亡后,其全家均能继续革命。孙泱即宁世现在我处工作,有父风,颇过之,母不及。继世在河南亦是干才。维世(女)亦聪明绝顶。后生可畏,革命必期成功就在此。浚明夫人任同志亦到延工作,特此告。”
后来二姐被派去四川工作,维世跟我一块儿,流着泪把她送上汽车。第二天维世忽然就去苏联了。二姐先在璧山县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五保育院工作,呕心沥血地照顾战争孤儿们,后来累病了,被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图书馆工作。1939年12月3日二姐给我的信里说:“我因病已从保育院回到重庆来了。那里工作时间太多——工作每日十二时,夜间还得起来一两次,给孩子们盖被子——我经不起,所以病了。现在已痊愈,请勿念!”
二姐回延安后,是托人告诉我她回来了的。一天,一个同志对我说:“你姐姐回来了,叫你去呢。”我一听,喜出望外,赶紧跟我们延安平剧院院务处借了匹马,背个小红布书包,快马跑去看二姐。我和二姐在延安时,父亲曾经给我们寄过一次钱,300元票子,我们俩一块儿给花了。那时洗衣服没有肥皂,大家都用淋下的炭灰水洗衣服。木炭的灰,泡在水里,泡出碱来,就可以洗。我们还用它刷牙洗头。父亲寄来钱,我们可高兴了。二姐给我买了肥皂、牙膏,还买了一块布,让我做了一条蓝裤子,穿上美得不得了。
二姐在统战部工作时,住在杨家岭,我常去。一天下午,我从乔儿沟走十几里路到了杨家岭,人家却告诉我二姐已经调到南门外边区政府去了。那时没电话,二姐没法儿通知我她换地方了。我又从杨家岭走十几里路到市场沟去找二姐。我老去二姐那儿,边区政府那院里住的董必武夫人何莲芝、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还有冯韧等几位大姐,也就熟了。尤其是天暖季节,我去时,常遇见她们在院中。那时何莲芝大姐养了只猪,在窑洞里哼哼唧唧进进出出的。她是长征到陕北的老红军,对人特别和气,见到我总是说:“你来玩儿嘛。”每次都是,“你来玩儿嘛”。过了几十年,“文革”结束后,在北京八宝山举办孙维世告别仪式时,她也去了,见到我,还是说:“你来玩儿嘛。”她非常怀念我二姐,每次见到二姐的小女儿粤生,总会谈起我二姐,总会难过地落泪。
建国后,一次在北京广安门医院看病,忽然一个老太太叫我:“仍浚!”我一听,这是叫我的名字“任均”,是陕北口音。我不知道她是谁,问:“您是……”她说:“你是仍浚。鄂(我,陕北音)是刘志丹婆姨。鄂认识你,你不认识鄂。在延安,你去看你二姐,鄂常看见你。鄂认识你。”我想起来,二姐当年指着一间窑洞给我说过,那里住的,是刘志丹的夫人。
四
1945年秋,二姐的三子名世从国统区转到了延安,住在南门外边区政府他妈妈那儿。我每周都去那里,大家见面。那时,宁世去了东北,维世还在苏联,我和我丈夫王一达在延安平剧院。组织上为了照顾二姐身体不好,身边又没有孩子,就让名世留在延安工作。但二姐说不用,前方更需要人。名世便被派到牡丹江炮兵部队去了。
名世走前那几天,二姐牵肠挂肚,给他缝缝补补,没休息好。送走儿子,二姐就病倒了,一个人在窑洞里躺了好几天。我知道她的心情很不平静。与小儿一别数载,相聚仅月余,却又命他去冲锋陷阵。母子情深,焉能割舍?何况这是最小的儿子。孩子此去山高水远,何日才能再聚膝下?二姐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1946年秋,名世牺牲在东北战场。
那年,有一次我去找二姐,准备晚上一起看演出,碰上柯仲平同志去看我二姐。柯仲平是诗人,那时在陕北搞民众剧团,发展秦腔,还当过我们延安平剧院副院长。我们一起吃完饭后,二姐不想去看戏了。柯仲平却还想去。他为人热情,说:“我和鲁妹一道去哦。”二姐管我叫“六妹”,他便也叫我“六妹”,但他是南方口音,把“六妹”说成“鲁妹”。路上,他跟我提起,二姐了不起,他很佩服。他说,前些天梁漱溟到延安时,去看望我二姐,被二姐严厉批评了一通,说他“你对不起炳文,对不起共产党”。
民国初年,二姐和梁漱溟都在报馆里,跟孙炳文一起办《民国报》。梁漱溟用了一辈子的名字“漱溟”,就是那时候孙炳文给他起的笔名。那时,大家投身革命,向往民主共和。后来社会变迁巨大,梁漱溟潜心佛学、儒学,搞乡村建设,渐自走向思想独立,孙炳文则与朱德、周恩来一起成为中共重要干部。蒋介石清党时,把孙炳文抓住杀害了。二姐与梁漱溟,已经多年不见。1946年梁漱溟为国共和谈的事情,到延安劝和时,去看望了我二姐。他那次去延安,急着想出和谈成果,就主张让一让,不打仗,受一个政府领导。当时那种条件下,这使人觉得他是想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让出地盘。虽然他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这样的。
当时跟二姐同住边区政府院里的冯韧大姐说,梁漱溟去那里看望我二姐时,二姐哭了,哭得很伤心。她一定是见到梁漱溟后,想起他们年轻时和孙炳文在一起的日子了。曾经那样志同道合,都不喜欢独裁专制,而今能否殊途同归?冯韧大姐告诉我,二姐哭着说梁漱溟“你对不起炳文”时,梁漱溟一直低着头,难过的样子,没说什么话。
那年10月,维世从苏联回国。二姐在延安听到传说,说维世走到途中什么地方,被国民党方面扣住关了起来。她怕这是真的,急匆匆来找我,焦虑之极。作为母亲,她十分担心女儿性命,哭得非常厉害。她哭着说,她要是没了维世这个宝贝女儿,她简直就没法儿活了,维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她就找蒋介石拼命去。那时,我看二姐的肺病已经不轻了,就劝她别着急,不会出事儿的。
过些天,在胡宗南进攻前,延安准备疏散的时候,二姐前来帮我收拾东西。那时,延安平剧院的人都住在延安北门外中央党校六部,我和二姐就在那里的我家窑洞告别了。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带好组织关系,别弄丢了。“组织关系”是写在纸上的党员证明,那时候人员调动,都自己带着。二姐让我拆开棉袄衣襟,把组织关系藏在棉花团里,再缝上。她嘱咐我,万一遇到敌人,宁可把这张纸咽进肚里,也不能让敌人拿到。她还让我到哪儿都在意着点儿,一定要没病没灾的。跟我分手后,二姐就从边区政府出发离开延安了。过了些天,我和安子文同志的夫人刘竞雄一路步行14天,从延安走到了晋西北。到山西后,我们住在扈家沟,听说二姐曾在附近的三交搞土改,维世回国后,也到三交来,陪着母亲参加搞土改。但是二姐病重,她们就离开了,我没见到。
五
没想到,再见到二姐,竟是在她弥留之际。1949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我心想,二姐和维世一定也来参加这个会。我在会上到处找她们,可是找了几天都没找到。会快结束了,也打听不到。我知道二姐身体不好,心里非常着急。一天刚散大会,我看见邓颖超同志还在台上,就不管不顾,径直跳上去,跑到她跟前,问:“邓大姐,您知道我姐姐和维世她们现在在哪儿吗?我一直找不到她们。”邓大姐见是我,说,你姐姐病重了,住在天津天和医院,去了一个月了,维世也在那里照顾她。宁世先前也在那里,后来要去东北工作,走了,就维世一个人在那儿陪着了。
我赶紧跟住在清华的三姐联系上,4月9日,一块儿坐火车赶到天津去看二姐。在天津的病房里,我和三姐看到了二姐和维世。二姐已十分消瘦,脸上苍白没有血色,也没有皱纹,看上去竟年轻。维世轻轻叫妈妈:“妈妈,三姨和六姨来了。”二姐睁眼看见我们,但已病重说不出话。她拉住三姐的手,看了半天。她和三姐是抗战前分手的,十几年没见了。她又拉住我的手,攥紧了,盯着我看,看了许久。我看见一行泪水,从她眼角流下,不停地流,知道她不愿离开妹妹们,舍不得我这个小妹妹。看着二姐,我的心都要碎了。
第二天——1949年4月10日上午,二姐就去世了。我这才明白,她在等我们。我跟二姐在延安分手前,她还从延安南门外走好几里路,到北门外党校来看我,怎么会忽然就没了?我实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二姐一辈子历尽辛苦,奔波革命,可是我知道,她多爱她的家啊!她爱父母,爱姐妹,爱丈夫,爱孩子。1939年时,她在给我的信里写道:“六妹!我经常地回忆着离开我们长逝的母亲的生前的一切:她的艰苦,她的贤明,她的智慧,她的勇敢,她对父亲的多情……父亲有信没有?他老人好吗?我写过一封信去,也没有回音。不知是他来的信我没收到?还是我去的信他没收到?想到这个年高的老人,我也有些心酸!他这一生,女儿对他的孝养是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姊妹已经离散!尤其是你和我,回去孝养他老人的机会太少了!六妹!希望你赶快把他老人的情况告诉我……我本来准备给你寄钱去,因为工作中止,又要稍缓时日。鲁艺毕业后,打算怎样?接大姊、三姊信没有?知名甥(名世是我的外甥)近况否?此子半载不通音讯,念之凄然!”
1946年名世牺牲后,组织上担心对二姐打击太大,一直没有告诉她,也不让任何人告诉她。在晋西北,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大姐告诉我时,也叮嘱我别跟二姐说。现在,胜利了,二姐却自己去找名世去了!我趴在二姐床边,哭得死去活来。
组织上把我和三姐安排在一个条件很好的内部招待所。但是多好的东西,我一口也吃不下去。我和二姐的感情,不光是亲姐妹的感情,还有这么多年以来,二姐对我的影响,和我们在革命队伍里产生的更亲近的感情。
4月12日,天津市的领导同志黄敬,从天津送装殓二姐的灵柩到北京,我们随那列火车回京。4月13日,组织上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公葬,安葬了我二姐。那天去了好多领导同志,和一些亲属。维世、我、我丈夫王一达、我三姐和三姐夫冯友兰,都去了。二姐在延安工作时的领导林伯渠同志主祭,早年曾跟朱德、孙炳文一起去欧洲的二姐的老友章伯钧先生报告我二姐参加革命初期的事迹。
后来,周恩来给二姐题了墓碑:“任锐同志之墓周恩来敬题一九四九年八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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