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与1973年廖承志访日团
[ 2010年第11期 周总理与1973年廖承志访日团 ]
我有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获得“解放”后,以“青年工作者”身份参加廖承志会长为团长的中日友协代表团于1973年4月16日至5月18日访问日本32天。
中日关系一直是我国对外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主席特别是周恩来总理曾为增进中日人民友谊和发展两国关系付出了巨大心血。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改善了中美关系,对日本这个盟国搞了“越顶外交”,加上日美经济矛盾发展,引起了日本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越来越高。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周总理通过访日推动“解放”干部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支撑了国家的运转。林彪事件后江青集团还开展了矛头针对周总理的学习、评论《水浒传》活动。但是1973年上半年周总理的处境还算是相对平稳的。毛主席于3月9日批准同意了周恩来报送的《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周总理同时决定派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协代表团访日,以落实中日《联合声明》。可以看到,他通过这个代表团出访来推动“解放”干部的政策。代表团不仅有当时在台上的人,也包括了一批“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各界知名人士。周总理要《人民日报》发表代表团(包括工作人员和记者)55人的全部名单,发表参加迎送的主要人员名单,代表团访日的消息和照片要刊登在各地街道上的宣传橱窗里。
《人民日报》发表的副团长名单依次为:全国政协常委楚图南,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李素文,全国人大常委马纯古,全国体总副主席赵正洪,友协副会长张香山,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周丽琴,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作曲家于会泳,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兼代表团秘书长)。代表团团员名单,依次为:人大常委、数学家华罗庚,政协常委董其武、荣毅仁、王芸生,人大代表谢冰心、吴恒兴等;代表团团员还有:国务院文化组成员浩亮,人大代表张瑞芳、古元、王崇伦、邢燕子、郑凤荣,舞剧演员薛菁华,京剧演员李炳淑,游泳教师戚烈云,围棋运动员陈祖德等。《人民日报》发表的部分迎送人员名单为:李先念、邓小平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傅作义、吴德,韩念龙;还有:卢汉、林巧稚、胡愈之、刘斐、朱蕴山、周培源、赵朴初、苏子蘅、徐萌山、杜聿明、郑洞国等四五十位民主人士和各界知名人士。这两个名单当时引起了全社会极大关注。
出访前周总理同代表团交谈三小时
代表团离京前夕的4月14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代表队全体55人,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亲切交谈,一直到深夜一时结束。他首先谈到,邓小平将出现在明天的欢送代表团行列中,将成为国内外最关注的新闻。他很快把话题转到文艺界,问在座的于会泳和张瑞芳:张主演的、人人皆知的《李双双》这个电影错在哪里?是不是李双双这个人物被否定了?于会泳答:“片子的作者有些问题”。张瑞芳说:“作为无产阶级的人物,自觉性还不够,好像是本能的,看不出她的觉悟从哪里来”。周总理说:“李双双喜欢管事,她管的都是大道理。她丈夫有点‘中间人物’,但还是改造过来了。”“张瑞芳作为访日代表团成员,是有代表性的,她抗日战争初就参加了革命。李炳淑(样板戏《龙江颂》主角)也有一点代表性,她也演过一点‘帝王将相’的老戏。”周总理又说:“上海把黄宗英‘解放’了做得对,不能因为她是赵丹的妻子而受到株连”,“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自杀了,很可惜”。荣毅仁问周总理:“在日本有人问到资本家的定息问题该如何回答?”(注:1956年搞全面公私合营后,每年给资本家按5%资本额的定息。后来就不再提定息的事了。)周总理回答:“党和全国人大没有表明过态度,你可以讲讲个人的看法。”荣毅仁说:“可以说,定息是党的政策,文化大革命以来冻结了,将来会作处理的。”周总理问:“你的资产估值多少?”荣毅仁答:“3000万元,一年100多万定息。我在国外的兄弟不拿,我一年拿100万不到。”周总理说:“解放前中国的民族资本总共只有22亿元,定息每年1.1亿元。中国的民族资本少得可怜,要他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领导革命,不行”;“按照毛主席思想,定息应交本人,本人自愿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傅作义曾把存折放在我处,怕抄家被抄走了不好,(1970年)庐山会议后我就交还给他了。他说就由他保管吧,我说钱你要用。程潜有一笔款,他夫人上交了。这类事应在全国人大解决。”王芸生(原《大公报》总编辑)说他看不到《参考资料》,周总理说这个问题要解决。
周总理还提到“学习《水浒传》问题,日方不讲我们就不谈”。
周总理三个多小时主要谈这次出访的方针问题。代表团访日最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同苏联关系问题。上世纪60年代反对修正主义大论战后,中共同苏共分裂了。1966年日共(曾支持中共的抗日战争)因为主张联合苏联反美帝,也被断绝了关系,我们支持从日共分裂出来的“左”派小组织和从日共领导的日中友协等群众团体分裂出来的小团体。代表团访日前两个月,毛主席向美国基辛格提出“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的联美反苏“一条线”政策,我国对外战略方针明确为“集中打击苏修”。而积极推动日中友好、同中共有十多年“联合苏联反对美帝”历史的日本社会党以及它和日共影响下的工会组织和其他群众团体则“反美不反苏”,因此同我们有一些疏远。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1959年访华时提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960年在日本遇刺身亡。日本政府当局不少人以及北海道和东北部沿海的地方政府和京都县知事等,主张同苏联友好,发展日苏贸易,共同开发西伯利亚等。有的日本城市已同苏联结成姐妹城市。周总理按照内外有别的精神谈了出访的方针问题,主要有:
(一)“团结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不断扩大中日友好的队伍。交朋友要照顾左、中、右,对反华、亲台湾的右派也要做工作。他特别提醒不仅要为已故的长期为日中友好做出贡献的老朋友扫墓、慰问遗属,还要慰问那些竞选议员落选的老朋友,以及不久前在中国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赛失利的日本乒乓球队。
(二)周总理说:现在德国、日本甚至英国想给我们贷点款,我们不要说死了,就是不要。日本经济界关心两国经贸合作问题,我们要积极呼应。要研究:如果不损害主权,能不能接受各种形式的分期付款,它带有一点贷款性质。总不能什么贷款都不要呀!友好城市这样的活动可以搞起来,如西安和奈良,上海和大阪,今年先搞四对,怎么样?我们寄希望于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世世代代友好。
(三)二战后日本一直受美国控制,当时日本人民的斗争主要是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小选区”的选举制。周总理说:我们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又不干涉别国内政。代表团访日时,不宜把反美放在首位。对“苏修”不要点名,我们不要挑起这个问题:不要提支持日本收复北方四岛这类日苏有争议的问题。他又指出:对日共和对苏修要有点区别。
周总理提出这个方针既不使日本东道主、政府为难,又有利于团结日本人民。后来日本一些报纸、杂志评论说:中国代表团恰当地处理了日共、日苏关系问题,使日本人民对代表团“好感倍增”。
(四)周总理指出,在做华侨工作、促进华侨团结的同时,要做台湾侨胞的工作。要争取有影响的台胞如著名的围棋手吴清源等人来国内探亲,外交官以个人身份也可以来。代表团要警惕台湾方面的捣乱和破坏。
周总理针对代表团不少成员刚经历了“文革”的冲击,心有余悸,鼓励大家要大胆讲话,不要怕说错话,错话难免。讲话要注意日本的舆论动向,它们经常随风转变。他提醒应该去看看田中首相赠送的种在天坛的樱花树长得怎么样了。他谈话时已是深夜,廖承志立即派人去天坛现场察看,回来报告说樱花树长得很好,还摘回来几片嫩叶。周总理很高兴。这几片嫩叶也没有做任何简单包装(注:这也说明了“文革”时期物资的匮乏),在廖承志会见田中首相时,将几片樱花树叶从他笔记本中拿出来送给田中。媒体对中日友好这个小插曲纷纷做了报道。
代表团访日形成中日友好新高潮
代表团这次访问,成为继中日建交后又一次中日友好的新高潮,也可以说是收获了20多年友好工作播下的果实。日本各界人士都争着要会见廖承志,还有张香山,他们两位是周总理进行建交谈判时的顾问。日本各地方都热烈要求代表团去访问,代表团只能分成四五个组分别访问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38个。同各界、各阶层人民,从皇族、首相、大臣、各政党负责人,到工、农、渔民、部落民以及旧军人包括释放回国的战犯,都做了友好的接触。参观了很多工厂、农村、学校、研究所,直接同基层的工、青、妇等座谈。所到之处都受到非常隆重友好的接待。代表团乘新干线路过的车站,特别是从长崎到熊本100多公里长的公路两旁,闻讯自发而来欢迎的人群络绎不绝,情景感人。为了接待代表团,有些相互敌对的势力也联合起来。
廖承志、张香山、孙平化等同执政的自民党四派负责人多次接触:同田中首相会见、会谈三次,同大平正芳外相和三木武夫副首相会见各七八次,同通产相中曾根也多次会见。
田中首相访华时曾去台湾活动的自民党副总裁以及自民党右派头子之一的日本体协会长也都主动来参加或主持招待酒会。代表团同东京和关西六大财团和新日铁的头头们都见了面。
代表团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做了“老朋友”的工作,充满了人情味。主动拜会了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三个在野党,充分肯定了他们对日中建交所起的重要作用。社会党和受它影响的工会组织“总评”在各地方动员群众欢迎代表团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结交的“新朋友”,大量的是30多个县的知事、下属市长、县市议长等地方实力派以及地方和基层的政党、工、青、妇组织领导人。接触了日本37个单项体育协会中的36个以及其他文化、艺术、科学、新闻、医学、围棋等各界的朋友。代表团住的旅馆门庭若市,应接不暇。通过这次访问,加深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亲近感,很多中年以上的人以谈论两国的历史渊源为荣,强调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有的人特别是旧军人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过中国有“负罪感”。
过了近40年再来回顾1973年那次访日,感到那时日中友好确实是广大日本人民的要求。年青人受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还不很深。那时没有什么“中国威胁论”。一般估计,超过70%的日本人对中国有亲近感,这同进入21世纪后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对中国没有好感形成鲜明对比。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马纯古率领的代表团一组人访问了冲绳。冲绳原来叫琉球,是中国的附属国,国王由中国皇帝册封,1879年被日本吞并。在冲绳,代表团受到非常友好的接待,有的人自称是从福建过来的,有的人有三种文字的姓名(中文,日文,冲绳语),不承认是“大和民族”。代表团访问期间,原来无组织的2000名华侨成立了华侨总会筹委会。冲绳欢迎中国代表团的酒会原来只挂中国国旗,后来增挂了日本国旗。冲绳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情绪很强烈。代表团抵达县政府门口时,还有几个美国士兵高喊“毛主席万岁”、“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口号。现在再来看冲绳人民仍有强烈的反对美军普天间机场的情绪就不奇怪了。
代表团访日期间,很多次遇到二三十人的日本右翼分子和台湾方面人员的捣乱,日方都派警察把这些人挡在二三百米外。
日本经济遇到的问题同30年后中国有相似之处
代表团参观了很多日本的工厂、农村,了解了不少经济情况。当时我们的基本看法是:日本经济畸形高速发展,石油等能源与铁砂等原材料严重依赖外国,市场也依赖外国,也就是“两头在外”。过了近40年后,回头再看日本当时经济方面遇到的问题,同21世纪后中国改革开放遇到的问题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日本的农业确有“畸形”的地方。
(一)1973年日本经济还在高速发展。日本经济在1955年恢复到日本投降前的最高水平,以后每年以10%左右的高速增长,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1400亿美元)超过英、法,1968年超过西德。1972年估计为2900亿美元。
1965年,日本对美国贸易开始出现顺差。1971年8月,美国单方面宣布对日本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压日元升值。1971年底,日元开始实行浮动汇率,1972年日元升值16.88%。代表团访日时,1美元兑换260多日元。
1985年4月“广场协议”后,1995年日元曾升至79日元兑1美元的高点,1998年又贬值到145日元兑1美元。近几年来一直在90日元上下。40年来,在美国压力下日元震荡升值,但是美国并没有能改变对日贸易逆差。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除了得益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美军订单和美国先进技术的援助外,主要是“低工资,高积累”的政策。1972年日本工人的工资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4到1/3,德国的1/2。据日本“总评”负责人介绍:1973年初工人的平均工资为7.3万日元(260多日元兑1美元),最高13万日元,最低3万日元。代表团参观的索尼一家工厂,工人平均年龄不到25岁,每周工作五天,月平均工资8万;全日通一家工厂,60%以上的工人年龄在30岁以下;一家烟草厂工人的平均年龄则为44岁,月平均工资七八万日元。农村的临时工每天工资2000到3000日元。
日本政府大力投资搞高速公路和新干线(国铁)。私人企业大规模投资搞更新设备,投资连续十几年每年平均增长22%,超过生产增速的一倍。结果是设备能力超过实际需要的20%。工业设备中有一半使用期不到五年。因此日本很想对外出口成套设备。1972年日本产钢9690万吨(2010年上半年为5400万吨),而炼钢设备能力则达1.2亿吨。日本炼钢技术比美国先进,钢的成本比美国低很多,美国一吨240美元(内工资74美元),日本仅140美元(内工资21美元)。
(三)日本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有:⒈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工会已连续19年发动“春季斗争”,要求提高工资,代表团访日时正遇“春斗”高潮,“总评”估计工资可能增加20%。从要求提高工资又逐步发展到要求缩短工时,反对“合理化”(减少人员,提高工作强度或工作效率),并开始重视住房、养老金和医疗问题。⒉当时日本已开始重视老龄化问题。日方安排代表团看了一部流行的、反映老年人困境的电影——《恍惚的人》。⒊日本的“公害”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第一位。“公害”从对植物、对动物发展到对人,媒体报道最多的是“疼痛病”和“水俣病”。我们当时认为中国没有“公害”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上述经济和社会问题,后来有很大变化,人民收入提高,治理污染有很大成就。
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大批农村青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农业人口70%为年老的,完全依靠农业为生的只有16%。“农业协同组合”开展对农民技术指导和贷款、存款,农户的机械化已很普遍,2.5马力的插秧机(16万日元)、6马力的手持拖拉机(15万日元)、喷雾器等被广泛使用。对代表团来说感到“新鲜”的是,上世纪50年代日本粮食已基本自给,但随着对美国贸易出现顺差,美国压日本进口美国小麦,加上1967年起日本连续三年获得年产1400万吨粮食的好收成,日本政府1971年起决定减少农村水稻种植面积,一部分水田实行休耕,政府给予补贴,同时大力发展水果、蔬菜种植。1972年日本进口600万吨美国粮食,改变了日本人民的耕作和生活习惯。
以上所用数字,主要是根据笔记整理的,个别数字可能不够准确。
周总理在代表团访日前夕,同代表团交谈了三个多小时,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已患癌症并在3月刚做了第一次手术。
我要感谢代表团成员杨振亚(曾任驻日大使)和陈永昌(曾任中日友协副会长)对我撰写这篇文章的协助。
(作者为中共中央联络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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